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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管理論文:經濟學理論在高校人力資源管理中的運用

在當前人才競爭激烈的社會大環境中，高校的競爭就是人力資源的競爭。激勵人的創造力成為高校核心的發展力和競爭力。因此，針對高校人力資源管理現存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探尋高校人力資源管理的新方式，對深化高校體制改革，促進高校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高校人力資源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1.人力資源管理理念尚未成熟，管理重“事”不重“人”

當前高校正處于人事制度改革的轉型期，但傳統體制下的人事管理觀念仍存在影響。傳統體制下的高校人事管理把人假設為“經濟人”，更多的是看到人的自然屬性，比如物質需求，而忽視了“人”的社會屬性，如精神需求。人事部門多數管理人員都是非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出身，缺乏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專業知識，管理不規范，隨機性大，偏重于事務性管理，在管理中往往忽視了人力資源管理中最本質的內容——尊重人、關心人、激勵人和發展人，從而導致了人浮于事、機構臃腫、效能低下等種種弊端。

2.管理體制單一，激勵機制無法真正滿足教職員工的需求

高校內部考核的內容單一，普遍存在“走過場”現象，考核中的“優秀”指標分配常出現“輪流坐莊”現象，年終獎勵中優秀員工和普通員工的獎金拉不開距離，分配不合理導致大家出現“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心理。評上優秀和未評上優秀的員工對激勵的結果都不滿意，激勵機制無法發揮預想的效果。另一方面，高校人力資源管理重物質獎勵，忽視精神激勵。在實際工作中，有些管理者常常忽視了與教職員工的溝通，校領導溝通的層面僅停留于中層干部，而極少深入基層與教職員工進行交流，基層員工的真實需求沒有被真正挖掘出來，因而激勵制度也未能有的放矢地發揮作用。

3.人力資源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開發

教職工本身缺乏競爭和憂患意識，自主創新性不夠。部分教職員工容易滿足于現狀，認為高校是“鐵飯碗”， 缺乏競爭意識和危機感。工作熱情不高，積極性主動性不強，有些教師因為感到自身價值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而選擇跳槽，有些則從事第二職業或校外兼職等。高校教師這種“顯性流失”和“隱形流失”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高校人力資源尚未得到充分有效的開發，另一方面也在削弱高校人才的核心競爭力。

二、運用經濟學理論加強高校人力資源管理

1.“溫水煮青蛙理論”——加強高校人員憂患意識和競爭意識

“溫水煮青蛙”來源于美國康奈爾大學科學家做過的著名“青蛙實驗”。科研人員將一只青蛙放在煮沸的大鍋里，青蛙剛一進沸水，由于溫度太高，青蛙本能地躥出鍋得以逃生。而將它放入一個裝滿涼水的鍋里，再用小火慢慢加熱，青蛙雖然可以感覺到外界溫度的變化，卻因惰性而沒有立即往外跳，等到熱度難忍時，它已失去逃生能力而被煮熟。“溫水煮青蛙”道出了從量變到質變的原理，說明的是由于過分沉溺和滿足于現狀，缺乏危機感，對周圍事物的變化毫無覺察，麻木不仁，失去戒備而招災的道理。

當前中國高校正處于人事制度改革的變革時期，許多高校已開始了一場靜悄悄的人事及分配制度革命：鐵飯碗被打破、教師聘任制興起、職員制在試點、分配檔次被拉開等等。2003年，北大和中大率先引入競爭和淘汰機制進行人事制度改革，在平靜的中國高校中掀起了軒然大波。由此可見，體制改革在不斷地深化和推廣，高校中“青蛙”型的人員如果繼續固步自封，安于現狀，勢必會影響和阻礙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進程，終將被淘汰出局。要改變這種現狀，首先必須更新觀念，加強憂患意識的培養。憂患意識是一種清醒的預見意識和防范意識，是一種危機感、緊迫感、責任感、使命感。增強憂患意識有助于廣大教職工認清形勢，更新思想觀念，主動調整自己去適應改革的浪潮。第二，加強師資培訓，包括崗前培訓和在職培訓和專業培訓相結合。建立組織型的學習梯隊，使各層級的教職工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把學習當成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學習中營造競爭向上的氛圍。特別對青年教職工加強職業生涯規劃設計的培訓，使年輕的教職工能找準定位，及時將個人的發展目標和學校的發展目標緊密結合，最終推動高校戰略目標的實現。

2.“邊際效應理論”——創新高校激勵制度

邊際效益理論又稱效益遞減理論，它是微觀經濟學的基本規律之一。它是指當其它要素投入的量保持不變時，如果一種投入的要素等量增加，在超過某一臨界點后效益呈不斷下降趨勢。舉例說，一個很餓的人吃到第一個包子的時候覺得很香，又能填飽肚子，但隨著饑餓的程度降低，對吃包子的渴望值減少，當覺得飽的時候是邊際效益點，如果繼續吃包子，胃反而會因為太飽越來越不適（邊際效益轉為負）。

邊際效應理論可以應用到高校人力資源管理中制度創新方面。通過有效的激勵制度來調動人的積極性是人力資源開發永恒的主題,也是提高高校辦學質量和效益的關鍵環節。現在高校當中每年都有各種各樣的考核和獎勵制度，比如優秀員工、優秀教師，還有每年固定的崗位津貼考核，但每年都重復著相同的考核和獎勵內容，容易導致教職工對獎勵感到麻木，激勵起不到預期的效果，甚至產生負作用。為了讓激勵機制能持續發揮效用，必須進行制度創新和改革。首先，要遵循差別激勵原則，一方面，高校中有不用類型的教職工，有專任教師、科研人員，還有行政人員等，他們因年齡、文化程度、工作性質、個人發展等方面不同而產生不同的需求，這就要求激勵制度能針對不同類型的人，不同的情況施以不同的激勵方法。同時在對高校中各類型人員的需求進行合理的調研的基礎上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激勵方案。其次，激勵的內容注重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相結合，將管理的手段、方法和教職工的實際需求有機結合，有針對性地給予激勵。第三，激勵要注意正激勵和負激勵相結合，有獎勵也有懲罰，比如適度的淘汰機制與崗位競聘、輪崗等相結合，在教職工中營造能上能下、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激發教職工創造性的工作，從而減少與阻礙激勵機制的邊際效應遞減現象。

3.“示范帶動效應”——不斷樹立新典范，營造競爭向上的文化氛圍

示范帶動效應是群體中推舉某個人為榜樣，周邊的人紛紛效仿和學習，由此所產生的連動效應。良好的示范帶動效應能使組織成員對良好價值觀、工作風格、理念、規范等趨于一致并立志遵循，從而驅動組織成員自發自動地投入工作，并為組織創造價值。在當前處于改革與創新階段的高校人力資源管理中，應通過示范效應帶動教職工倡導創新、敬業的核心價值觀。首先，不斷樹立新典范。通過在各個崗位、各線條推選出標桿性人物，如優秀的學科帶頭人、科研骨干標兵、敬業愛崗的專任教師、勇于創新的行政人員等等，通過這些先進典型來激勵和引導各個崗位的教職員工要追求先進，勇于創新。其次，高校要營造相互尊重、安定和諧工作環境，一個健康向上、相互促進的良好環境會對教職工的心理行為產生積極的影響。教職工們在尊重、理解和支持的環境中，能主動工作，自覺接受學校工作規范的約束，產生不斷提高工作質量的精神動力。

經濟學管理論文:人性假設 傳統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的比較

摘 要：人性問題是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共同關注的問題。本文在概述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關于人性假設的不同觀點基礎上，比較分析了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與管理學在人性假設方面的區別。認為，傳統經濟學關于人性問題的研究更多地是作為研究經濟問題的前提，新制度經濟學則重新修正了傳統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觀點，對人性問題進行了更接近現實的研究，而管理學則由于其核心問題——對人的管理，因此，其對人性問題的研究本身就構成了管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人性假設；“經濟人”；有限理性；機會主義

人，作為經濟和社會活動的主體，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復雜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質問題自然成為各學科關注的話題，其中人性問題更是成為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正如有學者認為：“社會科學的所有理論都直接或間接地包含對人的行為的假定”[1]。英國哲學家休謨認為：“一切科學對于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關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是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間接涉及到人性問題研究的學科中，經濟學和管理學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發展”的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樣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擬對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做一比較研究。

一、傳統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

傳統經濟學一般指古典經濟學和發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包括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及與之有重要淵源關系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在傳統經濟學中，人都被假設為“經濟人”，這就是著名的“經濟人”假設。傳統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有兩個內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個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計，“‘經濟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將要實現的目標，因此，能夠在現在和未來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選擇”[2]。

“經濟人”假設被視為傳統經濟學的最基本的假設，是傳統經濟學理論分析的基石。關于這一假設的產生和出現，經濟學家幾乎一致認為源自并歸功于亞當?斯密，認為亞當?斯密作為18世紀自由貿易的倡導者，是在與重商主義的學術爭論中，為了說明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而提出的。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把每一個人對自利的追求作為個人一切經濟活動的根本推動力，一切商品交換都由每一個參與者的自利所推動；每一個人對其職業的選擇——由此形成社會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認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來決定的；“看不見的手”所造成的資本與勞動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流動即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個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發地形成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和諧秩序[3]。所謂“經濟人”，按亞當?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個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個人都按其理性行動，同時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實際上，盡管經濟學家都認為“經濟人”假設源自亞當?斯密，但亞當?斯密并沒有直接提出“經濟人”的概念，只不過在《國富論》關于“看不見的手”理論論述中包含了“經濟人”的思想，因此亞當?斯密關于“經濟人”的假設被認為是潛在的，且簡單、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統地論述“經濟人”內涵的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經過大衛?李嘉圖等一系列古典經濟學家的不斷豐富，“經濟人”的概念才最終成型。隨著經濟學理論的不斷發展，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也對“經濟人”假設進行了繼承和發展，馬歇爾等新古典經濟學家在肯定“經濟人”假設對經濟學學科建設必要性的基礎上，力圖克服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假設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經濟人”是開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經濟人”不是赤裸裸的極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從而使“經濟人”范疇明顯“呈現出了邏輯合題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經濟人”假設較以往貼近了與現實的距離，進而使“經濟人”假設最終走向了豐富和成熟。

在傳統經濟學中，“經濟人”除是“自利的”以外，還被認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經濟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經濟人”假設也被稱為“理性經濟人”假設。而所謂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計，每個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有明確的認識。應該說，盡管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家關于理性的邊界或極限存在不同觀點，但總體上認為“經濟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亞當?斯密并沒有明確提出理性的邊界或極限問題，但后來的其他古典經濟學家卻認為“經濟人”是完全理性的，有著無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經濟人”的理性假設呈現了片面化和極端化的傾向；而新古典經濟學家馬歇爾則認為“經濟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談論“經濟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或完全的，他認為“經濟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無限的或完全的，可見馬歇爾的思想其實已經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過他并沒有明確否定“經濟人”的理性假設。

二、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

新制度經濟學作為“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制度”、“使經濟學研究更貼近現實”的經濟學，在近些年快速興起并備受關注，其中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也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圍繞制度的演進與變遷、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與作用及從“實際的人”出發來研究人是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假設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這一出發點，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對人的行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釋，并在此方面對新古典經濟學做了修正和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的假設主要有三方面內容：

1人既追求財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財富最大化

追求個人的物質利益，在傳統經濟學看來是“經濟人”的特征之一，并認為“經濟人”正是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才促進了社會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對于每個人而言都是一個既定的客觀事實，人們的社會活動、人們的相互交往和交換，都主要地出自于每個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人類行為遠比傳統經濟學中的財富最大化的行為假設更為復雜，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非財富最大化動機也常常約束人們的行為，人的行為并不必然表現為對財富的追求，這就是所謂的人既追求財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財富最大化，即雙重行為動機。當然，新制度經濟學是從制度的變遷與演進角度來揭示人的這種雙重行為動機的，認為人類歷史上制度創新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人類這種雙重動機均衡的結果，制度在塑造人類這種雙重行為動機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經濟學所稱的人追求財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質利益；所謂追求非財富最大化，在d?諾思等新制度經濟學家看來，就是諸如利他主義、意識形態和自愿負擔約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層面的利益。顯然，新制度經濟學的這一觀點使對人的認識更全面也更復雜。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傳統經濟學人性假設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推翻了傳統經濟學的這一范式，認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用引入這一定理的新制度經濟學家肯尼思?阿羅的話說就是人的行為“即是有意識地理性的，但這種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實，關于人理性的有限性與無限性，馬歇爾在對古典經濟學的修正與發展中已經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過沒有完全否定古典經濟學的理性假設，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認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過他們的這種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認為，由于人類大腦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作為經濟決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滿意而不是最優的經濟目標，因此成本最低、利潤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設嚴格的邏輯推導中，而不存在于現實世界中。應該說西蒙的“有限理性”觀點，為經濟學家們認識和克服傳統經濟學人性假設的局限性，尋求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新制度經濟學引入并明確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為了闡明制度設立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說，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有限理性的認識是圍繞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環境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是導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說“只要或者是不確定性，或者是復雜性的存在達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問題就會產生”[4]，而制度通過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境的能力。由此可見，有限理性假設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經濟學的人性假設更接近現實，同時也是進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條件。

3機會主義行為傾向

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是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設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對稱或信息阻塞范疇基礎上提出人都具有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所謂機會主義（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話說就是“狡詐地追求利潤的利己主義”，人具有隨機應變、投機取巧、為自己謀取更大利益的行為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隱蔽的手段，會耍弄狡黠的伎倆，以盡可能保護和增加自己的利益。從本質上說，機會主義源于人們的利己心或對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種本性，威廉姆森曾風趣地說，當騙人能增加利潤時，交易中的誠實未必可取。由于人們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存在，使“經濟組織的問題大為復雜化了”，增加了市場復雜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響了市場的效率。關于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我們還應把握三點：（1）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具有冒險、尋找機遇及損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時表現為積極方面，有時表現為消極方面。（2）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并不總是現實化為機會主義行為，只有當信息不對稱、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時才可能現實化為機會主義行為。（3）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實際上是對傳統經濟學中的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種重要補充和發展，使關于人的認識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三、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

管理學的實質就是關于人的科學。管理學是基于對人的正確認識、從人的實際出發，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點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對人性進行研究的。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主要包括“經濟人”、“社會人”、“自我實現人”和“復雜人”四種。

1“經濟人”假設

管理學中的“經濟人”假設是管理學的創始人之一泰勒從傳統經濟學中引入和繼承而來的。泰勒在勞資雙方矛盾加大、企業普遍缺乏系統管理理論與管理方法的特定時代背景下，以“經濟人”為基礎，開創了科學管理的新時代，也使管理學正式誕生。泰勒在其科學管理理論體系中，不僅贊同傳統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而且把“經濟人”假設作為其理論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之上的，因此“經濟人”假設也成為管理學的重要人性假設之一。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論認為人是“性本惡”的，也就是以悲觀、否定的觀點來看待人，認為人的工作動機根源于經濟誘因,其目的在于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主張把人放在被動的位置上進行嚴格管理。應該說，管理學中的“經濟人”假設，既有其科學的一面，也有對人的認識過于機械簡單、忽視人的社會性和復雜性的一面。

2“社會人”假設

“社會人”是管理學關于人性認識的第二個假設。這一假設是由人際關系學說的代表梅奧等人通過著名的霍桑實驗提出的，梅奧也憑此發現成為對管理學有重大貢獻的人，這一發現同時也為行為科學的建立打開了大門。“社會人”假設是在“經濟人”假設在20世紀20—30年代受到更多質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論的背景下提出來的，同時眾多心理學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為“社會人”假設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條件。與“經濟人”假設相比，其最進步之處就是不僅看到了人具有滿足自身物質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進一步認識到人還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會心理需要，管理必須從社會、心理方面來激勵工人，提高勞動生產率。美國管理思想史專家雷恩認為,人們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 “社會人”假設的提出正是正確認識人的本性、揭開人們心靈秘密的重要一步，從此以后，管理理論的重心開始從過去的“以人適應物”向“以人為中心”轉移。當然，就內容而言，“社會人”假設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將人性看做是消極被動的，人缺乏能動性、創造性等。

3“自我實現人”假設

“自我實現人”假設也稱自動人假設，是管理學中的第三個人性假設。它源于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中的最高層次需要——“自我實現需要”，道格拉斯?麥格雷戈的“y理論”也大體上與“自我實現人”假設相對應。“自我實現人”假設在“人有社會的和心理的需要”認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動性與創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實現自治和獨立，發展自己的能力和技術，能夠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實現人”假設可以看做是對“社會人”假設的繼承和發展，其對人的這種認識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極大提高，“以人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進一步強化。盡管其對人的認識有過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傾向，但其積極意義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復雜人”假設

“復雜人”假設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學家愛德加?薛恩在1965年對人性假設進行歸納時提出的，他在《組織心理學》一書中，在綜合“經濟人”、“社會人”、“自我實現人”三種人性假設的基礎上，提出了“復雜人”假設。薛恩認為，人是千差萬別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場合會有不同的動機和需求，因此應因人、環境及問題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與手段。“復雜人”假設實際上是對上述三種人性假設進行的一個非常好的歸納，使對人性認識實現了多元化，是對管理思想的重要發展，它對于權變管理理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也促進了管理理論的多樣化，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管理理論叢林”的“蔓延”。比如“復雜人”假設理論直接促生了莫爾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論”（又稱“人性的權變理論”）。

除上述四種假設，管理學中還有兩種重要的人性假設，即美國著名學者麥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論和y理論。x理論認為人“性本惡”，以悲觀、否定的觀點來看待人，因此主張把人放在被動的位置上進行嚴密控制，實現嚴格管理。y理論認為人“性本善”，以樂觀、積極的觀點來看待人，因此主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實行以人為中心的寬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為員工發揮其智慧和潛能創造有利的條件。x理論中的人與亞當?斯密及泰勒的“經濟人”一脈相承，而y理論中人與“自我實現人”有些類似。此外，在20世紀80年代后，美國學者特倫斯?迪爾和阿蘭?肯尼迪還在《企業文化——現代企業的精神支柱》一書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設，認為人是環境的動物，環境是自變量，人是因變量，由此得出人的未來本性是不可知的觀點，從而又進一步豐富了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理論。

四、比較分析

從以上關于人性假設的概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可謂各有千秋，盡管在內容上有交叉，在理論淵源上有繼承、修正及發展的關系，但在與現實貼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還是有比較明顯的差別的。而準確認識它們之間的這種差別，有助于對加強人性假設理論的準確把握，同時也有利于加深對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的認識和理解。

1關于與現實貼近程度的比較

總體來說，傳統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的假設是脫離現實的，或者說，現實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時也有利他性。正如馬歇爾所說，“當我們說到一個人的活動動機，是為他能賺得的金錢所激發時，這并不是說，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圖的念頭之外，就沒有其他一切考慮了”；“他的動機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內，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動機……在內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為受到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對稱、環境的不確定性、人的智慧及對客觀環境或事物的認識能力和算計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約，人是根本不可能時時、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問題是，為什么這種假設脫離現實，而傳統經濟學還要堅持這種假設呢？這就涉及到了馬歇爾所說的“經濟人”假設對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工具價值。馬歇爾認為，“影響人類行為的最有力的、最堅決的動機但惟一的動機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動機，更明確地說是追求工資、追求一定數額的貨幣的動機，‘經濟人’的這一求利動機通過其所追求的貨幣加以大約的衡量的時候，科學的方法和試驗便有可能了”。在馬歇爾看來，“‘經濟人’的求利及其貨幣化衡量，是經濟學走向科學化、精確化的必經門坎”[3]。也就是說，傳統經濟學所提出的“經濟人”假設，是經濟學的基礎或前提，是為了推進經濟學研究，各個時代的經濟學家之所以不斷對“經濟人”進行抽象、修正，并為之辯護，主要是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類的實際經濟行為及由此出現的各種經濟現象，為建立一個邏輯嚴密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提供分析支撐點。正如柯武剛和史漫飛所指出的，“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是一些有關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設，它隱含地假設制度是既定的”[2] 。

需要指出的是，關于傳統經濟學的人性假設脫離現實的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家也已經意識到了，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就認為人不僅是利己的，同時也有利他的動機，“經濟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經濟人”就是生活于現實中的普通的人。顯然，馬歇爾的這種觀點剝離了古典經濟學中關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極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人性的假設在一定程度上貼近了與現實的距離，但是，馬歇爾的這些認識畢竟還只是“貼近”，也就是縮小了與現實的距離，但還沒有完全回歸到現實中來。

相比較來說，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假設的研究則基本上回到了現實中，或者說至少比傳統經濟學的研究更貼近現實，它認為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有限理性、雙重行為目標等都是比較現實的，有時與現實中的人幾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r?科斯指出：“當代制度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在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7]。另一個代表人物諾思也認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做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再如，科斯與諾思都強調了新制度經濟學應該研究人、制度與經濟活動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科斯指出，標志當代制度經濟學特征的應該是，它所探討的問題是那些現實世界提出來的問題。應該說，正是這種出發點，使得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設更貼近現實。同時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也正是其對傳統經濟學的修正和發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來，傳統經濟學的人性假設，既沒有必要，也會引人誤入歧途。

管理學對人的研究則完全是從現實出發，最貼近現實，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學的研究目的決定的，即管理學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環境下如何加強對人的管理，調動人的積極性，挖掘人的潛能，以最終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時也是管理學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學自然要從現實出發來研究人，要認識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礎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與技術。當然，由于不同的知識背景及所屬流派等原因，管理學者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也存在差異，有的甚至與現實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這種差異和不一致并非在本義上要脫離現實，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視角使然，有的則可能是因為認識上的偏差或局限。

2關于研究范式的比較

范式被美國哲學家庫恩定義為“科學共同體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進行科學活動的基礎和工具”[9]。就人性假設的研究范式而言，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也有明顯差別。傳統經濟學是把“經濟人”假設作為研究的前提，為了更便于對經濟問題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這種假定有利于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簡單，就越有利于繞過復雜的情況對經濟問題分析的干擾。”正如馬歇爾所說，“我們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幾種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況不變’這句話，把其他一切力量當作是不起作用的：我們并非認為這些力量是無用的，不過是對它們的活動暫不過問而已”[6]。傳統經濟學把人都假設為“經濟人”，實際上就類似于假設“其他情況不變”。傳統經濟學的這種研究方法盡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論價值，但如上所述的遠離現實的缺憾也是顯而易見的，對此，科斯曾告誡：“過去，經濟理論一直未能清楚地陳述其假設。經濟學家們在建立一種理論時，常常忽視對理論所賴以建立的基礎的考察”[10] 。“經濟人”假設一直作為傳統經濟學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說的“忽視對理論所賴以建立的基礎的考察”的重要體現。

而新制度經濟學是本著從實際出發的原則來研究人，因為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人是構成經濟活動的最基本單位，因此要從分析人的特性入手來分析影響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費用論得到最徹底的解釋，從而使交易費用理論趨于成熟。威廉姆森認為，影響交易種類和交易費用大小的有三個維度，即交易發生頻率、不確定性和資產專用性，前兩個維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的研究，與傳統經濟學有著明顯的區別。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人的行為，特點是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為研究制度問題的一個視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構成經濟活動的最基本單位，要研究制度問題繞不開人的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帶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時，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認為傳統經濟學對人認識過于簡單，嚴重脫離實際，為了糾正其不足。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的研究帶有一些“糾偏矯正”和“揚棄”的意味。

從表面上看，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研究與管理學有些類似，但實際上也有差別。如果說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人在某種程度上帶有“被迫”意味的話，那么管理學對人的研究則是完全出于“主動”，也就是說，管理學對人的研究，則本身就是管理學的重要內容，或者說管理學是把人性假設作為研究內容來研究的。因為管理的目的就是對人的管理，對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終是管理學的核心。正如郭咸綱所說，“人是管理的主體也是管理的客體，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論管理學研究的出發點”[5]。因此，管理學與新制度經濟學在關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別。事實上，在管理學中，對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學理論發展的三大線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設出發構造的管理理論也不斷地創新與發展人性假設，而“每一個新假設的提出和新理論的出現都對管理思想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5]。

3關于內容特征的比較

在內容特征方面，傳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及管理學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也呈現出明顯差異，具體說是：傳統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具有統一性，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具有現實性，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具有多維性。

在傳統經濟學中，自亞當?斯密提出“經濟人”假設的思想以來，盡管圍繞著“經濟人”的內涵和理性程度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也無論“經濟人”的內涵如何擴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經濟人”假設一直是傳統經濟學的核心假設和理論基礎，是經濟學理論體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這一點一直沒有改變過。而各個時代的經濟學家之所以不斷對“經濟人”進行修正、完善、辯護，主要是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類的實際經濟行為及由此出現的各種經濟現象。新制度經濟學從“現實生活中實際的人”及修正與完善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出發，認為“經濟人”具有追求財富與非財富最大化的雙重動機、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傾向，并從現實中的人這一視角來分析制度變遷與演進或制度安排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應該說盡管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決定了人性假設并不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但它從現實中的人出發來研究人的行為，并認為人作為行為主體面臨的環境約束變化了、所擁有的關于環境的信息變化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的方式改變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經濟學中“經濟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性假設的觀點無疑具有現實性，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反過來說，如果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不具有現實性，那么可能會危及新制度經濟學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說，“新制度經濟學早就認為，經濟組織的中心問題，歸本求源是人類活動者的行動屬性，行為假設被看做是現實中的重要部分，這個層次的嚴重失敗將導致制度經濟學事業的危機”。新制度經濟學的人性假設觀點，一方面使經濟學更具有了解釋力，同時也有利于對制度問題的分析，或者說新制度經濟學對人性假設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對制度問題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學作為研究如何加強對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門學科，其對人性的研究不僅更需從實際出發，而且偏重于人的社會屬性，因此它對人性的認識比較復雜多樣，認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須針對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總的來看，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呈現學派林立的特點，且不斷發展變化。，從經濟人假設、社會人假設、自我實現人假設、復雜人假設；從x理論、y理論到超y理論、z理論，再到后現代管理學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學者認為，管理學關于人性假設的理論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論和不同學派的大雜燴，也呈現出了權變性、藝術性和多樣性的特點。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會中最寶貴的資源，因此對人性的探索將是包括經濟學、管理學在內的所有社會學科永恒的話題。近些年來，伴隨介于心理學和經濟學之間的邊緣學科——行為經濟學的逐漸興起，人性假設理論已經出現了新的觀點，它試圖根據心理學的研究對傳統經濟學的人性假設進行修正。行為經濟學的奠基人丹尼爾?卡尼曼、弗農?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經過大量研究指出，個體的行為除了受到利益的驅使，同樣也受到自己的“靈活偏好”及個性心理特征、價值觀和信念等多種心理因素的影響，行為經濟學中的“經濟人”不再僅僅自利，而是人們也可能考慮利他，當然有時也會產生沖動，采取非理性行為等等。顯然，行為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觀點已經改變了傳統經濟學中的“經濟人”的內涵。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科學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別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的不斷發展，新的人性假設觀點定會不斷出現。

經濟學管理論文:空中交通管理空域資源經濟學淺析

摘要:空域一詞,在空中交通管理文獻中被定義為“地球表面以上可供航空器飛行的一定范圍的空氣空間”。空域作為一種“天然的資源”,和陸地資源、海洋資源以及其他空間資源共同構成一國所擁有的自然資源總量,是國家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國的空域是固定的,之所以能從曾處于閑置狀態自然資源轉變為創造市場價值的經濟資源,凸現稀缺性特征,是由于航空運輸業的崛起。本文筆者通過對國內外空域資源的研究狀況,從經濟學的角度提出我國空域資源所面臨的問題,并提出空中交通管理財務方面的解決建議。

關鍵詞:空域資源 現狀 解決方法

一、國外相關研究

國外關于國家空域資源利用與管理的研究、關于國家資源數量及其用于國家安全的比例的研究,從經濟思想基礎看,英國經濟學家庇古(pigou)福利經濟學思想、凱恩斯(keynes)有效需求原理及乘數原理,以及美國經濟學家希奇(xejy)有關管理思想均有涉獵;此外,美國國防經濟學家施萊辛格(sylejenc)提出的按照“替代成本原則”和“邊際效用原則”配置經濟資源的理論等,亦有論述。

在美國,學術界和政府部門非常重視對國家空域資源利用及其管理的研究。例如,在充分認識空域資源的稀缺性方面,美國政府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民航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國家天然的空域資源,為國民經濟服務,限制軍方使用,規定其固定使用的空域只能占全國空域的7%。此外,提出空域資源歸國家所有的政策主張,認為實行“空域管制一體化”,有助于公民享有平等使用權,從“空盡其用”中獲取最大效用;這種“大一統”思想,在實踐上表現為聯邦航空局擁有空域使用的最高決定權。而且,積極主張“開放天空,放松管制”,進一步促進民航運輸業發展,提高其在國民經濟中地位。

二、我國空中交通管理空域資源利用現狀及問題

目前我國空域資源利用率每年都保持另人可喜的增長水平,民用運輸業的大力發展,低空的開放等都切實有效的利用了我國的空域資源,但由于歷史的、體制的原因,我國空域資源的利用仍存在著以下不足。

(一)民用航空運輸壓力持續加大,軍民航空域相互重疊

近十幾年來,我國空中交通運輸事業飛速發展,每年航班架次增長率都在15%以上,民航運輸機隊每年增加飛機150架以上。目前我國民用運輸機場達到190個左右。到2020年,國內的運輸機場數量預計會達到250個左右,運輸飛機總數將會達到近2600架,航班起降總量將會達到近1000萬架次。在我國少數機場和航路上,空中交通擁擠現象較為嚴重,特別是北京地區、京廣航路等;隨著空軍建設在國防安全中地位的提升,空軍飛行訓練任務的增加,加上我國軍民航機場分布極不合理,有的機場為軍民航合用機場,導致軍民航空域相互重疊,空域資源更加緊張,常常造成飛機不必要的空中盤旋等待、地面延誤。這不僅造成運營成本的大幅度增加,同時也加重了空中交通管制人員和飛行人員的額外負擔。

(二)空管基礎設施不能及時跟上空域資源開發,資金滯留嚴重

造成空輸壓力大,軍民航空域相互重疊問題主要是我國空管系統財務制度的不健全導致資金滯留問題嚴重,基礎設施興建無法及時跟上空域資源開發利用所致。由于空管建設項目一般都涉及很大的資金數量,國家在項目安排上相當謹慎,很多項目都要經過多個部門的協調,各環節上的審批檢查也比較復雜,容易導致空管建設項目前期工作滯后,投入無法及時到位資金的嚴重滯留等問題。再者,空管項目建設要經過規劃、國內分布,地質勘探、測量、設計、招投標等一系列環節,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會影響到工期能否按計劃進行。

(三)空管自動化系統過于依賴國外企業,升級成本高

空管自動化系統主要功能是顯示飛行目標、識別飛行目標、沖突監測和告警、飛行計劃處理等,能幫助現代空中交通管制指揮員實施空中交通管理,對保障航空安全、提高航空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廣泛應用于機場、空中區域管理中心等空中交通管理機構。因此,空管自動化系統的使用效率和空域資源的利用效率密切相關。而目前我國民航空管自動化系統的市場份額主要為:海外供應商法國泰雷茲公司的歐洲貓產品占全部區管中心大型系統、美國德雷費尼克公司占有多數中小型系統。由于空管自動化系統屬于極高壁壘行業,行業準入條件較高,且空管行業關乎國家安全,一般企業進入需要很長的時間,導致競爭企業單一而且如果要升級,就需要重新做,而不是簡單地在原來系統上增加軟件功能模塊,所以,空中管制自動化的升級需要大量資金,這種環境下,如果我們要進一步提高空域資源的利用率,空中交通管理局無疑要付出很高昂的財政代價。

三、解決問題的建議

(一)大規模新建、擴建和遷建機場

目前我國機場空間性與相對時間性嚴重分布不均是造成空管難度大、流量控制難、航空保障問題嚴重、空域資源狀況緊張的首要原因,這主要是由于我國歷史的、體制的原因造成的。根據民航總局空管局統計,因空管原因(流量控制和航空保障)造成的航空公司不正常航班達到15-20%左右。針對種情況,我們應該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借著國家為解決此次金融危機刺激經濟的4萬億投資的東風,在原有機場的基礎上,視情況而定擴建機場。在空域資源寬裕處,根據統一合理的規劃,新建或大規模新建機場。對于空域資源分配不合理,起不到積極作用,或沒有達到預期作用的機場,則要進行拆遷整改,將其遷建到更適合的地點。

(二)簡化審批手續,解決資金滯留

目前我國對空管部門的資金投入審批手續過于繁瑣,是造成大規模資金滯留在企業手中,“有錢不敢動”的主要原因。建議有關部門按照國家相關法律規定進一步簡化對空管部門的資金審批,只有這樣,才能使資源利用效率更高。

(三)空管重大系統實現國有化

空管系統關乎國家安全,國家對空管重大裝備國產化的要求十分迫切。而重大系統若能實現完全國產化自主生產,不僅可以節省空管財政的支出,降低成本,對空管系統的即時換代更新,乃至對我國惶恐事業,國防事業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最后,向工作在空管第一線的人員致以崇高的敬意,因為你們的努力,我國空域資源利用的明天會更美好。

經濟學管理論文:論管理經濟學在商業銀行管理中的運用

摘要：每個企業的運作都離不開必要的經濟理論和管理知識，商業銀行的運作也包含其中。只要通過對管理經濟學的學習，就可以了解經濟理論在企業運營決策過程中的科學理論依據，為企業實現業務目標提供經濟分析工具。

關鍵詞：生產函數 商業銀行 內控管理 管理經濟學

每個企業的運作都離不開必要的經濟理論和管理知識，商業銀行的運作也包含其中。只要通過對管理經濟學的學習，就可以了解經濟理論在企業運營決策過程中的科學理論依據，為企業實現業務目標提供經濟分析工具。如果一個企業能成功地運用管理經濟學原理建立自己的經營策略，并把它應用到日常商務管理中，將會給企業的運營帶來很大的好處。如何把企業運營和經濟理論有效的結合起來？

首先，可以將產品價格彈性結合需求規律，運用于市場。在市場條件下，一般商品需求規律是：所有其他條件不變,價格下降,需求量上升；價格上升,需求量下降。但是，如果要為企業的市場戰略服務，就必須將需求價格彈性和市場需求結合起來。在一般情況下，任何缺乏需求彈性的產品，企業都應設法提高價格。需求彈性充足的產品，企業可以降價銷售，提高總收入。有效運用這個經濟原則，用低的價格，可以薄利多銷，進行更多的銷售。快速銷售可以提高市場競爭力，利潤率雖然低，但通過更多的銷售，更快的銷售可以增加總利潤，加快資金周轉。

再次，可以利用生產函數，對企業產品降低成本，增加產量。生產函數是指在一定時期內，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生產中所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的數量與所能生產的最大產量之間的關系，又稱短期生產函數。公式為：q = f (l ,k0 )k0不變 ,l增加帶動產出增加。譬如說，康柏公司從1993年起開始改革傳統組織形式，在蘇格蘭的工廠試行“三人勞動組”制，結果證明這種組織形式大大優于流水線，每個工人的產出提高23％，實現了目標。“三人勞動組”運作情況如下：生產流水線一般由20名工人參加，每個人只干一種活。改革是將流水線的全部工種交給3個人承擔，每個人要干6種～7種活。如第一個人負責把要組裝的部件準備好；第二個人負責把那件組裝到個人電腦的機殼內；第三個人負責全部測試工作，確保所有線路暢通無阻。“三人勞動組”的優越性表現在：（1）占據廠房面積小，平均每平方米的產出比流水線提高16％。（2）流水線的方式使電腦在組裝的過程中觸摸人數多，不但延長產品組裝時間，而且增加影響產品質量的機會，因為電子產品質量的高低同被觸摸的人數多少成正比。（3）流水線一旦出現故障或其中的一個成員在操作中發生問題，20個人都要停工，而小組若出現問題，受影響的則僅限于3個人。但是“三人勞動小組”要求每個工人能夠干多種活，他們必須經過多方面的培訓方能上崗。在這個案例中還運用到了邊際產量原理，即在其他生產要素投入量固定不變條件下 ,該可變要素投入量變動一個單位所導致的總產量的變動量，公式為:mpl =q/ l，邊際產量是可變的，它涉及到固定的要素的數量，在一般情況下，單位可變要素平均配置的固定要素越多，邊際產量就會更大;由公式可知，在總產出不變時，勞動力的減少可使產量增加。

從內部因素的影響，中國理念的商業銀行及其制度的缺乏，制約了其內部控制和管理的有效性。從概念上講，沒有將業務發展和風險管理這兩種關系有機統一，有一個片面的業務發展和風險規避的兩個極端片面強調的重點。也沒有真正建立全面風險管理，整個過程缺乏，品種齊全，完整的風險管理意識的概念。風險管理制度，雖然在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個現代商業銀行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往往商業銀行的初步建立只能做到“看起來像”。管理制度的發展滯后于風險的發展最終建立還沒有完全垂直，獨立的風險管理制度，風險管理部門的設置，業務流程，崗位職責，也仍然有許多違反內部控制原則的情況。

從實際角度來看，金融詐騙和其他商業銀行系列事件的出現或發生重大案件是對內部控制失控的反應。失控客觀和主觀的原因很多，外部原因是對重新審核公司內部控制的有效性外部審計的不足，也沒有對商業銀行監管當局建立內部控制制度，正確的評價標準，內容，方法和措施；銀行的內部原因主要是內部控制制度的實施，缺乏監督和約束機制，會計，控制或管理控制失靈，信息不充分交流，有效的內部審計評價和監督缺乏。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商業銀行缺乏有效和健全的公司治理結構。

首先，企業在決定上要做很多市場需求的分析。市場需求，價格彈性的產品分析，以確定產品價格，來判斷什么價格可以提供最大的利益。通過定價策略，一個企業決策者，以改善企業狀況，就必須明確產品的價格彈性，價格彈性不足，不夠靈活削減下來，否則，就是自我毀滅。預測價格彈性是發展市場營銷計劃的關鍵。通過價格的營銷推廣，交易折扣，產品抽獎等，以實現利益最大化企業管理者，你必須了解不同客戶群體

和特定商品的價格彈性的喜好。也就是說，要知道是否銷售價格上漲抵消了單位收入的下降。從經濟管理角度出發，在一般情況下，一個企業從零產量開始，首先需要一個更高的價格，然后慢慢地降低價格，因為利潤最大化的輸出總是在適當范圍內的需求彈性。顯然，如果企業能夠自覺地使用和管理的理性思維的經濟原則，我們就可以得到企業利潤的最大化。

第二，了解兩公司之間的交叉彈性的產品戰略決策具有重要意義。需求交叉彈性為正，具有較高的價值，在市場上更密切的替代品，是相互競爭。需求交叉彈性為負，在市場上互補性商品，就是合作關系。其替代產品，配套產品應密切關注和應用，最大限度地消除替代品，補充了企業的產品。把握消費者的喜好，產品與消費者需求相關的程度。控制廣告和營銷支出，以刺激消費者對企業產品的需求。

因此，企業運營商可以使用企業管理經濟理論中的理性思考企業管理運作，將在企業的成功和生存中起到重要作用。有一些企業家僅憑著野心和熱情，引導企業經營和決策，在經營上遇到問題僅憑自己的感情判斷想法，尤其是如果他們有一些成功，這種現象尤為突出，導致企業徹底失敗，或誤入歧途。這些同樣可以適用于商業銀行，商業銀行自成立以來，其開發的風險一直伴隨著其日益復雜和難以識別、管理和控制。優質高效的中國商業銀行內部控制管理，是抵御行業風險的基本保障之一。

經濟學管理論文:淺談我國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經濟學分析

論文關鍵詞：公共信息資源　低效　經濟學分析

論文摘要：造成我國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原因很多，本文試圖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造成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原因，旨在為提高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效率提供建議與幫助。

1　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概念與現狀

公共信息資源管理水平作為政府和公共組織發展水平的標志，伴隨著信息化社會的縱深發展，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關于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概念，國內學者看法不一。文獻[1]認為“公共信息資源管理是指圍繞公共信息資源實施全面管理的一種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它以公共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為核心，以信息技術為基礎，信息政策法規為保障，信息素質的培養為關鍵。”文獻[2]認為“公共信息資源管理是以政府為核心的多元社會行為主體及其網絡化組織結構，為了最大限度地促進信息資源的全社會共享和信息資源效用價值的實現，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綜合運用各種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技術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在公共參與下實現對公共信息資源的多元管理。”由于公共信息不僅屬于公共產品，擁有公共性，同時作為一種信息資源，又具有信息的特殊性和資源的稀缺性，因此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不僅屬于公共管理的范疇，還屬于信息管理的范疇。筆者認為在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研究中，不僅要解決公共信息資源作為公共產品如何最大限度的發揮效率以滿足公共需要的問題，在管理過程中兼顧信息產品的特殊屬性，掌握其傳播與共享的內在規律也同樣重要。

隨著社會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我國近些年來在公共信息資源的管理與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如公共信息資源的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公共信息資源共享標準的制定以及政府電子政務的推廣等。然而伴隨進步的同時，相關的問題也開始凸現，例如由于缺少信息保障、信息制度造成的公共信息獲取困難；由于責權不明確，監督無力而導致掌握公共信息資源的公權部門失責；由于管理主體單一，市場化程度低，造成公共信息資源開發、利用低效及浪費等。這些現象不僅嚴重閑置、浪費了公共信息資源，還加劇了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貧富分化的社會矛盾，讓社會公眾對管理公共信息資源的公權部門產生了不滿與置疑，同時也阻礙了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發展，造成了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局面。對于這些現象，國內學者多從公共信息資源的管理模式出發進行原因的探析。筆者認為造成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現狀的原因雖然很多，但根本癥結是由于其內在屬性造成的內生矛盾，本文試圖從經濟學的理論出發，試圖找出造成我國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內生原因，旨在為提高我國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整體水平提供部分思路與建議。

2　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經濟學分析

2．1基于委托——理論對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分析

2．1．1“委托——”理論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解釋，“委托——”理論，主要是指產權的所有者，通過選聘不是產權所有者的機構或者人員，在法律允許或授權的范圍內從事經營活動。在委托一關系中，有3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委托者的授權不當可能造成經營損失；二是方的道德風險可能造成經營損失；三是委托鏈條越長，風險越大。

在公共信息資源管理領域的委托——關系中，公眾是公共信息資源的所有者，所以可被定義為委托方，依法享有對委托的權限、事項及方式的選擇權和決定權。而擁有與掌握公共信息資源的政府行政部門、公共管理機構可看作是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方，通過法律、法規的授權，形成委托關系，依法享有委托權事項的執行權。

2．1．2委托——關系下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傾向分析

(1)過度授權導致者不正確用權造成的低效

者權力的大小及行使方式主要來自于委托者的授權，而這種授權關系主要以現有的法律規定為依據。而目前我國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行政部門究竟有多大的權，如何行使這些權，對不當行使權該如何處理，國內現行的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既不具體也不明確。在者擁有“無限”權力而監督卻無法具體和到位的情況下，者極易不當用權。

(2)委托鏈過長，導致的低效

由于我國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主要由政府部門承擔，而我國各行政管理級從上至下，復雜冗長。公共信息的層從初始委托人公眾到達最終人政府所要經過的中間層多達五六個。層級增多，意味著信息的傳輸更易滯后、失真，過多的委托關系不僅可能造成人對委托人目標的執行扭曲與偏離，還會模糊每一層級委托人與人的責、權、利關系，導致激勵弱化。此外，層次越多，信息流越長，使得監督成本不斷增加，監督難度也不斷加大。

(3)道德風險導致的低效

道德風險的發生常常是在者自身利益與委托者利益產生矛盾，者利用手中的決策權，增加自己福利，而不惜損害委托者的利益。在委托——關系中，委托人經常面臨利益的誘惑與選擇，在乏力的監督與高額的違規回報的對比中，者不正確行使委托權、以權謀私的可能性增大。如114臺出賣優先報號權、高招辦出賣高考查分權就是者發生了道德風險的典型案例。

(4)約束、激勵及監督體制不健全引發的低效

一方面，在我國公共信息資源管理領域，由于對公共信息資源合理使用與監督的體系不健全，委托人對人的激勵與約束基本是靠行政的“收放權”來進行的，激勵手段的不明確，導致委托人對人的使用行為幾乎沒有任何約束。另一方面，由于委托者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利益關聯不大，因此公眾的監督欲望并不強烈。乏力的約束方式與監督機制；公眾的分散性與淡漠意識；相關機構“同盟”事不關己的態度；媒體監督的缺乏效力(如很多不正確用權迫于媒體壓力而停止，但者的行為并沒有受到相應的處理，也無法保證此類行為不再發生)，都使人增加了發生道德風險的可能，從而導致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中的低效。

2．2基于博弈論對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傾向分析

2．2．1博弈論理論

(1)博弈論(gametheory)

博弈論又稱對策論，它是研究決策主體在給定信息結構下如何決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決策主體之間決策的均衡。博弈論由3個基本要素組成：一是決策主體；二是給定的信息結構，又叫策略集；三是效用，是可以定義或量化的參與人的利益，又稱偏好或支付函數。

(2)公共信息資源管理領域的博弈關系

從參與人的角度來看，公眾與公共信息資源的管理者——政府公共管理部門構成博弈的參與人；從策略選擇來看，可能的若干種選擇，形成了博弈的策略集；從效用選擇來看，溥弈各方都會選擇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策略進行博弈。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共信息領域，博弈效用的最大獲益者基本都是強勢參與者。

2．2．2典型案例分析

(1)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以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雙苯廠發生爆炸，由于有關部門懷疑爆炸可能污染松花江部分江段，地處松花江下游的哈爾濱市為確保市民安全，市政府做出了停水決定，并于11月21日發出了《關于對市區市政供水管網設施全面檢修臨時停水的通告》。在吉石化爆炸事件發生后一個星期中，由于地方政府采取了消息封鎖的辦法，并隱瞞了停水的真相，造成了市民恐慌與猜測的心理。哈爾濱當地盛傳將發生地震的謠言，短期內造成了市民儲藏食物，離家外逃等人心惶惶的局面。

(2)案例的具體分析

從參與的雙方來看，作為公共信息管理的主體的政府決策部門因擁有較多的博弈資源，如財政、信息等資源成為博弈中的強勢方，而公眾作為博弈的另一方，雖然人數眾多，卻處于無組織狀態，由于沒有平等的博弈地位與信息資源，很難提出能夠保護和發展自己利益的措施和建議，是博弈的弱勢方。

從策略選擇看，強勢政府選擇封鎖信息作為博弈策略是理性經濟人追求個體效益最大化的最佳選擇。對于應對突發應急事件，其途徑有若干種，選擇封鎖信息，在于這一方案簡單易行。對于政府而言，既不用為承擔安撫公眾不滿情緒煩惱，又不用為損壞政府形象買單；而作為弱勢方的公眾，在信息不完全對稱的被動情況下，反應只能是相信或猜測。

從效用選擇看，博弈各方都會選擇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策略進行博弈，強勢政府選擇既省事又有效的封鎖信息的辦法，不是平等博弈的結果，而是強勢博弈方自主選擇的結果。對于社會公共事務管理者的政府而言，短期來看這種選擇是投入最小，效用最大的一種。而作為公眾，由于沒有策略的提出并進行充分博弈，只能選擇相信虛假信息或半信半疑、私下猜測，任何一種選擇，都會造成自己效用的減少。

2．2．3基于博弈論對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傾向分析

如果僅僅認為上例中的哈爾濱市政府的行為與我國2003年非典初期部分地方政府采取消息封鎖的辦法只是一種偶然或個別現象的話，那么在我國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大環境下，政府或公共信息資源的管理部門采取類似的應對辦法似乎是必然的。

(1)市場信息不完全

信息經濟學理論認為，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場上，信息分布足不均勻的。市場機制并不能保證相互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的利益主體披露其真實信息，因而，信息流動會受剝刮益阻礙。在一般情況下，信用雙方如果存在著信息的不對稱，當掌握較多信息的人與掌握信息較少的委托人之問建立合同關系時，博弈的主要表現就是掌握信息較多的一方隱瞞信息。

(2)博弈主體不到位

任何一種管理活動都應該有一個統一的規范作為指導。這個統一的規范，既是管理部門日常工作的行為標準，也是檢驗其工作質量與有效性的基本依據。為了充分保護和體現博弈各方的要求和利益，規范的制定者應該是博弈雙方以外的局外人。而我國，目前有權制定相關公共信息資源管理規范與法規的是各級政府，作為博弈的參與主體，身兼政策制定與行動執行的雙重角色，以政府為代表的公共信息資源管理部門在制定規范時很難做到不偏不倚，完全自律。

(3)缺乏充分的博弈過程

制度經濟學假定個體只有有限理性，每個個體都在他所依存的體制允許的有限范圍內，實現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說，不同個體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產生個體最優行為解的集合就是規則，規則的集合形成制度。而制度的形成是多方博弈的結果，因為只有多方博弈才能接近博弈的理想狀態——即充分兼顧各方利益，同時促成博弈各方自覺自律行為，任何人若想通過違反制度來得到好處，必將從別的方面受到更大的懲罰，從而得不償失。公共信息管理的制度也不例外，它也應該是一個多重的、多層次的各方博弈的結果。而現行我國的公共信息管理市場化進程緩慢，遠無法達到多方博弈的狀態，不充分的博弈過程，使得博弈中的強勢方違約、失德行為在短時間內成為必然。

2．3基于公共選擇理論對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傾向分析

2．3．1公共選擇理論

以詹姆斯．m．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理論認為，由于公共物品的生產是政府各級行政機關的職責，因此將各級行政機關統稱為官僚，而這方面的理論被統稱為官僚經濟理論。同時，由于公共物品的生產和管理是政府各級行政機關的職責。政府是由人組成的，政府的行為規則是由人制定，因此也需要人去決策，而執行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經濟人”特征。因此，沒有理由認為政府總是集體利益的代表和反映。行政機關也是理性經濟人，同樣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樣也會犯錯誤。個人主義、經濟人假設與交易政治學構成了公共選擇理論的三大基石。

2．3．2基于公共選擇理論對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傾向分析

公共信息資源屬于公共產品的范疇，因此我們也可以用公共選擇的理論來解釋公共信息資源管理領域的效率問題。一般而言，掌握公共信息資源的公共部門(我國一般是政府機構)為了糾正市場失靈、彌補市場缺陷，將履行公共信息產品提供者的職能，常常直接提供市場可能供給不足的公共信息資源，并履行市場秩序的維護者、外在效應消除者等角色，管制自然壟斷、處理信息不對稱等。但由于公共組織自身的官僚機構的特性，政府根本無法高效地提供公共信息資源，具體原因如下：

(1)壟斷導致的低效

首先由于政府部門壟斷著大部分的公共信息資源，做為官僚機構的政府，其壟斷性質決定了其信息供給活動必然缺乏競爭。而競爭對于激勵理性行為人的內在動力、提高效率都具有重要意義。政府的壟斷性不僅使其失去了競爭所形成的外部壓力，同時也失去了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內在動力。公共信息資源的政府壟斷，導致了公共信息資源難以及時有效地被供給、利用與開發。

(2)政府公共行為導致的低效

政府公共行為導致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低效可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行為趨向于資源浪費。官員花的是納稅人的錢，就像弗里德曼所說是“用他人的錢，為別人辦事”。政府官員雖然對公共信息資源有支配、占有、使用權，卻無所有權和剩余索取權，因而沒有提高效率使得成本最小化的激勵。同時，與市場中的企業家相比，由于政府官員行事時無成本壓力，因此不計成本的政府行為頻繁發生，以上兩點都導致了政府公共行為的低效。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勵動力而導致的低效。一般行政機構中，官員的勞動補償與其勞動成果和效率聯系不大，或者說聯系不緊密，不僅因為政府官員的勞動成果和效率缺乏明確的衡量標準；還因為政府給予官員的報酬也并非根據其工作績效，更大程度上依據的是職位的高低和制度上的硬性規定，而且規定一旦做出就很難改變。

于是，在這兩個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激勵機制難以建立，官員只有爭取職位和權力的動力，而沒有提高效率和改善工作質量的壓力。政府公共行為低效的無法避免，使得同為公共管理范疇的公共信息資源管理趨于低效成為必然。

無論是用委托——理論、博弈論還是公共選擇理論來分析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行為，都表明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無法避免的內生矛盾使得管理的低效似乎難以克服。針對以上的問題，筆者結合現實，認為以下幾點建議對提高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效率會有所幫助。

3　提高公共信息資源管理效率的途徑

3．1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推動公共信息資源管理規范化

法律作為對行為責任的強制約束，在實際生活中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盡管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主體為各級政府，但普遍存在的公共信息資源管理部門的信息尋租、政治創租的行為，都呼喚更有力的法律來保證公共信息資源能夠更有效的利用。筆者以為，我國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立法應包括幾個方面的內容：①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目的；②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管理體制與管理模式；③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具體程序；④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效果評價與效率評估；⑤行政機關在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中的責任以及違反義務所應承擔的相應后果等。

只有明確責任，建立對稱的責任體系才能有效的限制權力的腐敗與滋生，將公共信息資源作為公共產品內在不可避免的低效性降至最低。

3．2探索多元化的公共信息資源管理模式，提高供給效率

3．2．1引入競爭機制，打破壟斷

在公共信息資源管理領域，我國可以通過探索多元化的管理模式提高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效率。文獻[10]指出“隨著社會分工的專門化、公眾信息意識的強化以及社會公共空間的不斷擴展，社會結構也日趨復雜，組織分化程度不斷提高，原來集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公共信息資源管理功能等為一身的龐大政府行政結構也面臨分化，并在事實上形成了多樣化的信息資源管理渠道，為各類社會組織參與公共信息資源管理開辟了新的道路。”政府可以鼓勵多種公共信息資源管理形式如公公合作、公私合作、私人參與等多種形式，打破長期以來政府一家壟斷的局面。競爭機制的引進必然會提高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效率。

3．2．2對公共信息資源進行分級分類，積極探索不同的管理模式

根據公共信息的類型，可以探索確立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涉及國家安全、軍事、外交等方面的信息，完全由政府進行封閉式管理；而對不屬于國家機密的并與公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信息，如政府法律、政策信息、公共災害的防治信息，則可嘗試由政府組織開發、利用，并免費提供給公眾；而對于商業信息一能帶來直接的經濟價值并滿足特定個體需要的信息，可以允許商業信息機構在公眾信息的基礎上開展增值服務，并收取一定費用，而政府可以完全退出此領域的管理，只作宏觀調控。

3．3加強對公共信息資源的開發，提高公共信息資源的利用效率

加強公共信息資源的開發，不僅需要提高基礎設施的配套能力(包括軟硬件的開發)，建立高效的信息公開、共享制度，注重對公共信息資源的協調管理與深度開發也同樣重要。

3．3．健全政府信息公開制度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政府門戶網站、報刊、電視等大眾媒體，同時要加快各級圖書館、文化館、資料館的建設，為社會公眾獲取公共信息提供便利，推進政府信息公開進程。

3．3．2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加強部門信息共享

要加快建設統一的電子政務網絡平臺和信息安全基礎設施的建設，同時建立政務信息資源目錄體系和交換體系，支持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推動不同業務部門、不同行業系統之間以及中央與地方之問的信息共享。

3．3．3挖掘公共信息資源的內在價值，做好公共信息資源的深度開發

目前國內對公共信息資源的開發，大多還只限于對數據的簡單統計、羅列和。而對于深層次的分析、預測卻涉及很少。很多部門的公共信息，如進出口、旅游業、氣象信息等，如果能對累積的資源進行深層次的加工與挖掘，不僅能為更多的企業和公眾發揮指導作用，還能為其引進資金、開展國際貿易、更好的參與全球競爭提供機會。

3．4推動公共信息資源管理參與的公眾化，完善社會監督機制

必須保障公眾更廣泛地參與到信息資源管理過程中。一方面，管理機構受公眾的委托，對公共信息資源進行管理，而公眾作為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委托人，無疑是最有權利對公共信息資源進行建議與監督的群體。另一方面，公共信息資源管理部門作為公眾的委托人，承擔著對信息管理效果的回應義務，在信息收集、信息管理、信息利用的過程中必須給予公眾了解、參與的過程與機會。國外在保障信息收集的過程中對公眾的參與權，都有相關的法律作為依據，如美國的《文書節減法》。該法規定：機關在申請進行信息收集時，還要同與信息收集有關的公眾或受影響機關協商，征求其意見，以評估信息收集的必要性、負擔、效用等。再例如對于信息公開方面，發達國家也都有諸如《陽光政府法》、《公共信息法》等作為公眾合法的獲得公共信息的保障。在我國，也應該效仿發達國家的做法，保障公眾的知情權與廣泛參與，才有可能真正的推動公共信息資源管理效率的提高。

4　小結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領域里，政府做為“理性經濟人”和“社會公益人”雙重角色，在信息不對稱、激勵不明確、約束無效率的情況下，對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低效似乎不可避免。但公共信息管理部門如能從法律上加以限定，規范上加以約束，在管理上引入多元化，切實地保證公共信息的共享與利用的推進；另一方面，完善監督與激勵機制，吸引更多的公眾關注與參與，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效率則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

經濟學管理論文:新公共管理視角下經濟學教學改革探索

一、問題的提出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第三次工業全球化浪潮的到來，現代通信和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人類社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的摩擦加劇，矛盾凸顯，許多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暴露使得現代政府在作為政治組織的同時還必須作為經濟組織承擔起管理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職能。傳統的以政治學和行政學為理論基礎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經難于滿足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政府管理模式來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務質量。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西方公共管理學界出現了一股稱之為“新公共管理”的思潮，并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政府改革運動。其最大特點就是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競爭機制，主張運用私營部門的管理來提升政府績效，以市場或顧客為導向調整政府、市場、社會三者的關系。作為一種政府改革實踐，新公共管理模式在西方國家已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當前，我國正處于計劃向市場的轉軌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加入wto的現實，要求轉變政府職能，建立起一個靈活、高效、廉潔的政府，形成新的管理模式。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也正在于此。而改革中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則是如何進一步劃分公共事務治理中政府、市場和社會等主體的角色，促進我國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和公共管理的現代化。[1]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國的公共行政改革顯然可以借鑒“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經驗。

“新公共管理”理論為我國政府經濟職能的重塑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對我國公共管理學科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經濟理性與“新公共管理”

一般來說，“新公共管理”不僅指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生于西方國家公共管理領域的改革，一種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更為重要的是，在改革實踐中，這種政府管理模式已經逐步形成一種彌補傳統行政模式缺陷的新的理論范式。無論以哪一種形式存在，“新公共管理”都是經濟理性在公共管理領域的滲透和傳播，是公共管理部門依托經濟理性對傳統體制進行的一場具有深刻意義的改造。

作為一場政府改革運動，“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是引入“企業化政府”的概念，即在公共領域引入競爭機制對公有企業進行私有化改造、政府的權力分散與下放、公共業務的合同外包、政府的績效考核和評估等。作為一種新的管理模式，它包括提高人力資源管理水平、員工參與決策與管理過程、放松管制并推進績效目標管理、信息技術的利用、顧客服務、使用者付費、合同外包、取消壟斷性管制規定等主要內容。作為一種新的理論范式，“新公共管理”以現代經濟學作為理論基礎，不僅從現代經濟學中獲得諸多理論依據，還借鑒了私營部門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如績效管理、目標管理、組織發展等。休斯認為，經濟學，特別是公共選擇理論、委托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融合到新公共管理中，取代了官僚組織中高層人員信奉的傳統公共行政觀念。

總之，經濟學在理論和實踐上對“新公共管理”有著重要影響。它不僅對“新公共管理”運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和推動作用，還為“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新公共管理”視角下經濟學教學的目標定位

在當今我國公共行政改革可以借鑒吸收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背景下，經濟學對于公共管理專業學習和研究的重要性凸顯。然而，長期以來，作為公共管理本科專業的基礎課，經濟學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其原因在于：首先，經濟學通常在低年級開設，因此學生習慣于把經濟學當成類似高等數學、英語等的公共基礎課，而沒有認識到經濟學和公共管理之間的關聯及其對公共管理專業的指導性作用；其次，從教學內容上看，經濟學具有理論抽象、圖形多且復雜、數學知識運用頻繁等特點，對于文科生占大多數的公共管理類專業的學生而言，對經濟學的懼怕多于興趣。在這種心理下，大部分學生在學完這門課程之后，對所學知識感到既混亂又茫然，根本搞不清楚經濟學究竟要研究什么和解決什么，更不要談經濟理性的培養。最后，由于經濟學教學內容多，教學中往往采用“滿堂灌”的傳統方式，容易造成課堂教學沉悶枯燥，教學效果并不好。

為此，必須重新審視公共管理專業的經濟學教學目標，合理地定位對于“新公共管理視角下”經濟學的教學工作尤為重要。下面從兩個方面來考查經濟學課程的定位。

1.新公共管理運動對學科建設的影響

英國被認為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先驅，以1979年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上臺為標志，其改革主題曾被有關學者概括為：私有化、分權化、競爭機制、企業精神、非管制化、服務質量、對工會力量的限制。[7]這場改革給20世紀20年代已經誕生的公共行政學科帶來了很大沖擊，以政治學、法律、社會分析等社會學課程為主的傳統組合已經不能滿足培養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公共管理者的需要，英國各大學的公共行政專業的課程設置開始轉向以經濟學為基礎的課程組合，隨著經濟學、公共經濟學、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等課程的進入，公共管理學科逐步取代公共行政學科，成為培養未來政府公務員的基礎學科。

2.經濟學理論對公共管理實踐的影響

經濟學理論對公共管理實踐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官僚制弊端的分析和以市場為基礎的制度設計兩個方面。公共選擇理論認為由于官僚制的存在使政府組織的供給具有壟斷特性，造成政府面臨組織機構規模的不斷膨脹和效率愈發低下的困境，解決出路就是打破政府壟斷，引入市場、準市場機制，通過服務簽約外包的方式建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的競爭，提高公共物品及服務供給的效率。委托理論被用于分析政治家和下級官僚之間的科層關系，作為委托人的政治家和作為人的官僚之間存在著利益的不一致性，人有可能為追求個人利益而犧牲委托人利益，而政治家為監督雙方利益上的不一致則需付出更多的成本，為此，需建立適當的激勵機制。交易成本理論認為，官僚組織壟斷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的模式將會產生巨大的交易成本，從而無法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因此，應引入市場機制將公共產品和服務轉由非官僚組織承擔，以降低交易成本。同時，經濟學還借鑒了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提出了基于市場的公共政策設計。

綜上，經濟學的理論和分析方法為“新公共管理”實踐開創了思路，“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發展又催生了公共管理學科的形成。因此，作為公共管理專業的基礎課程——經濟學應該定位在經濟理性思維的培養以及經濟學分析方法的學習上，這樣的課程定位既是學科發展的需要，也是人才培養的需要。

四、“新公共管理”視角下經濟學教學模式的創新思路

基于以上認識，為實現公共管理專業經濟學教學目標，需對傳統的教學模式進行變革。在借鑒國內外大學應用能力培養經驗的基礎上，現嘗試提出“新公共管理”視角下公共管理專業經濟學教學模式的創新思路。

1.設計體現“公共管理”特色的教學內容體系

對公共管理類專業而言，經濟學課程的內容設置應在保持其基本內容體系不變的基礎上，進行必要的增加和刪減處理，從而突出“公共管理”特色。適當增加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產品的供給、公有資源的管理、稅制的設計等方面的內容，在講述各經濟理論的同時，加大對政府出臺的各類經濟政策的分析，從而闡明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機制。同時，對于較難的理論模型及數學推導部分則可以進行簡單化處理。經濟學教學內容體系調整的目標在于引導學生運用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分析政府公共政策，提高實際應用能力。

2.采用引導—互動式教學法，實現講授和自學相結合

“引導—互動式”教學模式是指通過教師的引導，采用互動方式讓學生積極參與其中，實現教師講授和學生自學相結合，“聽、說、讀、寫”相結合的授課方法。教師的引導主要通過講解要點、理清思路、啟發思考、歸納問題、設計練習等來實現，學生的互動參與主要是通過自讀自學、問題質疑、展開討論、答題寫作、遷移創造等形式完成。為此，在教學過程中有必要把經濟學理論分成基本理論和由基本理論推演而來的擴展理論兩類。以彈性理論為例，需求的價格彈性部分屬于基本理論，教師需在課堂上進行重點講解，而需求的收入彈性、交叉彈性、供給的價格彈性等，則屬于擴展理論，教師完全可采用啟發式教學或學生自學方式進行。

3.制定科學的教學計劃——增加輔導課環節

在不增加公共管理專業經濟學課程總學時的基礎上，在每一章結束時，增加兩學時輔導課，用于課程重點、難點、習題的講解及案例討論。利用輔導課，教師就可以通過案例引導學生深入討論投資、政府稅收、政府轉移支付、進出口等因素對國民收入的影響。案例討論是輔導課環節的重要內容，教師根據授課內容選擇案例，學生采用小組討論、自由辯論等多種形式就某個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從而提高學生的理論運用能力。

4.建立多手段的綜合考核體系

針對公共管理專業的培養目標，學生考核采用期末考試和平時考核綜合評定，平時考核包括日常作業完成情況、參與教學活動的程度、讀書報告（經濟學領域的名著）的撰寫等項內容。在各種考核形式權重的設置方面，要增加平時考核的權重。建立多手段的綜合考核體系，可以引導學生在學好基礎知識的基礎上，注重技能訓練與能力培養。

5.建立突出“公共管理”的特色的實用性的案例庫

公共管理專業的培養目標決定了教師在授課過程中需注重理論與實踐的交融貫通以及實際能力的培養。案例教學可以將理論知識內化為自身的思維，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參與意識以及獨立思考、主動求知和應變能力。目前，各類經濟學教材中雖然包含很多案例，但較少涉及公共管理部門。對于公共管理專業的經濟學而言，相應的案例選擇就應契合學科和專業背景，多采用公共部門的管理事件和場景作為案例。

五、結語

在我國可以吸收借鑒新公共管理理論指導公共行政改革的背景下，以培養未來政府公務員為目標的公共管理專業應順應時代的發展，審視經濟理性對于公共管理的影響，調整經濟學教學的目標定位，創新教學模式，從而培養新型的公共管理人才，加速我國公共部門管理改革的進程。

經濟學管理論文:勞動經濟學下的人力資源管理

摘要：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就是人力資源，其在企業競爭中了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常企業都會從人才勞動市場中來獲取高質量的職員，所以企業經濟的發展與勞動市場是密切相關的。由于現階段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體系中還存在著各種上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礙了企業的發展，所以相關企業應該加強勞動經濟學理論的學習。本文通過對勞動經濟學視角下的人力資源管理進行了探究和分析，并相應提出了一些管理措施。

關鍵詞：勞動經濟學;人力資源管理;策略

一、引言

人力資源作為企業發展進步的關鍵要素，也是企業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中脫穎而出的重要能源。由于社會對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多，企業管理中也越來越重視人力資源管理工作，而勞動經濟學作為人力資源管理中的重要理論基礎，在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中也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持。人力資源是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籌碼，但目前許多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過程還存在著諸多問題，所以勞動經濟學視角下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應該企業需要思考的問題。

二、勞動經濟學和人力資源管理

1.什么是勞動經濟學。我國勞動經濟學主要是為了研究勞動生產過程中所投入的經常效益以及相應的社會經濟問題，并且勞動經濟學的重點內容就是研究如何利用最少的勞動投入來獲取最大化的經常效益。由于國內勞動經常學出現地比較晚，所以其研究水平相對于國外經濟學而言會有較大的差距，并且我國從事勞動經濟學研究的單位非常少，因此，這樣的勞動經濟學是無法適應于經濟建設的。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勞動市場也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就業形勢，一些就業、失業等問題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頻繁出現。針對這些問題我國勞動經濟學研究者們應該要多多借鑒國外先進的勞動經濟學理念和方法，并吸取歷史經驗來完善我國勞動經常學。2.什么是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就是基于勞動經濟學以及人本思想下，通過招聘、培訓、薪資等管理形式來對內外相關的人力資源進行組織與運用，這種管理形式也是為滿足當前企業發展的需求，也是為確保企業生產目標順利實現以及工作人員的最大化發展。我國人力資源管理模式運用比較晚，相對于國外一些發達國家來說是不成熟的。但由于近幾年來經濟市場的變化以及一些外企管理模式的深入，國內許多企業也逐漸意識到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性，并且根據自身發展特點以及前景來提升人力資源的管理。通常企業內的人力資源管理都要以勞動經濟學的基本思想來指導工作，并采用合理、科學、針對性的人力資源管理方法，充分發揮出人力資源的作用和效果，從而使人力資源的投入得到最大化的收益。3.勞動經濟學與人力資源管理的關系。人力資源管理過程中主要運用到就是勞動經濟學的內容，并且勞動經濟學在人力資源管理中也是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由于勞動經濟學主要研究的就是經濟學相關的理論，而人力資源管理則是運用管理理論，由此可見勞動經濟學與人力資源管理是屬于相互促進和影響的關系。在勞動經濟學理論中會將個人與企業的關系稱為勞資關系，而人力資源管理中則將這種關系稱為雇傭關系，雖然這兩種關系在本質上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其研究的對象卻有很大的差別。勞動經濟學中主要研究是勞動市場，而人力資源管理則是指企業內部的勞動合作關系。勞動經濟學中的勞資關系主要是通過勞動市場來進行調節的，在這個過程中是不存在交易成本的，并且這種資源的分配效率會隨著市場競爭力的加大而提高，相關企業也就可以借助這種關系來獲取更多的經濟效益。而人力資源管理中的雇傭關系所針對的是企業相關的管理部門，并且在這個過程中是存在交易成本的，這種合作關系在企業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大的作用。

三、當前我國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1.人才招聘方面的問題。在我國社會中許多中小型企業在進行人才招聘時并沒有合理按照勞動經濟學的理論來控制人數，他們只是根據自身的經驗以及來應聘的人數來選擇招聘的人數。通常招聘人數的偏差會使得企業在人才成本上出現偏差，這些偏差會嚴重影響到企業的生產利潤。企業應該要遵循生產利潤最大化的基本原則，并且企業勞動力收益與產品生產費用大致相同時，這個時候勞動力的人數是最合適的。從企業的長遠發展來看，企業資金投入量和勞動力的投入量是可以進行控制的，企業通過對投入的資金以及勞動力的投入的控制來調整產品的產量。所以說人才招聘數量是不可以隨意更改的，相關企業想要有效發揮出人力資源管理的作用，就一定要根據自身的發展特點以及目標，并結合相應的勞動經濟學理論來優化企業的資源配置。2.人才薪資管理的問題。企業內的薪資管理能夠有效控制人力成本以及工作人員的工作效率，并且對于人員的工作熱情也有很大的影響。企業內部制度科學合理的薪資管理制度不僅能夠控制人力的成本，也能有效促進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優秀的薪資管理體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勞動生產力，并且也能提高工作人員的生產積極性。目前有許多企業都意識到了薪資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在實際生產中卻沒有制定相關的管理制度，這種工資長久不變的狀態會導致工作人員工作積極性下降，從而也使得工作效率無法提高。雖然薪資漲幅過高會有效提高勞動生產的效率，但是也給企業的生產成本增加了負擔。所以企業管理人員應該要制定適合企業發展的薪資管理制度，并加強人力資源管理的力度。3.企業管理效率低下，從而導致人才流失。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管理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再完美的管理制度沒有高效的企業管理人員來執行也是無用的。如果企業管理效率低下就是無法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也無法提高工作人員的工作熱情。企業管理力度不夠就無法合理地進行職責分工，這種狀況長久下去會嚴重影響到整個企業的運行效率。工作人員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也會慢慢失去動力，從而就導致了人才流失的情況頻繁出現。人才流失將會造成企業的巨大損失，由于一些核心技術人員的流失會帶走許多重要的技術內容，甚至是一些企業發展相關的重要信息，這些都會造成企業很大的損失。企業發展過程人才流失會嚴重影響到整個企業的正常運行，也會影響到企業內其他工作人員的凝聚力。

四、勞動經濟學視角下人力資源管理

1.采用符合勞動經濟學理論的人才招聘和培訓形式。勞動經濟學中基本理論就是組織勞動力的成本投入與勞動生產效益會直接影響企業的經濟收益，所以人力資源管理應該要注重人才的招聘和培訓，通過對那些比較有潛力的員工進行培養，然后利用各種有效方法來開發工作人員的職業技能，從而確保勞動生產力能夠帶來更多的效益。企業在進行人才招聘時應該要以企業發展的目標去對應聘者進行考核，對他們的生產效益進行準確的判斷，最后再決定錄用。企業在正常運行過程中可以采用一些激勵或績效考核等方式來促進員工提高自身的要求。2.以組織發展目標進行人力資源管理策劃。勞動經濟學中將人力資源管理作為組織發展的關鍵因素，所以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就要以企業組織發展目標來進行策劃。這種策劃并不是指引入的員工在工作幾年后才允許升職加薪，而要根據企業發展的目標以及工作人員的專業水平來制定相應的計劃，并且這些計劃是能夠促進企業員工發展以主企業整體發展的。相關企業應該結合勞動經濟學理論來進行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根據企業發展的目標來進行人力資源的策劃。

五、結語

基于勞動經濟學視角下的人力資源管理在企業發展過程中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勞動經濟學是從投資和回報的角度來進行人力資源的規劃，所以相關企業應該要結合自身發展目標來加強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管理過程中要注重生產效率問題，并以最小的投資來獲取最大化的效益。

作者:王博 單位:中鐵置業集團山東有限公司

經濟學管理論文:城市經濟學指導下的數字化市政管理

摘要:近年,伴隨著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的勢頭,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也在加速推進,城市的數量與規模大小都呈現出猛烈增長的趨勢。在這種發展形勢下,以人工管理為核心的傳統型市政管理的缺點也日益顯露,如:相關機構各自為政,信息共享差,相互溝通少。傳統型管理方法只能有效發揮市政管理的基本功能,只適用于市政設施種類少,數量小的情況。一旦市政設施類型多樣化,數量激增,落后的傳統型管理方法就難以滿足城市市政管理的現實需要。因此,進行數字化市政管理是當務之急。

關鍵詞:城市經濟學;公共經濟;城市化;可持續發展

一、城市經濟學及相關概念

城市化作為社會發展不可避開的必經階段,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會給城市帶來層出不窮的難題。這些問題牽涉范圍廣,會觸及土地、環保、市政設施建設等諸多方面。由于學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日益深入,人們對其的認識也日益成熟,而城市經濟學也在這些問題的研究中應運而生。城市經濟學是以城市綜合體的經濟運行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學科,可以為公共經濟資源在政府手中的分配,提高公共經濟效益提供理論和決策依據。該學科的主要研究內容就包括城市土地的開發與利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文化設施建設等。城市規劃不僅是政府的職能之一,體現了政府意志,更是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一項重要的公共政策。良好的城市規劃是各界人士的智慧結晶,是黨執政為民的政策的重要體現。時代變遷,科學技術飛躍,世界經濟日益全球化以及信息時代的背景下,要想促進城市經濟發展,勢必需要政府運用數字化市政管理系統進行管理。城市市政管理系統具有復雜性、綜合性,其主要特點如下:(1)地理分布特性。市政設施和使用者的地理位置分布呈現出顯著特征,市政管理中的各項活動如管網改造、檢修等,都取決于位置距離、覆蓋范圍、街道分布等地理因素。(2)市政設施數量多,種類多,分布廣。(3)動態性。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張,管道管線、市政設施等也相應會增加、廢棄和更新。因此,在城市管理中,新情況新決策的出現都會帶來海量的信息。

二、國內外一些城市的市政管理現狀

在眾多歐美發達國家,以網絡技術、信息技術及可視化監控管理技術等為代表的數字化技術已經在市政管理中實現了成功應用,且大幅度地提高管理效率、水平和力度,推動了城市經濟向著可持續方向發展。如:美國運用GIS進行市政管理,從而實現了對部分市政設施的遠程監控;加拿大通過土地信息系統,搭建起與土地有關的法規、政策性文件、檔案以及申訴案件的信息庫等。此外,在災害及突發狀況的應急處理上,美國、日本等果都各自利用GIS技術搭建起有針對性的緊急事故處理系統。這幾年間,中國部分城市市政管理水平較高的城市也陸續建成了部分市政業務管理系統。例如,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戶外廣告管理系統、上海出現的管線管理系統、大連市政府使用的城市路燈監控管理系統等。上述管理系統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市政管理工作的效率以及水平。下文將以廣州、北京兩座城市為例對數字化城市管理進行分析。

(一)廣州的數字化城市管理

中國城市的數字化市政管理建設很晚才開始起步,為了實踐建設統一信息平臺的理念,2004年廣州市園林局提出了建設“廣州數字市政”的思路,即第一步是搭建一個統一的信息管理系統,并將整個廣州市的市政公用園林設施都錄入到系統中,從而得以實現對公用園林設施的實時的全方位的監控。此外,還可以將系統與模擬仿真技術相結合,在城市的安全保障和抗震救災等方面為政府的管理與決策提供科學參考。這個系統要依據現實的基礎條件以及實際的需求,進行分層次、分步驟的實施。該系統包括三個基本模塊在內,如下所示:(1)地理信息系統(GIS);(2)業務管理系統(GIS);(3)AI人工智能輔助決策系統。

(二)北京的數字化城市管理

由于城市管理服務水平始終難以獲得有效的提高,北京被迫開始走上了數字化城市管理之路。北京政府在城市管理上投入了大量資金,但“下水道井蓋失蹤”等問題依然存在,市民的滿意度不高。因此,基于數字化基礎而建立的城市公共管理服務系統在北京被投入使用。自2004年4月份起始到現在,經過理論研究以及在實踐中投入運行,北京市東城區政府整合多項數字技術,建立建成了以“城市監督中心”以及“城市綜合管理委員會”為核心的新型城市管理制度,利用數字化技術改革發展了城市管理模式,在城市市政管理中獲得了顯著的效果。北京市推行“數字市政”項目的最終目標是借助北京市的城域互聯網以及綜合信息平臺,使用移動通訊、互聯網以及“3S”技術(即GIS,GPS,RSV),建立起一個結合電子政務平臺、電子商務平臺和信息化社區,面向政府內部和社會群眾的市政綜合管理服務系統。

三、目前市政管理中的問題

城市數量和規模的激增,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中國城市的規模結構繼而產生了巨變。人口數量多的大城市數量達到了增長高峰;人口規模中等的城市的數量也持續增加,一些小城市的規模急劇擴大,成長為中等城市。而這些新誕生的中等城市,市政設施的種類、數量也大為超出原本的規模。在城市發展的形勢下,城市市政管理也出現了各類問題。傳統城市管理模式存在諸多弊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各大城市管理部門各自為政,職責權能劃分不清,又難以統一調度。市政管理牽涉的部門眾多,又由于各部門的行業和主管單位都不同,所以部門間的信息共享差,溝通受阻礙。典型例子就是，剛修好又被拆的馬路、房屋等。“剛修好又拆掉”不僅會影響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更是對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破壞。(2)過于依賴突擊式管理,缺乏切實有效的長效管理機制;(3)粗放型管理,信息獲取和處理不主動不及時,效率低下;(4)未能建立起統一的工作成效評價標準以及合理的、可操作性強的監督及賞罰機制,各種監督和制約制度都難以發揮作用;(5)過于依靠人工管理。管理人員利用基礎通訊設備和長時間學習積累下來的個人經驗,可以大致了解城市區域的基本情況。但大規模投入使用的新市政設施就會讓管理人員一時難以掌握。臺風、地震、火災等突發事件,會使得城市的各種市政設施負荷大為增加。若缺乏良好的應對之舉,管理者和決策者又不能及時獲取充分、真實的信息,就難以及時了解現場的實際情況,從而可能出現管理決策、應急處理上的過失,甚至給人員、財產帶來嚴重損害。(6)規劃失控,城市發展建設急功近利,官員為了政績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部分城市為了在數據上實現高水平城鎮化,大量開設開發區、市民廣場等破壞土地的項目。而且由于盲目的房地產開發,很多城市都供過于求,大量土地被破壞、房屋被閑置。巨大的浪費與現代社會倡導的“節約型社會”理念大相矛盾,也有違城市經濟學中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上述種種問題層出不窮,且久久難以得到有效的處理,絕大原因是沒有一個統一的數字化市政管理平臺。各個市政管理部門,各管各家,部門之間缺少溝通和統一調度。雖然很大一部分城市的市政管理相關部門已經開始重點關注上述現象,也陸續頒布了一些相應的規定或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來應對,但這些應對之舉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內發揮作用,產生一定的效果,治標不治本依然是最大的問題,在根源上問題依舊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只有從管理的基本制度下手,建立完善數字化市政管理系統,各個市政管理部門間才能實現良好又有效的溝通,實現部門間的市政信息共享和資源共享,走出各自為政的困境。

四、數字化市政管理的意義

城市各種市政設施的正常運行、社會生活秩序的維護離不開城市市政管理。城市市政管理有著極為豐富的涵義,廣義范圍上的城市市政管理涵蓋了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城市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離不開市政管理,如城市交通系統,給排水系統,通訊設施和線路,電網等。城市市政管理就是在各部門管理下,協調各類市政設施的運行、維護。但由于市政管理牽涉部門眾多,而各工作部門又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體系,各自為政,互不交流,如此就導致一個看似簡單的管理工作卻需要幾個不同的部門多次磋商,更甚者互相推諉的情況。數字化市政管理方法的使用會助推城市市政管理水平攀登到新高峰,大大提高管理效率,減少資源浪費。傳統型城市管理中,各個市政部門各自為政,缺乏溝通,信息和資源缺乏共享;而使用了數字化技術的市政管理系統則可以有效地統一調度整個市政管理所牽涉的所有部門,在各部門間建立起良好有效的、及時的、高效的溝通交流機制,充分使用各部門的信息和資源。此外,因為各個市政設施和事件都有著統一的唯一性標識,全部被記錄在數據庫中,所以政府可以進行更精細的管理。數字化市政管理,可以大幅度地提升市政管理的工作效率。在各類數字化信息管理平臺上,工作人員可以在相較之前極短的時間內找到問題所在,迅速地確定事件,快速地便捷地搜尋到所需的信息。從而保證決策的科學性、合理性以及準確度,更及時有效地處理問題。此外,數字化市政管理對建設新型市政綜合管理體系大有裨益,可以為科學合理決策提供有幫助的信息支持,并且還能夠科學客觀地評價市政管理的各方面水準,為市政管理的改良方向提供參考。數字化市政管理所具備的統計分析功能,能夠直觀地呈現出各項數據,為準確地分析問題及科學決策提供數據支撐。

五、建立數字化市政管理系統的舉措

如今,數字化市政管理是時展的大趨勢,搭建起統一的信息系統是信息革命的最終方向。但是由于各個城市市政公用基礎保障供給領域缺少詳細和集中的初始基礎信息資料,想要建立起一個基礎信息完善的GIS信息平臺是難以一蹴而就的。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地域差異大,人口眾多,數據統計難度大,因此必須從實際出發,堅持“以用促建”的信息化建設方針,逐步深化完善信息內容。如今,三維可視化技術已實現了推廣,眾多領域中都有所應用,如城市規劃、交通監測、地質勘察、氣象預報、建筑設計、移動通信等大量領域。中國老百姓也能夠享受到越來越精準的精確到小時的天氣預報服務,開車出行也能夠在手機上或者通過電臺獲取實時路況信息,從而盡量避開堵車地段,減少等待時間,提高出行效率。所以,一方面要避免盲目跟風地建設“統一的信息平臺”從而影響實際使用;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足的準備,去歡迎不遠的將來“統一的信息平臺”的建成。城市公共基礎保障供給行業在形成之初就產生了固定的傳統管理模式,即始終由各具體行業自行管理。在這種模式下,各行業都有著一套較為獨立的自我管理制度。短時間內想瓦解這種格局,強行推進信息共享方式下的統一管理難度較大,缺乏實際。而且這種變革不但與具體的技術方面、管理方式、運營模式等有關,而且更與社會文化觀念的革新有關,是對信息共享理念的宣揚。在信息和資源共享的時代背景下,各地的市政設施都身處信息網絡之中,就算各自為政,也會因“蝴蝶效應”導致牽一發而動全身。屆時,“數字市政”將在保障城市市政設施平穩、健康、高效運行過程中發揮重大價值,促進城市經濟朝著可持續方向發展。

作者:曾祥譽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經濟學管理論文:經濟學人力資源管理淺論

摘要:

人力資源管理是現代管理體系中的重要內容，經濟學在人力資源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應用最為普遍，為人力資源管理的現代化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理論支持，因此在現代人力資源管理中大力引進經濟學理論和相應地研究方法是適應時展的需要。本文就在現實的基礎上應用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對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問題進行了分析，并重點探討了人力資源規劃分析、效益最優以及薪酬與激勵機制，尋找出人力資源管理中的主要問題，并相應地提出了合理的解決方案，希望對促進人力資源管理的進一步發展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

人力資源管理；經濟學；理論；經濟效益

作為現代管理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力資源管理作為一個獨立的分支其發展歷史并不長，與經濟學這種具有百年發歷史的學科相比較現代很年輕，更不用說與哲學、數學、物理學等這些古老的學科相比了。現代經濟和科技的發展離不開各個相關學科的交流與融合，人力資源管理也是如此，在發展過程中難免會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思路和相關理論，經濟學對人力資源管理理論發展起到了良好的輻射作用，為人力資源的發展提供了基本的經濟學理論支持。

一、人力資源管理概述

(一)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內涵

早在十八世紀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就對人力資源管理進行過系統闡述，他的《國富論》是最早的記載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理論的著作。現代的經濟學家對人力資源管理進行了重新解釋，即運用先進的管理方法將與一定物力相結合的人力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讓他們盡可能的施展自己的才華，并做到各司其職，以求將人力和物力資源分配做到最優化，為企業謀取最大的經濟效益。另外，管理人員還要通過相應地培訓、訓導等方式激發員工的主觀能動性，保持工作的高效性，并達到高質量的完成組織任務的目的。

(二)人力資源管理的任務與范疇

人力資源管理是企業人事部的主要工作，涵蓋的基本任務主要有對本單位的人力資源進行分析和歸納，為企業招聘高素質人才，充實現有的人才梯隊，并為企業從業人員創造平等的升職機會和提供相應的薪金、獎勵等。高效的人力資源管理是保持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也是企業管理者關心的重要內容。人力資源管理是建立在對人的本質的深入挖掘上，并隨著經濟學的發展實現了人力資源職能的巨大轉變。時至今日，人力資源管理涉及的范疇已經相當廣泛，從相關理論知識的關聯程度來看，人力資源管理管理涉及的知識范疇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人力資源管理的首要對象就是人，實現人才的各盡其能需要具備相應的心理學知識，因此心理學是人力資源管理的涉及范疇；人力資源管理不可避免的面對復雜的管理問題，因而又涉及到管理學；任何經濟管理活動都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以尋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為主要目的，是現代市場活動中的主要內容，因此人力資源管理又涉及到經濟學和法學的相關知識。

二、經濟學視角下的人力資源管理

(一)勞動力市場信息指導人力資源規劃和分析

人力資源的核心內容就是為企業提供適當數量、質量和結構的人才儲備。在現代經濟體制更加開放、市場經濟更加繁榮的情況下，影響勞動力供求的因素越來越趨向于多樣化，經理人員只有明確把握準確的市場信息和社會人才儲備情況才能實現人力資源的高效管理。因此可以說，勞動力市場信息是進行人力資源管理的最主要的參考依據，但是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沒有達到完美的地步，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對稱的情況，甚至勞動力市場信息會引導管理者做出作錯誤的決定，會存在逆向選擇的情況，這對人力資源管理的進一步發展是相當不利的。

(二)平等就業機會原則與效益最優原則

平等就業機會原則就是指各個事業單位在招聘人才時應該本著平等、透明和公開的原則，通過設置嚴格的招聘環節為求職者提供平等的待遇，保障求職者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公平的選才需要嚴格的監督制度作為保證，嚴厲杜絕徇私舞弊和金錢交易的情況發生，維護企業的良好形象，并保證為組織招聘到專業的高素質人才。另外，企業的一切經營活動都是以效益最大化為最終目的，保證了人才的公平競爭才能為保持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應該注意的是，企業的經濟效益不完全等同于社會利益，有時候兩者之間更是一種相互矛盾的關系，因此企業應該處理好自身與社會的關系，在完成制定的盈利目標之后盡可能的為社會發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三)員工的升職和薪資獎勵

任何一個經濟效益良好的單位都具備完善的員工晉升機制，并會對其中表現優異者給與一定的名譽或是物質獎勵。當企業的相關職位出現空缺時，應該從下級單位中篩選出符合相關標準的人員來填補空缺的崗位，且在篩選過程中應該注重選擇能力、資歷、經驗等最符合崗位需求的人員，因為企業管理者是通過對別人的任免來實現自身價值的，各級人員的工作能力直接關系著企業的經濟效益，恰當的選人、用人是實現企業良性發展的關鍵。另外應該考慮到不同時期的人力資源結構和創造力等都存在較大差異，企業管理者在工作中應該注意到這個問題，適時調整人力資源結構，實現人力資源的高效管理。

三、結束語

人力資源管理是當今企業經營活動中的重要內容，新形勢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對人力資源管理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企業管理者應該從企業自身情況出發，改善傳統的人力資源分析和配置方式，改革人力資源管理體制，實現人力資源的合理分配，并通過完善現有的員工晉升機制和獎罰機制促進企業的長久發展。

作者：陳禹 單位：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

經濟學管理論文:經濟學旅游管理職能分析

摘要:

在純粹市場經濟的作用下，旅游經濟的發展難免會存在一些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需要相應的政府職能部門對其進行有效的干預，可以說，政府在旅游管理方面所發揮的職能對旅游業發展來說具有非常明顯的推動作用。而政府本身也并不完美，在行使相關旅游管理職能的過程中，仍舊還存在著不少局限性。本文以經濟學為視角，對政府為何要行使旅游管理職能以及政府要如何進行旅游職能管理這兩個問題作了具體詳盡的分析，希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旅游管理職能的有效行使。

關鍵詞:

經濟學視角;政府;旅游管理職能

在旅游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到底應當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這在當前來看，仍舊是一個令人十分困惑的問題。相關實踐表明，不少地方政府在旅游管理的過程中，依舊還存在著“錯位”或者“越位”行使職權的現象，這也引發了很多爭議，雖然引發這些爭議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是政府管理職能邢世得是否得當必定是其中最必不可少的關鍵因素之一。

一、從經濟學角度看政府為何要行使旅游管理職能

(一)旅游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

所謂的信息不對稱，其實是指信息的結構不對稱，即交易雙方中的一方掌握了另一方所沒有的、但卻對其有著重要利益影響的信息。在這樣一種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市場的價格機制在完全競爭前提下所具備的效率性就會被大大降低，甚至會被完全失去，進而影響交易雙方“雙贏”交易的促成。在旅游這一市場上，旅游產品可以說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服務，幾乎是不可能用一種非常純粹的客觀標準來對其進行測度和加以表現的。對旅游者而言，其在事前所能夠獲得具有較高服務質量的信息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大多是根據根據口碑或者企業的宣傳來決定其所要支付的價格的，旅游者在現場的消費特質才是影響其所獲得的服務質量的最重要因素，其對支付價格所造成的影響并不大。如此一來，那些質量非常好的企業在這樣的市場中基本是不具備較大優勢的，大多企業到后來可能夠會選擇降低相應的質量標準，或者是退出這一市場。正是因為這種事前的不對稱信息，才導致了旅游這一市場中的“逆向選擇”現象越來越嚴重，旅行社用盡各種各樣的手段與方法來欺詐游客的事件更是層出不清，嚴重破壞了旅游市場的秩序，極不利于旅游經濟的健康發展。

(二)旅游業在發展過程中的合成謬誤

在經濟學研究當中，合成謬誤是一種極為常見的認識性錯誤，即認為對某一個體中適用的情形，在整個群體當中也是同樣適用的。而事實是，在特定條件下，某些對個體來說是理性決策的行為，對群體來說，也有可能是非理性決策的行為。在旅游業中，這種現象是極為常見的。一方面，旅游企業在價格上存在的合成謬誤。某些個別的旅游企業為了增加收益，就刻意地壓低價格，這時候在該企業的認知里，是希望其他企業保持原來的價格的。那么，對這個企業來說，這一降價增收的決策可以說是理性的。但是，當所有同質企業都通過降低價格來增加收益時，對這些單個的企業來說，不僅沒有任何益處，還會使得自己的境地變得更加尷尬。且這種由企業間任性競爭導致的不良后果，通過企業自身的力量，是根本無法解決的，這就要求政府對其進行協調和調控。另一方面，在旅游投資上，也存在著合成謬誤現象。當某一個旅游項目在獲得成功之后，很多其他的旅游企業便會進行模仿，由于對旅游市場供需狀況的把握不足，大多是通過對適用性的預期來對后來的收益進行推斷，這種盲目性決策使得市場上出現了大量的相似性產品，市場的供需狀況由此而發生了相反的變化，企業在這個時候就極其容易面臨失敗的威脅了。

二、經濟學視角下政府旅游管理職能的實施策略

(一)明確政府旅游管理職能的內容

在當前這樣的環境中，作為政府，在行使相應的旅游管理職能過程中，應當要有彈性，對那些能夠通過市場機制解決的問題，就要盡可能地避免進行直接的干預。當市場出現不完備地方，或者處于失衡險境時，才進行有效的介入。在世界旅游組織的研究報告中，曾指出，政府在旅游業發展過程中，至少應當履行如下四種職能:立法職能、規劃職能、協調職能和投資職能。與此同時，還要完成如下五個基本目標:為居民出行提供服務、滿足居民度假和閑暇的權利、從事旅游文化開發與研究、推動旅游業在各個領域中的開發和建設、保護自然并協調環境的共生。對不同的國家與地區來說，旅游發展的層次是不同的，所以政府所應該采取的政策與措施等也應該是有差異的，具體職能的行使也是有差異的。通常情況下，宏觀調控、組織協調、政策法規、營銷規劃、公共服務以及信息管理等都是其應當要行使的基本職能。

(二)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針對中國的旅游業發展到底應該由政府計劃主導，還是由旅游市場本身這只看不見的手來主導，一直以來都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就前者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戰略而言，就是指根據旅游業的自身發展特點，將市場為主，對資源進行配置，由此而使政府主導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以為旅游業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就后者市場主導型發展戰略而言，目前關于這方面的提法其實并不多，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我國當前的旅游市場機制不夠健全、人們更加傾向于接受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的指導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市場主導作用的發揮。由此可見，想要從文字上來對其加以區分，還是有一定難度的。從具體實踐也可以看出，政府和市場的分工應該是明確的，作為政府，應當盡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守夜人”角色，以促進市場作用的有效發揮。

結束語: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旅游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以及旅游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合成謬誤要求政府必須要加強旅游職能管理。并且，旅游經濟要想得到健康發展，就必須要能夠找到政府職能行使和旅游市場作用的平衡點，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才有可能更加有效地促進旅游經濟的發展。

作者：李娜 單位：青海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經濟學管理論文:醫院衛生經濟學經濟管理探討

一、衛生經濟學原理基本概述及其在醫院經濟管理中的重要性

衛生經濟學是一門較新的學科類型，其研究的主要內容是衛生行業系統中經濟活動的運行規律，是經濟學學科的有機構成。基于衛生經濟學的學科特征和屬性，其能夠對醫院經濟管理實踐產生重要的影響。衛生經濟學原理在醫院經濟管理中的重要性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在醫療衛生改革的整體背景下，出于為人們提供更好地醫務服務的目的，醫院管理中需要借助衛生經濟學原理，對相應的管理模式及流程加以優化設計。在醫院發展新時期，醫院的經濟管理活動應在保障醫院基本醫療服務能力的基礎上，注重管理的低耗化，節約化。

2.醫療改革背景下，在醫療保險制度模式內，傳統的醫療服務付費方式有所調整，醫院正常運營所需的各項基礎設施數量規模得以增多，此時醫院的資金來源渠道較為多樣化，需要通過衛生經濟學原理，捋順各方資金及費用關系。

3.現階段，醫院經濟管理在相關決策的制定上，更加依賴于信息技術，一方面在醫院的基礎設施建設上，已實現了信息化；另一方面在醫院技術及項目的研究、經濟資源及人力資源的分配及考核等方面，通過信息技術的運用，能夠使衛生經濟學原理充分反映到醫院經濟信息數據收集整理環節，為醫院經濟管理決策的實效化提供了重要參考。

二、運用衛生經濟學原理，促進醫院經濟管理質量水平的提高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醫院管理模式的轉變

在新時期背景下，醫院管理運營逐步向市場靠攏，受政策制約影響的程度有所減弱。醫院管理中面臨著醫療資源競爭及患者資源競爭等多方面的壓力，在這一形勢下，醫院經濟管理要轉變原有的等靠要思想，而要立足于醫院內部，在成本上加以控制，保障醫院經濟管理行為的專業化、規范化。這一管理模式的轉變，正是衛生經濟學原理的具體體現。

（二）優化醫療資源的配置

衛生經濟學原理強調應對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控制醫療費用的收支情況。在醫院資源的配置上，早期呈現出不均衡，醫療資源消耗較大的現象，致使醫療資源的浪費問題較為突出，一定程度上也體現出了醫院經濟管理的滯后。現階段實施的醫療衛生改革正是基于對醫療資源加以優化的目的而推行的有效改革方案，通過醫療衛生改革，能夠使我國的醫療服務更加科學合理，也能夠有效減少醫院的成本支出，提高其市場競爭力。

（三）對醫院經濟管理中各部位的職責加以明確

醫院經濟管理工作牽扯面較廣，要促進醫院經濟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應運用衛生經濟學原理，對醫院經濟管理流程中的各部位職責加以劃分。首先，在制定醫院經濟管理決策時，醫院領導人員要在熟悉及掌握相應的法律法規的基礎上，結合本醫院實際狀況，立足于醫院發展大局，統籌醫院經濟管理中的財務預算、財務決算、成本核算、財務審計、經濟形勢分析、藥價管理等各方面因素。醫院經濟管理在具體組織實施上，在管理人員構成上要包括醫院高層管理人員、醫院的各個部門的財務會計人員、醫院財務審計監督人員等。醫院高層管理人員負責匯總醫院經濟信息，確定本階段醫院的各項建設規劃工作；醫院各部門的財務會計人員主要負責醫院的經濟賬務管理、經濟數據的整理分析、經濟行為的具體實施等內容。在醫院經濟管理流程中，醫院財務會計人員的職責更為重要，因此，對這一崗位的財務會計人員，一方面要全面考察其思想素質水平及職業態度，另一方面要注重其財務管理相關知識和實踐操作能力的提高，通過相應的培訓學習，使其能夠充分履行經濟管理職責；醫院的財務審計監督人員要對醫院的經濟管理效果加以考核評價，確保經濟管理各個環節順暢規范。

（四）完善醫院經濟管理的措施方法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醫院經濟管理應在做好管理理念轉變的基礎上，采用適用于市場經濟環境的措施方法，對醫院經濟管理活動加以完善。主要做好以下幾點：首先，在醫院的經濟核算上，可以參考現代企業的成本管理及核算方法，對醫院日常運營中經濟行為產生的各項成本進行全面核算，并在此基礎上，結合醫院實際情況，制定出適用于醫院長遠發展的經濟管理規章制度，通過在日常學習培訓中，對醫院員工的成本控制意識加以強化，從而達到節約醫院經濟成本支出，抑制經濟費用不規范增長，提高醫院市場競爭力的目的。其次，醫院要注重對經濟管理財務會計制度進行優化改革，如在財務預算中，可以將原有的收付制度調整為權責發生制度，促進醫院經濟成本核算的有效實施。第三，醫院要充分采用信息化技術，對醫院經濟活動中產生的各類資料信息加以匯總，形成醫院經濟管理的信息化系統，以為醫院經濟管理決策的制定實施提供重要的數據參考。最后，要調動起醫院各部位人員的工作積極性，通過采用針對性的收入分配方案，打破傳統的“一鍋端”、“一刀切”的收入分配方法，建立起激勵機制，永葆醫院發展生機。

三、結語

衛生經濟學原理是指導醫院經濟管理的重要原則，在新時期醫院發展形勢下，應充分利用衛生經濟學知識，對醫院的經濟活動、經濟決策、經濟管理進行全面分析探究，制定相應的改進醫院經濟管理成效的措施方法，以確保醫院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

作者：王瓊 單位：南陽醫專紀委

經濟學管理論文:經濟學高校后勤管理人員發展研究

一、經濟學視角下高校后勤管理人員的發展困境及成因

1.個體角度的高校后勤管理人員可有可無

經濟學是基于個體研究的科學，從個體的角度，高校后勤管理人員具有明顯共性的四個特點。一是學歷起點低。就當前而言，多數高校后勤管理人員70%的第一學歷在大專及以下，50%的第一學歷在中專、高中及以下，他們主要通過招工、頂職（工人身份的父母提前退休，崗位由子女補缺）、軍人安置等途徑入職；二是工資待遇低。由于學歷問題，后勤管理人員長期得不到輪崗機會，也就失去了很好地鍛煉和提拔的機會，待遇的提高主要靠工齡積累和政策的“水漲船高”，這種積累的結果，在按基數增加工資的多數時間，是越積累差距越大。他們在對政策無可奈何的前提下唯一的對抗方式就是消極怠工，處理問題的方式就是“視而不見”；三是工作具有可替代性。高校的專業教學、重要管理崗位往往具有不可替代性，這就是高校為什么高薪“挖墻腳”和高薪留人才的根本原因，如果排開工作創新、放棄工作進步，后勤管理的工作重復而簡單，不需要專業知識，在其他崗位從事過管理的人都可以勝任，因此，可替代性非常強，他們的危機感也隨即增強。因此，他們為了體現自己的存在，外表表現一般強悍，物以類聚，長期“群居”的結果使得他們整體強悍。因此，被冠以高校“低素質”隊伍。

2.偏好考量壓縮了后勤管理人員的生存空間

偏好是經濟學理性人假設中的一個主要假設。高校的主要任務是育人，教學是中心，教師是主體，這個提法的準確性毋庸置疑，這個提法沒有提到管理干部，但他們是校內政策的制定者。我們常說，工作沒有貴賤，只有分工不同，這種說法的準確性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實際上存在傾向性的考量。一是人才培養偏好。將年輕干部放到后勤管理崗位上去磨練，這已經是開明領導的做法，但磨練“成器”后會立即成熟一個調走一個，而將優秀管理干部放到后勤管理崗位并按照梯隊培養的少之又少，這造成了高校后勤管理人才難留的局面，一般管理人員熟睹迎來送往之后成為“一攤死水”；二是教師偏好。在高校的主要任務是育人、教學是中心、教師是主體這個思路下，很多高校將資源、績效的分配向教學一線傾斜，后勤管理人員再一次淪為弱勢群體。

3.成本觀念被動缺失導致了后勤管理人員的得過且過

成本觀念是經濟學應用最普遍最徹底的一個基本原理，企業要最求目標利潤，就要進行成本核算，在技術不成熟，原材料成本無法降低的情況下，企業最常用的的方法是減員增效，這叫按需設崗。在當前體制下，高校卻不能，一旦入編就“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在不能開除的情況下總要給他一份工作，這叫因人設崗，導致本應一人可以完成的工作由多人承擔。經常聽到高校領導說“如果這是私人的學校或是民辦學校，工作人員完全可以壓縮多少多少”之類的感慨，這是高校領導的無奈，也是高校成本觀念被動缺失的根本原因。在這種成本觀念被動缺失的影響下，后勤管理人員逐漸形成了“三個和尚”效應，這就失去了激勵機制發揮作用的基礎，甚至失去了構建激勵機制的可能性。他們中的積極分子會要求進步，一般人員就會在“反正又不能開除我”的思維模式下不思進取得過且過，“阿彌陀佛”應運而生，“好好先生”隨處可見，失去了管理的基礎。

4.價值決定的把握影響了后勤管理人員的未來發展

馬克思主義的三大構成之一有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一個重要的理論就是價值論。政治經濟學認為價值決定價格，每個人都既有價值又有價格，這里的價格是價值的表象，也就是工資。個人價值高低的決定性因素取決于內在因素，就后勤管理人員而言，從以上個體角度、偏好、成本觀念的分析來看，個人價值受外在環境影響，但外在因素不起決定作用。價值決定原理把握好的后勤管理人員，他們會“先天不足而后補”努力提升自己，這部分人通過不斷地努力不斷地提升，提升了價值，決定了未來的發展，而另一部分人則不思進取，工作年復一年，既不總結，也不反思，更不會主動自我提高，價值相對越來越低，慢慢失去了核心競爭力，也就失去了對未來發展的把握。

二、經濟學視角下高校后勤管理人員的發展對策

1.公平機會給予：

修正偏好經濟學中的偏好假設是指個體在經濟活動中因為理性，不會因為個人的喜好而做出決定，只會根據精確計算選擇最優方案。在后勤管理人員培養上，高校要拋棄個人甚至集體偏好。一是根據高校自己的人才培養規劃，合理調配資源，將后勤管理人才與其他管理人才放在平等的環境中培養，一般管理人員的調動不能優先由其他部門，放在一盤棋中考慮；二建立健全輪崗制度，高校中層干部的輪崗有些高校已經開展，也取得了一些經驗和成績，但一般管理人員有計劃的輪崗還沒有開始，管理不是技術，管理是藝術，需要管理人員在不同的崗位和不同的角度換位思考提煉管理藝術，以開創學校工作和個人雙發展的局面；三有針對性的引進人才，大家都認為后勤部門重要，但多數學校在人力投入上得不到保障，出現了“教學引進、重要部門選拔、后勤部門被動接受”的慣例，造成后勤管理人員“年齡老化、思維退化、行為僵化”和“不思進取、不求有功、不想辦法”的“三化”、“三不”怪象。因此要象教學一樣引進青年才俊來沖擊思想，象很重要部門一樣選拔由能力敢擔當的人來糾正行為。

2.發展空間爭取：

提升價值成為“稀缺”西方經濟學認為價格決定于商品的相對稀缺性，越是稀缺，價格更高。政治經濟學認為價值決定價格。可見，按照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商品的價值高價格就高，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觀點，商品越是稀缺的價格越是高，在此暫且不論兩者的區別，就后勤管理人員來說，價值和稀缺性兩者是可以統一的，即在替身價值的同時成為“稀缺”。一是提升自身價值，“天生我才必有用”講的就是價值，后勤管理人員在從事每項具體工作中也體現了價值，當工作價值被價格（工資）所掩蓋后，價值是不被發現的，后勤管理人員要通過提高學歷、職稱來提高內在價值，要通過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做出成績來提升工作價值，要用工作熱情、工作激情來體現存在價值；二是要成為“稀缺”。后勤工作因為具有較強的可替代性，管理人員只進不出或少出，如果將自己的工作發揮到極致，將管理藝術運用到極致，就難以被他人替代，就會成為“稀缺”，就會從被管理者變為管理者，從管理者變為管理干部，從后勤管理干部變為其他部門的管理干部。

3.提升后勤管理人員整體形象：

邊際成本分析邊際成本是指沒增加一個單位產品或服務的產出或供給所增加的成本，邊際成本廣泛應用于工廠生產成本核算和服務企業服務供給核算。例如，一兩從上海開往廣州的客車，核定總座位為50人，單程總成本為1萬人民幣，每個座位的成本是200元，考慮利潤，價格肯定高于200元，發車后，還有空位，一個游客在站外愿意花100元乘車，從成本核算上看，游客愿意支付的100元不到成本價，但從邊際成本的角度，多增加的這個游客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計，因此，一般情況下游客會如愿乘車，這就是邊際成本。根據前面的分析，部分高校后勤管理人員整體形象相對其他部門還有差距，要縮小差距，除了前面的考量外，還可以在自然通過增加工作量，增加服務質量等方面來實現。一是增加工作量的邊際成本分析，增加工作量無非兩種情況：校園面積擴大（增加校區除外）和自然減員。例如某校園原有600畝，后擴大到1000畝，管理人員的工作量會隨之增加，但只增加了管理人員巡查的時間和精力，因此，增加的成本即邊際成本不能按面積增加的系數來核定。這種情況不需要增加管理人員，甚至會出現責任增加責任心會增強的效果，這樣，更少的人將工作做的更好，后勤管理人員整體形象會逐步提升。二是服務質量的邊際成本分析。掃地是多少一掃帚地面會干凈很多，更換水龍頭多擰一扳手漏水的機率就小得多，服務時多一點微笑服務對象心里就溫暖的多……而上述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因此從邊際成本來考慮，提高服務質量不一定要增加成本，但可以提升形象。

作者：顧裕文 單位：湖南環境生物職業技術學院

經濟學管理論文:經濟學現代化管理

我們可以事先武斷甚至走極端地把道德定義成摘要：道德的行為就是不能給你帶來眼前好處的行為。比如，有人落水，你為救他而獻身，或和一個搶了別人東西的歹徒搏斗受了傷，這時，我們很難說你是自利的，就是說在你的理性考慮中，你很難考慮到假如活下來，你的英雄稱號會在你的效用函數中占多大的地位。這是我們就極端而言的，用以反駁另一種觀點摘要：市場經濟沒有必要談道德，持這種觀點的人主要是從經濟學陣營中來的。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往往強調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場經濟就夠了，市場經濟會在競爭中自然產生出道德機制、道德規范來。應該說，我在許多方面和他們是一致的。在這一點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將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這樣的高度，就是說，不妨將道德定義成摘要：凡是理性的考慮都不會做的那種事。只要是考慮效用函數極大化，就絕對不會干的那類事中，有一類事叫道德行為。當然還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處于非理性范圍內。我們就是在非理性范圍內考慮道德事件。這里我們是將道德作為一次事件來考慮。這就不必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糾纏于摘要：到底道德有沒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個交易的結果，是個充分競爭的行為之后自然就會產生道德規范，還是先有道德規范才有交易這樣一些雞和蛋的新問題。

既然道德和理性是對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為什么還會有這樣的道德行為發生？道德是否是作為社會的基礎存在的，也就是說一個市場社會（請注重不是市場經濟），需要不需要一個道德基礎，這個道德基礎包括對產權的尊重、對他人權利的尊重、自我約束等等。

假如用我對道德事件的定義，那么基本的邏輯關系已經包含在這個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們假如僅僅在自私的意義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僅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們的手段，是他們達到自私目的的一個手段。別人是我的手段，同樣你也是別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財產、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這樣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場社會，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會。在傳統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討論中，答案是很明確的摘要：不可能。在我們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學著作中，像英美傳統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學傳統中的有關論述，在自由意志這個傳統中生長出來的道德哲學，歐陸哲學，像盧梭，都有這一觀點摘要：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假如他們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蠻人，就沒有文明社會。

在英美傳統和歐陸傳統中都認為社會是文明社會（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蠻(barbarian)狀態。而一個文明社會或市民社會、公民社會，這些詞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產權理論中，就意味每個人都必須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財產占有權利，也就是他所講的Property。雖然在歐陸傳統中有關對財產占有的尊重和英美傳統有很大的不同，但從學術上歐陸傳統和英美傳統都承認只要是人類社會就要有一個文明的基礎，這個文明基礎就是道德共識(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爾的論述中，道德共識的意思就是人們相互間有一個起碼的尊重。這個尊重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即在歐洲進入啟蒙時代之前的時期，并不顯得很重要，因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沒有人熟悉到它一旦缺乏將是什么樣子，因此沒有形成啟蒙時代的道德危機。德克海姆有關社會道德共識的看法摘要：在一個前分工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前現代社會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機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為那時分工不發達而且社會規模很小，秩序擴展得還不寬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們之間的共識比較輕易達成。這一小群人大都面臨同一種風險——大自然，他們之間沒有很廣泛的地理差別，人種上單一，在血緣上也是相互聯系的，而且他們的能力、他們的知識結構也差不多是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不會產生現代社會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機械式的團結、聚合（這個詞中文不太好翻），總之是一種前現代的共識摘要：我們面臨同樣的生存新問題，我們擁有幾乎同樣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們擁有同樣的效用函數，那么我們就是一家子。這就是從血緣和地緣關系上形成的前現代社會，用中國人的話就是鄉土社會。

當進入現代的時候，黑格爾和德克海姆就發現前現代社會開始瓦解，這些思想家熟悉到了道德危機，或者說是現代性危機，這種危機是從分工開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話說就是分工的發展同時也就是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發展。因為分工以后，人們的知識結構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們在具體環境中積累知識，那么每個人判定事物的經驗、知識積累就和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產生了差異，從而價值判定就會產生差異，利益就會有沖突。例如，工農之間的利益差別，就會有谷賤傷農、谷貴傷工的情況。所以前現代社會的道德共識很輕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識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說的有機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會中。有機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雖然是分工的，但他們通過交易、通過市場貿易互相尊重這種有機的關系，并結成個互相依靠、互相依存的社會。因此，在分工的現代社會，人們也能找到共識和基礎，這個共識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為它不是依靠于共同的前現代的共識，而是依靠分工制度，就像將每個人固定在一張網上的一個個點上一樣，將每個人行為束縛起來。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認為是社會主義者，因為德克海姆強調的就是傳統政府權威，是權威的建立，像強權政府甚至宗教的功能。他企圖這樣來擺脫韋伯的悲觀的解昧狀態。

對于道德共識、產生現代危機等新問題熟悉最深刻的主要是歐陸哲學家。包括德克海姆、韋伯、黑格爾。按照哈貝瑪斯的觀點，黑格爾畢生精力要解決的就是為現代社會找到它的道德基礎。而哈貝瑪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當交往的基礎上。這是歐陸傳統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傳統中，我們還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啟蒙時代的洛克、休謨、斯密這樣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語句中涉及到現代性危機，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機新問題。這可能因為當時的英國社會比較穩定，沒有發生和法國大革命相似的動蕩使然。英國是通過習慣法的健全逐漸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種非常靈活的習慣法體系（caselaw），來解決日常的新問題。這是個積累的過程是casebycase。法官碰到新問題，先看看前面有沒有案例，假如沒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來點一點解決。可見這是典型的演進秩序。這使人們對現實新問題的解釋和處理很穩定，用不著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沒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們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動革命的道德基礎的危機。在道德基礎開始瓦解的時候就會有革命，革命無非是道德共識不能達成的產物，是一種極端的手段。

我們中國人基本就受這兩方面西學的影響。要么就沿著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適合中國的新問題或中國式的新問題；要么就受到歐陸哲學的影響，包括法國、德國和意大利，提出中國式的新問題。所謂中國式的新問題就是中國人關心的是中國、立足于中國的前途、中國的命運，考慮的是中國人所考慮的新問題。也就是新問題意識是中國的。像國有企業改革、農業發展新問題、關貿新問題等等一些很細致的現實新問題。當和一個外國人討論時，假如他不知道提出新問題的背景，你提出一個學理性新問題，他就會照本宣科地告訴你，這個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權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會涉及中國的新問題。所以新問題意識很重要，新問題意識只能是本土的。現在不是每一個人都是有新問題意識的，在許多學者提出一個政策或一個理論中完全看不到新問題意識。當然，一些海外的學者也是沒有這種新問題意識，而只是隔靴搔癢。假如有了這種新問題意識，并在這里面提出正確新問題，在求解時再參照一些其他社會、其他民族的歷史過程、經驗，回到西方去看（因為很多學問都是西學）時，就會出現幾種傾向，一部分人就到歐陸哲學中去找一個合適的參照系、一個啟發，經過啟發后回來獨立地求解中國式的新問題；另一部分人是從英美傳統中去尋找啟發；還有一些學術練習比較全面的人綜合考慮兩方面的傳統，同時還有新問題意識，這三者兼得是不輕易的。

在此我們強調的是作為社會一定要有一個基礎的道德共識，而西方思想傳統中的兩個源流對我們中國人處理新問題有不同的影響。當我們處理道德共識新問題的時候，我們不得不處理什么是自由這個概念。在歐陸傳統里，盧梭有一個看法摘要：田園詩式的野蠻社會里每一個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為那時候人少地多，從樹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沒有資源稀缺性，沒有對于稀缺資源的競爭關系，所以那時也許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園詩式的浪漫的，在這樣的標準下，每個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慮其他任何人和他的競爭關系。盧梭當然很羨慕那時候的人，霍布斯也非常羨慕這些野蠻人，這種田園詩式的野蠻生活。但是由于經濟學家看到的資源稀缺和對稀缺資源的競爭，產生了殘酷的以他人作為手段的生存方式，這時候人就開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個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假如對自由無限地要求下去，一定會邏輯地把其他人作為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歐陸，在法國傳統里就是充分的個人自由，在德國從康德的要意志（will）的自由，發展到黑格爾極端的狀態，中經謝林、費希特的思想。總之，歐陸傳統中提出了像伯林講的兩種有關自由的態度。這里用態度（attitude）而不用立場，是很重要的。因為每個人都認為自由是好事，可對自由的程度每個人的熟悉并不一樣，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認為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你自己，這就是所謂積極自由的態度，假如你追求的個人自由那么廣泛，那么徹底，以致你的主觀意志、個人意志的充分自由體現出來后，結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為達到你的個人意志的手段，解放你自己的一個手段，這就很可怕了，這就是希特勒的集權。我個人所主張的自由，是所謂消極的自由態度，就是你站在自由兩個極端的中點上，在這樣一個適可而止的，止于至善的點上，你向左邊望就是積極自由，你就非常地想控制別人，你向右邊看，你就抱著一種消極的自由態度。所以這是一種態度，大部分人立場都是差不多，沒有多少人是希特勒，大部分人也不是完全不要個人自由的，這就是一個態度區分，態度區分非常重要。假如處理不好就會導致“”悲劇或法西斯專制。處理得好就會出現市民社會或社區生活。這都是從兩種態度的差別生發出來的。所以我強調先在態度上討論。兩種自由態度就是伯林的名言，一個是freeto，你做事情的自由，一個是freefrom，我避免事情的自由，我不愿意去干擾別人，同時我也從控制中避免出來。追求這種自由的人一定會承認他對別人同等的消極自由的責任，也就是在自由中間沒有絕對的自由，這里有個度的新問題，那么為了維持這個自由的度，你將對其他人的自由負擔你的義務，你只有這樣按基本的對等原則（道德黃金律）做才能夠有你的自由。否則我們之間就是野蠻的、互相殺戳的關系。所以消極的自由態度包含著一個硬幣的兩面，一面是個人活動的空間，你的隱私、小天地（privacy），別人不來干涉你，另一面是別人不來干涉你的義務，是社會所有人達到的一種道德共識，比如像認為不應該闖入別人家拿了東西就去賣等等。所以，你在享受別人不干預你的權利的時候，也擔負著尊重別人同等權利的義務。這是一個辯證統一關系。我們談的自由就是這樣的自由，而不是單向的自由，不是積極的自由。所以我們可以說，為了確保最大限度的這種消極自由，我們迫不得以，非要加入這樣一個文明社會，在這樣的社會，每一個人都承擔著對這樣的自由的權利和義務，這就是洛克說的產權。這就是在我們這個傳統中所說的道德共識。就是每個人在憲法上都簽約摘要：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同意尊重其他所有公民的生命、基本自由、基本財產占有的權利。在這個根本憲法的簽約之下，你才談得上立法過程、執法政府，因為抽象的憲法不能解決各種具體的日常生活中新問題。所以你要立法，要有符合憲法的政府。總之，這一套是屬于政治哲學的內容。這一套之前是屬于道德哲學的內容，只有在這兩套體系之后，我們才能談到所謂經濟生活，經濟生活才有一個規矩，才有德克海姆所說的有機社會的結構——每個人都在服從一套規范，都在自己相應的網眼里自由地活動，同時，也充分地信賴其他人也在他自己的網眼中活動而不越軌。那么這個社會就成了德克海姆理想中的有機凝聚的社會。

假如我們將以上這套體系稱為道德基礎，又將道德事件規定為非理性的選擇行為中的一類行為，哪么道德事件怎么可能發生。這就涉及到歐陸傳統和英美傳統里共同遵守的道德黃金律摘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所有文明社會中，我們發現都有這樣的說法，在《圣經》里，在孔孟思想中。不同的文明社會時間、歷史、地理差別很大，但都有這樣的思想。因為你不服從這一條，你就結不成社會。所以，我相信在目前所生存下來的7個文明中都有這個道德金律。像在西方的傳統中，歐陸和英美都有一個共同的希臘、羅馬傳統，也就是斯多葛學派的正確推理摘要：理性的人不會理性地去做錯事，去傷害他人，因為他會理性地推斷假如這樣做，別人也會反過來傷害你，這就非理性了。所以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導出來道德金律。這是斯多葛傳統，也是基督教的來源之一，到了后期就演變成了兩個分支摘要：英美的和歐陸的傳統。而歐陸一派對道德哲學的影響更大一些。因為，一來他們有危機，還有他們具有不是新教傳統的基督教傳統，更古老的猶太教影響，導致康德的自由意志，他從自由意志推出一種責任，推出一種普適原則下的個人責任，而真正繼續了這一思想的是薩特。

康德的歐陸傳統要追求的是自由意志，而不是英美的在基本權利的基礎上，人們有一個消極的自由態度就夠了。假如你要追求你的自由意志，你線性地走下去，你可能就走到法西斯主義。這并不是康德的意思，康德所講的意志自由是完全不受現實世界物質約束的個人意志，是一種精神。但假如我們將它放到現實中考慮，我們每日每時都被現實所困擾，所以我們的意志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也就推不出自由意志下應該做的那些事。而這并不是康德的出發點，康德的出發點是我先要假設一個抽象的人，他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不去做因受日常生活煩惱不得不為之的一些事，完全是自由的，就像上帝那樣自由，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人應該做的事是什么。由此出發推出一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規則。那么如何從康德的思想推出道德金律呢？羅爾斯曾專門有一篇文章論述從康德的意志自由到羅爾斯的普遍主義正義原則。推理過程是這樣摘要：首先，第一個檢驗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時候（比如是否撒謊），你要用自由意志判定這件事對不對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此時此刻，假如你認為在這件事上你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環境約束，你得出結論該做或不該做這件事，那么你再把這個檢驗深入到第二層檢驗，即是不是你自己在所有的場合，所有的情況下都應該做或不做這件事，才能完成你的自由意志，假如也通過了，那你再問第三個新問題，是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場合、所有的情況下，都做或不做這件事。假如是，那么做或不做這件事就應該成為普遍遵守的規則。

當然在倫理學史上有很多學者圍繞康德的例子來批評，比如有人在追殺你的朋友，這時只有你知道朋友的隱匿之處，當殺手逼迫你講出你朋友的藏身之處的時候，你是撒謊還是不撒謊。康德對此的回答是，這不是他所講的自由意志，這已經是不自由的意志了，因為你面臨著有人持槍，他在物質上束縛著你。所以康德不回答這個新問題。

由此，從歐陸哲學中衍生出來了一種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義上的自由，應該是由普適主義或普遍主義原則來保證的。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確推理原則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為規則。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從兩個對自由的理解都可以得到道德金律。普遍主義原則下，可以出現看上去“非理性”的道德事件。

這里又涉及到道德新問題的另一個維度，它是非凡主義呢，還是普適主義。現在很多的道德探究都認為，僅僅靠普遍主義推出來的原則，可不可以推出指導我們日常生活的那些道德準則，恐怕還是不行。這就像憲法并不能處理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事，還需要商法、民法等等具體的法律。所以，為處理我們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麻煩、沖突，還不能僅僅依靠一些最普遍的道德準則，我們還得承認具體的義務、責任，也就是所謂非凡主義的道德。

就我們中國的文化來說，除了孔子對仁的看法具有普遍主義外，后來是越來越相信非凡主義。像韋政通先生總是強調中國的差序格局，就是非普遍主義，是人們之間的交往有差等。最愛的是父母，再次是兄弟，再后是鄰居，然后推及其他人，像水的波紋一圈圈擴展下去。這都是相對主義的、非凡主義的原則表現。這是我們中國的實際情況。

面對我們今天現實生活中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們將抽象的理論用來解釋現實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的分析也剛剛進行了一半。在中國社會里，什么是道德行為。我覺得，就是每個人要把自己非凡的環境考慮清楚，你是這個環境的中心，你有父母、子女、親戚、鄰居、朋友，你把自己和這些人的關系都做一個理性的熟悉，做一個很深切的理解，判定你和他們之間應該是什么樣的關系，然后按照你確定的理想模式去處理各種關系，去和別人博弈，一直處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準則，你就這樣行為。比如，孔子說，子為父隱，直在其中。那么父親犯了罪，兒子包庇，這里包含了正義。你說要大義滅親，那不行，不現實。所以在一個非凡主義的文化中間，沒有宗教傳統的文化中間，就得從非凡的角度每一個人都來判定，理性的判定，利己地但不是自私地來判定你應該怎樣處理，而不是實際上怎樣處理（是應然而不是實然）人際關系，然后以這個判定來指導你的行為。在道德準則之下，在道德理解之下，盡量地朝這個方向努力的時候就涉及到實然，實際上很多事情你不得不做，但你認為不道德，你認為可能不對。這是每一個人都需要解決的人生新問題、沖突，每個人總是處在這種沖突中，這是你的生命過程。這沒辦法，每一個個體都是這樣。

這種情況下，一個可以說是最嚴重的新問題就出來了摘要：就是從鄉土中國到一個現代市場社會的過渡時期，由于我們缺乏強有力的普遍主義原則，那么怎樣才能形成道德共識？例如，當分工充分發達了以后，農民本來是一個村，通過婚姻關系都是新戚，本來是很有共識的。而現在搞鄉鎮企業了，你生產鋼管、他生產水泥、我生產煤炭，有專業分工，就有了利益沖突，就面臨啟蒙時代人們所碰到的道德危機，原來的共識就開始崩潰，就開始“殺熟”，越好的朋友越宰你一刀，因為他沒有辦法不這樣行事，因為這是在非凡主義原則指導下。結果有很多在鄉土中國條件下可以達成的道德共識這時就達不成了。像義利之辯影響就很大，例如反暴利法的產生，就有一個文化背景，有一個傳統。

所以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本來就缺少普遍主義原則的社會，一旦走入市場經濟或現代的分工社會，那么原來賴以維系社會的家庭聯系就被沖爛了，血緣關系就被淡化了，那么和血緣關系聯系的前現代化的共識就瓦解了。而宗教生活我們又沒有，沒有一個從中世紀帶來的遺產，就是把上帝變成法就完事，使社會有一個自然秩序的條件。所以就變成了無法無天的情況，人們就開始追求最眼前的利益——貨幣，用錢來指導人的行為。這時你沒有道德準則了，你從小到大，沒有人告訴你什么行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來的，是一點點在傳統中熏陶出來的，可我們的傳統正在巨變，正受到沖擊，每一個人都開始失落。假如按正常的狀態，即便在一個非凡主義社會，也先有一個道德的基準，在這個參照系之下，人們知道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過程（civilization），而現在我們似乎不是這樣，而是有點野蠻化過程，因為，沒有人去指導，人們完全是看怎么自私就怎么來了。人們只是靠理性驅動，他的利益函數、效用函數，力求在目前最大化，今后的事也不想了。嚴格地講，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事是要經過多次博弈的，就是說一個充分理性的人應該考慮到無窮遠的未來的收益，然后將它折現到現在使效用最大化，這個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為，也就是顧及他人的行為，因為假如毀掉了名譽，以后就沒辦法和人合作。但我們處在過渡時期，未來貼現值不確定，以致沒有人考慮。結果每一個人都越來越短視，所以就會看到我們社會目前的假冒偽劣，這都是不要未來名譽的行為，一個規范的社會不會有這種現象。這又形成劣幣淘汰良幣，假如你顧及名譽，你就吃虧，以致生存不下去。結果就很危險了。一旦出現了這種道德風險（moralhazard），影響破壞了互相信任的關系，假如這種道德風險代價太高，沒有一個機制來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幣驅逐良幣，那么最后這個社會里都是壞人，那些稍微好點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總舉這個例子，就是人類學家（RuthBenedict）觀察到的一個部落，這個部落以能騙住所有的人為英雄人物的標準，就是大家都服騙術最高的人。我們可以設想，假如一直堅持這種標準，那就沒有貿易、交換、信任可言，市場在這個意義上就崩潰了，結果這個部落幾十年以后就會自然消失。

在目前的時刻，我并不是雷鋒，我也不想讓每一個人來考慮道德新問題，但我覺得道德的危機就在我們身邊，假如我們處理不好，那無論是改革還是市場社會的發展都很困難了。

很可惜，對目前的狀況，我提不出任何具體的辦法。我在香港除了制度經濟學，就一直都是探究企業家行為，這兩者是有關系的。制度創新是企業家的行為而不是理論家的行為。那么什么樣的制度可以使我們的道德危機得到緩解，我不知道，我只是說這是一個企業家創新的過程。我總用這樣的例子，就是在最大的企業之間，他們已經形成了一種強盜對強盜的規則，就是說，假如你不守規則，那你就死了。所以在這一層次的企業家里名譽非常重要，他們開始向長遠著眼，不是搞短平快。所以有恒產者有恒心是有道理的。因此，有充分的競爭就會產生一個良性的秩序。但這個秩序是否能夠擴展，擴展到中小企業，那還得觀察，這不是個理論新問題，而是一個實踐新問題。但這是一種希望。從理論上可以提出來的一個原則（不是規則），就是競爭性原則。我們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制度，但我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一定是競爭的產物，是制度創新，是各種不同制度之間競爭產生出來的結果。這個競爭的結果可能是沒有一個人滿足，但這是我們得到的最好的制度或最不壞的制度。所以，只有充分競爭才是我們得到好的制度，解決道德危機的唯一途徑。這就回到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陣營，只要答應我們自由交往，也許就可以建立規范及道德共識。

但是，現代經濟學還不現代，因為它沒有思索人存在的意義這個現代新問題，或上面我們說的現代危機這個新問題，我們聲稱現代只不過是數學用多了點。因此，為了使經濟學進入現代，經濟學必須首先回到古典，處理古典的新問題。因為古典經濟學的時代正是啟蒙時代，正是那時候人們熟悉了現代危機。所以我們要回到古典經濟學，重新梳理出現代傳統，這才可以繼續往前走，進入現代。假如缺乏這種眼光，就值得批判。我一直在思索現代經濟學，我是從存在哲學、從生存論的角度來從新寫經濟分析。實際上我們做的任何一項經濟分析都不可能脫離價值判定，我們的價值判定最基本的就是從生存哲學、從生存論的角度、從這個世界對我們有什么意義這個角度，來給出我們的價值判定。在這個判定基礎上，才可能有類似效用函數，博弈均衡的選擇這些能動的選擇，去改變傳統、去改變均衡、去進行制度創新，我認為從這個意義上，經濟學才現代化了。就是把人的意義考慮進來，而不是像新古典的現代經濟學所表現的就是把人當成一個東西來控制。現代經濟學無非做得動態化一些，像最優控制理論，但我們只要問人在哪里的新問題，就會發現現在經濟學的缺陷。我想中國人假如說能夠超越西方的經濟學或者說能夠繼續它并超過它，一個可能出現突破的點就是結合我們的文化強勢，也就是文化的比較優勢，因為在中國哲學中的深厚的人文基礎、人文傳統，把人的意義帶回到經濟學中來，這就有可能形成一個中國的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

我們可以事先武斷甚至走極端地把道德定義成摘要：道德的行為就是不能給你帶來眼前好處的行為。比如，有人落水，你為救他而獻身，或和一個搶了別人東西的歹徒搏斗受了傷，這時，我們很難說你是自利的，就是說在你的理性考慮中，你很難考慮到假如活下來，你的英雄稱號會在你的效用函數中占多大的地位。這是我們就極端而言的，用以反駁另一種觀點摘要：市場經濟沒有必要談道德，持這種觀點的人主要是從經濟學陣營中來的。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往往強調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場經濟就夠了，市場經濟會在競爭中自然產生出道德機制、道德規范來。應該說，我在許多方面和他們是一致的。在這一點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將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這樣的高度，就是說，不妨將道德定義成摘要：凡是理性的考慮都不會做的那種事。只要是考慮效用函數極大化，就絕對不會干的那類事中，有一類事叫道德行為。當然還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處于非理性范圍內。我們就是在非理性范圍內考慮道德事件。這里我們是將道德作為一次事件來考慮。這就不必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糾纏于摘要：到底道德有沒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個交易的結果，是個充分競爭的行為之后自然就會產生道德規范，還是先有道德規范才有交易這樣一些雞和蛋的新問題。

既然道德和理性是對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為什么還會有這樣的道德行為發生？道德是否是作為社會的基礎存在的，也就是說一個市場社會（請注重不是市場經濟），需要不需要一個道德基礎，這個道德基礎包括對產權的尊重、對他人權利的尊重、自我約束等等。

假如用我對道德事件的定義，那么基本的邏輯關系已經包含在這個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們假如僅僅在自私的意義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僅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們的手段，是他們達到自私目的的一個手段。別人是我的手段，同樣你也是別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財產、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這樣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場社會，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會。在傳統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討論中，答案是很明確的摘要：不可能。在我們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學著作中，像英美傳統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學傳統中的有關論述，在自由意志這個傳統中生長出來的道德哲學，歐陸哲學，像盧梭，都有這一觀點摘要：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假如他們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蠻人，就沒有文明社會。

在英美傳統和歐陸傳統中都認為社會是文明社會（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蠻(barbarian)狀態。而一個文明社會或市民社會、公民社會，這些詞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產權理論中，就意味每個人都必須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財產占有權利，也就是他所講的Property。雖然在歐陸傳統中有關對財產占有的尊重和英美傳統有很大的不同，但從學術上歐陸傳統和英美傳統都承認只要是人類社會就要有一個文明的基礎，這個文明基礎就是道德共識(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爾的論述中，道德共識的意思就是人們相互間有一個起碼的尊重。這個尊重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即在歐洲進入啟蒙時代之前的時期，并不顯得很重要，因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沒有人熟悉到它一旦缺乏將是什么樣子，因此沒有形成啟蒙時代的道德危機。德克海姆有關社會道德共識的看法摘要：在一個前分工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前現代社會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機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為那時分工不發達而且社會規模很小，秩序擴展得還不寬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們之間的共識比較輕易達成。這一小群人大都面臨同一種風險——大自然，他們之間沒有很廣泛的地理差別，人種上單一，在血緣上也是相互聯系的，而且他們的能力、他們的知識結構也差不多是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不會產生現代社會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機械式的團結、聚合（這個詞中文不太好翻），總之是一種前現代的共識摘要：我們面臨同樣的生存新問題，我們擁有幾乎同樣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們擁有同樣的效用函數，那么我們就是一家子。這就是從血緣和地緣關系上形成的前現代社會，用中國人的話就是鄉土社會。

當進入現代的時候，黑格爾和德克海姆就發現前現代社會開始瓦解，這些思想家熟悉到了道德危機，或者說是現代性危機，這種危機是從分工開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話說就是分工的發展同時也就是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發展。因為分工以后，人們的知識結構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們在具體環境中積累知識，那么每個人判定事物的經驗、知識積累就和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產生了差異，從而價值判定就會產生差異，利益就會有沖突。例如，工農之間的利益差別，就會有谷賤傷農、谷貴傷工的情況。所以前現代社會的道德共識很輕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識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說的有機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會中。有機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雖然是分工的，但他們通過交易、通過市場貿易互相尊重這種有機的關系，并結成個互相依靠、互相依存的社會。因此，在分工的現代社會，人們也能找到共識和基礎，這個共識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為它不是依靠于共同的前現代的共識，而是依靠分工制度，就像將每個人固定在一張網上的一個個點上一樣，將每個人行為束縛起來。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認為是社會主義者，因為德克海姆強調的就是傳統政府權威，是權威的建立，像強權政府甚至宗教的功能。他企圖這樣來擺脫韋伯的悲觀的解昧狀態。

對于道德共識、產生現代危機等新問題熟悉最深刻的主要是歐陸哲學家。包括德克海姆、韋伯、黑格爾。按照哈貝瑪斯的觀點，黑格爾畢生精力要解決的就是為現代社會找到它的道德基礎。而哈貝瑪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當交往的基礎上。這是歐陸傳統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傳統中，我們還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啟蒙時代的洛克、休謨、斯密這樣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語句中涉及到現代性危機，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機新問題。這可能因為當時的英國社會比較穩定，沒有發生和法國大革命相似的動蕩使然。英國是通過習慣法的健全逐漸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種非常靈活的習慣法體系（caselaw），來解決日常的新問題。這是個積累的過程是casebycase。法官碰到新問題，先看看前面有沒有案例，假如沒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來點一點解決。可見這是典型的演進秩序。這使人們對現實新問題的解釋和處理很穩定，用不著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沒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們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動革命的道德基礎的危機。在道德基礎開始瓦解的時候就會有革命，革命無非是道德共識不能達成的產物，是一種極端的手段。

我們中國人基本就受這兩方面西學的影響。要么就沿著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適合中國的新問題或中國式的新問題；要么就受到歐陸哲學的影響，包括法國、德國和意大利，提出中國式的新問題。所謂中國式的新問題就是中國人關心的是中國、立足于中國的前途、中國的命運，考慮的是中國人所考慮的新問題。也就是新問題意識是中國的。像國有企業改革、農業發展新問題、關貿新問題等等一些很細致的現實新問題。當和一個外國人討論時，假如他不知道提出新問題的背景，你提出一個學理性新問題，他就會照本宣科地告訴你，這個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權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會涉及中國的新問題。所以新問題意識很重要，新問題意識只能是本土的。

經濟學管理論文:經濟學道德管理

內容提要摘要：本文從經濟學是否需要個人假定的分析單元出發，確定了經濟假定有效性和簡潔性的原則。比較分析了經濟理論中幾種主要的對人的抽象假定，并得出了偏向于“經濟人”經典假定的結論。

摘要：假定個人社會經濟人道德人方法論

經濟人假設作為經濟學中的經典假設即使僅從亞當-斯密算起，也已經使用了200余年。在這其中，有關經濟人假設是否合理有效的討論、詰難、爭吵一直不絕于耳。對于經濟學而言，我們是否需要一個完整的對人的假設，假如需要，到底那一種假設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給我們的經濟學探究帶來最小麻煩的？這是本文力圖討論的新問題。本文將圍繞這個中心展開，并結合各種代表性的思想進行比較分析，希望得出一個令自己滿足的結論。在文章的第一節將先對“人的假設”進行具體的定義并對現有的本領域的論文進行總結；第二節討論對人假設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節試圖探詢一種合理的最有利于經濟學的一般化假設；在文章的最后則說幾句和本文相關又不相關的閑話。

一、討論前的預備

所謂對人的假設，是指為了經濟學分析、解釋、推導的需要對微觀的人的特征進行抽象，并根據這種抽象分析其決策和行為。在這里要注重到的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之下，對人的假設都是為了經濟學探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為了簡化條件以便給出明確結果；而絕不是為了對人的特征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評論性的結論。另一方面，要保證經濟理論不是胡說八道，其對人的抽象（假如這項理論認為需要這樣的抽象的話）也必須以現實為基礎。

依照以上的定義，由于經濟學探究角度、探究需要的不同，對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時，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經濟學家對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響了其對人的假設，——甚至有人認為這位令人無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該在經濟學的舞臺上出現。無論如何，經濟學中眾多的對人的抽象也吸引著學者對其進行比較分析，同時也本著經濟學家“最優化”的嗜好試圖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個。

國內外對這方面的探究成果，一般以“經濟人”名義冠之，盡管有不少人會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為和“經濟人”并列的概念進行探究。總的來說基本是在經濟人這一命題下描述經濟學中對人的假設的演化過程。

筆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獻有三篇，它們是《理性經濟人》（馬丁-霍利斯，愛德華-內爾,1975）、《有思想的經濟人》（米茲，1991）、《近代經濟人的靈魂》（梅爾斯，1983），他們都以“經濟人”這以假設為中心，評述了對人的各種抽象。值得注重的還有《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霍奇遜，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個體主義的方法論背后”從方法論的角度對主流經濟學中的人的抽象進行了總結并提出了經濟學探究是否應該從人的基本假定開始的新問題。

國內本領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經濟人和社會秩序分析》（楊春學，1998），該書從17世紀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論”開始，直到現代新制度經濟學以及加里-貝克爾的“效用最大化”說，系統總結并評述了經濟學上對人性假設的各種思想及其演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該書把“經濟人”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學命題而不是探究方法進行討論，這是和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獻也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劉氏的范圍。至于一些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需要經濟人”的新問題，筆者以為已經超出經濟學探究方法的討論，對此類文獻未予理會。

最后要指出的是，幾乎所有此類文獻，都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有關闡述加入進來。唯一能夠找到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有關“人”及其經濟行為特征的分析比較”（胡均，劉風義，2001）1，該文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人”和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人進行了比較，其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人”的總結相當精辟，本文的對其某些觀點進行了參考。

二、起點摘要：個人，還是社會？這是個新問題

我們的探究對象，不是一些簡單的個體，而是一些在社會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會個體……為了了解這種個體，我們必須把它放在其全體環境中來加以探究；而為了了解這種群體，我們有必須了解那些個體，因為正是這些個體之間相互關連的行為組成了社會群體。

在討論經濟學中人的抽象前，我們先要確定它在經濟探究中的地位，是基礎性的還是附帶討論的。假如說人的行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條件——比如社會習慣、制度等決定，那么對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假如經濟探究可以從其他方面而非個人（或者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開始的話，那么我們可以模擬帕雷托的句式說摘要：“給我一組外部條件，那么個人就可以消失。”

在這個新問題上有兩種比較極端的觀點，一種是個人主義方法論，強調以拋開一切外部條件的個人主義為出發點。馮－米塞斯3用明確而有說服力的語言宣稱，對社會經濟現象的分析，要從人類行為的有目的性和目標導向這個前提出發。并且根據因果論的推導，個體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會行為的充分起因。換而言之，這種目的（也許應該加上偏好）在這里被預先給定，“人”的抽象已經清楚地決定，并以此出發進行其經濟探究。應該說絕大多數絕大多數經濟理論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這種方法論。斯密的“經濟人”命題也是明確地由微觀的自利的個人開始的。

另一種觀點則恰好相反，他們批判斯密、李嘉圖把那個時代的人不是看作歷史的結果，而是看作歷史的起點，并認為合乎自然的的個人不是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產生的觀點。同時他們也反對把人的范疇永恒化，得出一個一般性的規律性的抽象。持這種觀點的突出代表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縱觀馬克思主義在經濟學方面的論述，盡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個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能動性，認為個體具有潛在地改變其關系規則地能動功能，批判那種“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地產物”地機械唯物主義觀點；但是根據其對人的定義——“社會關系的總和”，即“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4我們可以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出發點是社會而非個人。進一步的證據在于其以物化的生產資料為標準的階級劃分，各個階級的利益和目標是既定的，個人的目的和行為服從其所屬階級。用比較簡單的推導來說即是社會存在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了階級意識，階級意識決定了個人行為。因此其經濟學的起點是社會而非個人，對個人的假設也相形見拙了。如我們前邊說到的那樣，王子由主角變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崗的危險。

當然，越來越多的人的觀點則介乎于兩者之間而有所側重，比如新制度經濟學亦是以人為起點，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和偏好時卻又肯定社會制度會予之影響。可以算是兼顧了。但是從根本上來說人脫離不了個體本位的藩籬。

我們這里無意討論哲學新問題，但社會和個人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由的確蘊涵了太多的哲學思索。在這里不預備仔細討論它們的關系（我想已經有足夠多的大腦給出了足夠多的答案），我們并不討論雞生蛋還是蛋生雞卻一樣能煎出美味的荷包蛋，因為我們以煎雞蛋為目的從而以雞蛋為起點。同樣的道理，經濟探究的目的決定了其起點。不同的起點也決定了不同理論的局限性。假如我們把經濟學對象定義為穆勒的四分法即“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話，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微觀主體是我們需要直接面對的，那么一個準確合理的人的假設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對探究的方向的功能也是決定性的，那么在過多的拘泥和誰決定誰也是不明智的。

這樣得出結論也許有逃避新問題之嫌，那么我們再提出一種區分的方法——把變量較多，較難熟悉的作為假設前提進行抽象，并以此為基礎進行討論。相對社會而言，個人的偏好和目的更難于把握也更難于追根溯源，一個人為什么一定要實現利潤最大化（或者另一個偏偏不喜歡）？這樣的原因實在是不好把握。我們假定的往往是不能通過邏輯推理而只能經驗抽象的，那么社會就相對簡單得多了。誠如加里-貝克爾所言摘要：“口味這個東西是不能討論的。”于是應該以誰為起點也就顯而易見的。

最后指出的，我們不否認某些領域從社會出發會更恰當，一種騎墻的表述方式是“約束條件下最大化”，這樣探究者到底愛從條件還是主體來探究就自便了。這實在是個不受指責的好辦法。

三、人的假定摘要：是一個兩個，還是很多很多？

人類的經濟模式當然不是唯一的模式。社會學向我們提供了了解人、了解人的社會關系的另一種方法；心理學也是這樣。但是，從科學觀點來看，真正的新問題是在這些工具中，即在‘經濟學模式’、‘社會學模式’、‘政治學模式’或‘心理學模式’等工具中間，找出最有效和‘競爭能力最強’的工具，以便盡可能準確地抓住人類社會的復雜本質，假如我們的經濟學確實需要一個“人”的假設的話，那么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的假定，什么樣的抽象才是最合理的?同樣是亨利%26#8226;勒帕日（1977）給了我們一個標準摘要：“一種科學工具的價值是不能以其假設的現實程度來衡量的，重要的是這些假設是否簡單明了，是否有效，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如何。……最好的假設不一定是最接近復雜現實的假設，而是那種盡可能簡單明了，并且有盡可能大的解釋和預見能力的假設。”這是一種純粹的效率原則。但是，經濟學的確不應該含蓋太多的價值判定。作為一門科學，主觀上的價值判定會極大的影響其解釋和預見能力，經濟世界如同物理世界一樣并不會因為我們認為它是什么就會如我們所愿。事實上，即使我們能在一時之間欺騙自己欺騙世界，但結果不是關起來的門窗終于漏了風就是屋里的東西最終發了臭。總之，筆者堅持經濟學純粹的科學性，因此這樣的經濟學也只需要一種假設摘要：最簡單最有效的那種。

帶著這樣一個標準，讓我們對經濟思想史上一些流行或者曾經流行的假定進行簡要的分析。

首先當然是最為經典的“經濟人”假設。其核心內容即自利的理性人。這包含著兩層意思摘要：其一，人是理性的，在決策行為時總是作出自己認為更好的選擇，這樣的大白話到了新古典經濟學，就轉化為“穩定的偏好”，并進一步有完備性、傳遞性、反身性三大性質作為嚴格的數學基礎；其二，人是自利的，在進行經濟行為(最重要的，在進行交易時)，人是以利己為目標的。以這樣的定義，因該說亞當－斯密以來以致新古典經濟學直至今日，絕大多數經濟理論都是在這個假定下展開的。所不同的只是對于其利己目標的不斷變化調整，即經濟利益最大化到效用最大化的過程。而“經濟人”的兩大要素從一開始就飽受詬病，尤其集中在后者上。聞名的“亞當－斯密新問題”即是其一，人們很不能容忍經濟理論中自私利己的經濟動物就是《道德情操論》中具備著高尚道德的“人”。對于這樣的責難我們大可以看看亞當-斯密有關交易起源的描述摘要：“……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假如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輕易得多了。不論是誰，假如他要和旁人作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5利己之心假如是交易——經濟學的現實之母——的基礎，那么假如要拋棄它，就只好拋棄經濟學。另一方面讓我們提到標準對“經濟人”假設進行衡量，對交易來源的解釋證實了其有效性；假設的有效性又是和其簡潔性相關的。接近現實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過分追求假設的現實性，只會增加其復雜性，甚至把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都列入假設條件，反而影響了假設的有效性。有關這一點，弗里德曼（1953）舉的一個例子很有解釋力。他說，一個理論或其“假設”不可能是完全“現實主義的”。有關麥子市場的一個“完全現實主義”的理論，不僅需要包括直接決定麥子的供給和需求的那些情況，而且還需要包括用于交換的現金或信用工具的種類。此外還有摘要：交易者的頭發和眼睛的顏色，他的祖先及受教育的程度，他的家庭人數，他家庭成員的特征、祖先、受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征；種植麥子的土壤種類，土壤的物理及化學屬性；在生長期內的主要天氣情況；種植小麥的農民及最終食用小麥的消費者個人特征，等等，等等，無窮無盡。為達到這樣一種真實而作的過分努力，都只會使該理論失去真實有用的功能。從這一點上來說“經濟人”假定用最精練的的方式得到了最大的解釋能力，難能可貴。

至于“經濟人”假定的種種弊端，即使不看國外，國內以捍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口號的論著也有不少極為出色者，其中對“經濟人”的批評橫貫古今、旁征博引，出色之極，在這里就不多說了。6

“社會人“模式是另一種應用于經濟學中的假設。它由舊制度主義經濟學家提出、想以之來取代“經濟人”模式。它的基本內容是摘要：作為一種社會存在，除了物質經濟利益之外，人還追求平安、自尊、情感、社會地位等等的需要；人所作出的選擇，必須建立在他個人的社會經驗、不斷的學習過程以及構成其日常生活組成部分的個人之間相互功能的基礎之上，因此，人的行為是直接依靠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文化環境的；因此要從每個人的現實存在和他和環境的關系去理解人，去解釋人的經濟行為。

歷史證實，“社會人”這種替代模式對理論經濟學家是沒有多大說服力的。在某種意義上，每一門社會科學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具體層次上對人進行探究。作為一門學科，理論經濟學對人的探究，需要其他學科的支持；但這不意味著經濟學家必須全面地探究和考慮到影響人的所有因素。以“社會人”作為經濟學的基本行為假說，無異于否定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存在的價值。同時從簡潔性的標準考慮“社會人”的模式也是復雜而無法把握的。

“管理人”是赫伯特%26#8226;西蒙在其“有限理性”假說的基礎上提出的。認為在現實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熟悉和計算能力方面固有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完全、時間有限的制約，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進行選擇。因此，不論主觀愿望怎樣，人們都只是追求可以實現的“滿足的狀態”而不是“最大化”。

“管理人”分析模式把人的決策行為視為一種動態的選擇、探索、適應過程，即摘要：根據既定的滿足目標，對已知的少量替代方案進行選擇，不久因環境變化而不能得到滿足再探索新的替代方案，同時也對滿足程度進行調整。著的確是一種比較接近現實行為的分析模式。但就其自身的邏輯而言，“滿足”標準是一個非常含糊的解說，也很難獲得數學上的支持。同時什么時候探索新的方案、什么標注下調低滿足程度也是非常模糊的。最后，生產者假如都是根據“滿足”目標展開活動，很難解釋資源會產生稀缺狀況。7

最后是不屬于經濟學假定范圍的“道德人”，它僅僅是其它學科學派用以進攻“經濟人”的武器而已。道德人對于經濟新問題的解釋能力非常小，一個例證是在制度方面的，制度提供了人們追求私利時的行為規則，由此形成了社會秩序，相反，假如不把人假設為“經濟人”，而是假設為不謀私利的“道德人”或“圣徒”，那么制度及其約束就顯得無關緊要了。遺憾的是，人不是圣徒。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筆者的結論摘要：假如我們真需要一個經濟學上的“人”的話，理性的自私的“經濟人”仍然是首選的。

四、冷酷的科學之外

有兩件事務我愈是思索愈覺神奇，心中也愈布滿敬畏，那就是我頭頂上的星空和我內心的道德準則。它們向我印證摘要：上帝在我頭頂，亦在我心中。

或許是經濟學帝國主義侵犯的領土日益廣闊，人們對經濟學的苛求也日益嚴厲。從誕生開始就受到各種非難的“經濟人”其所受到的絕大多數指責都不屬于其所屬的探究范疇。所幸的是他竟平安無事茁壯成長。這樣的大幸和大不幸都源于經濟學離我們的生活實在太近了，而我們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遠非“科學”兩個字所能解釋。當我們討論經濟人和道德人的關系時往往掉進“我們該作‘經濟人’還是‘道德人’”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本文在前邊以十分輕視的口吻評價了“道德人”在經濟學中的地位。這源于作者堅持經濟學是科學這一冷酷的論斷。但絕不表示任何對閃耀的人性之光的高尚道德的輕視。事實上筆者甚至反對把親情、友情以及助人為樂的美德放入所謂“效用最大化”中去解釋，經濟學的領土仍然在經濟領域，過多的擴張是對科學的不敬也是對經濟學的變相毀滅。而道德、感情，即使不能禁止經濟學涉足，至少我們也可以說其在這一領域的解釋能力是十分弱小的。

科學是冷酷的，科學中的“人”是冷酷的，因為假如我們不“以最大的惡意去揣測”現實中的人，我們得出的結論就往往會過于樂觀。但現實中的人絕不會有著最大的惡意。在經濟學之外，我虔誠而又敬畏地遵循著心中的道德，假如沒有它，我的人生將會了無生趣。在沒有成本和收益曲線的感情世界里，我隨時愿意為自己的親人、愛人、友人犧牲一切。

經濟學管理論文:政府行政經濟學管理

一、我國政府行政審批制的性質和起源

我國政府行政審批制度實際上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在傳統的集中計劃體制下，整個社會經濟體制是按照列寧的“國際辛迪加”模式組織起來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決策權，以及人力、財力、物力的支配權統統集中于中央，就業由政府統一分配，財政實行統收統支，物資實行統一調撥。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屬物，幾乎沒有自主權可言；政府的行政審批成了一切經濟活動所必需的環節，幾乎覆蓋了全社會的方方面面。這種覆蓋全社會的行政審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護了市場機制，與市場失靈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證計劃的順利實施。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中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審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場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與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審批制度保持了相當大的連續性。以新建企業為例，目前新建企業所需行政審批事項與程序，盡管比計劃經濟時期有所減少，但基本框架幾乎未發生變化（李郁芳，2001）。事實上，行政審批本身就是市場化改革的必要條件之一。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政府在催生市場、掃除市場化改革障礙方面的作用無可替代。有學者認為，“特許式改革”是廣東市場化改革的特點。事實上，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指導思想下，“特許式改革”貫穿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各個方面。事情常常是這樣進行的：先由企業或改革項目的實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級政府及中央有關部門申請，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層層審批、特許后方可實施某項改革。這種以行政手段強制性推動改革的方式，客觀上必然強化政府的審批制度，使大量本應由市場本身實現誘致性制度變遷的過程，如企業上市、市場準入等，需要通過層層的政府審查、批準程序方可實現。這樣，在經濟轉軌過程中，政府的行政審批制度在形式上發生了變化，由計劃經濟時期直接指揮微觀經濟活動，轉變為目前通過審批標準來控制微觀經濟運行中的融資、市場準入等關鍵性環節；然而，政府行政審批的實質仍與計劃經濟時期一樣，是政府企圖控制微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工具。

我國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審批制度，與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有本質區別。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其目的是彌補市場失靈，保護市場機制；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其功能卻是保持政府在微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權力。換句話說，我國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起源，應被理解為保持政府的微觀資源配置職能，不需要尋找“市場失靈”或“帕累托最優”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質上的區別可以歸結為行政審批制度“為誰服務”的問題。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是政府為市場服務的工具；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則是使市場機制服從政府意圖的工具。

可見，我國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還帶有計劃經濟的烙印。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與政府的公共選擇有關。具體說，目前在我國政府的公共選擇規則方面，有三個問題使當前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長期延續：

1.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的利益結構。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領域或“政治市場”上，“個人是嚴格按經濟人的方式行動的……當人們改變角色（即從市場交易主體變為公共選擇主體——引者）時，并沒有變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場與國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347。）也就是說，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獨立的利益主體。在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下，政府部門在履行管理職責時可以運用行政權力收取各種管理費用，并與本部門的收入和個人利益發生了聯系。這就在客觀上推動行政機關和公職人員謀求更多收費項目，獲取更多審批權力。正由于政府官員的利益結果與審批所帶來的收益有關，行政審批由政府的監督、管理職能演變為政府官員追求本部門利益以及個人獎金或福利的行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棄行政審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廣州市清理出的1050項審批項目中，各部門自報要求保留的有949項，占90.4％，自報取消審批的只有10項，僅占0.95％（注：李郁芳.關于政府審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規模膨脹。公共選擇學派認為，由于政府官員的名譽、地位、權利、酬金經營與其所在的政府機構的規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員必然千方百計地擴大政府機構，爭取更多的職能和預算。這就在兩方面要求行政審批的加強：第一，膨脹的政府規模需要更多的行政開支，在現有“吃飯財政”的狀況下，財政難以滿足政府機構膨脹的要求，導致相當多的地方政府因財政困難而發不出工資，迫使國家不得不默認行政機構審批收費。第二，擴大政府規模必然要求為新增加的公職人員提供工作機會，擴充政府行政審批項目是“因人設事”的簡便辦法。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規模持續膨脹，從1979年的505萬人增長至2001年的1104萬人，在國有單位職工總數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參見，中國統計年鑒（2001）［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對政府的行政審批造成較大剛性壓力。

3.政府官員的“設租”和“尋租”。如果說審批收費還是政府官員以合法的理由獲取個人利益，那么“設租”就是以非法方式獲得個人利益了。尋租理論中的租金是指一種由政府官員帶來的非生產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們“尋求租金”，就像利潤的存在刺激人們“尋求利潤”一樣。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制度在許多領域制造了壟斷租金（即“設租”），而那些企圖進入這些產業獲取壟斷租金的人會通過游說、賄賂、雇傭官員的親屬等方式去討好、接近官員，以便通過行政審批獲取租金。在這里，行政審批變成了權錢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審批權力的政府崗位則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肥缺和爭奪對象。這同樣使行政審批制度形成長期持續的剛性。

可見，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政府官員出于個人利益而選擇的控制微觀經濟資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審批的這種性質，產生了與西方國家行政審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產業準入問題上，我國的行政審批缺席為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入某產業制造了障礙；而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卻是要取消或削弱進入障礙。當然，在西方管制理論中也有關于利用進入限制來防止新企業的“過度進入”而引起“過度競爭”的討論，但這種討論的目的同樣也是要弄清“過度進入”是否會偏離帕累托最優，與我國行政審批制度企圖控制市場機制的精神實質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逆向選擇效應

我國的政府行政審批制，阻礙了企業的產業進入，這種阻礙是通過逆向選擇實現的。政府行政審批制的逆向選擇效應，與常規的逆向選擇有區別。常規的逆向選擇，主要特點是當事人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迫使信息劣勢方對信息優勢方采取一個武斷的評價標準，低于此標準即停止交易；這使得高于此標準的信息優勢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從而形成類似于“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效應。而對于政府行政審批制，即使政府審批部門與申請進入市場的企業之間是信息對稱的，同樣會出現逆向選擇現象。產生這種奇特現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員為尋求審批收費、租金等自身利益，無論政企之間是否存在信息不對稱，也必須為企業制定一個武斷的審批標準，以便從企業那里獲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這就將產生阻礙企業進入市場的逆向選擇效應。下面我們利用信息經濟學根據具體說明這一問題。

假定存在欲進入市場A的企業i，它預期進入市場后將獲得利潤R；但如果企業i選擇進入其他市場，可獲得平均利潤S，即企業i進入市場A的機會成本是S。假定S是一個常數且R＞S，即企業i進入市場A后將獲得高于平均利潤的利潤率。這一假定意味著，由于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對市場A的進入管制，使市場A出現了高于平均利潤的壟斷租金R—S，吸引新企業進入該市場。但企圖進入該市場的企業未必就能夠得到壟斷租金R—S，因為企業i在進入市場時必須接受政府有關部門的行政審批，這種行政審批將使企業i的成本增加W個單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個方面：政府審批機構的收費；因行政審批而耗費的時間；尋租過程中的成本。由于這些成本純粹是在進入過程中遭遇行政審批而產生的，因此可視為進入成本。政府審批機構為了自身利益，將選擇一個符合自己收益的審批標準，這個標準將使企業i付出進入成本W。在這種情況下，企業i是否選擇進入市場A，將取決于R—S是否大于W，即進入市場后獲得的壟斷租金是否足以抵償進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則企業i選擇不進入；如果R—S＞W，則企業i選擇進入。

不過，除上述壟斷租金、機會成本和進入成本因素外，企業i是否進入市場A，還需要考慮企業進入市場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過低，則企業將無法獲得足夠的壟斷租金甚至虧損，它還是要選擇不進入。而成功的概率則與企業的預期收益R有關，因為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是，高收益的項目蘊含著高風險（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業i存在連續多個投資項目，每個投資項目有兩種可能的結果：成功或失敗；成功的項目產生收益

從（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審批標準越高，企業i的進入成本越高，則企業i所選擇的投資項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隨著政府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企業要進入市場將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審批收費和尋租成本，耗費更多的時間，這就要求企業在進入市場后能夠獲得更高的利潤或壟斷租金來加以補償。也就是說，只有那些擁有高收益項目的企業才會進入市場。只有低收益項目的企業，隨著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將因為不合算而逐漸被淘汰出局，放棄進入市場的嘗試。但在市場經濟中，高收益就意味著高風險和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實際效果將是越來越多的低風險企業選擇不進入市場，而越來越多的高風險企業選擇進入市場，從而企業投資項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將因此而逐步下降。這就是的形成機制。可見，政府的行政審批標準在這里導致了“高風險的企業驅逐低風險的企業”，因此具有逆向選擇效應。在這種體制下，優質企業有可能因為進入成本過高而不愿再與審批部門糾纏，放棄進入市場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擁有高風險項目的劣質企業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繼續向行政審批部門“公關”。顯然，政府行政審批制的這種效應，在提高了企業進入市場的難度的同時，也使進入市場的企業的質量發生了下降。從長期來看，這是極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要解決企業產業準入問題，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失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審批制是不可缺少的。問題是我們目前的行政審批制不僅沒有彌補市場失靈，反而在制造市場失靈，亟需通過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觀經濟資源配置的工具轉為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工具。在這方面，西方國家為我們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藍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審批制長期持續的深層次原因尚未解決的情況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經驗不現實。目前要改革行政審批制，實際上需要對政府本身進行改革。

1.重塑政府機構及官員的利益結構。據施蒂格勒對美國管制收費的研究，1969年美國的反托拉斯司、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關稅委員會等基本不收費，其他管制機構的收費也很低，僅占總開支的0.022％—0.229％不等。這些費用只能彌補一些變動成本和手續費，政府官員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財政撥款。這種利益結構足以保證官員不把審批收費作為“創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審批制實際上就是官員的利益結構的改革。政府官員的收入只能來源于財政撥款，不能與審批收費掛鉤。如果做到這一點，就可大大消除審批項目的沖動。這就要求通過財政撥款適當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收入水平。

2.縮減政府規模。如果政府規模持續膨脹，財政開支就難以滿足提高政府官員收入水平的需要，“因人設事”的現象也難以避免。如果僅僅取消審批事項，而機構和人員編制不作相應調整，行政審批制早晚會卷土重來。所以，縮減政府規模也是改革行政審批制的一個必要條件。目前我國的困難是事業單位規模、人員膨脹，占用的財政開支過多，使財政缺乏提高政府官員收入水平的能力。這就形成了一個鏈條：要改革行政審批制，需要縮減政府規模，而后者又要求縮減事業單位規模，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和事業單位市場化改革。

3.建立制約政府行為的力量。改革政府行政審批制度，說到底是要約束政府行為。但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強制力和內在的擴張沖動，只靠政府自身改革難以奏效，前述廣州市的審批項目改革就是例證。所以，改革行政審批制還需要建立外部的制約機制，即建立超越于市場和政府之上的力量。這就是法治。只有把政府行政審批制納入法治的軌道，真正做到依法審批，才能從根本上控制和遏止行政審批項目的擴張。因此，必須盡快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實現政府行政審批的法制化，進而為實現法治社會創造條件。

經濟學管理論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管理

摘要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馬克思主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正如20世紀法國著名結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在《閱讀<資本論>》一書的開篇就寫道：“毫無疑問，我們都讀過《資本論》，而且仍在繼續閱讀這部著作”7，阿爾都塞借鑒結構主義的方法，以哲學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讀法”來重新閱讀《資本論》，以便恢復蘇共“二十大”以后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樣一種“保衛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們今天閱讀《資本論》的主要的哲學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結構主義的烙印。因為《資本論》首先或許最終是一個文本，盡管馬克思從沒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現在文本中，他更關注文本的實踐意義，但是在當下的歷史語境中，已經很難獲得這份突破文本而抵達歷史的自信，或者說支撐馬克思信念的哲學根基已經動搖了，尤其是20世紀初期在哲學界發生的“語言學轉向”以及最終波及到整個社會人文學科的結構主義，似乎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語境”，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結構主義對馬克思的閱讀和闡釋還依然有效。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資本論》應該屬于馬克思所深處的歷史的“必然”產物（至少馬克思這樣認為，否則他就不會堅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學的和真理的），這并不是說《資本論》中所討論的問題不適用于當下的歷史，而是一種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試圖采用歷史唯物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方法，來論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和話語結構，并通過考察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來檢驗這一系列話語結構及其辯證運動是否能承載歷史唯物主義這一敘述任務，這或許也是處理馬克思主義的“遺產”以及償還其留下的歷史“債務”10的一種方式吧。自然·歷史

在闡述“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的問題時，馬克思批駁了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對于“個人”的觀點，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于人性的觀念，這種合乎自然的個人并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1，而馬克思認為這“只是大大小小的魯濱遜一類故事所造成的美學上的假象”12，“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13，換句話說，個人是歷史的產物，這實際上也就是馬克思為“人”下的定義，即“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14。把“人”從自然中分離出來，放入歷史/社會的范疇，這充分體現了馬克思繼承文藝復興以來以人為思考動力和基本出發點的人類中心主義或人本主義的思想，這種立場成為馬克思敘述的基本前提之一。

當然，人也有自然的一面，馬克思并不否認這一點，“人來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15，但是，這里的“獸性”（自然），是一種建立在生物學意義上的尤其是達爾文進化論基礎上的自然觀，與把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的自然觀（如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著根本區別，前者雖然不否定人的自然屬性，但是卻蘊涵著把自然對象化/客體化和以人為認識中心的哲學思想。這種人類中心的觀念，是馬克思論述的基本前提之一，如在討論商品的使用價值的時候，確定商品有沒有“用”，顯然是以人為參照的，而進行商品交換的基本動力，也訴求于對方商品的使用價值上，即“沒有一個物可以是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16，也就是說，在物品凝結人類必要勞動時間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建立在物品是否具有對人類來說有用的使用價值上，所以“人是一切社會活動和歷史活動的主體；沒有人就沒有社會，就沒有歷史”17，從而確立了歷史主義的信念和方法，同時也為人征服自然確立了倫理上的合法性。

進一步說，這種人類中心的思想，是與近代科學主義的興起以及世俗化的進程分不開的，在某種意義上，把人從上帝那里分離出來，確立人的自然性本身，即是一次重新發現人認識人的過程，這是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觀念之一。在“上帝-自然”的論述語境中，人歸屬了自然，但是馬克思卻強調人是歷史的產物，人是社會的動物，也就是說，成功逃離了上帝陰影的人，并沒有墮落到地獄，而是又回歸到一種被稱作“歷史或社會”的故事里，這樣“自然-歷史（社會）”就形成了一組相互結構的話語關系，馬克思對其意義生產的邏輯是放棄自然/非歷史化的解釋（抽離了歷史經驗的假象），而把闡釋的原因歸還歷史（時間運動的一種次序）和社會（空間的結構關系），也就是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8。在這里自然不再指一種客觀化的對象即自然化的自然，而成為了一種區別于歷史的解釋學的動力源之一即自然而然，或者如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遜所說“自然是無意識的，這是達爾文意義上的無意義，人類生命中也沒有目的，只不過是些偶然事件罷了，而歷史是有意義的”19。而馬克思的工作就是論述“自然發生的東西是如何變成歷史的東西”20，這也成為19世紀末興起以來社會學家們的任務，即“社會學一直是一種非自然化的力量，社會學家的目標在于將人類行為解釋為社會的和歷史的現象，而不是自然的現象"21。

在馬克思論述“生產與分配”的辯證關系時，作為生產本身內部的問題，決定生產本身的分配就成為生產的前提，那么“生產實際上有它的條件和前提，這些條件和前提構成生產的要素。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現為自然發生的東西。通過生產過程本身，它們就從自然發生的東西變成歷史的東西，并且對于這一時期表現為生產的自然前提，對于前一個時期就是生產的歷史結果。它們在生產本身內部被不斷地改變”22，也就是說，在生產的時間序列上，此時的“自然前提”，實際上是彼時的“歷史結果”，“歷史”也就把“自然”辯證地否定了。

共時·歷時

“歷時-共時”是結構主義的一組基本概念，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把這組概念引入語言學的研究范疇，后來成為結構主義的基本話語方式。索緒爾區別了兩種不同的語言學：“共時語言學研究同一個集體意識感覺到的各項同時存在并構成系統的要素間的關系和心理關系。歷史語言學，相反地，研究各項不是同一個集體意識所感覺到的相連續要素間的關系，這些要素一個代替一個，彼此間不構成系統”23，也就是說共時強調“同時存在”的各“結構要素”之間的空間關系，而歷時則是“一個代替一個”的時間過程，或者說，空間作為時間中的一個頃刻成為共時的，而時間作為空間的持續成為歷時的，這樣“歷時-共時”實際上代表著“時間-空間”的思維方法，歷史主義偏重于歷時的考察，而結構主義的貢獻則是把共時的結構關系作為思考的重點。如何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也成為馬克思敘述的基本張力所在。

不言自明，馬克思更強調一種歷時的方法和歷史主義的態度，對于歷史的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于時間的一種看法或態度。在馬克思的論述中，歷史不是循環往復的，而是向前發展的，是逐漸“進步”的。馬克思這樣的一種進步的時間觀來自于黑格爾，而黑格爾又是從哪里獲得這樣一種以不可逆為運動動力的時間觀呢？按照劉小楓在《歷史的終結》24一文中的追溯，可以得知這樣一種時間觀來自于12世紀的修道院創始人尤阿西莫的著作《論三位一體的本質和形式》，他認為“圣父、圣子、圣靈”即上帝的三位一體，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上的結構關系，而是一個歷史的關系，也就是說，三位一體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圣父是一個階段，圣子是一個階段，圣靈是一個階段。這樣歷史就有了起點、發生、發展、終結等一系列“歷時”的屬性。

當然，黑格爾的歷史觀是辯證的、否定之否定的精神意志的運動過程，在馬克思看來，這無疑是唯心主義者的觀點，他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變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25，從而為其歷史主義的信念之外套上唯物的外衣，可以說，在價值論上，馬克思和黑格爾有著截然對立的差別：一個是唯物主義無產階級革命者，一個是唯心主義資產階級代言人，當然，這種區別是馬克思為了確定自己而與黑格爾劃定的界線，參照系對于黑格爾來說是后設的，但是馬克思在根本上確是與黑格爾共同分享著同樣歷史動力學，只是在價值指向上是顛倒著的，正如馬克思所說“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沒有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為了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必須把它倒過來”26，從而馬克思發揮了“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27，使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辯證法在本質來說，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

確立了一種變化的、發展的、辯證運動的時間觀就為馬克思在歷時的視野中得以敘述商品、貨幣、資本等概念提供了可能。但是，馬克思在強調歷時的語境中并沒有放棄對于共時結構的考察，在闡述“生產于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系”里就可以體會馬克思是如何在歷時運動中辯證地把握共時結構的。

馬克思接受了法國重農學派魁奈對于經濟體內部的資源的生產和流通過程的分析，把經濟交換過程看成一個持續的、循環的過程，從而生產、流通（交換和分配）和消費就成為同一個結構體系內部的不同要素，但是在這一共時關系之中，各元素之間又被依次分布在一個時間的順序當中，即由生產到交換到分配再到消費，然后再進入下一次循環，而馬克思的洞察之處不僅論述了結構內部的歷時關系，而且闡述了結構內部的共時關系，即生產與消費、生產與分配、生產與交換的辯證關系，進而馬克思認為“它們（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生產既支配著與其他要素相對而言的生產自身，也支配著其他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28，從而把生產作為此結構進行運動的根本動力，進而生產方式、生產工具等概念也成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重要的分析工具。

不過，需要指出的，雖然馬克思在具體研究中沒有放棄對共時結構的關注，但是其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實際上是把歷史放置在一種時間關系的討論中，這樣，區域空間上的差異在敘事上也就轉化為一種時間序列，這突出體現在馬克思對社會形態演變的看法上。他按照生產方式的不同，把歷史/社會劃分為原始的、亞細亞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等四種經濟結構的演變，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這樣劃分是對“黑格爾歷史哲學中的東方、希臘、羅馬、歐洲的階段性敘述與亞當·斯密從經濟史角度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四個階段即狩獵、游牧、農耕和商業”的繼承和綜合29，顯然，馬克思在接受黑格爾的歷史觀的遺產的過程中，也接受了這種把空間差異轉化為時間距離的敘述模式，或者說馬克思把空間抽象為具體的時間排列，這也許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觀造成的，同時，也與馬克思把“共時”辯證地納入“歷時”的敘述方法息息相關。

一般·特殊

作為一種進步的發展的時間觀，實際上預示著一種具有先后次序的排列方式，進而這就涉及到認識論的問題，也就是說，既然歷史的發展具有進步即辯證向上的運動邏輯，那么如何理解低級與更高一級的關系，或者說處在當下的語境如何理解之前的低級與之后的高級呢？馬克思使用了一個比喻：“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30，這里，馬克思為什么不說“猴體解剖對于人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呢？他強調了認識高等動物對于低等動物的意義，而為什么不說認識低等動物對高等動物的意義呢？這種認識論上的輕重差異，就構成了馬克思敘述上的一個假定，那就是他認為認識高等動物比認識低等動物更具有意義。

這種認識論，在其論述中有兩個不言自明的前提，一是高等動物與低等動物具有共同性，否則就不能借助一個去認識另一個；另一個則是它們之間也存在著差異，否則一個就不會比另一個更高級。這些看似簡單的常識，卻涉及到馬克思敘述上的又一個重要的話語結構即“一般-特殊”的關系，闡釋它們的關系不僅成為馬克思為什么要把首要的研究工作放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31的考察上，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構成了其敘述上的緊張關系。

在論述“生產”問題時，馬克思提出了是研究“生產一般”還是研究“生產特殊”的問題。“一般”是一種抽象，具有普遍性，是各個時代都會擁有的共同點，或者說，“經過比較而抽出來共同點，本身就是有許多組成部分的、分為不同規定的東西。其中有些屬于一切時代，另一些是幾個時代共有的”32，也就是說“一般”在歷時中是重復運動的，并不能成為歷史發展的動力，否則歷史就只能原地打轉了，而構成歷史發展動力的“恰恰是有別于這個一般和共同點的差別”33，所以，馬克思認為對“一般”考察，并不能得出支配歷史前進的動力，而那些推動時展的“差別”或“特殊”卻是研究的重點，也就是說他要突顯事物在歷史中的運動變化，而不是共時性的結構（當然正如上面提到的，馬克思在事物內部結構時更重視其空間關系），所以說，馬克思強調了以不同生產方式為標志的不同歷史階段的階段性、差異性和斷裂性，而不太重視不同生產方式之間的過渡及其連續性。

進而，就可以得出馬克思之所以傾向于人體（高等動物）的研究，不僅僅是為了找出動物的一般屬性，而是為了探求人體之所以為人體（高等動物之所以為高等動物）的特殊性來，而“資產階級社會是最發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歷史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系的范疇以及對于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系”34，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所以，馬克思要從生產方式最高級的資產階級社會入手研究，但是馬克思又說“決不是像那些抹殺一切歷史差別、把一切社會形式都看成資產階級社會形成的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樣”35。

可見，馬克思固然沒有否定存在著超越一切歷史關系的經濟規律，但這種“一般”并不能掩蓋“特殊”，或者說馬克思的工作就是要把“一般”納入“特殊”，因為“特殊”恰恰是“歷史”的產物，強調“特殊”無非是為了完成歷史唯物主義的任務，正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批判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反歷史特征36。只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工作依然要從探討“一般”/“共時”的規律出發，而這種規律的探討，馬克思受了科學主義的影響，如他把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規律類比為物理學上的實驗。他認為“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定、最少受干擾的地方觀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37。

這樣一種研究方法來自于19世紀科學主義的影響，也給馬克思帶來了敘述上的矛盾。一方面這種“抽象”的個案研究，建立在馬克思的進步史觀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馬克思堅信“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38，而這樣一種把空間的地域差異轉化為順序的進步的時間分布的邏輯，是一種19世紀的普遍主義的人類歷史觀念，帶有很強的西方中心論的色彩，20世紀以來，這種“時間距離轉化為空間差異”的歷史觀受到了普遍的質疑和批判，比如結構主義人類學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采用共時的空間結構來替換歷時的時間的“陳舊的進化論”39；另一方面，這種訴求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的研究，如何在其研究內部運用“特殊”，也就是說這種歷史個案式的研究能否超越用形而上學的規律替代具體歷史過程及其動力的研究方式。進一步說，馬克思所要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把“典型地點英國”這一“共時”結構的探討納入到種種非英國的世界史的“歷時”當中，以及如何在訴求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研究里關照英國自身的“特殊”歷史，也就是說，在“共時-歷時”、“一般-特殊”的話語結構中，它們是如何運動的，馬克思的答案是“辯證法”，他在“抽象-具體”這一基本的話語結構中詳細描述了辯證法的運動過程。

抽象·具體

與“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在結構上相類似，“抽象-具體”是馬克思論述這些話語內部的運動時所借重的概念。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馬克思的闡釋方法是放棄“自然/共時/一般”，而訴求于“歷史/歷時/特殊”，但是實際上他并沒有放棄對“一般”的研究，否則就不會探究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把英國作為研究對象的目的也是為了找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規律，那么如何協調“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的關系呢？馬克思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從而為這些話語結構提供了動力和具體形式。

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一文中，馬克思描述了“抽象”和“具體”的辯證關系，他以研究人口為例描述了“抽象-具體”這一話語結構的運動方式，即“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么，這就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并且通過更切近的規定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于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40，這就是馬克思所謂的“辯證法”的精彩運動過程，用圖式可以表現為：

具體蒸發抽象再現具體

（“混沌的表象”）（“最簡單的規定”）（“豐富的總體”）

馬克思把由“具體到抽象”的過程稱為“蒸發”，這是17世紀經濟學家所使用的方法，他們僅僅從“生動的整體”里找出了“一些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系”，而沒有進一步把這種“抽象”辯證地運動到“具體”，而馬克思所謂的科學的正確的方法是不能少了“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的過程，正是這樣一個過程使馬克思把辯證法從黑格爾的精神意志里拯救到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真理的道路上，“他批評了那種以經濟范疇觀察社會關系的形式主義方法（或唯心主義方法），但他所做的是力圖在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上改造這些范疇及其內含，重構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41。

進而，這也使馬克思解決了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視野（具體）與形而上學（抽象）的敘述形式之間的緊張關系，那就是說辯證法作為方法論是一種形而上學的運動，其本身的產生過程既是辯證的也是歷史的，即黑格爾完成了“具體到抽象”，而馬克思則實現了“抽象到具體的再現”，或者說馬克思把形而上學的敘述形式轉化為一種“具體的再現”，這種“具體的再現”就成為馬克思落實歷史唯物主義的一種敘述上的方案，這種敘述上的方案能否真正抵達歷史，也就是說，“辯證法”本質上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運動過程如何與“歷史”這一唯物主義的訴求糾結起來，或者說馬克思是在“辯證之中”尋找“歷史”的依據，還是在“辯證之外”納入“歷史”的聲音？這似乎是關乎政治經濟學命脈的問題，下面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看看馬克思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

辯證·歷史

馬克思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批判黑格爾的辯證法，使其去神秘化，但是馬克思并沒有放棄辯證的運動模式，反而成為上面所討論的話語結構的敘述動力，并且在《資本論》開篇第一章討論《商品》的問題時，就把“具體-抽象”的辯證法付諸了實施。在敘述的進程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這一被馬克思稱為“幽靈般的對象性”42成為對“具體”的一種“抽象”，并擔負著“抽象”向“具體的再現”轉化或者說進行唯物主義落實的重要任務，而且馬克思把這種“抽象人類勞動”通過勞動力來讓渡給或者說物化到商品的價值中，使其完成價值增殖的過程，使剩余價值得以產生。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假定的這種“凝結人類勞動力的抽象勞動”也就成為其敘述上實現“辯證”到“歷史”的唯物主義轉化的“瓶頸”。馬克思是否完成了這項任務，將決定著“抽象-具體”等一系列話語結構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一在馬克思看來唯一科學和真理的敘述企圖。

為什么馬克思將商品理論作為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有學者在文章中指出這是考慮到“商品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性，而不是其他社會關系的特性”43，我覺得除此之外，不得不考慮馬克思自己的說法，《資本論》一開篇，他就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44實際上，馬克思給出了兩個理由，一是“龐大的商品堆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的表象，這種表象也就是“混沌的表象”（具體）；二是這種社會財富可以還原為（或者說“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為）單個的商品，對于后一個理由，即“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是一種科學主義的敘述模式，在微觀物理學上，探究物質構成的方法就是逐步分離的過程，馬克思顯然相信這樣一種把復雜的事物還原（實際上也是一種抽象的方式）為同質的元素，進而考察單個元素（“最簡單的規定”）也就可以達到認識整體即“豐富的總體”的方法，這是多么愜意地由“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的辯證法呀。

馬克思的論述從商品的物質屬性即使用價值開始，正如前面所說，這種論述建立在以人類為中心的價值觀上，當然，在敘事上，馬克思引入商品的使用價值，也就使商品這一“抽象的能指”找到了一個所指45，或者說一個更“具體的能指”。運動總算開始了，緊接著，馬克思就進入了問題的關鍵，即商品的使用價值為什么能夠“實現”交換，這里，馬克思沒有把商品為什么能夠交換放在心上，因為這依然是以人為本的思路，交換方實行交換的唯一目的或企圖就是為了獲得對方商品的使用價值，這顯然不是馬克思所關心的（這也為后人攻擊馬克思留下了懸念46），他需要在“交換行為”內部為維持這種廣泛的交換關系尋找到一個“一般”的理由、動力或者可能。

“一般”在基本的話語結構中意味著“共時”/“抽象”，也就是說馬克思必須放棄具體、偶然、歷史等可變因素中的交換活動，而把交換抽象為普遍的、同構的過程，把唯一的“特殊”性保留給不同商品的使用價值上，因為這是交換得以進行的根本動力和唯一理由，那么，就剩下一個問題沒有解決了，即使用價值憑什么能夠交換，也就是說，這些因為使用價值不同而具有本“質”區別的商品依靠什么可以放置在同一個天平上，進而，馬克思的任務就變成如何由“特殊/差異”蒸發為“一般”的了，也就是要完成“具體”到“抽象”的運動。

這時，馬克思終于露出了他要實現這一推論的秘密武器了，這次，他借重的是數學這一為科學大廈奠基的方法。轉折點體現在“不管二者的交換比例怎樣，總是可以用一個等式來表示”47，秘密就在這個“等式”上。“等式”不僅意味著“特殊的/個別的/偶然的”相等，而且更重要地是數學上的“等式”具有無限運動下去的可能性，也就是說“等號”可以把所有的東西都歸整到它的旗下，這樣“等式”就具有了“一般”，顯然這里的“一般”依賴于本身已經被抽象過的數量，這樣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放在等式的兩邊了，也就意味著交換雙方的商品在某種形式的“量”上具有同質性，可以說，馬克思把“特殊的質”的問題轉化為了“同質的量”的問題，商品在使用價值上既具有了“特殊的質”，又具有了“一般的質”，這個“一般的質”被馬克思命名為商品的“價值”，就這樣“特殊”與“一般”被辯證地統一在了商品身上。

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辯證法已經具體表現為“二重性”48，也就是說馬克思在辯證法這一結構內部也賦予了否定之否定的歷時運動和二重性的共時分布，如果說前者是螺旋上升，后者則是對立統一。在這個意義上，上面提到的“歷時-共時”、“特殊-一般”、“具體-抽象”等話語結構也被辯證地運用到辯證法自身了，進而，辯證法在馬克思的手中既具有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開放性，又具有自我纏繞、自我論證的自省特質，當然這種一旦把開放性和自省特質分別講述的企圖呈現出來的時候，另一種辯證統一的力量也就被辯證法“自行”啟動了。簡單地說，辯證法在敘述上的基本敘述方式表現為“既（是）……又（不是）……”，如馬克思在闡述剩余價值誕生的過程中，這種辯證法或者敘述方式成為最終在敘事上完成“資本生資本”的秘密起著關鍵性地作用，即“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49。

當馬克思由具有“特殊的使用價值的商品”論述為具有“一般的價值的商品”時，已經完成了由“具體”蒸發到“抽象”的任務，也就是說辯證法完成一半了，下面的工作，就是如何由“抽象”再重新降落到“具體”。“同質的量”的價值成為馬克思辯證法的出發點，顯然，這里的“同質的量”還停留在抽象的數學的基礎上，或者說，此時“價值”還是一個“空洞的能指”，這時，馬克思需要為這個漂浮的“能指”找到一個“降落傘”，同樣的事情發生了，正如他以人類中心的有用性來約束商品的使用價值一樣，他把商品是否投注了人類“勞動”作為其價值的所指，從而“勞動”這個詞匯被馬克思勾陳出來，甚至成為人之為人的本質，“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50，這種付出了“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就是人類的勞動。接下來，我們不得不追問，馬克思為什么會選擇“勞動”來充當敘述的重任。

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的過程”51，也就是說“勞動”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和態度，或者說人對自然的一種作用力或意志力，這顯然來自于黑格爾所描述的“孩子向水面投擲石頭而掀起漣漪”的故事，正如上面談到的，人來自于自然，但“人/主體”與“自然/客體”的關系卻體現為一種征服與馴服的決斷力，即人投射到自然身上的“作為注意力表現出來的有目的的意志”52，這與是否能有用于人類而作為衡量商品使用價值的邏輯一樣，人通過“勞動”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人自身。不過，馬克思沒有滿足于這種在“人-自然”的框架里闡述勞動，因為這只能說明勞動的存在，而無法回答為什么勞動對于商品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正如“馬克思說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幾乎發現了勞動價值理論，但因為一個很簡單也是最終的原因，他不能創立這樣一種理論，因為當時勞動并沒有商品化”53，也就是說，“勞動似乎是一個十分簡單的范疇……但是，在經濟學上從這種簡單性上來把握的‘勞動’，和產生這個簡單抽象的那些關系一樣，是現代的范疇”54，可見，馬克思在使用“自然-歷史”的話語結構來為勞動尋找闡釋力的時候依然選擇了一種“歷史主義”的方法。

當馬克思把“勞動”放置在歷史/歷時的過程之中的時候，作為敘述動力的辯證法也隨著開始啟動，進而，可以看到，所謂的勞動的歷史唯物主義闡述，依然是勞動由具體的/個體的，上升為抽象的/一般的，當然，“勞動”的歷史演化也由原始的/簡單的發展為高級的/復雜的。具體地說，馬克思把勞動的認識大致分為這樣一個歷時的辯證順序：“重工主義或重商主義把財富的源泉從對象轉到主體的活動——商業勞動和工業勞動，已經是很大的進步”到“重農主義把勞動的一定形式——農業——看作創造財富的勞動，不再把對象本身看作裹在貨幣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產品一般，看作勞動的一般成果了”再到“亞當·斯密大大地前進了一步，……有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規定為財富的對象的一般性，這就是產品一般，或者說又是勞動一般，然而是作為過程去的、對象化的勞動”55，最后馬克思把勞動抽象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56，從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馬克思所謂歷史觀，不僅是一種進步的時間態度，而是一種辯證的時間觀57，“《資本論》的敘述方式就體現了這一辯證的時間觀念，它通過改造和綜合斯密和黑格爾的邏輯，創造性地解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過程”58。

由抽象的數量，變為抽象的人類勞動，在某種意義上，這依然是能指自身的運動，或者說馬克思為商品搭建的天梯還沒有完成，但已經離地面不遠了，或者說在馬克思找到“等式”的時候，天梯的藍圖已經繪成了，很快，馬克思把“抽象的人類勞動”量化為“勞動的量”，而“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算，而勞動時間又是用一定的時間單位如小時、日等作尺度”59，這樣，“抽象的人類勞動”就被換算為物理意義上的時間，抽象的數量終于羽化為了具體的時間尺度，但是，馬克思并沒有就此結束，因為如果辯證法就此停止，具體的時間又將會變成特殊的/個體的/偶然的，這與商品擁有“特殊的/具體的使用價值”沒有什么兩樣，這樣辯證法就變成了循環論，這顯然不是馬克思愿意看到，因此，這種通過時間單位度量的勞動時間應該是抽象的/一般的，否則就要走老路了。

辯證法繼續前進，馬克思引入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概念，即“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經過了長途跋涉，馬克思終于找到了要找的東西，抽象的人類勞動的所指固定在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上，因為它在共時的結構中具有穩定性，也就是說它對于一定的生產條件來說，是抽象的/一般的/不變的，但它又是一種時間概念，又是具體的/特殊的/差異性（隨著生產條件的變化，在量上也有變化），也就是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既是抽象的（無法核算出具體的物理時間），又是具體的（可以用多少來度量），這是多么精彩的辯證法呀。

可是，敘述的危機也在辯證法結束之時隨之到來。由“商品的具體的使用價值”到“商品的抽象的人類勞動的價值”再到“決定商品的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過程中，辯證法就像寫好的電腦程序一樣自行運算，而“歷史參照物”卻消失得無影無蹤。實際上，商品在辯證法的旅行中充當了一個能指的角色，辯證法的動力或者說運動方式，則轉化“能指尋找所指然后所指又充當能指再尋找下一個所指”的一種類似于拉康描述的能指在能指鏈上滑動的過程，比如作為能指的商品找到的所指是使用價值，而使用價值又作為能指找到的所指是價值，直到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出現，辯證法停止了，能指也停止了。這種能指自身的運動，在運動開始就把其參照物留在了敘述之外，也就是說，辯證法一旦進入敘述就會轉化為能指趨向于所指的運動，而把歷史參照物拋在一邊。在這個意義上說，“歷史”無法進入“辯證法”，也就是說，歷史處在辯證法之外。

不過，敘述的動力依然是一種唯物主義的訴求。因為辯證法的運動，被展現為了能指不斷滑向所指的運動，也就是說，驅使能指向所指運動的動因是為了暫時獲得一個“意義”，以想象地完滿能指的匱乏，這種追逐“意義”的過程就是一種不斷落實唯物主義的敘述方案，在“能指/所指”的結構中，馬克思實現了唯物主義的方案，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結合在了一起。

但是，這顯然不是馬克思的原意，他在敘述上要實現是的符號與歷史參照物的唯物主義訴求，而實際上，從分析“商品”的辯證運動中可以看出，他只能在“能指/所指”之間實現唯物主義，而沒有讓能指溢出符號抵達歷史參照物。對于這一點，馬克思有著清晰地認識，他認為“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60，也就是說，馬克思對由“辯證法”而尋找到的“先驗的結構”早有心理準備，因為他認為“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61，這種“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的信念，成為馬克思在敘述上完成“先驗的結構”與“改變世界”的融合的動力，這種努力體現在馬克思試圖為這個經過辯證運動獲得的“先驗的結構”尋找一種“歷史/歷時/特殊/具體”的依據，就讓我們從馬克思論述剩余價值理論中來體會這種努力吧。

剩余價值的理論，是關于“資本”的理論，即“資本（G）如何變成資本（G''''）”的理論。馬克思首先發現，“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62，而關鍵性的問題在于“勞動的二重性”這一被馬克思稱為“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63上，即“勞動既可以表現為不同質的具體勞動又可以成為不同量的抽象勞動”，這樣勞動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即勞動可以成為商品，但同時，勞動又是商品的價值源泉，這種“獨特商品”就造成了作為商品的價值與自身投注到商品的價值源泉之間的落差，這種落差就是剩余價值的不二法門，即“價值增殖過程不外是超過一定點而延長了的價值形成過程”64。關于“勞動”的辯證法，在《商品》一章中馬克思就已經論述過了，所以在論述“剩余價值理論”時，馬克思引入了歷史的聲音，也就是把“剩余價值”落實到歷史當中，這就是馬克思對勞動力成為商品的論述，即“有了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決不是就具備了資本存在的歷史條件。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而單是這一歷史條件就包含著一部世界史。因此，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65，從而為剩余價值得以產生在敘述上提供了歷史的制度上的闡釋。另外，馬克思在對于“最初的資本從哪來的問題”即資本的原始積累的闡述上，更顯示了其歷史唯物主義的魅力，而這恰恰是辯證法無力完成的任務。

結語

馬克思與他之前的哲學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認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66，這樣一種強烈地把哲學活動指向實踐的態度，導致了馬克思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從而在敘述上所要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辯證”與“歷史”，即如何把“歷史”轉為一種“辯證”，如何把“辯證”納入一種“歷史”，這種敘事的張力可以從“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這四組基本的話語結構中體現出來。

我在上文中把商品在“辯證法”中的運動的過程，轉換成了商品作為一個能指不斷尋找所指的滑動，也就是說，語言學以來，“辯證·歷史”的問題，被轉化為“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的問題，顯然，在辯證法內部永遠也無法抵達歷史參照物，可以說，歷史在辯證法之外，即在辯證法開始運動之外或停止運動之后，歷史才登場，這也許正是馬克思意義上的歷史唯物主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