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民族文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以保護民族文化之名行追求經濟利益之實，這是很多民族旅游企業的真實寫照。雖然單純出于保護民族文化之目的來開發民族旅游的企業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但以保護民族文化的名義單純追求經濟利益卻無疑也是讓人難以接受的，它不僅使民族文化在社區居民的美好期待中轉瞬成為經濟理性的工具，而且更嚴重的是，它深深地傷害了社區居民的民族情感，這種傷害顯然違背了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須持守的底線倫理原則，即不傷害。“按照康德的絕對命令，一種行為是道德的，當且僅當該行為準則可無條件普遍化。照此，傷害他人的身體和精神從而引起疼痛和痛苦的行為，就不可能成為普遍化的準則。因為如果承認這是一個普遍化的準則，就等于允許別人去傷害他自己。所以，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傷害是人類社會所不能接受的。”不傷害倫理原則是基于人的脆弱性而提出的，人的脆弱性不僅表現在人的生理方面，人的心理和精神方面也同樣脆弱，甚至更為脆弱。而由人所組成的民族和由民族所創造的民族文化在受到沖擊和面臨傷害時，其脆弱性也暴露無遺。民族旅游企業對社區居民民族情感的傷害屬于精神的傷害，雖然不像經濟利益等物質層面的傷害那樣顯見，但這種傷害更深入，更具殺傷力。民族旅游企業到民族社區開發旅游項目，雖然會對民族文化帶來一些影響，這些影響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但企業至少應確保其自身的開發行為不會對民族文化及其主體社區居民的民族情感造成傷害，這也是保護民族文化責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連這一最低要求都不能達到，企業所謂民族文化責任便是欺世的空談。保護總是包含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責任之意味，也正因為如此，更加重了強勢群體的責任負擔。在民族旅游中，企業顯然處于強勢地位，而民族社區則處于弱勢地位。民族旅游企業對民族文化的保護就凸顯了強勢對弱勢的責任。這也就意味著，企業因為強勢而對民族文化的保護責任更顯重大并不容推卸。然而，強勢與弱勢又總是相對的，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漢族豈不也是弱勢?所以，不傷害原則是適用于所有人、所有群體、所有民族的。其實，強勢與弱勢本身可視為被一些所謂“睿智”的人們制造出來的“事實”，并在此“事實”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價值”推論:民族之間和民族文化之間“應該”是平等的，強勢“應該”幫助和保護弱勢，等等。照此推理，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的漢文化在美國人的眼中同樣也是需要保護。“正如我們很少聽見少數民族對漢族說要保護好漢族的文化，但卻可以聽到美國一些學者在中國的講壇上大發宏論說要‘保護好漢文化’一樣，這和我們冠冕堂皇地對少數民族說要‘保護好少數民族文化’的言論是同出一轍的。”如果按照“強－弱”的思維模式，中國的漢文化應欣然接受美國的保護，猶如中國的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應欣然接受漢族的保護一樣。但顯然，這樣的“宏論”是在中國五十五個少數民族面前“強勢”的漢族所不能接受的，也使漢族深感“受傷”。如果“強－弱”的對比是一個事實的話，也應更多地被理解為或被看成是經濟方面的差距，而這一差距與文化無關。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文化并無強弱優劣之分，無法也無需做出這樣的區分。因此，對任何民族文化的保護責任應該是對所有民族而言的，不存在所謂強勢對弱勢的保護，這是在民族旅游中企業對民族社區的民族文化的保護責任方面首先應明確的價值觀念，因為那種以“強—弱”思維為模板所塑造出來的價值觀念已經造成了，如不加以糾正，還將繼續造成對所謂弱勢的民族文化及其主體的民族情感的傷害，而這樣的傷害是應被制止和禁止的。履行保護民族文化的責任，首先應摒棄傳統的所謂強勢對弱勢的居高臨下般姿態的保護的誤導性價值觀念。這種對民族文化保護的不應有的姿態，本身就已經潛在著對民族文化傷害的可能，且易造成對民族情感的傷害。摒棄這種誤導性價值觀念之后，民族旅游企業將會發現，其所肩負的民族文化保護責任實在是責無旁貸，義不容辭，因為它所保護的民族文化與任何其他民族文化都是平等而應受尊重的，是整個人類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全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根據利益相關程度的不同，可以將民族文化旅游企業的文化保護責任的對象分為直接對象與間接對象兩類:(1)直接對象:少數民族。原因在于少數民族是其傳統文化的直接創造者與所有者。(2)間接對象:人類社會。這是因為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已成為人類共同的社會財富。”也就是說，民族旅游企業對民族文化的保護既是對作為民族文化主體的該少數民族負責，更是對由具有差異性文化傳統的各個民族所構成的人類社會負責，其倫理價值無疑遠遠超過因為保護民族文化給企業本身所帶來的經濟收益，這一倫理價值不是用經濟價值能夠衡量的。

二、政府民族文化責任

政府應在民族旅游中對民族文化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呢?這不是一個通過豐富想象力想象出來的理論問題，也不是一個需要通過嚴密推理推導出來的問題，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現實問題。民族文化就在民族旅游中，政府若只關注民族旅游的“表”，而看不到民族文化的“里”，這肯定是不負責任的搪塞推脫之辭。政府的責任是通過政府官員的行政責任表現和展現出來的。政府官員的責任，用傳統的說法就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開發民族旅游的經濟相對落后的民族地區，民族文化是優質的脫貧致富資源。當地政府官員的責任就是盡最大努力保護好這一能夠造福當地民族社區居民的寶貴資源，并將其發揚光大。這不僅是政府官員對其為官一方的負責，也是對這一方所孕育和蘊涵的豐富獨特而又異彩紛呈的民族文化負責，不僅是對民族文化的當下負責，也是對民族文化的歷史和未來負責。但政府畢竟也是民族旅游中的一個重要的利益相關者，其相關利益同樣是通過行政人員的行政行為得到反映的。民族旅游既是一項文化活動，也是一項經濟活動。對于民族旅游者來說，他們到民族旅游地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希望能夠體驗到民族旅游的開發者、經營者以及民族旅游的社區居民為其提供不同于其慣常地的“文化風光”，而不是令人沮喪的似曾相識的“千游一面”。對于當地民族社區的居民來說，他們希望通過民族旅游將自己民族的特色文化向旅游者，并通過旅游者向世界展示和呈現出來，在獲得經濟利益回報的同時，也收獲只屬于他們的那份強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對于當地政府行政人員來說，他們希望通過發展民族旅游，一方面可以提高當地民眾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他們的政績指標。如果關系協調，統籌兼顧，各利益相關者均可從民族旅游中有所獲益。政府究竟應在民族旅游作為商品消費的活動與文化體驗的活動之間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當然，理想的情況是對二者的兼顧，使二者各得其宜，各如所愿。鑒于政府在社會中所擁有的強勢地位及其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在民族旅游中充分發揮政府對民族文化的保護至關重要，這既是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能，也可被視為政府不容推諉的道德責任。民族文化攸關民族旅游發展能否持續有力，以及民族地區經濟社會運行能否健康有序，可見政府所肩負的民族文化保護責任之重大，影響之廣泛，意義之深遠。民族文化的發展與變遷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符合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的。政府所能做和所應做的就是順應需要，因勢利導，充分利用民族旅游的良好機遇，既促進民族旅游經濟的增長，又促進民族文化的良性發展與變遷，實現雙贏乃至多贏的局面，從而為責任政府的執政理念交上一份取信于民的滿意答卷。“在對待民族文化的發展與變遷的時候，應該充分尊重本民族對如何繼承發展自己文化傳統的意愿，特別是充分理解各民族文化在漫長歷史發展中形成的自我意識和自身特色，讓各民族自己決定文化保護、傳習和發展的路該怎么走。這不僅是道義上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良性發展的需要。”畢竟，各民族自己是本民族文化的發展與變遷的主體，民族文化在他們身上一脈相傳，源遠流長。他們有權根據自己民族文化的發展歷史、自我意識和自足特色選擇如何在民族旅游背景下保護、傳習和發展。這樣的權利是不能被剝奪的，因為一旦被剝奪，就意味著不能自主，而一個不能自主的民族是名存實亡的。對于政府來說，將選擇民族文化的保護、傳習和發展的道路的決定權交給各民族自己而不是代替或僭越他們做出決定是明智的，而這樣的明智既是政府民族文化責任的體現，也是政府對各民族充分尊重的表達。“值得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尊重，并不是指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相互尊重這樣一種所謂‘微觀倫理’的問題，而是指政府機構、作為整體的社會組織對公民是否尊重這樣一種‘宏觀倫理’的問題。人們關心的不只是尊重準則所包含的道德價值的內涵，而是社會公民不被政治機構所侮辱的這樣一種道義上的權利如何能夠在政治上得以保障以及如何使這種保障得以機制化。”顯然，這里的尊重，含有對政府為實現公民道義上的權利而提供機制化的保障的道德要求。作為民族旅游中各民族文化之主體的各民族成員就擁有這樣的權利。從消極意義上來講，這首先是一種不被侮辱的權利。所謂被侮辱，通常是指處于弱勢地位者在面對處于強勢地位者的無端或無理侵犯時的無可奈何和無力反抗的一種狀態。具體到民族文化的保護、傳習和發展的道路選擇問題上，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強勢對其做出干預，而處于弱勢的預民族則顯然是既無可奈何又無力反抗的。但這樣的干預對該民族來說即意味著侮辱。政府首先應避免這一情況的發生，否則其合法性就應受到質疑，因為一個對其所治下的民族進行侮辱的政府的合法性無論如何都是成問題的。從積極意義上來講，政府應通過為民族文化的保護、傳習和發展的道義上的選擇權提供機制化的保障，來體現政府對處于民族旅游背景中和影響下的民族文化之主體的各民族自身的尊重。政府民族文化責任，正是在政府對民族文化的不侮辱的消極責任與為民族文化提供體制化保障的積極責任的踐履中得以實現的。

三、社區民族文化責任

篇(2)

1、現代傳媒沖擊、消解了傳統民族文化原有的傳播邏輯

（1）現代傳播方式對傳統信息傳播方式的沖擊。現代傳媒以其跨時空、信息高度密集、傳播面廣、輻射力強、社會功能顯著等優勢逐漸得到廣大少數民族的接受和認可，成為民族地區少數民族信息溝通的主要方式，已有千百年歷史的口耳相傳的人際傳播或群體傳播等方式已降至次要地位。②以喜花鼓《黃四姐》為例，在傳統的傳播方式中，只能通過現場演唱這種一次性的文化消費，影響范圍相當有限。而如今，電視現場直播、微博微信的現場分享、網絡視頻分享及鏈接，可以讓不同地方的不同愛好者隨時欣賞到這一特色文化，并把這種民族文化傳播出去。

（2）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的碰撞。文化傳播具有優勢擴散的特點，因此，優勢文化具有較強的傳播力。現代傳媒傳播的是大眾文化，這種優勢、主流文化對于少數民族地區完全是單向的信息傳輸和文化植入。當現代傳媒所傳播的文化并非當地的本民族文化時，也就在悄然解構著該民族的傳統文化。如今，對于現代傳媒的接受和習慣慢慢改變了當地人們對本民族文化的堅守，越來越多的人對本民族的傳統已經麻木甚至丟棄遺忘，傳統民居、服飾和節慶等文化就在這看似喧囂的現代浪潮沖擊下逐步瓦解，甚至消失。

（3）現代傳媒可以將民間記憶轉化為媒體記憶，完成“文化修補”。民間記憶與媒體記憶，是指兩種不同的文化傳播方式。相對于前者，媒體記憶可以利用媒體挖掘并完整的將某地區的民族文化保留下來，從而實現更大范圍的傳播，增強傳播效果。在這個過程中，媒體也并不是把所有的文化活動都記錄下來，而是會經過文化篩選，逐步修補甚至還原民族文化。以建始縣的絲弦鑼鼓為例，當地分為南鄉、北鄉絲弦鑼鼓，由于地域保守思想，他們在傳承上具有不完整性。而媒體記憶就很好的彌補了這一點，通過對南鄉和北鄉兩種不同的表演方式進行分別深入挖掘，并通過媒體展現在世人面前，這就間接彌補了民間傳統傳承方式的保守性的弊端。

2、現代傳媒在民族文化生態嬗變中的角色——現代化的推動器與加速器

現代傳媒正在以一種非強制性的方式改變著湖北武陵山區少數民族的價值觀、生活和娛樂方式，不知不覺中為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嬗變構建著話語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武陵山少數民族地區原有的文化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認同等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地方性，變得更加開放，并慢慢與整個社會文化的動向達成一致和協調。對于這種文化轉換，日本學者主內郁郎把它稱為“原有文化的消逝”③。所以，湖北武陵山片區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正在受到以電視和網絡為首的現代傳媒的解構，其民族文化正經歷著一個嬗變的過程。

（1）部分特有的民風民俗逐漸消失，現代傳媒推進了民族文化的商業化。據我們了解，在武陵山少數民族地區，民俗文化活動和節日眾多。例如每年農歷七月七號舉行的女兒會等等。然而隨著現代傳媒的興起和滲入，《非誠勿擾》、《百里挑一》等相親類節目大火，深受廣大年輕人的喜愛與推崇，與此同時帶來的卻是土家族傳統女兒節的“變味”。換句話說，隨著現代傳媒的滲透，湖北武陵山片區少數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正加速著商業化的發展道路。

（2）網購興起，少數民族服飾已非主流服飾，現代傳媒推進了民族文化的社會化。這點在購物習慣和服飾上尤為明顯。武陵山少數民族地區的居民們最早都是通過自給自足來滿足生活需要的，后來逐漸通過市場購買。而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網購，并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甚至很多中老年人也都學會網購了；在服飾方面，幾乎全面漢化，少數民族服裝已非主流服飾。美麗的婚紗、帥氣的西裝、舒適的休閑服等等，每時每刻都充斥在各種熒屏上，電視和網絡無時無刻不在宣揚著現代服飾的時尚和方便。相反，輾轉各個街區，專門賣民族服飾的店鋪幾乎沒有。

（3）傳統吊腳樓消失，代之以整齊的樓房，現代傳媒加速了民族地區的城市化。在武陵山少數民族地區，土家吊腳樓一直以來以清爽、簡潔和不懼山區地形的優點為我們所知。如今，隨著現代媒體傳遞并勾勒著一幅幅現代都市化的生活畫面，人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希望過上這種城市化的生活了。所以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武陵山區，保留完整的土家吊腳樓已經很難見到，即使有也是非殘即破。現如今的湖北武陵山少數民族地區，無論是市鎮還是鄉村，已然是在朝著現代化的道路前進，民族文化的現代化步伐已不可阻擋，而現代傳媒正是這次現代化建構的推動者。

3、結語

篇(3)

中國是多民族聚集的國家，得益于本民族文化傳統的滋養，各民族、民間藝術種類繁多別具特色，地域性構成民族區域的文化標志，塑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性格，代表著人們的生活習尚，體現出濃郁的民俗色彩和地域風情。如陜北剪紙，東北皮影、蛋雕，徽州三雕，河南的年畫，唐卡等，④透過不同形式的民間美術，人們可以窺探到不同民族、區域的民間禮儀、民俗風情、審美情趣。內容豐滿形式多樣，原汁原味的自然流露，隨性而質樸的表現風格，具有感人的力量，超越時空的藝術魅力和鄉土情結。在海納百川中匯入華夏文明的源流。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作為北方的畫家，應著眼于北方的人文景觀地域特色，在我國北方，流人文化、鶴文化、冰雪文化、工業文化包含著東北特有的生態文化資源，是歷史發展的人文印記，“鶴”被譽為神鳥，生態鳥、吉祥鳥，它以形態之美、色彩之美、聲韻之美而著稱。它的姿態優雅、本色天然，在蘆荻雁蕩生生不息，群鶴翔舞蔚為壯觀。鶴已成為北方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是一座城市的精神養分。白山黑水的冰雪世界孕育了北大荒版畫，冰雪文化構成東北最具品牌的旅游產業，演繹為城市的文化氣質。紀念冊、旅游工藝品、攝影、雕塑、浮雕、壁畫等，作為公共空間藝術從題材到形式是城市文化的標志和符號。北方的畫家應更加關注北方的地域民俗中典型化的原始生態，地域性的民族、民間藝術獨有的人文風情。北方，沼澤湖泊、沃野千里，南方多石林舟橋，湖畔觀荷柳暗花明，北方多森林平原，白山黑水冬花雪韻。北方的樺樹皮制作的工藝品以天然本色、自然肌理與精美手工藝巧妙結合，盡顯天然氣象，北方的達斡爾族、鄂倫春族的田園漁獵生活，體現了人與自然天地和諧共生。馴鹿、帳篷、雪橇，不懼寒酷的生活，就是他們與世相處的存在方式。他們使用的弓箭，取自天然，造型精美，手工技藝精湛，以獸皮自作服飾，傳統飾品、一派天然本色。達斡爾人的服飾圖案精美、巧奪天工，刺繡結合裝飾工藝，裝飾紋樣體現了民族的傳統寓意。這些都是歷史和文化的寶藏，也是創作的重要素材，各種精湛的技藝和他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創意在民間散發出異樣的光彩，作為藝術家要看到生活的地方，那些即將被人淡忘的地方，那些漸行漸遠的風景。自然本身并非藝術，但真正的藝術來自于生命體驗，離不開我們的精神家園。在我國南方，民間工藝特色濃郁，例如石雕、磚雕、浮雕，其根基發源于民間，雖然形式樸素卻極富創造智慧和工藝之美。徽州文化滄桑的歷史風貌，在尋常巷陌中所散發出的人文氣息，蘊藏在雕梁畫棟之間，引發無限的思古幽情。木雕、石雕、磚雕堪稱三絕，徽州三雕早已名揚天下。傳統的建筑雕刻裝飾，從結構上重視牢固與美學協調統一，飾以雕刻的地方極為講究，形象與色彩皆自然得體入理入微，常以材料本色別具匠心。木雕上的松石、云泉與奇花異草、來自民間的傳統，就是徽州典型地域形象。徽州文化具有程式化、符號化的美學特征。濃郁的徽派建筑在造型上別具特色，融化在整體環境之中，白墻青瓦、古樸淡雅，特別是木雕藝術，歷經工匠打磨雕琢更為華美典雅，身臨其境，令人留連忘返。三分精美，七分儒雅的古舊浮雕，構筑成立體的景觀空間，令人感嘆！徽州民居依山傍水，風水布局、修竹茂林、相互掩映，從自然天成的環境到人工配置的山水林木，總是和建筑雕刻渾然一體自成格調，民居的前庭后院飾以庭園植物、花草，粉墻以磚雕，石雕、花窗為裝飾，石磚鋪地，曲徑通幽。馬頭墻綿延起伏，錯落有致、形式獨特巧奪天工，使建筑、山水、花木相得益彰，宛若詩意的田園，顯示出園林化的格調，達到了建筑功能與審美的和諧統一。濃郁的地域的民俗風情，也是木雕中題材內容的來源，即便是人物為主的木雕，其襯景，也是從徽州園林中攝取精華，汲取了山區古老村落獨有的靈秀氣韻。徽派建筑成就令世人矚目，雕梁、斗拱、門廊、窗欞、均以平雕、浮雕、鏤雕作裝飾，恢弘而大氣。內容多以花鳥蟲魚為題材，或以戲文故事借物喻人。祥獸蠢蠢欲動，方寸之間寄托著達官仕子躊躇滿志的情懷抱負。其中獅子象征飛黃騰達、魚和蓮花寓意連年有余。成串的葡萄代表子孫繁盛。枕和蝙蝠象征著四季吉祥。徽派建筑門樓多以水磨青磚、石雕青瓦裝飾，造型別致酷似漢字的商字。民居多以木結構為主，天井書齋、內堂高大，門窗為鏤空雕刻，工藝繁復精巧。早年內院串通，據說可以穿堂入戶雨不濕杉。小溪沿山腳由東而西、彌漫著青灰色調，紅燈高掛、古韻猶存，極為賞心悅目。鄰里旅人談古說今，伴著四溢的茶香、挑夫的木履，置身其中仿佛時光倒流，令人回到歷史的深處……流連于古鎮西遞，可謂移步換景。胡氏宗族營造的邸宅家院、古道民風，雖歷經風雨洗盡浮華，卻更顯歷史悠久，古樸典雅。這里曾孕育了無數飽學之士、文人墨客。在茶樓面鋪，綿延伸展、高低錯落的古老村落中，依稀可見昔日的繁華。明德園、流水人家、胡氏宗祠、應福堂、老屋子錯落有致、鱗次櫛比。徽派建筑白墻青瓦、檐角飛翹、處處獨具匠心。徽派經典結構樣式其實都源自于民間藝人的杰出智慧與發明創造。

二、民間藝術的的精神世界

宗教與世俗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宗教源自于古老的民間傳統和精神信仰。各民族生活習俗與各不相同，但宗教情結，卻深入民間，衍生為各種文化形態。以對神靈的尊崇與供奉、祈愿，獲得神靈的保佑庇護，在民間建有大量廟宇、傳播教義、朝圣祭祀表達民間信仰等。民間藝術中的宗教形式，目的是為宗教服務的。民間藝術并非宗教藝術，但二者又有著內在的聯系。民間藝術中有眾多的題材內容與宗教有關。佛教故事內容大量留載于世，包括建筑、祠廟、浮雕、宗教題材的民間壁畫、建筑墻飾和工藝品，描繪出超脫世俗的天庭境界，反映了民間對宗教的神圣敬畏。自唐宋到明清，敦煌、龍門、永樂宮、法海寺等代表作，都體現出宗教對世俗生活的巨大影響，也寄托著民間文化中的“宗教情結”。中國的傳統壁畫的宗教內容主要是表現佛祖的修行歷程、佛法記述的本生故事，天庭世界的蕓蕓眾生，使人沉迷于想象的世界獲得超脫，令信仰者頓生修行信念。風格上往往氣勢宏大、富麗堂皇、色彩華美、畫工精湛。據學者研究考證：敦煌壁畫樂舞包括天樂和俗樂。天樂寄托對天國的幻象，展示出佛教世界的繁華，俗樂表現了世俗世界的歡場，具有濃厚的宗教意味。實際上，宗教作為統治者的精神工具有其獨特的社會功能，但作為文化傳統，在各種形態的民間藝術中也傳播“普度眾生”的慈悲情懷。因此在世俗社會影響深遠。最豐富的想象都來自于民間。歷代的工匠、畫師以想象和智慧為宗教的傳播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早已突破了民間畫工與藝術家的界限。建筑是造型與結構的藝術形式，門庭寺院在民間的廣泛設立，作為面向社會開放的場所，為信仰者提供了求神納福的場所，營造出濃厚的宗教氣氛。建筑構件的鋪排組合、美化裝飾，屋檐斗拱、瓦當門樓、匾額磚雕、風水布局、院中其他雕刻裝飾等都有特別的講究。民間藝術的祭祀供奉與民間宗教有關的裝飾藝術，如各類神像、祖先像、祭祀物品。它們往往按照傳統的規范樣式進行創作，在人物的造像、比例設色、裝飾配置等方面，都有嚴格的法度規范。在民間各類神像家喻戶曉，民間藝術中的宗教題材，所表現內容除了佛教、道教外，也包含了流傳民間的原始宗教、他們或來自于圖騰崇拜、祖先信仰，或是歷史故事、人物傳說、神話名錄的經典傳奇，又結合了外來文化的影響，內容極為豐富，天地神靈與人生活有關的神祇在民間廣為祭奠。隨著社會的發展，有時民間藝術也出離宗教藩籬、轉向世俗化，強調實用功能裝飾效果與審美效果。它所呈現的，是一個充滿浪漫想象、世俗趣味的文化精神世界。

三、解讀民間藝術的審美特征、象征性、隱喻性、裝飾性

在理論總結、梳理后我們發現：民間藝術來源于生活，植根于情感，生長于傳統文化的豐厚土壤。因此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觀念決定形態，藝術作為精神世界的支撐，在中華民族的文化立場中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倫理觀念持續發展，在各種藝術形式中都體現出和諧、圓滿、豐收、吉祥的精神氣象。深入到漢族吉祥文化印記中。在持續的演繹發展中，編結了文化根脈發育生長的基因。世上沒有什么東西憑空而來。民間的各種造型元素都有發源的根脈，可謂意味深遠，從普遍意義上，龍被喻為告天命者，成為華夏民族的精神象征，漢文化的精神圖騰。龍鳳呈祥代表天地之間陰陽調和，每逢年節，舞龍、舞獅成為漢族獨特的人文景觀。饕餮被喻為神界的主宰，來自于獸首紋樣的復合變異，象征統治者的威嚴，在商代是權貴與身份的象征。這類復合紋樣在青銅器上的尊、鼎、爵等器物上綻放異彩，表達了莊嚴、獰厲之美。石獅被譽為神獸，獅的造型莊重威嚴且成雙成對，作為宮廷宅院的重要裝飾，昂然肅立驅邪鎮宅。蓮花與佛教故事緊密相連，民間信奉佛祖、觀音菩薩救苦救難、普度眾生，成為民間世俗化的精神信仰。花鳥蟲魚、裝飾手法蘊涵了濃郁的地域特色，再飾以彩漆做舊更加天然古樸。鳥和魚與每個人都密切相關，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魚在各種藝術與題材中都是民間熱衷的主題，魚的造型被民間藝人表現得情態躍動、生趣盎然，早已深入人心。這些技藝傳承的傳奇故事，不斷演繹變幻，出現在各種藝術作品中，成為研究民間文化的活化石。來自民間百姓的平實生活圖卷，也是歷代藝術家們關注的題材，為我們的創作提供了大量的參照和圖式信息。這些元素帶有濃郁的神秘色彩和精神象征以及文化符號特有的內涵。這些平淡事物衍生的圖示語言，對我們今天的藝術創作帶來了無限的靈感和啟示，對今天的藝術創造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民間藝術蘊涵文化思想，代表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普世價值觀，充滿人文關懷，是一部圖像學的百科全書。

四、保護與發掘———關于復興民族、民間文化的思考

篇(4)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融合匯聚、共同創造、不斷發展的文化共同體。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賡續綿延數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無論在哪里，“中華民族”這一名稱定能喚起炎黃子孫強烈的民族文化歸屬感、認同感和自豪感。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亙歷千載環袤五洲，依然顯現著其強大的民族凝聚力，蘊積著強盛的民族文化發展動力。

民族文化發展的動力表現出三個主要特征，即對自身文化傳統的繼承發展、借鑒吸收外來文化并進行適應本體文化需要的選擇和汲取、以及順應時代和社會發展要求而進行的會通創新，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過程。

1、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與凝聚力

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體現為其民族精神。“文化傳統是不死的民族魂。它產生于民族的歷代生活，成長于民族的重復實踐，形成為民族的集體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簡單說來，文化傳統就是民族精神。”(3)

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說：“陽光包含七種色彩，世界也是異彩紛呈。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都有自己的長處和優勢，應該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進步。”他講到中國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主要有團結統一、獨立自主、愛好和平、自強不息等，“一是團結統一的傳統。中華民族是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從遙遠的古代起，我國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緊密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共同開發了祖國的河山，兩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員廣闊的統一國家。悠久的中華文化，成為維系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牢固紐帶。”

什么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傳統，古往今來并無統一的標準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們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榮的剛健自強精神。又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我們民族不斷進取的變革意識之寫照。《大學》中有“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斷創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練表述。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4)顯示了我們民族不向惡勢力低頭的英勇氣概。孟子的“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達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6)、“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7)、“親仁善鄰，國之寶也”(8)、“儉節則昌，佚則亡”(9)、“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0)等等，都是中華治國方略的集粹；而“茍利國家，不求富貴”(11)、“務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諸葛亮《后出師表》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馬篇》的“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陸游《病起書懷》的“位卑未敢忘憂國”、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匹婦有責”等等，都是歷代憂國之士的豪言壯語。從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陽樓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文天祥《過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則表達了中華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這些無不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為追求和實現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質，無數仁人志士不畏艱險、勤于探索、勇于實踐，流血捐軀在所不惜。但是，也應看到我們民族既有融匯百川的氣概，也有唯我獨尊的心態；有變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舊的習慣；有兼容并包的傳統，也不排除“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狹隘襟懷。

中華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蘊積為其強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現為獨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語言習俗、歲時節日、生活習慣、倫理道德、、行為準則、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思想意識、心態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體現。通過信任、交情、面子、和諧、互惠等人際交誼，建立起民族認同的聯系網絡。以吃苦耐勞、艱苦奮斗、勤儉節約、克己忍從、自強不息、忍辱負重、剛健奮進、威武不屈、自勉自勵、堅韌不拔、謙虛謹慎、克勤克儉、仁義忠孝、尊老愛幼、團結互助、以和為貴、尊師重教等優秀民族精神的傳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是漢民族與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歷史產物，也是儒家文化與諸子百家思想學說兼容匯通的結果，并在與外來文化的撞擊、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斷光大拓揚和演進發展，從而不斷增強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創造力。

歷史證明，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其強盛發達國泰民安的時期，往往就是政策開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齊放的時期。固步自封意味著保守落后，封閉瞞頇必定落后挨打，開放創新才是民族興盛文化繁榮的契機。中國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榮是各民族平等相處相互尊重的結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獨立個性和存在價值，促進各民族間文化的相互溝通和交流，才能取長補短不斷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發展的推動力

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就是漢族與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對外開放的文化交流史。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時代差異外，還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異，在數千年中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長期地、不斷地交流、滲透、競爭和融合。因此，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是具體的、歷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層次的立體結構。

中華民族文化是各區域、各民族文化的薈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發展的推動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間及民族外兩種類型。古代社會的文化交流受到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國內民族與地域間的交流。漢族與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彌民族的文化差異，而是民族文化認同的結果，文化認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創新和發展過程。中華民族間各民族的認同、親和與交融，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從遠古時代就開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間的接觸，無論表現為交易、和親、聯盟的友好方式，還是掠奪、復仇、征服的沖突形式，客觀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擊觸發與交流影響，有利于促進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積育了民族文化發展的養分與動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進了中華文化的發展。無論是傳為民族融合佳話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還是民族政權紛爭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滿族一統中華，都是中華民族共同發展的歷史軌跡。

我們曾個案研究中國歷史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時期──“宋遼夏金元”。作為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沖突與融合的重要歷史時期，既不同于“三國”漢族政權的鼎足對壘，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國”民族政權喋血爭雄或南北朝的對峙逐鹿，又與“五代十國”的征戰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戰與融合、破碎與創新的史實情景起伏跌宕，勾畫出處于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匯成同一幅波瀾壯闊的民族文化發展的宏偉畫卷。置此四個半世紀于歷代文化沿革脈系，大體依循文化發展的物質、制度和精神的結構體系，從科技文明、禮制風俗、文字教育、文學藝術、、學術思想諸方面，通過對民族文化與時代特征的闡釋，展現中國歷史上最為復雜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異并存的重要時期。高度發達的兩宋文化居于主導，與各具風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繪織出中華民族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與民族間交流融匯的場景，體現為多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文化的發展歷程。(13)

應當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發展，呈現文化發展的主導性傾向，中原漢族文化的高度發達，構成對少數民族及區域文化的涵攝同化力。居于發達地位的民族自覺不自覺地產生民族優越意識，也釀就了文化優越感，以“華夏中心”自居，或強調“華夷之辯”的理念，以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稱謂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礙。沒有民族平等，就談不上相互學習和交流，這在歷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訓的。發達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識，成為平等交流共同發展的阻力，成為進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個重要原因。不能忘記“天朝上國”的傲慢昏聵與“閉關鎖國”的封閉愚昧，曾帶給中華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著血與火的民族欺辱，留給我們災難深重的史證遺痕。

3、兼融會通是民族文化綿延的內驅力

作為世界上惟一延續千載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她是在一種封閉持恒的“超穩定結構”中“長期延續”。其實不然，中華民族文化的兼融會通特質成為民族文化綿延的內在驅動力。

居于中華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爭鳴”而催生，與釋、道之學辯詰交流而發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學歷數千年流變、演化，直至，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導地位。地不界南北、時不限千年、人不論朝野、族不分“華”“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結構的深層積淀，表現出強大的文化會通和整合功能。但這并不等于說中華文化只有儒學一家，春秋戰國儒、墨為顯學而諸子并立；秦代“事皆決于法”而漢初大興“黃老之術”；隋唐盛佛學、宋明興理學而“三教合流”……。僅說儒學，孔子歿后，“儒分為八”；新儒學也有程、朱、陸、王之別，何況還有“荊公新學”、“浙東之學”、“泰州之學”等先后并立。確切地說，從不存在“獨此一家”，即便在儒學立于“獨尊”的漢武帝時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過“儒術”，而時政多用法家學說，所用之人桑弘羊、孔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皆法家主張。更何況歷代統治不外“內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雖無絕對的“儒一家”，卻并不影響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漢族文化在與兄弟民族的文化長期交流、學習、兼融中得以增加養分，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就是不斷兼采眾長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會通過程，成為文化綿延的強大內驅力。在漢民族為主體的民族文化體系建立之后，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絕非各少數民族單純喪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漢族的過程。各地方言、民俗、習慣等等的差異，都可視為中華民族共同體中若干民族特性的歷史遺跡。這是中華文化綿延數千年，大而彌德、久而彌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氣和土壤，有自己的載體和靈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以及尊重和學習其他文化的義務；都有繼承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與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進行發展創新的責任；也有共同繁榮人類文化進步的歷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發展雖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卻同處并存相互聯系，都是其內在調制與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結果。任何一種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靜止和封閉的狀態中發展，都是其內在的新舊更替、進步發展的矛盾運動和外部的文化觸擊沖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創新是民族文化長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基本特性集中體現為文化的內在調制與外在互感功能，通過涵延傳播、汲取更新來實現新文化建設。開放與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動因，整合創新是民族文化長存的生命力。

中華民族內的學術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間的交融會通是民族文化發展的強大動力，而與外來文化的撞擊吸收、整合創新是其強勁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認為中國也有“開放”的傳統，彪柄史冊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華文化主動向外交流主要經歷了三次：從西漢張騫、東漢班超通西域，晉法顯到印度取經、唐玄奘西行、鑒真東渡，到明代鄭和“七下西洋”，都是中華民族積極的對外交流。此后國門更進一步打開，反映了國人“睜眼看世界”的強烈愿望。(14)

中華傳統文化發展史中汲取外來文化，先后也形成幾次：漢唐時印度佛教文化的傳入，唐宋時阿拉伯文化的東漸，明清之際西方耶穌會傳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沖擊，都是中華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大規模交匯。(15)

外來文化的傳入為中國傳統文化注入了新養分。例如光輝燦爛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與西域文化的結合，也是中華文化與中亞、西亞以及其他文化的匯聚，更是兼融會通各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若再從李唐統治者是否有少數民族血統來分析其政策面，則不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連血緣都有融合的趨向。然而，吸收外來文化進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創新，并沒有改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特質，卻為之增進了新鮮養分。諸入佛教文化與傳統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辯與宇宙生成的探索，將傳統儒學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產生了新儒學即宋明理學。再如，西方傳教士的東來，并沒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學正統，卻帶來天文、數學與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沖擊，有助于中國近代的啟蒙和步入現代化的進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文化總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齊放才會發達昌盛。

二、民族文化發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價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兩個密切聯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著一種文化，而文化則是構成民族的要素。”(1)本文在兩個層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對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華民族，再一是具體用于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

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屬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間和具體的歷史時間之中，蘊涵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這一文化發展的時代性質。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現有別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質，又依其時代性而融匯成人類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自身發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傳承積淀與特定地域文明的特點，表現為該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類型。時代性則體現人類文化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發展由低向高的發展方向和文化之間傳播、交融與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關系，表現為人類文化發展階段的標識和特定的文化類型所展示的時代風貌與精神。

民族性與時代性統一，民族性存在于時代性之中，時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絕然獨立的文化屬性。正由于二者的統一，衍生出文化的整體性與獨立性、連續性與階段性、自主性與互賴性、兼容性與選擇性等等的有機共生。這些特性又表現為民族意識與全球意識、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統一。民族意識是民族文化的本質特征所在，全球意識則從世界和人類文化發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視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個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時代精神則代表人類文化發展的方向和歷史演進的階段特征與風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較好地結合其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不斷地更生創新，既能保持和發展其優秀的文化傳統，又能積極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實行這樣的文化創新，就要對本民族的文化發展進行歷史的、客觀的甄別認識，存其精華，創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適應時展的需要。這樣的文化創新，必須立足于全球意識的高度，從人類文化發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發展與創新。因此需要積極借鑒和吸收人類進步文化，并能與本民族文化發展的實際需要有效結合。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的共同體，中華文化也是一個多元的復合文化形態，構成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個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發展史。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漢族文化與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華文化的共性，同時又保有自己的民族個性，在祖國的百花園中各顯異彩，使中華文化絢麗多姿。中華各民族雖然經歷各異、發展階段也不同，但隨著祖國的現代化建設，民族團結的加強，各民族的共同進步，是必然的歷史趨勢。繁榮各民族的文化，推動中華民族的文化建設，是各民族的時代任務，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

民族性與時代性統一，要求文化建設必須堅持改革與開放相結合的原則。文化的民族性，決定了改革是中華文化繼承與發展的根本途徑，弘揚優秀的文化傳統，是文化現代化的重要步驟；文化的時代性，決定了開放是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為人類文化發展做出貢獻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與主導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種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與傳承延續、傳播吸收等特性；主導性則是指文化的多元復合結構中，必然呈現該文化的主導傾向，包含明顯的價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與主導性并存，反映著文化存在的結構特性。文化是一個涵延廣博的概念，有其豐富的內涵，諸文化因素多元交匯，文化傳統的歷史延續同文化發展的時代新質共集于一定的社會空間。文化創新是以一定的優秀文化傳統之弘揚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獨創出來；并且，文化演進還是文化發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過程。正是在繼往開來與傳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實現適應時代要求的新發展。

從文化的涵延性來看，獨具特色的中華文化發展非常典型地證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觀存在。中國傳統文化無論從悠久的歷史傳承還是從廣博的豐富內涵以及遼闊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鮮明的典型性。中華文化是各區域、各民族文化的薈萃，中原華夏文化與帶有區域特征的吳越、巴蜀、荊楚、齊魯、燕趙、嶺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時又是和蒙、藏、回、壯等五十多個民族的文化共生演進的。中華文化既是華夏民族與周邊民族文化交融的結果，也是儒家文化與諸子百家學說思想兼容并進的發展過程。從文化的主導性而言，中華文化歷經數千年不衰，其交融會通的強大生命力之中，展現出立于主導地位的、與時展相適應的文化特質。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發展──歷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等各時代的交融、整合、演變，一直居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主導地位，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導性特性。

就文化發展而言，影響主導性的有各種因素，如受時代的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影響，同時還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約。從縱向的文化傳承來看，主導性離不開文化傳統的繼承發展；從橫向的多元交匯來說，主導性又與文化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準以及同期外來文化及異民族文化的沖擊與影響。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斷發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華的整合中壯大的。

中國歷史上佛教文化的傳入、阿拉伯文化的影響、西方傳教士的東來等等，都為文明古國帶來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來文化并不能改變中華文化的主導性，無論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還是在外來文化的撞擊下，中華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傳統時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變，直至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之后，人類歷史進入新紀元，西方列強的炮火震驚了千年古國，中華民族開始了現代化的艱難歷程，儒家文化才讓位于現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傳統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視，尤其針對“后工業社會”的一些弊病更顯示其獨特價值。應當說，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諸要因外，中華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文明所蘊涵的生命力這一點值得認真研究。史實證明：文化的涵延性與主導性必然適應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決定文化存在的結構特性。

3、兼容性與選擇性的一致

如果說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是文化發展的基本屬性，涵延性與主導性的并存則從文化的結構功能上規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與選擇性的一致就是文化發展過程中文化演進的特性。

兼容性不僅包括了涵延性所規范的文化多元復合與傳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發展中精華與糟粕、進步與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區分出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又有許多無法絕然判定的交匯復合內容，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或具體的狀況情形下，精華與糟粕的判定受到時代的局限，也受到評判主體的制約。無論道德評判還是歷史評判，都離不開人的價值取向標準和用以評判的參照系標準。進而言之，文化發展是新陳代謝的過程，進步與落后是相對的，精華和糟粕也往往雜陳，這就提示了兼容性與選擇性之重要，而且兩者并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們知道，居于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學，從來都是在與諸子百家的交融會通中發展的，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進步與落后問題，一般認為十八世紀始中國從先進國家變為落后于西方的東方國度，實際上，就中國自身的發展而言，無論經濟發展還是文化程度都沒有停滯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會這一時期的突飛猛進，先進的社會形態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紀而顯現出強大的生機，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國拋在了后面，這說明參照系之于評判的重要意義。

選擇性指文化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選擇、吸收所需養分以補充、壯大本體文化、排斥不適應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內在機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選擇、排斥功能，具有客觀規律性的特點；又由于文化選擇是作為文化主體的人進行的，從而也具有主觀能動性的意義。選擇性同樣不能獨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響。文化的選擇、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規范下實現的，選擇的結果不是使文化成為單一因素，而是豐富和發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樣受到選擇性的制約，選擇的結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種文化因素根據民族的需要和時代的要求而“優勝劣汰”、“適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則失去生命力，這就是民族文化發展演進的過程。

西方國家在步入近代時主要選擇自由、平等、博愛作為啟蒙思想的基礎，而中國的志士仁人則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開始中國的。這說明文化的選擇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歷史傳統、承繼狀況以及現實需要等等的制約。從中世紀“神”的迷霧中，爭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專制與迷昧的黑暗中奮爭的中國人，首先要選擇“德先生”和“賽先生”。

作為文化主體的人，在進行文化選擇的時候，受其主、客觀的種種制約，因此，選擇是在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之間進行的。選擇性決定文化的發展方向，也受到文化傳統的規制。當選擇不適應民族文化發展需要時就會失敗，選擇不符合時展要求時，背歷史潮流而動的選擇會受到阻礙或懲罰。因此，選擇是以人類進步文化、代表時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發展實際需要相結合的有機過程──即文化創新過程。這一過程符合文化發展的兼容性與選擇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認知民族的文化傳統及對文化發展趨向的把握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體──人的自身現代化為基礎。把握本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積極進行與外來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攝取和整合，這當中選擇性是關鍵。

就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史來看，不能正確認識文化發展的特性，必然導致理論上的錯誤和實踐中的失敗。無論是“本位文化論”還是“歐洲中心論”、是“華夏優越論”還是“民族虛無論”、是“全盤西化”還是“中體西用”等等，在理論上都是片面割斷文化特性的關聯，實際中都偏入了歧途，有過深刻的歷史教訓。

三、民族文化發展與區域經濟振興

談民族文化問題，不能不聯系到區域經濟。法國學者佩魯指出：“經濟體系總是沉浸于文化環境的大海中，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每個人都遵守自己所屬群體的規則、習俗和行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經濟更需要重視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與經濟發展

人的經濟活動，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團在特定的地域上進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構成生產力的主體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環境的適應方式與改造過程中產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質，生存環境和經濟生活的多樣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態的個性特征。現實的物質生產活動中產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識，又成為影響該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基礎──經濟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賦予的價值觀念、道德意識、行為偏好、選擇方式等等，成為民族特定的文化價值標準，對民族經濟生活起到約束作用。我們在研究民族文化的發展特性與動力的時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礎──民族的經濟活動。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為三個層次：物質文化──適應民族共同體生存和發展需要的物質財富；制度文化──維護民族共同體秩序和組織結構的規制形態；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體價值取向、思想觀念、道德意識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質。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對民族經濟發揮作用。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識外化為不同的經濟觀念與準則。以一定的經濟生活為基礎的民族文化，反過來又規定著民族的經濟活動秩序，使之呈現其民族性特征。

盡管同一區域內的不同民族在發展階段與所處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經濟利益的獲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區域中居于主導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實際上的數量和經濟發達程度等都有差異；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時代性的制約，不同發展階段中的民族，共處于同一時代之中，時代的發展對各民族的進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區域融匯了不同民族的活動，歸屬于不同民族集團的人的民族意識和經濟狀況及其變革，成為區域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要因。在經濟的分析中結合民族文化要素來闡釋，尋求符合各民族集團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團內部絕大多數成員利益的經濟發展之路十分必要。隨著民族文化與區域經濟等研究的發展，民族經濟研究也日益成為重要的課題，一些學者投身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觀點。(17)但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還需要從理論上和實踐中不斷深入。對于民族文化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氣力的課題。

2、“區域民族經濟”概念

應當看到，民族區域的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少數民族聚集地區的生產方式受到自然環境與歷史發展階段以及民族文化傳統等等的制約，因而各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既是整個中華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傳統方式與水平的承續與演進；既受先進民族和地區經濟文化的影響，呈現出共同發展的時代性；也表現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質和生產生活方式與水準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區域民族經濟”概念。這一概念，是指特定區域中的民族經濟，不同于區域經濟或民族區域經濟。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區域內不同民族的經濟狀況和問題，因為我國的少數民族大多是與漢族交錯雜居的，即使在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地區即民族區域，各民族之間相對集中聚居，卻也呈現出不同的民族經濟特色。尤其是我國的區域經濟問題大抵以特定“區域”為基點，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區域內的民族經濟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為止，有關區域經濟的研究成就顯著，但大體存在兩方面的不足：一是強調區域經濟，卻不很注意區域經濟與區域民族經濟的差異；再就是注重經濟發展，卻忽視經濟與文化的有機關聯，尤其是區域民族經濟發展與民族的歷史文化傳承及民族特性積淀的聯系。這樣的不足還不僅僅是學術研究的問題，在國家政策制定與發展戰略模式選擇等決策中也很明顯。國家的民族政策雖然注重少數民族政治權利的平等，重視少數民族的社會救濟和解決其貧困人口的生活問題等等，但就經濟發展戰略而言，多是以區域經濟而不是以民族經濟作為發展基點的。以區域作為考量經濟發展的單位，研究其在全國經濟格局中的應有位置或發展力度，無論均衡抑或傾斜的戰略，都缺乏從理論上深入到區域中的民族經濟層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與各民族經濟自身的變革之間，還存在相當大的隔離與落差。

正是在這種區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經濟發展格局和理路中，國家對于民族區域的投資和技術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經濟和國營大中型企業的發展等等，雖然對于發展區域經濟起到了作用，但與當地的少數民族經濟之間依舊存在隔離，形成不同的發展體系，區域經濟的發展與民族經濟的相對貧困成為反差共存體。這樣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區域經濟發展結構，不利于帶動少數民族經濟的自身變革，嚴重的還與當地的民族經濟發展相抵觸。先進的經濟要素向少數民族區域的植入，形成傳統的民族經濟結構與新的經濟因素之間的各種問題。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經濟從傳統向現展的基礎，不提高民族經濟自身的變革條件，勢必造成城市與企業的獨立發展同少數民族農牧經濟較為落后狀況的繼續延存和并立。那么，區域民族經濟的發展也將繼續失衡，呈現出固化性的“二元結構”。發展先進的國營大中型企業與城市經濟，并使之與分散落后的少數民族農業和畜牧業并存，這不是區域民族經濟發展進步的健康模式。

3、區域經濟與民族振興

中華民族的振興是各民族的共同繁榮進步，現今進行區域發展戰略的調整轉變，特別應當重視落后地區許多都是少數民族聚居區的事實；要協調區域間經濟的均衡發展，必須重視區域內民族經濟的特點，努力提高民族經濟自身發展的實力，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在如何發展少數民族經濟上下功夫。近年，貧困問題受到重視，中國的貧困人口絕大多數分布在中西部地區，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幾個省區。1993年國務院制定《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確定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全國共592個，其中少數民族地區就有257個，占總數的44%。有研究表明：“我們無法否認少數民族的貧困問題是極為突出的。”此研究還進一步指出：少數民族與漢族在語言、風俗、習慣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與中西部漢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參與現代社會經濟活動，難以分享現代經濟發展的利益，這是其貧困發生率高于同一地區漢族群體的重要原因。(19)

區域民族經濟的發展，受到區域自然物質條件和生產發展水平的制約，也為一定的民族文化傳承和習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經濟問題，應當結合民族文化、傳統觀念、習慣心理等“非經濟因素”，因為經濟活動與經濟行為是由具體的歷史文化傳承和民族文化積淀中的人來進行的，其行為規范、消費偏好、價值觀念等等，無不受其經濟思想和觀念的支配，經濟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盡管“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1776年發表《國富論》之前的1759年，就寫了《道德情操論》，直到本世紀初馬克斯·韋伯強調宗教文化因素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經7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奇跡”要因探討的催生而經濟與文化的關系受到注重，但經濟學本身對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討經濟文化一體性的努力更是難度極大。(20)

不能將民族經濟問題僅僅看成是區域經濟問題，要充分重視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民族經濟問題，協調各民族的經濟發展和利益均沾關系，促進團結進步共同發展。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民族問題不容忽視。這個問題不僅關系到民族團結、協調發展提高綜合國力，而且關系到國家繁榮、社會穩定的大局，是整個中華民族經濟騰飛、國力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學中有個“木桶原理”，即一個木桶的容量不取決于最長的那塊木板，而取決于最短的那塊木板，也可以說“經濟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線決定的。”(21)這個原理用在這里不一定合適，但可以用來作為考慮民族經濟發展的一種參考：某一民族經濟落后雖然不能決定區域經濟的發展，但能影響其發展水平，不能忽視中華民族經濟發展是各民族的共同進步。民族經濟的基礎一般比較薄弱，技術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條件較差，貧困面大，產品單一競爭力不強。但大多具有資源、人力以及特色產品等方面的優勢。因此要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優勢產業和名優產品，促進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應選準開發項目，培育主導產業；發展旅游業和各種貿易，以市場為導向建立經營機制。同時加強扶貧攻堅，強化民族經濟的造血機能，加速自身發展，“練內功”與“求外助”相結合。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抓住有利時機，爭取政策扶持，擴大開放引進外資，與先進地區聯合協作，使當地的資源優勢同內地、沿海地區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優勢結合起來。深化改革促進兩個根本轉變，加速農牧業發展，加強民族團結和進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長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加強民族經濟自身的變革力度，要大力發展教育事業，積極進行少數民族人才的培育，縮小民族間的經濟文化差異，是區域民族經濟振興的關鍵。強化民族經濟的發展機制，在民族區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區域經濟良性循環的重要環節。應當強調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實現各民族共同進步和區域民族經濟的和諧發展，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振興。各民族平等、和諧的民族關系成為共同繁榮進步的重要保障。

市場經濟作為開放性經濟形態，有利于打破封閉落后狀態，超越民族與地域界限，共同進入統一市場；有利于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優化配置，促進民族區域的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為民族經濟發展提供機會和條件。現在，國家更加重視中西部的發展問題，這就為區域民族經濟變革展現了更為廣闊的前景，為區域民族經濟的振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把握時機發揮優勢，發展經濟振興中華是中華民族的時代責任，也為理論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發展特性與動力，不應忽視其基礎──民族經濟的發展與振興。

人類文化是全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多民族國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創造匯聚而成，從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屬性；基本屬性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在民族文化的發展中，主要表現為──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涵延性與主導性的并存、兼容性與選擇性的一致。這三者往往交織疊合、密不可分，但又有各其偏重與特性。

注釋：

(1)趙光遠主編：《民族與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諸形態》，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2)參見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3)龐樸：《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載朱家楨、厲以平、葉坦主編：《東亞經濟社會思想與現代化》，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頁。

(4)《論語·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書·五子之歌》。

(7)《左傳·襄公十一年》。

(8)《左傳·隱公六年》。

(9)《墨子·辭過》。

(10)《孟子·盡心下》。

(11)《禮記·儒行》。

(12)《墨子·兼愛下》。

(13)參見葉坦、蔣松巖：《宋遼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參見拙作：《“國”是鎖不住的》，載《中華讀書報》1999年4月28日。

(15)關于中外文化交流問題，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繼愈教授提出中華民族對外文化交流，共經歷了漢、唐、1840年至1949年三個階段，此后至今為第四個階段。見葉坦、趙光遠主編：《文明的運勢──中日民族性諸形態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頁。

(16)弗朗索瓦·佩魯：《新發展觀》（中譯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頁。

(17)如施正一等：《中國少數民族經濟概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編：《民族發展經濟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黃萬倫等：《中國少數民族經濟新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0年版；陳慶德：《民族經濟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參見拙作：《區域經濟與民族振興》，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8年第4期。

(19)康曉光：《中國貧困與反貧困理論》，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頁。

篇(5)

論文摘要：彝族漆器具有悠久的歷史，是我國古老漆器工藝的特殊見證。本文從造型、紋樣、色彩等三方面解析了彝族漆器的視覺藝術，得出了其造型特點和紋樣在裝飾中的特殊規律，揭示了其包含的民族審美情趣和文化特征。

論文關鍵詞：彝族漆器視覺藝術文化特征

彝族漆器藝術歷史久遠。相傳，彝族漆技是一個叫狄一伙甫的人發明的，距今有58代左右，約1700多年。1.現今能夠考察的漆器工藝世家為吉伍世家。吉伍家源于羅洪家支，血統為“諾伙”(即黑彝，貴族)。其祖先尼格吉史與白彝通婚而降為“曲伙”(即被占有階級)。吉伍家既能獲得貴族文化感染，又不失勞動者本色，從而發展了彝族漆器藝術。2漆彩繪在漆器中占絕大多數，本文便以涼山地區的彝族彩繪漆器為實證，從造型、紋飾、色彩三方面來解析其視覺藝術和文化特征。

一、彝族漆器的種類

(一)按材質分類

這里所指的材質是指漆器的底胎。按其胎骨分可以分為木胎、皮胎、角胎、竹胎四種，后期發展了竹木、皮木的混合胎。其中碗、盤、盒、缽、杯、勺等餐具以木胎居多，也有皮胎的碗。兵器(如盔甲、箭筒、護肘等)皮胎居多。牛羊角制的一般用于儲放火藥、種子或者做酒具。弓矢、箭筒、口弦筒、針線筒等，多用竹編織成胎骨。竹與木粘合制成的胎骨，如酒杯箭筒、畢摩用具等。用皮包木翹成的胎骨，如馬鞍、盾牌等。

(二)按用途分類

彝族漆器按用途分主要有餐具、酒具、兵器、馬具、畢摩用具等。此外還有茶筒、花瓶等日常生活用具，精致的法器也有著漆的。

由于飲食具一類在日常生活中長期使用得以很完好的保留，本文主要以彝族餐飲漆器為主要對象。彝族漆器中餐具主要餐桌、木盤(申品)、木盔(庫祖)、木缽(庫不)、木碗(朱窄)、木勺(義尺)、飯盆(梯梯)等7種；彝族漆器中的飲具主要是酒器，主要有圓形酒壺(撒勒博)、扁圓酒壺(莫耶)、木酒杯(罷珠)、斑鳩酒壺(黑沙)、酒舀子、酒碗、牛(羊)角酒杯、豬腳杯、鷹爪杯等9種。(參見表1)

二、彝族漆器的造型特點

筆者歸納云南彝族漆器造型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實用性

彝族曾經歷了漫長的游牧生活，經常遷徙，所以彝族的先民選擇了輕巧而且不易碎的木質生活用品。雖然彝族漆器的胎骨發展至今已有6種之多，不過用杜鵑花木制作的漆器還是占了大多數。這一傳統得以繼承和發揚也和涼山地區木材豐富，便于就地取材有密切關系。

隨著生產的發展，彝族漆器的造型不斷改進為了放置穩當和方便移動而添足置底，為了方便提攜舉拿而添耳附柄，漆器的造型都是與其用途相適應的。彝族的漆制餐具除平底碗外，都保持了古代“豆”的造型特點，帶有圈足。這與彝族一直保持的席地而坐的進食習俗有關，也是實用為本。

(二)民族性

彝族漆器中的某些器型為彝族僅有，具有很強的民族特色。其中“莫耶”(扁圓酒壺)和“撒勒博”(圓形酒壺)堪稱彝族漆器中的珍品。兩者結構精致，原理相同，前者前后兩半成子母扣合。后者上下兩部分成子母扣合。兩者腹腔都成密封狀態，酒不易蒸發失味。腹側都斜插一細管作吸口(出酒管)，酒能基本吸凈下有高圈足，酒從足心孔(進酒口)倒人。進酒口有一豎管直通腹腔上部，裝酒后液面低于豎管，滴酒不漏。這種獨特的造型和巧妙的構造與彝族先民顛簸的游牧生活相適應。當涼山彝族從事農耕，農田散布山脊奮地，離住房較遠，耕種收割，爬坡下坎，酒壺的適應性和優越性同樣體現出來，故得以繼承。彝族的很多酒具結構都同此原理，這無不是民族特色在器物造型上的反映。

(三)宗教性

彝族的漆器造型還帶有一定的宗教性。彝族漆器中造型風格特別突出的是鷹爪杯。彝族先民對鷹十分崇拜，他們把鷹視為神的化身，傳說支格阿龍(彝族史詩中的射日英雄)就是鷹血和人的結合體。至今彝族畢摩的法器中也有鷹爪，是神力的象征。因此鷹爪的象征意義是源于彝族的原始崇拜，鷹爪酒杯就帶有了濃郁的圖騰、宗教色彩。隨著社會的發展，階級的產生，鷹爪酒杯逐漸被統治者所占有，成為土司、奴隸主高貴、權勢顯赫的標志。1鷹爪酒杯在制作時，還會把鷹爪固定在四個正方位，這也是彝族宗教觀的體現。彝族的酒壺上有三節小塔造型，代表著至高無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神靈。(參見圖1)這也是彝族宗教觀念的表征。

(四)原始審美性

牛角杯和野豬蹄杯等是彝族常見的飲酒器皿，彝族先民用牛角、豬蹄做酒杯并非信手拈來，這些粗獷的造型下蘊藏著原始的審美情趣。這個審美情趣一方面來自彝族先民和這些動物的親密和依托關系。另一方面，這種原始審美情趣還來自對猛獸的敬畏。彝族先民認為取猛獸身體的某些部分帶在身上能起到鎮邪的作用，而這些戰利品，更是勇敢和靈巧的標志，因此先民們也以此為美。綜上，彝族漆器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其造型歷經漫長歲月繼承至今，是彝族文化不容置疑的表征。

三、彝族漆器的紋飾

彝族漆器既是彝族傳統的生活用品，又是精美的工藝品。在涼山彝族的漆器上，彝族先民攝取山河日月，花草鳥獸以及生產生活用品為素材，通過直接摹擬，再加以提煉、概括并表現出來，形成了眾多的紋飾。

(一)漆器紋飾的種類和特征

彝族漆器紋樣的種類大致可以分為自然紋樣、動物紋樣、植物紋樣、生產工具紋樣和其他生活紋樣等。

1．自然紋樣

彝族一直崇拜山和日月星辰，至今都有祭祀山神和祭星等活動。這種崇拜反映在漆器上便是出現許多以日月星辰的原型為紋飾的圖案。

2．動物紋樣

彝族的動物紋樣里，有很多圖騰信仰與原始崇拜的圖案。例如蛙是原始生殖信仰的表現。虎紋是源于彝族對虎的崇拜。還有些支系以熊、羊、等為姓氏，這些動物也反映在了漆器的紋飾中。這些動物紋飾反映出了深厚的文化內涵。

3．植物紋樣

彝族的圖形具有象形的特征。植物紋樣大多是通過對身邊常見的事物的模擬加以抽象形成的由于彝族長期游牧的關系，后從事農耕，所以動物紋樣居首，植物紋樣次之。

4．生產工具和其他紋樣

開始農耕生活后的彝族，使用到了更多的生產用具，并開始一些紡織活動。這些農具也反映在了漆器的紋飾里。

彝族紋樣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象形性，如果兩種事物在某些程度上有些相似，就可能產生一形多義的現象，如魚和蕨的符號。彝族紋樣的象形性是通過一些抽象和打散重構來實現的。比如雞冠、雞腸等就是雞的抽象符號。在彝族人看來，這些符號和一只完整的雞是同等的概念，因此，會出現一義多形的情況。_l糾同一種紋飾在不同的漆器上也會有不同的含義。比如原點型的圖案在酒器上是星星的符號，在木缽上代表蘇麻，讓人產生食欲，而在其他漆器上可能會代表菜籽，寓意后代繁盛。

(二)彝族漆器紋飾的結構

彝族漆器的紋飾結構很講究章法。器物的單方塊圖案上，多以一個圓為中心，由中心向四周延伸。若兩方連續圖案，則等距離勾繪，給人以美感。

從彝族圖案的布局中，總結出如下繪制章法：

1．單一紋樣根據器皿部位需要，以單個紋樣為單位進行連接和組合，形成帶紋或中心圖案。帶紋用來裝飾器皿邊沿或做色塊、圖案的間隔。一般水紋、雞冠紋、火鐮紋都可以形成帶紋。

2．二方連續圖案主要用于橫貫器皿腹部分。如木盔、木盤和木缽的鼓腹，常用牛眼的二方連續作裝飾。

3．單元紋樣由中心圖案和周邊點綴的輔助紋樣形成。多見于碗內或盤心的裝飾。一般組合常以太陽紋或錢紋為中心，周邊加尖角，或者是南瓜子、花蕾紋樣的四方連續。

彝族紋飾的布局還和器型有關。漆器的表面涂飾都是先分割漆面，再勾勒紋樣，最后點綴，填面。因此，筒狀的器形一般是橫向紋飾，鼓腹器形多有橫向的分層和分帶，且紋樣集中在鼓腹部。器物大小也影響紋飾布局，小型器物紋飾精致飽滿大型器物紋飾多間隙，顯得更簡潔。有些器物還有固定的紋飾，木缽圓腹上會有山形紋樣，木盔圓腹會有雞腸紋等。“申品”上會出現指甲紋，讓你聯想到用手抓肉。不過這個指甲不是一般人的指甲而是“老神婆”的指甲。

彝族漆器的匠人經過長期的時間，根據各種器具的用途和需要，應用不同紋飾，根據不同器物的造型特點做對應布局，使漆器的圖案與器物形成和諧的統一體。

四、彝族漆器的色彩

彝族漆器裝飾有黑、紅、黃三色，由于其色彩極具特色，被稱作彝族“三色文化”。漆器上用黑紅、黃三種顏色有其文化淵源。

(一)彝族尚黑

川、滇涼山彝族全自稱“諾蘇”，云南彝族還有“納蘇”、“尼蘇”、“涅蘇”等自稱。這里“諾”“納”、“尼”、“涅”都是黑的意思，故彝族自稱都是黑族。彝族中也以“黑彝”為貴，“白彝”為卑。哀牢山一個彝族聚居的小山崗名“納羅山”，意為黑虎所居的山。金沙江和雅礱江彝族稱作“諾矣”意為黑水。彝族自稱黑族，所崇虎為黑虎，所居山為黑山，所居水為黑水，凡此標明，彝族尚黑。漆器上使用黑色一方面是因為原料的本色，另一方面也是彝族尚黑的表現。漆器上使用黑色，表明器物高雅與莊重。

(二)彝族對“紅”的狂熱

彝族也喜“紅”色，視紅色為生命之色。彝族作為一個古老的游牧民族，對紅色最原始的概念應該是來自野獸的鮮血和火。筆者更愿意把彝族喜歡紅色歸結于他們狂熱的火文化。至今彝族民居中，火塘上方都是最尊貴的地方。每年彝族盛大的火把節，是非常隆重的祭火儀式。紅色與火的緊密聯系，讓彝族人相信對紅色的敬重就是對火的敬重。紅色還與彝族的宗教觀念有關，紅色既是火的象征，也是血的顏色。涼山彝族地區認為紅色中有人的靈魂在，涼山彝族男子出征前要包紅頭帕，或在英雄結上纏紅布，以表達勇敢、成功的含義。鮮血還象征著豐收的預兆，涼山彝族以夢見血色為喜。

漆器上使用紅色象征著勇敢與熱烈。

(三)彝族對黃色的偏愛

在彝族人的心中，黃色象征著太陽和光明，總是與一些美好的事物相聯系，如春天開滿油菜花的田地，秋收時候黃燦燦的景象等。因此，在彝族人的意識中，黃色是吉祥、美麗、幸福、光明、繁榮等象征。至今的彝族選美中，彝族姑娘都會手持黃色的油紙傘。黃色用在漆器上象征著吉慶。彝族漆器黑、紅、黃三種色彩錯綜搭配，間隔使用，色澤明快亮麗。漆器著色均勻，給人光華亮麗的感覺。

五、結語

本文從造型、色彩、紋樣等三方面解析了彝族漆器的視覺藝術，歸納出了彝族漆器在造型上的實用性、民族性、宗教性和原始審美性。探討了漆器的紋樣在裝飾中的特殊規律和色彩寓意，從中揭示了其包含的民族審美情趣和文化特征。

漆器曾是許多民族使用過的一種生活用具，但許多民族的漆器制作工藝早已失傳，彝族漆器為此提供了特殊的見證。然而這一彝族的共同的文化遺產在各地保護和應用都不一樣，目前四川大涼山地區的現代漆器無論在工藝和應用方面都比傳統漆器好很多，云南小涼山地區漆器用品正大量衰減，希望通過更多學者的研究，能為保護和繼承彝族的漆器提供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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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國傳統文化一向主張“和為貴”“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為人處世哲學。不同國家的文化是不相同的，中西體育文化都是寶貴精神財富，為人類所共有，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基石和基礎。西方競技體育側重于競爭，這同市場競爭理念十分相似，同樣與我國傳統文化思想相兼容，并在現代社會發展中體現出來，例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鼓勵競爭。我國傳統體育文化中，關于對生命的理解、健康的感悟以及養生保健體育的闡述，都包含了深厚的人文科學精神和內容，它強調身心合一、內外兼修、動靜結合的辯證思想，對現代體育的發展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影響了一代又一代體育人。中國與美國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念，因此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出現分歧是正常的，只要重視雙方的核心價值和利益，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開展合作和交流，尊重對方的文化理念和發展觀念，強化共識、加強溝通與合作，就能夠和諧共存。任何國家的發展都不能憑一己之力來完成。總之，要了解世界，就要先了解自己，只有加強了解，才能夠建立互信合作關系，實現共贏。

二、目前體育文化的現實境況

1．傳播媒介的“失語”引發的正向偏離行為

競技比賽的比賽千變萬化，任何水平的運動員都可能在比賽中面臨困難，因此培養運動員的頑強拼搏心理有著更重要的作用。這是運動員發揮身體能力和運動精神的重要標志，媒體也對這種精神加以積極的贊揚。那些帶著重傷參與比賽的運動員，尤其是他們獲得優異成績時會贏得多媒體廣泛的宣傳，對那些在重大手術后重返賽場的運動員樹立為英雄模范。這種價值取向是大多數人接受了這種運動倫理，民眾也對這種觀念直接支持態度，如為了獲得體育競技的優勝而不惜生命的價值倫理觀念得到普遍支持和無條件地服從，表明經濟體育面臨一個危險的發展趨勢。為理想積極拼搏是包括運動員在內的所有社會大眾都應該鼓勵的精神，但是這種拼搏也要以尊重生命為前提。如果媒體不能對競技體育的價值取向進行積極的引導，正向價值偏離行為將會傷害運動員身體健康為代價。許多優秀運動員因為帶傷堅持比賽中而提前告別了賽場，而在其他社會領域中為了實現目標而不計代價的教訓也是屢見不鮮。如果媒體能夠對拼搏精神進行正確的引導，這些人的運動生命會得到有效的延長，也會為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對他們自身的發展有積極作用。

2．種族主義的“歧視”引發的身體暴力對抗

19世紀的英國在世界各地如果他們的殖民地，而英國男性普遍有一種恐懼，認為女性撫養的孩子不具備堅強的性格，不能勝任戰爭和資本主義擴張的需求，也無法對殖民地進行強力的通知。對于女性化的恐懼心理刺激了英國競技體育的發展。他因此傳遞男性價值觀的需求成為為經濟體育發展的原動力，競技活動的初衷是培養男性更加堅強，展示身體生理方面的優越性而開展的體育運動展現出性別差異而帶來的暴力觀念，這種觀念一直在歐美男性占據主導地位。足球、橄欖球和拳擊以及其他對抗激烈的運動作為男性優于女性證明，這些運動也在軍事訓練中得到了廣泛應用，表明男性在武力、權力和侵略性方面的能力是獨有的。如果某一隊員在訓練中不夠硬朗則會被教練和隊友嘲笑為娘娘腔。侵略性在競技體育中表現出極強的性別差異，競技體育在這種性別邏輯的推動下形成身體暴力哲學。調查結果顯示，在連續觀看拳擊比賽之后，觀眾在一定程度上有暴力傾向。有學者針對拳擊后三天內的犯罪率進行調查，樣本數據來源于1973—1978年18次重量級拳王爭霸賽，研究結果表明在拳擊比賽之后的三天內犯罪率上升了12％（在宣傳力度最大的拳王阿里比賽后兇殺增加26起）。

3．泛政治化的“驅使”引發的金牌主義泛濫

泛政治化是政治化有過度傾向，即將非政治領域問題上升到政治層面的一種行為。而競技體育泛政治化則是有大型國際比賽開展方式的特殊性所造成的。比如在國際比賽中的入場儀式和頒獎儀式中，運動員可以舉著國旗出廠或者在頒獎時升國旗奏國歌，這是泛政治化的體現。此外，在集體項目中國家的歸屬也會吸引觀眾的注意。運動員在比賽中不僅代表個人，同時也承擔了國家榮譽。全國民眾無論其宗族、、職業、教育背景和社會地位都會共同為本國運動員加油助威。民眾國家歸屬感在競技比賽的欣賞過程中達到了高度的統一，甚至有很多人認為奧運會的成績關乎未來的國際地位。如果能在競技體育中戰勝未來的競爭對手會覺得揚眉吐氣，覺得綜合國力強大。因此，泛政治化使競技體育表現出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本位主義。此外，由泛政治化引發的金牌主義思想也極為盛行。這其中表現最為明顯的就是金牌主義思想的泛濫，如在重大體育賽事中興奮劑問題屢禁不止、為了爭奪“冠軍”不惜采用暴力手段等。總之，如何將中國傳統體育文化推向世界，如何向各國人民展現我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如何在國際體育節奠定中華武術的地位，這是我們今后要努力的方向。當前，我國武術比賽嚴重缺乏公平的比賽規則，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與文化建設脫節的地方。

三、新時期構建我國體育文化價值體系的途徑

1．強化思想認識，建立傳統體育文化價值體系

傳統體育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遵循“全球體育與中國體育和諧共存發展”的價值理念。在日益強大的西方體育面前，中國傳統體育文化一方面要樹立憂患意識，另一方面要不斷提高國人對傳統體育文化的認同感，樹立一套能夠包容不同民族的體育文化價值體系。既要看到體育文化的差異點，也要從不同民族文化中尋找到體育文化的共同處，還要結合當前中國社會發展需要，打造一個多功能的發展平臺，明確中國體育未來發展道路和方向。隨著世界一體化進程的加劇，不同國家文化交流和碰撞的頻率不斷增大。首先，要充分認識傳統文化的精華之處。如儒家文化堅持和諧、慈善、希望，即使在新世紀同樣具有道德建設指引作用。其次，中庸態度，“和為貴”為解決各種爭端和糾紛提供了正確的思路。中國人的自我犧牲精神堪稱世界之最。只有堅守民族文化的陣地，才能夠不斷增強傳統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讓中華文化輻射到更多的國家和人們。

2．立足國際視野，審慎我國傳統體育文化的現代地位

當人們將注意力全部放在金牌榜上時，大家往往容易忽視體育精神。例如我國傳統的舞龍舞獅、賽龍舟這種傳統民族體育項目，它們都有著悠久的民族文化傳統，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其娛樂性、參與性都是其他競技體育項目難以企及的。因此，要立足于人民群眾的休閑生活來推廣和普及傳統體育。

（1）開發與大眾體育聯系密切的傳統體育項目。圍繞“滿足民族休閑娛樂需求”為出發點，讓它們成為人們群眾喜愛的休閑娛樂項目。例如中國傳統體育項目賽龍舟、拔河，這些體育項目都有數千年的發展歷史，每年都會隆重舉行，吸引了大量海外人士參與。奧運不能單重視競技體育，只有全民都能參與的體育才是體育的全部。

（2）傳統是現代化的力量源泉，提高傳統體育的輻射力和影響力。將宣傳傳統文化、保護民族非物質遺產作為傳統體育與現代體育的融合點。美國社會和學校都比較重視向青少年灌輸本國價值觀和文化理念，讓其從小形成與本國文化一直的世界觀。中國應該學習這種做法，從小培養青少年的傳統文化觀念和意識，不斷拓寬傳統文化在國際社會的發展途徑，增強其的國際存在感。

（3）要避免急功近利、淺嘗輒止的心態。不要生硬地照搬西方國家的經驗和做法，要有針對性地吸收和學習。日本將傳統文化作為一種品牌來推廣，采用商業手段來運作，為傳統文化贏得了巨大的國際空間。我們要借鑒外域經驗，長遠規劃，科學推廣。

3．創新體育項目，豐富我國傳統體育文化的時代內涵

篇(7)

1.1中華文化是一元性的封閉的大陸文化，中華民族早就已經形成了重親情、重仁愛、重天倫之樂、重家庭的民族情感，這與我國的地理環境和幾千年來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廣告語就應充分運用親切、溫馨和濃郁的情感訴求，力爭使廣告語富有濃郁的感染力。廣告語言中的情感設計是促成購買行為的核心要素，與此同時，廣告語言的人情味濃厚也是廣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南方黑芝麻糊”的電視廣告，就是親情訴求之作的經典。這則廣告中并沒有太多的表達感情的詞匯，然而它的廣告畫面卻將受眾的思緒和情感帶回到了他們的童年時代。開頭和結尾僅有的廣告語分別是：“小時候，一聽見芝麻糊的叫賣聲，我就再也坐不住了……。”和“一股濃香，一縷溫暖，南方黑芝麻糊。”該廣告畫面樸實、溫馨。賣糊母親的微笑，買糊孩子天真的眼睛……形象地展示了普通百姓間溫良、慈愛、樂善好施的美德和濃郁的人情味，讓消費者沉浸在溫馨的氛圍里，從而體味到了人與人相親相愛的感人情懷。又如，可口可樂的一則廣告語：可口可樂，萬家歡樂。廣告商把“可口可樂”與“家”這個讓人感覺溫暖，幸福的地方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一看到“可口可樂”，人們就會情不自禁地想起“家”，從而喚起消費者的購買欲望。

1.2謙遜、恭讓的道德準則謙遜、恭讓是中華民族的最基本道德行為準則。如漢語中的謙詞“奴、敝、在下”等和尊稱“您、君、貴、尊、閣下”等就是這一準則的直接體現。廣告是一種廣而告之的強有力的宣傳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刺激受眾的購買欲望，最終實現受眾的購買行為。如：聆聽您的心聲。我們的宗旨很簡單。讓您在旅行中得到企業家最想要的一切：最舒適的環境、最完善的設施和最精心的服務。（商務旅游）打開門，等著您的就是夢寐以求的家，無論您想要一座鄉間宅邸，或者是一間摩天大樓的頂屋，翻開下面幾頁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的住宅，供您挑選。（房地產）充足的陽光，清新的空氣，一切為了您的子孫后代。（海濱度假地）毋庸置疑，這樣的廣告語讓消費者感覺到廣告的謙遜態度，進而便產生了對廣告內容的信賴感和認同感。

2廣告語言與民族風俗

自然環境、經濟水平和民族發展歷史的不同造就了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民族風俗習慣。這些風俗習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是該民族的標志。在生活中，一般來說，消費者較易接受順應本民族風俗習慣的廣告語言形式。因而消費者的風俗習慣是廣告創作者在廣告語言創作時必須考慮的一個關鍵因素。如中國人喜歡請客送禮，喜歡在喜慶的日子穿戴紅色衣物，把紅色視為吉祥之色；而紅色在西方人眼中則沒有吉祥之意。又如，中國民間都有趨吉利、討口彩的風俗習慣，因而許多廣告創作者便抓住了消費者的這一心理特點，創作出了許多這類內容的廣告。如湖南旺旺食品公司在推銷旺旺食品時就創作出了這樣一句廣告語：“人旺、福旺、財旺、運道旺，旺旺。”這句廣告語很好地迎合了消費者的心理。在中國，每逢喜慶節日，如傳統的新春佳節，人們都會舞龍等以此來歡慶這個闔家歡樂的節日，因為龍在中國人眼中是一種吉祥的象征，而且中國人很自豪地稱自己為龍的傳人。而在西方人眼中，龍卻是一種邪惡的象征，就更不要說龍會給家庭帶來歡樂了。

3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