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檔案學發展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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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檔案學界對檔案學的體系進行的研討，代表性的觀點把檔案學分為理論檔案學、應用檔案學和檔案管理技術三個部分：

    理論檔案學是從整體上把握檔案學各門分支學科研究對象之間的聯系，在應用檔案學基礎上進行高層次的理論概括，揭示檔案、檔案工作、檔案事業和檔案學自身的本質和一般規律，為檔案工作實踐和國家檔案事業建設提供一般性理論依據。

    應用檔案學是檔案事業管理、檔案資源管理與開發、檔案工作應用技術研究的總稱。所屬學科有：檔案事業管理學、檔案管理學、科技檔案管理學、檔案文獻編纂學、檔案統計學、檔案目錄學、檔案保護技術學、計算機輔助檔案管理、檔案縮微復制技術等。

    應用檔案學的特點：一是實踐性強，它所闡明的理論、制度、原則與方法，直接應用于檔案事業管理實踐和檔案業務工作實踐，具體原則和方法在學科知識中占很大比重。二是技術性強，它研究現代技術在檔案管理中的應用，解決檔案保護技術現代化、檔案管理自動化、檔案復制縮微化、檔案信息傳遞網絡化等問題。

    當代檔案管理和國家檔案事業管理是一個復雜系統，包括宏觀管理與微觀管理，因此要求檔案學也必須進行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理論檔案學是應用檔案學的高層次理論概括，對應用檔案學起直到作用；應用檔案學的研究成果或提出的問題將推動理論檔案學的發展。兩者相互協調，同步發展，有利于提高檔案學的整體水平。

    檔案學是一門社會科學，或者說基本上屬于社會科學，這是由檔案學研究對象的性質決定的。檔案工作是管理檔案和提供檔案信息為社會實踐服務的一項社會活動。檔案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的一種特殊社會現象，即研究檔案、檔案工作運動規律及其與人們社會實踐關系的學科，因此屬于社會科學范疇。

    總之，由于檔案、圖書、情報工作有許多共同之處，決定了檔案學、圖書館學、情報學的密切關系，這三門學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互相借鑒和參考，相互從對方吸取適合本學科需要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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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檔案管理》；核心作者群；文獻計量學

由河南省檔案局主辦的《檔案管理》是北大核心來源期刊，從1996年～2014年連續6屆入選我國檔案學檔案事業類核心期刊，在國內檔案學領域的影響力和社會知名度越來越大。作者是決定期刊質量的關鍵要素，而核心作者是期刊質量保證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對核心作者進行研究，可反映刊物的用稿、學術風格與研究特色，也可窺視檔案學研究的區域性發展水平、研究趨勢、關注熱點等總體現狀。

1 核心作者及發文量

本文以中國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為數據統計來源，選取《檔案管理》2006年～2015年共2699篇論文（除去未標注作者論文），共統計出第一作者1334人。根據普賴斯定律，核心作者發文篇數最低值可由公式M≈0.749*（Nmax）1/2計算[1]，將Nmax =51代入可得出M≈5.35；李文以1995-2005年的M≈5.07。按照取整原則及便于與李文以一文作比較，取值5作為核心作者最低發文標準，共得到69位核心作者，限于篇幅，本文只將發文量排名前20的作者列于表1。

表1可見，20年間排名前20的作者一直處于核心作者群的有7人，一直排名前20的有胡紹華、劉東斌、吳雁平、管先海。1995年～2005年20位核心作者全部來自河南，其中4位來自高校，其他均來自檔案局館；2006年～2015年20位核心作者有15位來自河南，5位來自外省市，其中12位來自檔案局館，5位來自高校，3位來自企事業單位。該刊經過20年的發展，一是核心作者隊伍已相當穩定，既有檔案學界的中堅力量、基層檔案部門的實力干將，也有高校、企事業單位的后起之秀，他們對刊物的支持和信賴，對刊物質量、學術特色打造、刊物可持續發展起著重要作用。二是核心作者群知識結構更合理，既有理論性強的檔案學基礎研究，也有實踐性強的業務工作論述，顯示刊物的學術價值不斷提高，業務更加接地氣。三是核心作者的來源更開闊，已突破河南省作者獨霸刊物的情勢，說明《檔案管理》社會知名度越來越高，在立足區域、面向全國的容納性上做得越來越好。

核心作者2006年～2015年在該刊發文793篇，占此時期總發文的29.4%，高于10年前的23.2%。說明刊物在培養學術帶頭人、發現和提攜新人，提升稿件質量、培養高產作者群體方面做出了持續努力。

2 核心作者系統及單位分布

表2可見，核心作者主要來自檔案局館和高校。從作者數看，高校占比已超檔案局館，其他單位已有作者擠身核心作者群。從發文量看，檔案局館發文占比44.8%，人均發文量16.9篇，遠超高校與其他系統人均發文量8.4篇、10.9篇。與10年前比，作者系統分布更為合理，系統間作者發文量均大幅度提升。

69名核心作者分布在河南、安徽、湖北、廣西、江西、江蘇、浙江、陜西、北京、上海10個省市39家單位，地域更廣泛，分布更分散，期刊開放性更強。表3可見，河南省檔案局，濮陽、開封、南陽市的檔案局和鄭州大學、鄭州航院是發文重地，匯聚了眾多檔案學研究人才，科研實力雄厚。10年間，中國人民大學、廣西民族大學、安徽師范大學發文量劇增，說明高校正成為檔案學界科研的重要支撐，中國鐵物等單位作者擠身核心作者群，一方面說明該刊對企事業單位檔案管理研究的關注不斷增多；另一方面說明企事業單位檔案學研究者的科研能力在逐步增強。

3 核心作者合著度分析

論文合著率及平均合作強度是衡量作者合作程度的重要指標，合著率指合著論文量占論文總量的比率；平均合作強度=總合作人次/合著論文量+1 [2]。有40位核心作者存在合著情況，總合作數153篇（檔案部門、高校、其他合作篇數各為60、82、11），總合著人次405（檔案部門、高校、其他合作人次各為150、173、82），平均合作強度3.65（檔案部門、高校、其他平均合作強度各為3.5、3.1、8.5）。為便于比較，表4列舉了10位高產作者合作研究的總體狀況。10位高產作者的總合著量60篇，總合著人次200，平均合作強度4.33，高于平均合作強度3.65。從總體來看，10位高產作者的平均合作強度較之10年前均有提高，由1.17升為4.33；從系統分布來看，10位高產作者所屬檔案部門、高校、其他的平均合作強度分別為2.94、3.29和5.15，明顯高于1995年～2005年平均合作強度，即1.46、1.33和0。說明作者間合作越來越密切，有部門間、同行業不同單位間的合作[3]，跨行業、跨地區、跨學科間的交流，師生間的互助合作，還有“檔案界”網站針對檔案基礎問題或業務展開的討論集錦。可看出刊物在推動檔案學研究的互補性和合作度方面做出了明顯的努力，但目前機構內部合作與導師掛名帶學生的居多，提高研究合作度、挖掘群體潛力和智慧仍是檔案學研究者的努力方向。

4 核心作者發文被引情況

69位核心作者的793篇論文中，有49位發表的文章不同程度地被引用，占核心作者數的71%，總被引篇數為198，總被引頻次為674，人均被引頻次13.76 次，篇均被引頻次3.4次，均高于1995年～2005年15位核心作者論文被引用、人均被引頻次7.47次和篇均被引頻次1.78次，其中劉東斌、海、傅榮校、丁華東的文章被引頻次均在50次以上，被引14次及以上的數據詳見表5。說明10年來《檔案管理》的影響程度和社會知名度明顯提高，所刊稿件質量明顯提升，作者的學術水平和科研能力明顯增強。

4.1 作者自引分析。劉東斌、吳雁平、李興利、程訓方、王茂躍、倪代川和王新才7位核心作者存在自引現象，共30次，作者自引率為4.5%，高于比邦茲和斯奈德統計的社會科學文獻自引率3.4%，低于1995年～2005年該刊作者自引率8.9%[4]，其中劉東斌自引頻次為19，位居第一。說明7位作者研究實力深厚，在該刊發文具有研究的連續性和系統性。

4.2 期刊自引分析。17位作者進行了期刊自引，共130次，期刊自引率19.3%，略低于1995年～2005年15位作者的期刊自引24次，自引率21.4%。雖然19.3%的自引率高于我國圖書館學、情報學期刊7.5%的自引率，但與自然科學主要期刊30.44%的自引率仍有較大差距[5]。其中，劉東斌、海、王茂躍和劉子芳期刊自引次數分別為46、15、15和10，位居前列，反映出該刊在用稿和選材方面較穩定，載文具有一定關聯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風格和特點。

5 核心作者發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轉載情況

2016年5月通過“人大復印資料”全文數據庫獲取2006年～2015年間該刊被轉載的文章68篇，69位核心作者中有22位作者34篇論文被轉載，分別占核心作者人數的31.9%，發文總篇數的4.3%；而1995年-2005年有10位核心作者18篇論文被轉載，占核心作者人數的20%和發文總篇數的3%，說明10年來核心作者論文轉載率已有較大提升。其中，1995年～2005年10年間，劉東斌、劉永和海轉載篇數分別為5、3、1，占發文量百分比分別為17.8%、13.6%、10%，除劉永外，其余兩人的轉載占發文比均高于2006年～2015年的數據，詳見表6。

6 結論與探討

20年來，《檔案管理》作為檔案學檔案事業類核心期刊，一直在我國檔案事業中發揮著引導和核心作用，將來也肯定會創造出新輝煌。

《檔案管理》作為立足河南、面向全國的檔案學檔案事業類核心期刊，在保證向河南省作者適度傾斜前提下，可打造“大區域”研究特色帶，成為國內其他區域特色研究融入度不斷提高的更加開放的期刊。

《檔案管理》形成了以胡紹華、劉東斌、吳雁平、管先海、海、李興利、程訓方等核心作者群中的最核心圈，刊物可圍繞這些最核心的作者構建檔案學的研究“主題圈”。大家圍繞最前沿的研究主題，在合作中可能會碰撞出思想火花，產生檔案學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觀點，有利于該刊精準打造學術特色，進一步提升刊物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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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電子文件 元數據 綜述

“元數據”一詞，由來已久，其最早出現于計算機信息領域。自1996年美國著名電子文件專家戴爾·比爾曼在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上提出“元數據”以來，元數據開始進入檔案學界研究人員的視野，并逐漸發展成為檔案學界新的研究熱點，尤其是對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的研究。筆者試圖通過文獻分析法，對2000——2011年我國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的研究情況進行歸納和總結。

1．數據統計分析

筆者選取了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世紀期刊、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及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使用高級檢索，在“題名”檢索項中填入檢索詞“元數據”，同時在邏輯“且”條件中選擇“關鍵詞”檢索項并填入檢索詞“電子文件”，選擇2000至2011作為檢索時間，最終共獲取有關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的論文134篇，其中中國期刊原文數據庫搜索出132篇，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2篇。

通過對年度的統計分析，可以了解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的研究進展情況。依據本文所使用的檢索方法獲取的134篇論文，其年度分布情況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從2000年到2011年，有關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的論文數量明顯呈上升趨勢，并且自2002年開始，論文數量一直保持在比較穩定的水平，這說明現階段，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問題仍是我國檔案學者普遍關注的問題，有關此問題的研究也仍在持續進行中。

2．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研究的主要內容

2.1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的概念與功能研究

2.1.1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的概念

元數據最早出現于計算機技術領域，此后被廣泛應用于多個領域。自戴維·比爾曼將其引入電子文件管理領域以來，檔案學者開始對其進行研究，而有關元數據概念的研究自然首當其沖。目前為止，我國檔案學者對電子文件領域內元數據的概念研究大致可分成三個階段：初始定義階段、著錄元數據階段以及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階段。①

初始定義階段，即直接引入計算機領域元數據的定義：元數據即關于數據的數據（data about data）。但這一概念過于寬泛，可以適用于各種不同領域，并不專門針對電子文件，無法作為電子文件領域的專業術語或概念，不具備專指性和唯一性。同時這個概念也過于抽象，檔案工作人員無法正確的認識和理解它，更不知道在實踐工作中如何具體的運用它。因此，檔案學界繼續對元數據的概念進行探索，進而進入元數據概念研究的第二階段：著錄元數據階段。

著錄元數據階段。所謂著錄元數據，即元數據是關于單一電子文件和文件組合的背景及相互關系的結構化著錄數據。②其實這里的著錄元數據也就是指著錄信息，這一階段支持這一觀點的代表性學者有董永昌、何嘉蓀、劉越男等。董永昌、何嘉蓀就明確提出“元數據是著錄信息”。著錄元數據概念的提出賦予了元數據有關檔案學的特定意義，同時由于著錄這一概念對廣大的檔案工作者而言并不陌生，因而也大大提高了整個檔案界對元數據的認識，有利于在實踐工作中更好的操作和運用元數據。但這一觀點也受到不少研究者的質疑，一些檔案學者認為，元數據與著錄信息在作用、獲取方式、穩定性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不能單純的將元數據定義為著錄信息。為此，劉越男提出“在電子環境中可以將文件管理元數據理解為著錄信息”③的論點，并從現代著錄定義的拓展、國際元數據標準與檔案著錄標準的關聯以及電子環境中兩者的本質等方面對這一論點進行了論證。

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階段。這一階段我國檔案研究者們引入了國際檔案界提出的“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概念，即“在對電子文件及其與文件創建和管理有關的人、過程和系統進行確認以及為其提供憑證和背景信息的過程中，有關文件的管理、利用和文件可理解性的元數據。” 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是專門設計用于滿足電子文件管理需求，有關保證文件的真實性、可靠性、穩定性、安全性、完整性、可理解性與可利用性的數據。可以看出，這兩個元數據的概念是從作用的角度對電子文件領域的元數據加以定義的，體現了元數據在電子文件管理中的作用。同時通過賦予電子元數據不同的作用和用途，將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與其他領域的元數據區分開來，使其具備檔案學的專業內涵。

2.1.2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的功能

我國檔案學界對電子文件管理元數據的功能進行研究的學者較多。目前主要有四種代表性觀點：

（1）用系統論觀點，將元數據的功能分為總體功能和局部功能。代表人物為徐維，他指出“元數據的功能就是指元數據系統在電子文件管理計算機系統中所能發揮的作用和能力。電子文件管理的目的就是通過元數據的功能來實現的。元數據的功能可以分為總體功能與局部功能。”④同時系統的闡述了元數據功能在文件階段的不同體現以及總體功能與局部功能的關系。

（2）用比較研究法，建立新的元數據功能認識模型和聯系模型。檔案學者張正強通過對國際檔案學者、國際標準化組織、國際元數據項目以及國際標準等提出的元數據功能系統進行比較分析，并從行為、能力和功效這三個方面對這些功能加以重新認識和理解，最終建立起基于行為功能、能力功能和功效功能的元數據功能模型及其聯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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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檔案學高等教育；中國；加拿大；比較研究；武漢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1引言

檔案學高等教育擔負著培養檔案專業人才的重要責任，同時，檔案學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也是衡量一國檔案事業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筆者選取了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檔案與政務信息學系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圖書、檔案與情報研究學院，作為中加檔案學高等教育的兩個典型機構進行比較研究。分析中加在檔案學高等教育方面的異同與優劣，使我國檔案高校明確自身優缺點，進行調整完善，以更好地適應檔案事業發展的需要。

武漢大學檔案學專業前身可追溯到1934年湖北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設立的檔案管理特種教席，為我國檔案學教育之濫觴。目前，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檔案與政務信息學系在教學水平、科研實力、教育層次等方面，均走在全國檔案學教育的前列，是中國檔案學高等教育的極佳典型。1961年，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創辦了圖書館學院；1981年，圖書館學院與歷史學院合作開始招收檔案專業碩士研究生，開了整個北美地區檔案專業碩士教育的先河。1984年，圖書館學院正式更名為“圖書、檔案與情報研究學院”。目前，哥倫比亞大學設置了種類豐富的檔案學研究生培養項目，包括檔案學碩士、檔案學碩士(原住民研究方向)、檔案與圖書館學雙碩士、哲學博士(檔案學方向)等，且為檔案工作人員提供進修教育，成為北美地區檔案學高等教育的典范。此外，2009年，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成為ischools聯盟第31位成員，這是唯一一家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成員機構，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也是該聯盟的成員之一。因此，二者在檔案專業成立的背景、現實科研水平等方面都具可比性。

2中加檔案學高等教育現狀比較

2.1培養層次。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檔案學專業，培養層次分為博士、碩士、本科教育三個層次。2003年，經全國博士后管理委員會批準，武漢大學建立了“圖書館、情報與檔案管理”博士后流動站，招收檔案學博士后高級研究人員，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檔案人才教育培養體系。完整的教育體系有利于學生形成扎實的專業功底，同時，也可能由于教學內容較為集中，導致學生的知識結構范圍相對狹窄。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圖書、檔案與情報研究學院的檔案學人才培養層次起點較高，從培養碩士研究生開始，向上延伸至博士層次。學院招收所有正規大學任意學科背景的本科畢業生進入檔案專業學習，但學生成績在本科期間至少在“b+”以上，同時，還招收外籍學生，為國外培養檔案人才。

通過比較，我們可發現，兩個學院在培養層次上存在較大差異。我國三個層次的培養模式，其中，以培養本科學生為主體，主要原因是我國各級檔案機構數量眾多，且社會整體檔案意識不斷增強，人才需求量大。而加拿大的檔案學高等教育起點高，且可為國外培養專業人才，與加拿大總體教育水平高密不可分。

2.2培養目標。武漢大學檔案學專業在不同培養層次其培養目標亦不相同：在本科階段的教育中，要求學生“能在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以及各種信息機構從事檔案管理、信息管理和信息服務”，側重于培養學生的“技能”：在研究生階段，則要求學生“具有獨立從事研究、敦學或擔任專門技術工作的能力”，注重學生“教學”與“科研”能力的培養。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在碩士階段，則主要培養學生“能夠高效地計劃、實施和提升檔案館保存、組織和有效利用社會記錄信息的能力”，注重對檔案從業人員工作技能的培訓；在博士培養階段，主要以培養“學術型”人才為目標，“能夠從理論和方法論角度豐富檔案專業核心知識，通過研究創新貢獻于信息學領域及其學科的發展”，意在提升檔案學教育的發展水平。

通過培養目標的對比分析，我們發現，兩國雖然都認為檔案專業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但加拿大更注重培養學生的應用能力，因而，直到博士層次才主要培養學生的學術能力；而我國則始終貫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因而，設置了不同的培養層次來貫徹這一專業教育理念。

2.3課程設置。課程設置是反映檔案教育培養目標的重要指標。為了便于比較，本文選取了兩個學院檔案學碩士課程進行分析，課程設置詳情見下表。

武漢大學根據時展的要求不斷調整教學內容，例如，設置了《電子政務原理與應用》、《數字檔案館原理與技術》等課程。學院設置了4個研究方向，包括：檔案學理論與應用；電子文件管理；政府信息資源管理；檔案管理現代化。研究生課程的設置分為必修課、選修課和補修課三類，應修學分不少于28學分，學科通開課不少于8—10學分，研究方向必修課不少于4學分(至少2門)，其余為選修學分。

自1981年設置檔案學課程以來，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緊密結合本國檔案工作發展的現狀，不斷調整課程的設置。學院要求學生應完成48學分的課程，其中，24分為核心課程，24分為選修課程，以及一些0學分的課程和實踐活動(例如參觀)等，有研究興趣的學生可以選擇寫畢業論文。在畢業論文的要求上，中加兩國存在較大差異，在我國，完成碩士畢業論文并通過答辯，是獲得碩士學位的必要條件，而加拿大則可以根據學生的興趣來進行選擇是否寫畢業論文。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與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圖書、檔案與情報研究學院檔案學碩士課程設置

通過兩個學院碩士課程的比較，我們還可以發現，兩個學院課程設置，均具有濃厚的院系背景色彩，武漢大學設置了許多與政務信息相關的課程，而哥倫比亞大學則設置了圖書館學相關課程。

2.4師資隊伍。根據相關統計結果，近年來，我國檔案學專業教師在數量與質量上都有了較大改善：從職稱結構上來看，2000年至2008年，全國具有“正高級”職稱的檔案學專業教師數量逐年增加，由52人增至84人，增長約61.5％；從學歷結構上看，2000年至2008年，具有博士研究生學歷的檔案學教師數量大幅增加，由2000年的26人增至2008年的129人，增長近4倍。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擁有較強的師資隊伍，經調研，目前，檔案系共有教師10名，擁有“正高”、“副高”職稱的教師占整個師資隊伍的80％，擁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占60％。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除了擁有12名檔案專職教師外，還擁有26位兼職教師，共29人擁有蹲士學位，占師資隊伍的76％以上。兼職教師來自當地一些信息機構或大學圖書館、城市檔案館，擁有非常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通過調查，筆者發現，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師資隊伍中一個非常突出的特    

色——教師的國籍構成多樣化，分別來自加拿大、美國、英國等，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多國文化與檔案信息資源的溝通與交流。

3啟示

我國檔案學教育具有多層次的培養模式，有利于系統地培養檔案人才，這是我國的優勢。同時，也存在問題與不足，應進行一定的改革。

3.1在培養目標定位準確化的前提下，分類型培養檔案專業人才。美國檔案工作者協會(“saa”)在1982年和2004年，分別開展了對檔案工作者職業發展狀況的調查，并根據得出的結果指導檔案研究生教育和檔案就業工作的開展，使美國的檔案學高等教育取得r良好的教育效果，成為世界范圍內檔案學教育的典范。而我國與加拿大都沒有檔案工作機構為高校檔案學教育進行類似的實際調研，并指導其制定培養目標，這是兩國檔案學教育的共同缺陷。

我國檔案學高等教育分為本、碩、博三個層次，其中，本科教育是整個培養體系的基礎，碩士、博士階段均以培養學生科研能力為主。在本科教育階段，教師就應指導學生明確自己的職業規劃，對本科畢業后希望直接從事檔案工作的學生，增加其專業技能性課程的比重，并為學生積極提供實習機會；而對有研究興趣的學生，在本科教育的后期，就要注重他們研究能力的培養，為他們開設基礎研究理論與方法的課程。不可否認，當前，我國檔案學研究生大都處于導師助手的位置，在導師確定的研究課題下，負責基礎性的研究工作，不具備“獨立從事研究工作的能力”，顯然，不符合碩士、博士階段的培養目標，這也是制約檔案學基礎理論發展的瓶頸。

3.2課程設置在堅持特色化的基礎上，適當增加相關學科的內容。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檔案學課程體系中，特別是專業核心課程，體現了濃厚的“檔案”特色，如，設置了《檔案古文書學》、《檔案文獻管理與著錄》等課程。由于其檔案學專業是由圖書館學院與歷史學院合作建立而成，因此，課程和培養項目的設置還體現了不同學科之間的交叉與融合。該校檔案與圖書館學雙碩士項目中，要求學生完成檔案、圖書館學兩個學科的基礎課程，培養學生適應文檔一體化、圖書與檔案管理一體化工作需要的能力，使之成為“復合型”人才。

教育部檔案學學科指導委員會提出我國檔案學高等教育要培養“寬口徑、厚基礎”的“復合型”人才。檔案學高等教育要真正達到此目標，必須在保證學生學到專業核心知識的同時，打通與其他相關學科的隔離，拓寬學生的知識面。我國檔案學高等教育也大都依托歷史學或圖書館學建立起來，長期以來，為了保證學科發展的獨立性，我們過多地關注削弱甚至消除與歷史學、圖書館學有關課程，今后，我們應該適當增加這些相關課程的內容，達到“厚基礎”的人才要求。此外，為了適應學科、職業以及社會發展的需要，還應注重提高學生綜合素質能力，如英語、計算機能力。全國檔案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加強以計算機網絡設備和數據庫為主要內容的檔案信息化基礎建設，是“十二五”期間檔案工作的主要任務，因此，我國檔案學高等教育在培養檔案專業人才，特別是培養“技能型”人才時，要著重加強學生計算機能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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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規劃專業發展，提升上海師大辦學層次

1994年在上海市檔案局的幫助下，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辦起了檔案管理專科，上海市高校又多了一所培養檔案專科的學校。1995年開始招收第一屆學生，我開始講授《中國檔案事業史》，與檔案結緣。1998年，歷史系任命我擔任檔案教研室主任，負責規劃上海師范大學檔案專業的發展。

記得在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寫下了《可持續發展理論與上海檔案高等教育建設》一文，對建立一支高素質、高學歷的師資隊伍和構建高素質、高層次的檔案人才隊伍大膽地做了規劃和設想。

隨后我們在歷史系副主任周春生帶領下，前往蘇州大學、南京大學和安徽大學的檔案系學習取經。拜訪了三所檔案名校，取到了“真經”后，2001年5月，我就開始動手起草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設置檔案學本科的論證報告。論證報告集中了大家的智慧，五易其稿，直接送往上海市教委審批。原歷史系主任蘇智良教授和我還前往上海市教委匯報。由于我們論證充分，在上海師范大學增設檔案學本科，符合市場發展的需要。2001年10月上海市教委批準了我們的報告，同意我們從2002年7月開始招收本科。

二、增強科教興檔的意識，轉變觀念迎接學科的挑戰

隨著信息技術在檔案領域中的應用，我國檔案工作內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檔案已成為一種信息資源，它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實現現代化中起著與其他任何事物不可替代的作用。針對社會各界和各級檔案部門對檔案專業人才的需求的新變化，2003年上海師范大學建立了檔案學系(我任系主任)，加快了檔案專業的學科建設。

為上海檔案事業服務是我們檔案學系教師的心愿，多少年來，只要是上海市檔案局需要和要求的，我們都會精心準備，全力以赴。即便是新課題、新課程，我們會拓展自身的知識結構和能力，做好為上海市檔案事業的服務。這些年來，我們服務于上海市檔案事業有以下方面的內容：

一是為上海市各區縣檔案局培訓兼職教師。自2003年以來，上海師范大學檔案學系承擔起上海各區縣兼職教師的進修培訓工作。由我們牽頭，聯合市檔案局科教處和上海師范大學高師培訓中心，對來自上海市各區縣和市局的兼職教師進行每期兩個月的培訓。最后，由上海市高校師資培訓中心發給結業證書。像這樣的培訓已舉辦六期之多，受訓人數超過200。

二是與上海市檔案局聯合，創辦“‘3+1’檔案論壇”。2007年初，由上海師范大學、上海大學、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倡議和上海市檔案局(館)聯合創辦“‘3+1’檔案論壇”，四個單位輪流，每年承辦一次，論壇圍繞檔案學界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深入討論和交流。

上海市檔案局吳辰局長給予論壇很高的評價，他認為舉辦“‘3+1’檔案論壇”具有以下幾方面的意義：

第一，大學不僅是培養人才的搖籃，也是學科研究和建設的基地。教研相長，容易出成果。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來，本市幾所高校的檔案專業教師在檔案科研上成果累累，主持科研項目30余項，獲得上海市檔案局及省部級以上科研成果獎18項，為本市檔案部門和檔案工作發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第二，進一步整合資源，提升本市檔案學術水平。他認為，創辦“‘3+1’檔案論壇”的根本出發點，是強強聯手、資源整合。“3+1”論壇把我們之間的力量、優勢和資源整合在一起，發揮出單一作戰無法替代的能量。

第三，樹立精品意識，打造優質品牌，體現出了上海檔案工作的特點和學術研究水平。

三是我們與上海市檔案局共建電子政務研究中心。上海師范大學電子政務信息資源研究中心于2005年1月成立，中心主任由我擔任。中心主要整合人文與傳播學院檔案學系及上海市檔案局的研究力量，還聘請了上海市委辦公廳“公務網”網管中心、上海市政府信息技術處、上海市信息化委員會電子政務處等單位的研究人員。

目前，我們在電子政務信息資源管理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一批成果。如：《基于網絡技術的信息服務系統》、《基于多技術的電子政務信息系統》、《基于MobileAgent技術的信息網絡管理》、《電子政務信息資源的構成和編研利用》、《電子政務信息資源開發和利用》等。

在創辦電子政務信息資源研究中心的同時，我們還成功地向上海市自學考試委員會申報舉辦《電子政務自學考試》專科、本科段的學歷教育。2005年開始招生，這樣，既為上海地區培養了電子政務管理的人才，又緩解了青年教師初到上海帶來的經濟壓力。

三、我的檔案教學與學術研究

我從1978年走上講臺，至今已有30多年的教齡了。雖然我不是一位名師，但我一直努力當一名好老師。我認為：一名好的教師，要具有淵博的學識知識、高尚的師德風范、嚴謹的治學態度、精湛的教學藝術和良好的課堂教學規范；一位好的老師，要以學生為本，成為受學生歡迎的學者和長者。

在我執教的30多年中，遵循的原則是：首先，上課要鉆研教材和教學大綱，確定教學目標。其次，要擬訂課時教學目的。第三，要確定教學重點和教學難點。第四，要選用適合學生的教學方法。好的教學方法有多種，你不能讓所有的學生都選擇一種方法，應根據各班學生的特點選擇教學方法。

我在上海師范大學執教30多年中，很榮幸，搞了兩個專業，即歷史學和檔案學。我要感謝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老師，是他們教會了我治學的方法，使我受益匪淺。我撰寫了《歷史與檔案》、《長江文明的起源與再開發》著作兩本，主編了《信息時代檔案學理論研究與實踐》、《數字時代檔案學理論建設與功能研究》論文集兩本；另外，還主編和參加編寫了《中國古代史教程》、《電子文件與檔案管理》等教材多本。還先后在《學術月刊》、《檔案學研究》、《檔案學通訊》、《圖書情報知識》、《檔案管理》、《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等書刊雜志上發表學術論文60余篇。其中檔案學論文20多篇，內容涉及檔案高等教育、民營企業檔案管理、公共檔案館建設、民生檔案建設、政務信息資源開發與利用、簡牘檔案研究等等，提出了一些頗有見地的觀點，受到學術界的好評。

在與檔案教育結緣的這些日子里，我有成功的喜悅，也有遇事不成的困惑。令人高興的是：當我們“專升本”成功的時候(在2004～2006年。我們還辦了三屆獨立本科段的招生，使59位同學獲得了檔案本科的文憑)、當我們本科專業評估獲得教育部通過的時候、當一期又一期兼職教師培訓結業的時候、當“‘3+1’檔案論壇”取得成功的時候，等等。特別是2003年以來，我幾乎把所有的業余時間，投入到檔案學系的工作中去，什么辛苦和勞累都拋至九霄云外去了，唯一的感覺就是為檔案事業工作是快樂的。

記得在我當系主任之初，曾經想要做三件事：一是專升本，提高上海師范大學的辦學層次；二是創辦自學考試專業，為檔案學系帶來經濟效益，減輕青年教師生活上的壓力；三是引進高職稱的學科帶頭人，建立結構合理的學科梯隊，完成檔案碩士點的建設。前面兩件事我們做成功了，第三件事經過2005年、2007年、2009年三次申報碩士點都沒有成功，這也成為我最大的困惑和遺憾。

篇(6)

一、檔案學界的的“覃兆劌現象”

覃兆劌，湖北荊州人。當年，他報考四川大學檔案學系未果，被湖北大學歷史學系錄取。1987年，覃兆劌大學畢業，成為第一個留校參與創建檔案專業的教師，開始圓自己的檔案夢。1988年，覃兆劌被學校派往中國人民大學進修，2001年，又被派往北京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而早在1996年，考慮到學科建設的需要，幼小的檔案學科也成立了教育部檔案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初出茅廬，當時還只是講師的覃兆劌名列其中。從那時起，年輕的覃兆劌進入了檔案學的最高境界，為同行側目，被譽為“國內檔案學界有影響的青年學者”。

事實上，覃兆劌也不是徒有其名。他曾主持國家級項目3項、國家檔案局項目4項，在《近代史研究》、《光明日報》理論版和檔案學期刊70余篇，10余篇論文被人大復印資料等全文轉載，2篇文章被全文收錄進“國家大清史纂修”網站。他的多項成果獲國家檔案局、中國檔案學會、湖北省政府獎。其代表作《雙元價值觀的視野：中國檔案事業的傳統與現代化》更被鑒定為“優秀”等級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他主編的《企業檔案的價值與管理規范》是21世紀我國高校第一本關于企業檔案管理的教材。覃兆劌還在全國各地黨校和企事業機構進行“檔案與管理”系列近百場專題講座，為數十家企事業機構提供檔案管理咨詢。他的研究成果和講座甚至在臺灣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受到熱捧。2005年，覃兆劌被授予“湖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光榮稱號。2004年，作為檔案界唯一教師代表，覃兆劌出席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全國“慶祝第20個教師節慶典暨全國優秀教師表彰大會”。2010年，覃兆劌高票當選“中國知識管理年度人物”。

如今的覃兆劌為湖北大學檔案學科帶頭人、全國首家企業檔案與知識管理研究中心創始人及主持者，主要從事檔案與管理文化、企業檔案與知識管理等問題的研究，是一個在檔案學理論研究和檔案業務實踐領域均有所建樹的學人。按照學科分類，圖書、情報和檔案學一級學科屬管理學范疇。覃兆劌實際上是以檔案學人的身份，成就了管理學界的“覃兆劌現象”，成為檔案學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二、覃兆劌對檔案事業的三大貢獻

一是在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的建樹。覃兆劌不僅以諸多高質量的學術論文贏得了尊重，更以“雙元價值觀”原創者的身份備受關注。在對檔案事業的傳統與現代化進行認真、反復思考之后，覃兆劌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雙元價值觀的視野：中國檔案事業的傳統與現代化》。在這本著作里，覃兆劌用“雙元價值觀”作為主線，用“雙元情”表達檔案工作要體現對社會的兩個關懷向度：社會管理工具與社會信息資源，也就是“檔案雙元價值觀”。他認為，“工具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對文獻的合目的控制和結構化手段，“信息價值”反映為文獻記錄的內容或數據。光有工具價值的檔案是不存在的，光有信息價值的檔案也是不存在的，檔案是“工具價值”與“信息價值”的雙元價值結合體[2]。他更強調，檔案事業現代化應以體現檔案社會責任感也就是工具價值的實現和檔案公眾服務意識也就是信息價值的實現為觀念要件。歷時三載，他的專著以其“原創性”、體系建設和資料貢獻受到檔案學界和檔案管理實踐部門的普遍關注和充分肯定，在實踐中備受重視。覃兆劌曾應邀在全國檔案學高層論壇等各種場合舉行專題報告，中華檔案學會會刊（臺北）也載文評價其“雙元價值觀”為“檔案的哲學之道”。 覃兆劌甚至還應邀出任了2003年海峽兩岸學術交流會學術評論人。不僅如此，任越、張會超等檔案學人在自己的研究中直接援引了“檔案雙元價值”概念，黃存勛、張麗及蔣衛榮等則撰文，支持“雙元價值觀”[3]，甚至關于人事檔案、企業檔案的研究和實踐中也廣泛應用了“雙元價值”概念。

二是創立“企業檔案與知識管理研究中心”，為檔案學人如何學以致用，如為企業管理做出貢獻，樹立了榜樣。覃兆劌強調檔案界學人重視理論與實踐的融合，實看到了制約學科之關鍵，看到了檔案教育之根柢。而他對檔案事業的貢獻，也貴在不唯學術，貴在倡導并踐行學術與實踐的結合，倡導“知識管理”理念在企業檔案管理中的運用。他認為，檔案學作為應用學科，脫離實踐談理論是意義不大的。通過對部分企業的調研，覃兆劌率先提出了“檔案方式”概念。他認為，“檔案方式”也可以叫做“檔案習慣”，是從人類行為和文明化生的，區別于記錄與文獻的消極產生和存在狀態，可以理解為對文獻的結構化和合目的控制。懂不懂得“檔案方式”或者有沒有“檔案習慣”，其中的差別就是人類的優勢。覃兆劌主張，在企業檔案管理的推進過程中，就是要將該管的管起來（工具價值），將可用的用起來（信息價值）。2007年，覃兆劌創建了國內首家專注于企業檔案與知識管理的“企業檔案與知識管理研究中心”，希望通過中心這個平臺能夠使研究和實踐走得更近，希望將“檔案方式”的一些想法落實到具體的實踐中。2009年起，覃兆劌在全國率先招收“企業檔案與知識管理”方向碩士生，并應邀在國家檔案局主持、國務院國資委及工信部參與的“全國企業檔案信息化推進大會”上作專題報告，倡導“知識管理”理念在企業檔案管理中的運用。2010年，作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聘請的專家，覃兆劌還審讀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有關“知識管理”的成果。覃兆劌還積極推動知識管理問題研討的跨區域合作，參與起草了中國檔案學會企業檔案工作報告。他在蘇、浙、鄂、滬等地的中外企業（如上海造船廠、中國銀行湖北分行、絲寶集團、東風汽車、工信部下屬高科技公司等）調研、評審過程中，宣傳知識管理的意義，引導企業檔案管理走知識化管理道路，得到積極回應。基于上述貢獻和影響，2010年，覃兆劌甚至高票當選了“中國知識管理年度人物”。

三是關于檔案事業的宣傳。覃兆劌積極在高端媒體發出檔案人的聲音，僅《光明日報》就發表了他的五篇文章。在學術期刊網上搜索“覃兆劌”，可得43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內容都定位于實踐領域，旨在倡導檔案宣傳，傳播檔案文化，與檔案實踐直接相關。其中，《檔案事業“三字經”》實則就是他為找到一個較好的檔案宣傳文本而進行的“仿古”探索，企圖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宣傳檔案事業的重要性。結果也正如其所料，該文廣為傳誦，深受好評，甚至有企業還以該文內容為核心制作了紀念品。難能可貴的是，覃兆劌不僅將檔案是什么，為什么重要講給業內人士聽，也講給非檔案系統的管理者聽，受眾逾千。他還注重發揮檔案信息優勢，在研究和講座中注意將檔案與文化和歷史結合起來，將大量公眾感興趣的檔案話題披露到人民網、鳳凰網、中國新聞網、新華網等眾多權威網媒。覃兆劌曾經笑稱，我做了一件看似平淡但很有意義的事情，就是將“檔案與管理”這個話題滲透到了不少黨校，在黨政領導干部中擁有了若干粉絲。覃兆劌是這樣解釋他為什么特別注重宣傳檔案工作的重要性的。他認為，秘不示人的檔案已超越了“今世賴之以知古，后世賴之以知今”的意義，從宗廟、神廟和神位上走向社會公眾，廣泛地服務于社會的文化和經濟建設。如果有更多人懂得“檔案方式”，具有檔案意識，這種優勢就能轉化為一種社會文明的進步。而檔案工作的價值實現和檔案工作的社會地位首先取決于檔案意識水平。他認為，由古代作為政治附庸的“檔房”模式向近代作為公共文化事業機構的“檔案館”模式的轉變，有其豐厚的社會土壤作基礎[4]；檔案館社會化服務的興起是檔案事業的發展方向[5]；檔案館功能實現的最終途經有兩條，即加強檔案館向文化事業的轉型、強化檔案館的公共服務意識和能力[6]。所以，宣傳檔案工作的重要性也就在情理之中。覃兆劌認為，要改造社會對檔案事業的刻板印象，促進檔案意識提高，沒有熱情不行；投身檔案社會實踐，體察檔案學理論與實踐的落差，沒有熱情也不行。因而，他滿懷熱情地投入到檔案宣傳，致力于檔案文化的傳播。

三、“覃兆劌現象”對檔案學人的啟示

覃兆劌的學術思想廣為檔案學界認同，其足跡遍及全國各地，堪稱整個檔案學界理論聯系實際，實踐成就最為豐碩的代表人物之一，更在整個管理學領域為檔案學贏得了尊嚴和地位。身處內地一所省屬大學，覃兆劌何以能在資源較少的背景下，在一個看似冷僻的專業領域取得如此驕人的業績，值得檔案學人思考。

首先是覃兆劌對檔案學的鐘情和自信。覃兆劌曾以元人毛元慶語“兼是任，何重如之”勉勵自己，認為，沒有平庸的崗位，只有平庸的表現。覃兆劌認為，檔案學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作為責任教授，除了基礎理論研究外，深入實踐，加強專業領域的社會聯系，對于開展學術研究同樣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覃兆劌具有獨特的實踐魅力，而實踐也給予了他相應的回報。無論是參加國防科工委重大科技項目成果評審、國家檔案局項目成果評審，還是應邀為全國各地政府檔案部門獻計獻策，為企事業單位開辦檔案與知識管理講座、申報國家管理質量獎，都讓覃兆劌接觸到真實的檔案工作，為理論研究積累了原始素材。他發表了《檔案學：與社會實踐相伴互動的學科——檔案學研究的熱點與前沿問題分析》[7]等文章，極力呼吁重視檔案學的實踐性，強調“檔案價值實現是離不開利用活動的”[8]。為了做好“企業檔案與知識管理研究中心”的工作，覃兆劌在QQ個性簽名上長期寫著“忠恕”兩個字，意味“中心如心”，既作為自己處事的信念，又暗示所有的研究要將“中心”，將實踐放在重要位置。這也就是為什么他的研究總是能夠得到檔案界認同的重要原因。

再次，難能可貴的還有覃兆劌的學術和實踐視野。他立足檔案，但不唯檔案，主動出擊學科交叉領域，將檔案全部放到整個管理學范疇去考察，去研究，去實踐；他也不排斥檔案學的歷史學研究。談到檔案專業有些學生不愿上史學課時，覃兆劌說：讀史可以使人變得豐富、深刻。一個學科要得到認可和發展，就必須有嚴肅的學科發展史認知和基礎理論研究。所以我們的時間觀要革新，要在“過去”與“將來”之間強調現在， 要在“傳”與“承”中加入服務于現實社會的理念——“用”。在實踐方面，覃兆劌強調館（室）與廣域之間的聯系，主張“空間觀”。他認為，檔案工作者的角色重塑要以“三變”作支持：一由消極的庫房管理員向積極的檔案文化塑造者和檔案功能的監督者轉變；二由職能管理主體的代表向重要的合作參與伙伴轉變；三由檔案行政、官員的身份向檔案管理技術專家和檔案信息服務商轉變[9]。覃兆劌希望，我們的檔案學研究，不僅要受到歷史學家的尊重，還要施惠于現實社會生活。他表示，這種觀念的確立必然為我們帶來立足于現實工作的創新意識，變消極被動的守候為積極的檔案信息服務，使我們的作用受到同時代人的尊重。從中可以看出，渴望“有用”，渴望得到尊重，是覃兆劌積極主動地將檔案學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重要動力。毫無疑義，這種看似平常的治學邏輯對檔案界學人如何治檔案學這門實踐性較強的學問不無啟迪和借鑒。

參考文獻：

[1]在國家檔案局現任領導班子成員中，明確注明具有檔案學專業背景的無1人，明確注明具有歷史學專業背景的有2人。

[2]月光.檔案事業的“緣”與“情”——訪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覃兆劌教授.檔案管理2009（6）.

[3]黃存勛 張麗.對中國檔案事業的全新雙元審視——讀覃兆劌著〈雙元價值觀的視野：中國檔案事業的傳統與現代化兼論過渡時期的檔案思想札記〉.檔案學研究2004（2）.

[4]蔣衛榮.創新，檔案學發展的源泉——讀覃兆劌〈中國檔案事業的傳統與現代化〉.檔案與建設2004（5）.

[5]覃兆劌.從“檔房”到“檔案館”——關于中國檔案事業近代化的文化反思.檔案學研究2004（3）.

[6]覃兆劌.價值目標與倫理重構——關于檔案館社會化服務的功能與效能研究.檔案學研究2003（5）.

[7]覃兆劌.檔案事業“三字經”.檔案管理2009（1）.

[8]覃兆劌.檔案學：與社會實踐相伴互動的學科——檔案學研究的熱點與前沿問題分析.檔案與建設2004（1）.

[9]覃兆劌.橢圓現象：關于檔案價值實現的一個發現.檔案學研究2009（5）.

篇(7)

關鍵詞：The American archivist ；研究內容；研究特點

1 引言

1.1 研究對象。The American archivist，以下簡稱“AA”，是美國檔案工作者協會的會刊，該刊為季刊，創辦于1938年。AA在檔案學領域具有較大影響力，它的結構樣式對以后的檔案學刊物Archives（1949年）， Georgia Archive（1972年），Archivaria（1975年）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本次研究的主要數據源為PROQUEST數據庫，該數據庫對AA雜志從1971年到2011年的總共75期刊都作了可檢索的收錄，并對一些基本的原始數據有了初步的統計，是數據庫收錄最全的之一；同時，參考JSTOR數據庫，該數據收錄了AA的全文（截至2011年），對相關內容進行對照補充。本文的主要方法為主題統計和詞頻分析。

1.3 研究的意義和局限。AA作為美國檔案工作者協會的會刊，也是國際公認的檔案學領域核心期刊，有相當的影響力。將AA作為一個研究案例，無疑具有示范意義。通過對AA的研究內容和特點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幫我們對于外國檔案研究歷程形成一個直觀的認識；一方面也可以吸取其研究方面的精華，能夠對國內的相關研究有所借鑒。

研究的局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由于目前能夠獲取到的數據主要來源于數據庫，數據庫對相關期刊論文的收錄可能并不完備；另一方面是關于主題的具體劃分，可能“見仁見智”。所以，本次研究主要是起到一個參考作用。

2 研究主題分布統計

分階段研究。可以十年為單位將AA分為1971年～1979年、1980年～1989年、1990年～1999年、2000年～2011年四個階段。下面，分別對四個階段的主題加以研究，并作簡要的分析。

2.1 1971年～1979年階段。1970年代由于可獲得的數據較少，樣本數量比較小，主題分布如下：

通過主題分布的展示，雖然樣本不多，但1970年代檔案學研究的很多特點可以抽象出來。首先，檔案學很多研究內容還和圖書館學和歷史學息息相關，受這兩個學科的影響比較大。其次，計算機存儲技術得到了一定的發展，關于檔案的信息化內容開始被研究。最后，關于官方機構的研究有一定的分量，比如，對national archives的研究和對presidential papers?的研究。

2.2 1980年～1989年階段。1980年代可以獲得的數據較多，是檔案學研究的一個黃金時期，這一時期研究成果多，而且主題相對比較集中。其主題分布如下：

這一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關于“information（信息）”的研究急劇增多。這是1980年代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在檔案學領域的反映；同時，商務檔案/企業檔案的研究開始初現端倪，檔案學研究領域得到一定拓展；關于服務的研究被更多研究者注意。

2.3 1990年～1999年階段。1990年代也是檔案學研究的黃金時期，其主題分布如下：

通過對比可以發現，1990年代的相關研究與1980年代相比內容變化不大，都是成果比較豐富的一個時期。這一時期需要注意的是“internet”開始出現，第一批關于檔案和互聯網的研究就是誕生于此時。

2.4 2000年～2011年階段

主題分布如下：

這一時期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關于互聯網相關內容的研究已經成為一個可以和傳統研究領域相提并論的大主題，不能不說互聯網與檔案管理發生了緊密融合，檔案學研究也因之發生了巨大變化；“歷史”這個關鍵詞，在當今的檔案學研究中依然有著很大的分量；而對于個人檔案和手稿的研究，也具有了一定的規模。同時，對于數字化、電子檔案、電子文件的管理，也已形成研究的主流。

3 研究特點

3.1 發展的、開闊的研究視野。AA的研究注重與時俱進，這在主題研究中已經可以得到一定的印證。從1970年代數字化研究的出現，到1980年代商務檔案的研究，到1990年代和新世紀關于網絡內容方面研究，都可看出。

同時，AA有開辟專欄專門刊登國際上其他國家的檔案研究成果，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檔案研究者就曾在該雜志上發表過文章。

AA開闊的研究視野也可以從它關注鄰近學科的研究得到驗證。對于圖書館（library）和歷史（history）的研究長期以來都是檔案學研究的主題，而且，在一個時期內，對于博物館（museum）的研究也十分活躍。

3.2 研究結合實踐，個案專題研究與個人研究結合。AA非常注重對于實踐的研究，這與其是美國檔案工作者協會的會刊不無聯系。從創刊初期開始，AA的宗旨就在于有用（To be useful），它把自身定位為一本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刊物，能夠給檔案工作者的工作提供幫助的雜志。AA有專門的欄目讓檔案工作者對自身實踐中的觀點進行分享和交流。

在前文的主題研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關于檔案工作實踐的內容總是占據很大的篇幅，很多研究主題都是來源于檔案工作實踐。

專題研究和個人研究的結合是AA的一個很明顯的特點。每一期，除了刊登來自個人作者的獨立研究成果以外，還會對某一個特定的項目進行研究和分析。

3.3 注重交流和影響。AA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其評價欄目。評價欄目中，主要收錄對當前檔案實踐中所使用的工具和產品，以及圖書和其他檔案文獻所進行評估的文章，同時包括對于一些其他形式的檔案成果的評價，此欄目由專門編輯負責。這個欄目對于提升期刊的影響力有一定的幫助作用，同時也對檔案的實踐工作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通過對AA的研究，我們可以對于國際檔案學研究的內容有一個抽象的認識，這對我們的檔案學研究和檔案學研究期刊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這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參考文獻：

[1]RJ.Cox .An Analysis of Archival Research， 1970-92， and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American Archivist[J].American Archivist， 1994（Spring）.

[2]MS. Stephenson . The American Archivist， 1971 to 1990： A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J].American Archivist，1992（F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