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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臺文化論文精品(七篇)

時間:2022-06-26 14:26:36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閩臺文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閩臺文化論文

篇(1)

本屆論壇以“兩岸同根、閩臺一家”為主題,溯姓氏之源流,傳華夏之文明,架宗親交流之橋梁,謀兩岸百姓之福祉,通過“姓氏與中華傳統文化專題講座”、海峽百姓“百幅”書畫展、兩岸各同姓氏宗親對接等活動,增進兩岸同胞的血脈親情,匯聚兩岸同胞共同力量,同促兩岸和平發展,共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

自2007年以來,海峽百姓論壇已先后在福建福州、臺中、福建泉州、臺灣高雄、福建漳州成功舉辦。通過這個平臺,兩岸已有近百個姓氏團體進行雙向互訪,聯誼交流,共舉辦閩臺族譜展40多場,姓氏學術研討會40多場。論壇由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福建省海外聯誼會、臺灣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等單位聯合主辦,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臺灣百姓文化交流協會具體承辦。

開幕式“鬧”得喜氣洋洋

追本溯源、尋根問祖是中華民族的習俗與傳統。

6月22日,第6屆海峽百姓論壇在高雄舉行開幕式。兩岸不分黨派、不分顏色、不分層次的1500多位嘉賓代表,齊聚高雄圓山飯店,參加論壇的啟幕儀式。舞獅隊將會場“鬧”得喜氣洋洋,多幅體現中華民族“祖訓宗規”、“族訓家風”的書畫作品懸掛會場內,與會嘉賓充滿濃濃親情的發言博得熱烈掌聲,最后全場合唱一曲《我們都是一家人》,把整個活動推向。

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福建省海外聯誼會會長雷春美在開幕式上致辭時說,海峽百姓論壇凸顯了“兩岸同根,閩臺一家”的主題。閩臺姓氏的傳承,真實反映了兩岸同胞本是同根生、兩岸一家親的客觀事實。兩岸同胞是兩岸關系發展的源頭活水,應把對宗親血脈的認同,轉化為攜手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行動,穩步推進兩岸交流合作。

全國副會長楊毅周在開幕式上致辭時說,中華姓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精華,是中華民族繁衍生息、延綿不絕五千年的重要因素,記錄著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承載著中華民族發展的基因,為中華文明興旺發達的重要基礎;記錄著兩岸同胞的血脈傳承,儲存著兩岸同胞共同的歷史記憶,凝聚著兩岸同胞共同的族親認同。他說,2008年以來,在兩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在各主辦單位的大力支持下,海峽百姓論壇已經成功舉辦5屆。民對民、姓對姓、宗對宗的聯誼活動,展現了“兩岸同根,閩臺一家”的強大親和力,彰顯了中華姓氏文化的強大向心力,加強了兩岸同胞的宗親意識,激發了兩岸同胞的尋根熱情。海峽百姓論壇,成為兩岸鄉親尋根的重要平臺。

海峽百姓論壇讓兩岸親上加親

臺灣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吳榮元表示,海峽百姓論壇輪流在兩岸舉辦,讓兩岸民眾“越走越親、親上加親”,這在當前鞏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階段特別重要。今年5月13日,集合多家臺灣民間團體的力量,“臺灣百姓文化交流協會”正式成立,今后將為更多臺灣基層民眾參與海峽百姓論壇構建了平臺。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榮譽會長莊亦賢認為,海峽百姓論壇創辦至今,參與人數一屆比一屆多,以兩岸宗親熱絡交流的事實,生動詮釋了“兩岸一家親”的理念。論壇以兩岸基層民眾為主體,以姓氏血緣為紐帶,成為廣受兩岸民間歡迎的交流平臺。論壇先后促成480多萬臺灣同胞前往大陸尋根謁祖,其中不少人成功找到自己的祖籍地。

臺灣兩岸關系發展促進會是本次論壇的臺灣主辦方之一,該會理事長鄭昭明告訴記者,此次島內有60多個姓氏的宗親代表參與盛會,總人數已突破1000人。他將中華民族比喻成一棵大樹,“臺灣同胞根在大陸,到臺灣發枝散葉,兩岸同胞在文化、血緣上密不可分”。鄭昭明認為,此次海峽百姓論壇的各項活動是真正深入民間,深入基層,尤其是21日在高雄師范大學舉辦的“姓氏與中華傳統文化”專題講座,吸引了南臺灣300多位高校學生參加,說明中華傳統文化已在年輕一代身上扎根。

成為兩岸鄉親尋根的重要平臺

姓氏的聯結就是尋根活動,尋找血緣的源流,生命的底蘊,認同的歸宿,以達到兩岸一家親的生命共同體的認同。為此,楊毅周提出希望說,尋根,還要向中原地區縱向延伸。我們的姓氏,多數源之于河南、山西、陜西、山東等地。在促使閩臺、粵臺姓氏對接的同時,我們還可以繼續延伸,去尋找我們姓氏的最初起源,抵達最早的姓氏出生地,共同敬仰我們那些姓氏的先祖;尋根,要向青少年深耕。姓氏的聯結,就是生命的傳承。要加大力度教育兩岸青少年的姓氏文化知識,加大力度培育兩岸青少年的姓氏文化認同,使中華姓氏文化的精神能夠不斷地得到傳承和發揚;尋根,要向社會大眾傳播。可組織同宗同親的姓氏,通過旅游、交流、訪問的方式,努力開展尋根問祖朔源活動,讓我們的尋根活動更加豐富多彩,更具有廣泛性和可持續性。

臺灣兩岸關系發展促進會連續6屆承辦海峽百姓論壇,其理事長鄭昭明表示,數百年來,臺灣同胞返回大陸尋根謁祖之風連綿不斷。論壇深入民間、深入百姓,促進兩岸宗親、文化交流,期待論壇越辦越好,讓兩岸民眾緊密相連。

篇(2)

對泉州民歌研究 文 章 來 源 w w w . 3 e d u . n e t

長期以來,閩臺海峽兩岸以及東南亞等世界各地閩南語系地區的閩南同胞都非常喜愛并傳唱閩南語歌曲。談到閩南語歌曲人們會立刻聯想到臺灣的閩南語歌曲,如《愛拼才會贏》、《車站》、《燒肉粽》、《金包銀》等,但作為閩南語歌曲源頭之一的泉州傳統民歌卻鮮為人知。

泉州是我國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是我國著名的僑鄉和臺灣漢族同胞的祖籍地。勤勞善良的泉州人民在長期的勞動生活中集體創作了《燈紅歌》、《十步送哥》、《王大姐》(又名《四季歌》)、《病囝歌》等眾多“原生態”的閩南民歌,但是這些原汁原味的閩南民歌在福建本土卻很少有人演唱,年青一代知之甚少。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王耀華等學者搜集整理研究了泉州部分閩南語民歌,但研究成果比較分散,主要以記譜為主,較少對音樂區域色彩特點進行分析。本文以泉州民歌做為研究對象,從民歌分類和音樂特點等角度探討其所具有的地方區域色彩。這些泉州民歌不僅膾炙人口,而且隨著移民遠播臺灣及東南亞地區,是當代閩南語音樂創作和音樂教育的豐富素材。因此這一課題對于閩臺文化的研究、加深海峽兩岸骨肉之情以及保護民歌的“生態文化”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歌種分類

泉州地區包括泉州市、惠安縣、南安縣、晉江縣、永春縣、安溪縣、南安市、晉江市和石獅市等。泉州依山面海,境內山巒起伏,海域面積廣闊。由于長期海上交通的發展,許多泉州人漂洋過海到異邦謀生或往臺灣開拓定居,使泉州旅居海外的僑胞和港澳同胞達七百多萬人;而目前在臺灣的二千多萬漢族同胞中,祖籍泉州的占44.8%,約有八百多萬人①。泉州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環境孕育下形成了豐富多彩的閩南語歌種,有漁民號子、過番歌、茶歌、童謠、習俗歌、情歌等。

1.漁民號子:主要分布在晉江、惠安、石獅等地。這是伴隨著泉州人民長期“以海為田、以海為生”的漁業生活產生的,這些帶有閩南方言韻味的口語化旋律久而久之形成了具有閩南人特有開拓精神的漁民號子,如惠安的《劃槳號子》,崇武的《搖櫓號子》,晉江永寧的《漁民號子》、《車網》、《拔帆》、《拉舢舨》,石獅的《船漁號子》等。這些勞動號子反映漁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現他們的審美觀念和藝術情趣。但是這些旋律音調在現今的漁民生活中已經不再傳唱了,在上個世紀還能夠聽到的曲調現在已經基本消失了。

2.茶歌(褒歌):主要分布在安溪、永春、德化、南安等茶區,在當地也稱“褒歌”,是茶鄉男女青年在對唱中表達互相愛慕、互相贊揚的一種口頭歌謠形式。閩南是中國烏龍茶的主產區,號稱“中國烏龍茶之鄉”,閩南地區的茶歌是茶區人民在采茶、制茶的勞動生活中,觸景生情,即興編唱,創作出優美動聽的閩南茶歌調。如安溪的《采茶歌》、《請茶歌》、《手提茶卡系身腰》、《日頭出來紅綢綢》,南安的《芹山采茶歌》、《手摜茶籃挽茶葉》、永春的《茶山鬧蔥蔥》等。根據藍雪霏老師的研究和洪惟仁先生的多媒體光盤《臺北褒歌之美》中對臺北茶區的調查資料,臺灣褒歌的節奏及其旋律基本構架是由閩南安溪一帶山地的挽茶相謔歌發展而來,還有臺灣歌仔戲也吸收安溪褒歌的曲調使之成為歌仔或歌仔戲的曲牌,如臺灣歌仔戲藝人“矮子寶”演唱的“賣藥歌”采用的就是安溪褒歌典型的旋律。

3.習俗歌曲:是人民群眾在日常生活中歌唱的,流傳比較廣泛的一種抒情小曲。泉州習俗歌曲內容豐富,主要有《王大姐》、《燈紅歌》、《冬絲娘》、《采蓮歌》(又名《唆啰嗹》)、《番客歌》、《打花鼓》、《長年歌》、《哭梧桐》、《病囝歌》等。《燈紅歌》表現了閩南地區人民在除夕夜、初五夜及元宵夜通宵點燭臺、頂爐燒香的習俗,采用一領眾和的演唱形式,表現佳節的祥和與歡樂的氣息。

4.過番歌:以反映出國背景、海外勞動生活以及僑眷生活為內容,如《雪梅思君》、《番客歌》、《父母主意嫁番客》等,這些閩南語民歌不僅在閩南僑鄉廣為傳唱,而且在東南亞各國聚居地幾乎家喻戶曉。傳播海內外的《番客歌》就是僑鄉歌謠的代表作。

二、外來小調的變異性

泉州傳統民歌除了本地特有的閩南旋律曲調以外,還有一些是外來的小調類民歌。這些民歌傳入泉州地區后,往往融入了閩南人民所習慣的調式、旋法與音階等音樂語匯,符合了閩南人民的文化地域特色和審美習慣。如江蘇小調《孟姜女》、安徽的《鳳陽花鼓》和北方的《蘇武牧羊》等。“孟姜女調”,又稱“春調”、“梳妝臺”、“十杯酒”、“尼姑思凡”等,是我國流傳范圍最廣、影響最大的民間小調之一。“孟姜女調”傳入泉州后,歌名由“孟姜女”改為“五更鼓”或“十步送哥”等。“五更鼓”在結構、調式以及音調等方面與“孟姜女”保持一致,但歌詞內容則發生較大的改變。如下面泉州地區的《五更鼓》譜例,旋律骨干音與江蘇《孟姜女》基本相同,各句落音均落在“商”、“徵”、“羽”、“徵”上,依舊采用起承轉合的曲式結構,只在樂句進行中根據閩南唱詞唱腔加入變化的因素:

1.歌詞內容發生改變。“孟姜女調”一般采用“十二月體”或“四季體”,而流傳在泉州地區的五更鼓調,則是以“更點”為順序分節、分段,完整地詠唱出所要表達的主題內容。歌詞按閩南方言誦讀押韻,唱詞從“一更”唱到“五更”,表現了月下一對青年男女私定終生的情景。

2.音階形式發生改變:從音樂結構、旋律進行動向、骨干音看,顯然是由“孟姜女調”變化而來的。在其變化過程中,音階結構和旋法是起主導作用的,音階結構變為徵、羽、變宮、宮、商、角、變徵、徵,旋律進行中常會出現閩南民歌特有的“變宮”、“變徵”旋律樂匯的潤飾,從而具有了閩南語民歌細膩、柔美、委婉動人的氣質和韻味。

三、地域色彩

泉州地區的閩南語民歌具有濃郁的地域色彩,大部分的情歌、生活習俗歌曲純美質樸、感情真摯、明亮歡快,與臺灣日據以來創作的沉郁幽怨的閩南語歌曲有著本質的區別。1.泉州方言的影響:泉州民歌,是在借鑒古代方言歌謠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均用具有地方韻味的閩南語唱念。從歌詞而言,其口頭性和方言性特別強,方言俚語特別多。這些閩南語民歌不用方言念唱很難念出韻腳,在普通話中也很難念出相對應的字眼。泉州民歌曲調與泉州方言聲調相互關聯,曲調跟著聲調走,聲調融于曲調中。如泉州童謠《天烏烏》,歌詞“天烏烏,要落雨,海龍王,要娶某,龜吹簫,鱉打鼓,水雞扛轎目吐吐”,其中方言俚語較多,如“某”,閩南語中指代“妻子”、“水雞”指代“田雞”,旋律基本與念唱的音韻、聲調的平仄走向相穩合。用閩南方言吟誦的音調與語調為旋律發展的基礎,用“唱”的方式來“讀”閩南方言文學歌謠,其音調基于歌謠誦讀,音樂節奏基于歌謠誦讀的節奏。

2.音列特征:泉州民歌一般以宮、商、角、徵、羽五聲音列為基礎,在旋律進行中常出現變宮(7)或變徵(#4)兩個音,偶有出現清角音(4),從《中國民間歌曲集成(福建卷)上》的選曲譜例②分析中可以看出,清角出現的次數較少,屬經過音或裝飾音,變宮與變徵這兩個變音在旋律中重復出現的次數較多,變聲明顯占著比較重要的位置。

3.變宮、變徵的旋律結構型態:由于變宮、變徵音加入的普遍性,泉州民歌形成一種在五正聲基礎上增加變宮、變徵音的旋律結構形態。如加入變宮音的泉州民歌《王大姐》:曲譜中由羽音上行到變宮再到羽音(lasila)是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結構型態,這時的變宮扮演著裝飾過渡的色彩,樂曲雖然是商調式,但卻強調羽音的色彩,隱現羽調式,使旋律樂匯更加細膩,增添了抒情的性格。又如加入變徵音的泉州民歌《燈紅歌》:曲譜中由商音或角音上行到變徵后再到角音(re或mi#fami)是另一種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結構型態,音樂糅入泉州南音唱腔行腔的旋律色彩,風格上顯得更加委婉柔美。

四、閩臺戲曲對泉州民歌的吸收

閩臺戲曲音樂在其發展過程中常常吸收閩南民歌(泉州民歌),其是閩臺梨園戲、木偶戲、高甲戲、薌劇(歌仔戲)等戲曲音樂的重要來源之一。閩臺戲曲常用的一些曲牌來源于閩南民歌(泉州民歌)曲調,或原曲引用,或摘取片段,或吸取其音調加以發展創造,而且常根據“生”、“旦”等不同角色的唱腔與故事情節來選擇民歌旋律,由此演唱、編曲技術得到更加專業化的發展,從而使民歌的曲調更加規范和成熟。

1.吸收民歌曲調:閩臺高甲戲、梨園戲、木偶戲、歌仔戲等戲曲音樂的唱腔中有相當一部分吸收了泉州民歌的曲調,特別是高甲戲中的丑旦戲中較多運用了民歌的曲調,如高甲戲《桃花搭渡》中采用了泉州民歌《大補缸》、《四季歌》、《燈紅歌》、《花鼓調》、《乞食歌》(又名《七字調》)等,《管甫送》中采用了《十八步送歌》、《五更鼓調》,《唐二別妻》中的《病仔歌》、《跪某歌》等曲調。臺灣歌仔戲中所運用的《七字子》、《送歌調》、《長工歌》、《五更鼓》、《蘇武牧羊》、《跪某歌》等,與泉州民歌基本旋律框架相似。 這些民歌被閩臺戲曲音樂吸收后,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遠播臺灣及東南亞地區。民歌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它“流失”得最厲害。作為一種文化生態,它被改變得最嚴重。但作為傳統文化的代表,我們更應該首先為恢復它的“生存權”而竭盡全力。④就像 對泉州民歌研究 對泉州民歌研究 :小學音樂論文:音樂課堂教學過程 我國民族音樂的形成與特點 音樂鑒賞教學中的創造性思維培養

篇(3)

【關鍵詞】梅仙信仰;正統性;區域社會

近年來,民間信仰成為學界的研究熱點,并取得了豐富成果。學界重點關注的問題,如民間信仰的正統性、與區域社會的關系都有不少著作和論文。筆者著力探討梅仙信仰的流傳情況。梅福是道教諸仙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原是漢成帝時南昌尉,因不滿王氏而上書指陳政事,并請封孔子后人,在上書不納后,繼而棄家求仙。梅仙信仰發源于江西南昌,進而逐漸向江西的其他地區以及江西之外的地區傳播。

目前學界對梅仙信仰的研究有:宋常恩撰《尋找梅山教法主和梅山地址》根據《道藏》和方志中的材料,試圖將梅山教與梅福聯系起來,但并未得出確切結論;從作者所列史料看,湖南、福建等地也存在梅仙信仰,因此可以進一步探討梅仙信仰的流傳范圍。李俊清撰《〈梅仙觀記〉考辨》,從編者和成書年代兩方面對《道藏》中所收《梅仙觀記》進行考辯,并指出其史料價值,認為《梅仙觀記》是目前所見唯一較為系統的記錄梅福修煉成仙過程的資料,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但作者未探討梅仙信仰的形成與傳播。俞志浩撰《梅福教民學染衣》講述了流傳于浙江橫溪俞山村一帶的梅福教民學染衣的故事,此后村民奉梅福為染匠的祖師并對其進行紀念。這個表明梅仙信仰已經流傳到浙江一帶,但作者在文中并未深究,還須后人進一步探討。現如今針對梅仙信仰的正統性與區域社會的關系,對民間信仰的正統性及其與區域社會的關系進行簡單回顧。

一、民間信仰的正統性問題

探討民間信仰的正統性,有助于了解官方對神靈的態度。學界通常用“正祀”、“祀”來界定神靈的合法性九十年代以前國家與祠神信仰研究的狀況,蔣竹山在《宋至清代的國家與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顧與討論》一文中已有詳細的論述。神明的標準化最早由華生提出來,華生于1985年發表的《神的標準化:在中國南方沿海地區對崇拜天后的鼓勵,960-1960》以香港新界天后崇拜為例,探討了文化標準化的過程中,國家如何去鼓勵神明的推廣和標準化。自此后,神明的標準化的概念經常被提及。科大衛、劉志偉《“標準化”還是“正統化”?――從民間信仰與禮儀看中國文化的大一統》圍繞對華生理念及“華生專號”的幾篇文章,討論了地方信仰儀和儀式所體現的地方傳統多元性和中國文化大一統之間的關系。文中提及由標準化到正統化及正統化的建構。

關于正統性問題的研究還有:韓森《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認為由朝廷對神賜封封官職,得到國家的承認,列入祀典是其被鑒定合格的標志。而未被列入祀典者被稱為祠。王健《祀典、私祀與祀:明清以來蘇州地區民間信仰考察》認為正祀和祀之間還存在一個可以稱之為私祀的民間神的生存地帶,國家在合理的范圍內允許其存在。皮慶生《宋人的正祀、祀觀》闡述了宋人對正、祀的劃分標準并反映了宋代國家與民眾祠神信仰的關系。路遙《中國傳統社會民間信仰之考察》闡述了正、祠的內容發展史,并討論了國家對其的態度。

民間信仰的正統性問題,經過學界的不斷探索,從最初華生提出的神明標準化,到正統化,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也說明學界關于正統化的概念在不斷的完善,并且學界研究把民間信仰的正統化與區域社會逐漸結合起來。

二、民間信仰與區域社會的關系問題

民間信仰是社會的組成部分,通過探討二者的關系,有助于了解區域社會的運作模式。學界對民間信仰與區域社會關系的研究,通常從個案出發,通過對個案的分析,來了解該地區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運作。目前學界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很多,以下列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

蔣竹山《宗教史研究的文化轉向:近來宋至清代的民間信仰研究再探》對民間信仰、地方社會與國家的關系進行了詳細的闡述。

陳春生的兩篇文章《信仰空間與社區歷史的演變――以樟林的神廟系統為例》和《“正統”神明地方化與區域社會的建構――潮州地區雙忠公崇拜的研究》都是從個案出發,透過信仰的地方化,來看地方社會的變動。

范正義《民間信仰與地域社會――以閩臺保生大帝信仰為中心的個案研究》以閩臺保生大帝為個案,探討民間信仰與地域社會之的互動關系,并進一步去探討地域社會的運作模式。何敦培《湖南民間信仰及其與地方社會的關系》通過湖南地區民間信仰的廟宇、信奉對象、信仰的主要特征,來看民間信仰對現代社會的互動關系。朱欽勝、凌焰《區域社會與民間信仰――萍鄉張相公信仰的初步考察》通過探討萍鄉張相公信仰由村落神向區域神轉變的過程,來看張相公信仰在地方社會的經濟和文化中發揮的積極作用。葉濤《碧霞元君信仰與華北鄉村社會――明清時期泰山香社考論》通過探討碧霞元君和泰山香社的繁盛,來看民間信仰自身發展的規律以及朝廷對待民間信仰與宗教的態度,進而可以看出朝廷對民間社會的政策。王守恩《社會史視野中的民間信仰與傳統鄉村社會》討論了民間信仰與當地生態、生產生之間的互動關系。

通過以上研究,可以較為清晰的了解到當今學界對民間信仰的正統性問題及其與區域社會的關系的研究狀況。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將梅仙信仰的相關資料進行整理,并進行相應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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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俊清.梅仙觀記考辨[J].世界宗教研究,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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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大衛,劉志偉.“標準化”還是“正統化”?――從民間信仰與禮儀看中國文化的大一統[J].歷史人類學學刊,2008(6).

[6](美)韓森.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M].包偉民,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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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蔣竹山.宗教史研究的文化轉向:近來宋至清代的民間信仰研究再探[A].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民間”何在,誰之“信仰”[M].北京:中華書局,2009.

[10]路遙.中國傳統社會民間信仰之考察[J].路遙等.中國民間信仰研究述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1]陳春聲.信仰空間與社區歷史的演變――以樟林的神廟系統為例[J].清史研究,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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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范正義.民間信仰與地域社會――以閩臺保生大帝信仰為中心的個案研究[D].廈門大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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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朱欽勝,凌焰.區域社會與民間信仰――萍鄉張相公信仰的初步考察[J].江西社會科學,2009(2).

篇(4)

【論文關鍵詞】海峽西岸經濟區;福建經濟;海西

一、海西建設的含義

海峽西岸經濟區,簡稱“海西”,是指臺灣海峽西岸,以福建為主體包括周邊地區,南北與珠三角、長三角兩個經濟區銜接,東與臺灣島、西與江西的廣大內陸腹地貫通,具有對臺工作、統一祖國,并進一步帶動全國經濟走向世界的特點和獨特優勢的地域經濟綜合體。它是一個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的綜合性概念。經濟區以福建為主體涵蓋浙江、廣東、江西3省的部分地區,人口約為6000~8000萬人,預計建成后的經濟區年經濟規模在17000億元以上。它面對臺灣,毗鄰臺灣海峽,地處海峽西岸,是一個肩任促進祖國統一大業歷史使命的特殊地域經濟綜合體,因此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海西建設對福建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

福建處于海峽經濟區的地理中心,具有山海人文優勢,又有豐富的港口資源,還有廣闊的腹地,發展潛力很大。這幾年來,經濟快速發展,基礎設施逐步完善,社會事業發展較快,城市布局趨于合理,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區域。隨著海西建設步伐的前進,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不錯的成果。

(一)外貿增長的可持續力

今年初以來福建省外經貿在保持較快增長的同時,加快結構調整步伐,進一步帶動了外經貿各項指標的快速增長。拉動出口增長的動力不僅來自于傳統商品和傳統市場,也來自于新興市場和高新技術產品。在傳統市場方面,除了對美國、歐盟出口同比增長33.1%和42.1%外,更抓住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帶來的零關稅機遇,對東盟國家出口同比增長了50.7%,高于全國平均增幅4個百分點。在新興市場方面,對拉美、中東、非洲、南亞、獨聯體、澳新等新興市場總體出口33.39億美元,同比增長59.2%。

(二)外商投資步伐快

隨著海西影響力的不斷擴大,國外資本在后危機時代看好這塊熱土,加速在福建省投資布局的步伐。來自省外經貿廳的統計數據表明,一季度,全省共新批外商投資項目250項,同比增長33.7%;合同外資按歷史可比口徑為27.1億美元,同比增長66.2%,按驗資口徑為17.3億美元,同比增長87%。

今年初以來福建省各地引進外資形勢喜人,不少地方合同外資同比實現了3位數的增長,有的地方一季度就已超額完成全年計劃任務。福建省外資的迅速增長,主要得益于海西建設的扎實推進,海西效應的不斷拓展。福建省各級各部門抓住國家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支持海西建設和國際經濟回升向好的有利契機,完善招商引資獎懲機制,創新招商引資工作,強化專業招商隊伍,加大招商引資力度。

(三)加寬金融服務的范圍

福建將積極引進臺灣金融機構來閩設立分支機構或參股福建企業,推動福建地方性金融機構赴臺設立分支機構,促進兩地金融機構互設。推動設立兩岸合資的海峽投資基金和兩岸股權柜臺交易市場。爭取擴大兩岸貨幣雙向兌換范圍,從原有沿海一線5市擴大到全省。推動兩岸銀聯卡聯網和通用,積極開辦新臺幣離岸金融業務。

三、海西建設對福建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

(一)經濟轉變發展方式的緩慢

長期以來,基于經濟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及整體技術水平的限制,福建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增加生產要素的投入和物質消耗來推動,經濟的發展也因此一貫呈現出高投入、高增長、低效益、高污染的典型粗放式增長特征。隨著海西建設步伐的前進,對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已刻不容緩,遺憾的是,盡管福建在轉變發展方式上也做過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海西建設破在眉睫,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加快的經濟發展階段,有些政府和企業求好心切,往往顧慮不周,和以往一樣,想通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來換取高增長的發展慣性依然嚴重,從思想上忽視經濟增長質量、忽視生態環境成本,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出口,過度依賴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發展,過度依賴物質投入的問題還十分突出。從投入和消耗來看,投入大、消耗多仍是當今福建經濟增長的主要特征。

(二)資本市場利用的不足

福建省在利用資本市場方面,與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大開發、大戰略、大格局相比,與上海、廣東等省市資本市場的發展態勢相比,仍然相對薄弱。突出表現在:一是項目儲備和融資能力有待提高。二是控股地位和競爭力有待加強。三是資本運作能力較弱,對外擴張能力有待提高。我省企業上市多年,除紫金礦業、興業銀行、廈門建發、永安林業、龍溪股份等公司進行資本運作并取得較好的收益外,大部分公司特別是國有企業偏居一偶,基本沒有對外擴張的案例,不利于企業整合有效資源和做大做強。 轉貼于

(三)閩臺經貿失衡

對于“海西”能否吸引臺商形成群聚效應、蔚為風潮,臺灣有人并不樂觀或持保守看法。他們認為,盡管福建省相對于長三角和珠三角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臺灣,親族關系也更密切和普遍,但始終受限于腹地縱深、交通和基礎建設相對落后等因素。福建一向是戰備最前線,故在基建和城市化等各方面都落后于長三角、珠三角,除了生產領域配套不足外,還缺乏廣大腹地和市場。此外,從臺商目前的投資取向和趨勢,以及對在大陸的角色與布局的轉變,“海西”對廣大臺商的誘因并不突出;隨著大陸工資水平和購買力提升,除了高科技產業之外,許多臺商的市場主攻點已逐漸轉移至大陸內部,而非在國際市場競爭,尤其是民生用品制造業、服務業和零售業,因而閩臺經貿交流合作在兩岸經貿發展的全局上看,難以取得顯著的優勢。

四、如何進一步加快福建經濟的影響

(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抵御國際市場風險、保持福建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迫切要求,是謀求后危機時期增強我省發展競爭力的迫切要求,是突破資源環境制約、提高可持續發展水平的迫切要求,也是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使之更好更快發展的迫切需要。

(二)區域經濟共同發展

進一步推進山海協作,加快山區發展步伐,縮小山海發展差距,利于沿海和內地山區按照生產力合理布局的要求;有利于沖破舊體制的束縛,克服條塊分割、地區封鎖的弊端,發展大生產、促進大流通,使山區和沿海各種生產要素順暢流動,不斷調整優化山海經濟結構,拓展山海經濟發展空間;有利于從整體上提高小康建設水平,加快海西建設進程,同時促進福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1、積極調整、優化山區經濟結構

利用海西建設現階段中福建對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機會,要加快山區結構調整步伐,努力改造傳統產業,繼續淘汰落后生產能力,著力培育、扶持、壯大優勢產業,提高山區企業的競爭能力。加強基礎產業開發。根據國家對于海西經濟區建設的產業政策,加大對山區礦產資源調查評價、勘查、開發、保護與合理利用的政策支持力度。大力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省級各項涉農資金要重點扶持農業結構調整并向山區傾斜。

2、切實加快山區基礎設施建設

在海西建設規劃中要優先安排山區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高山區基礎設施項目在全省項目規劃中的比重。加大對山區項目前期工作的指導和投資力度。省級海西建設投資前期工作經費優先對符合條件的山區基礎設施項目予以支持。公路建設要以高速公路、省級干線公路網和國防入閩通道建設為重點,全面提高山區交通運輸能力。

3、擴大山區對外開放

在海西“熱效應”中,趁機進一步加大山區對外招商引資力度,鼓勵外商向山區投資。對外商在山區投資生產性企業項目建設用地,可采取協議出讓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權,并在出讓價格上給予優惠,但出讓價格在政府公布的基準價格浮動幅度內按低限確定。

(三)大力發展資本市場

福建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向更高層次、更廣范圍的轉變客觀上要求福建資本市場在定位上的相應提升,即上升為海西資本市場。只有這樣福建資本市場才能在更大范圍內實現資源配置,更好地為海西經濟區建設服務。

海西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為轄區資本市場加快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契機,資本市場要增強支撐和推動海西建設的能力,市場主體要積極呼應和主動融入海西建設。一是緊緊抓住國家完善資本市場結構的發展機遇,增強服務海西經濟的能力。穩妥推進閩港閩臺證券業交流合作。二是全面推進市場組織力建設,健全市場體制機制。三是加強常規監管,夯實規范發展基礎。四是全力做好維穩工作,保障市場安全穩定運行。強化證券期貨行業信息安全工作。應積極鼓勵和支持經營規范、業績良好的上市公司充分運用新的融資工具和方式拓寬融資渠道,籌措發展資金;積極鼓勵控股股東通過收購兼并、定向增發、資產重組等方式,向上市公司注入優質資產或實現整體上市[12]。

篇(5)

福建目前有三所高校設置舞蹈學專業:福建師范大學、國立華僑大學、泉州師范學院,這三所學校均是以舞蹈教育為主要發展方向。以下分為兩部分對這三所高校舞蹈學課程設置展開調查與分析。其一為課程結構及其學分要求;其二為學科基礎課程與專業課程的統計。

(一)課程結構及其學分要求

(以華僑大學和泉州師院為例)華僑大學音樂舞蹈學院舞蹈學(海外教育)本科專業教學計劃的學分分配:通過以上圖表分析,其一在課程結構方面:由于兩所高校的辦學宗旨及生源不同,其課程設置的結構也不同。華僑大學直屬于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學校本著“為僑服務”的宗旨,所以在課程設置上強調對外性,將課程的設置根據生源的不同分為境內生課程與境外生課程兩部分。華僑大學在課程設置上雖然突出了學校的辦學特色,但沒有體現出專業方向的特點,筆者認為既然是舞蹈學(海外教育)專業,應在課程設置的科組分類上添加對外漢語課程和教師教育課程。泉州師范學院是地方高師院校,在課程設置上突出了其“師范性”,在舞蹈學專業的課程結構中添加了符合其發展的師范類課程,如教師教育類課程。但由于社會上緊缺復合型“一專多能型”舞蹈人才,筆者建議在課程設置的科組分類上添加跨學科課程選修課,以豐富學生的知識面;其二在學分要求方面:教育部公布了《教育部等部門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校實踐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見》,指出各高校要結合專業特點和人才培養要求,增加實踐教學比重,確保人文社會科學類本科專業不少于總學分(學時)的15%。但以上兩所高校在實踐課程的設置均不達標,華僑大學舞蹈學專業的實踐課程的學分占總學分的12.5%,泉州師范學院舞蹈學專業的實踐課程的學分只占總學分的10.19%。

(二)學科基礎課程與專業課程的統計(以三所高校為例)

1.學科基礎課福建師范大學:舞蹈人文社會學、舞蹈人體科學領域的基礎理論課程。人文社會學領域基本課程有:藝術概論、舞蹈藝術概論、中外舞蹈史、舞蹈名作賞析、舞蹈美學等。人體科學領域基礎知識有:舞蹈解剖學、運動生理學、運動訓練學、運動生物力學等。舞蹈專業技術課程有:芭蕾舞基礎訓練、中國古典舞身韻、中國民族民間舞(含福建民間舞)、現代舞、舞蹈編創、中國古典舞技巧等。華僑大學:舞蹈名作、舞蹈基礎訓練、藝術概論、舞蹈音樂、基礎樂理、中國舞蹈史、華文教育概論、外國舞蹈史、舞蹈概論、節目排練、舞蹈編導、教育學、外國代表性舞蹈、視唱練耳。泉州師范學院:藝術概論、芭蕾基本功、舞蹈概論、舞蹈鑒賞、中國古典舞、中國民族民間舞、身韻。2.專業方向課程福建師范大學:主項提高選修課程分為三組:一是舞蹈教學訓練,二是校園舞蹈與創編類,三是音樂基礎理論。具體課程包括中小學校園舞蹈與創編、舞蹈表演與動作分析、音樂教學課件制作、樂理與視唱練耳、聲樂表演、合唱指揮等。華僑大學:必修課程:中國民間舞蹈、中國古典舞蹈、現代舞。選修課程:中國音樂概論、中國詩詞、毯子功、聲樂、心理學、現代教育技術、舞臺燈光與音響、舞蹈教育學、舞蹈評論、舞蹈錄制等。泉州師范學院:必修課:實用多媒體輔助教學、鋼琴、基本樂理、閩南民間舞、閩臺舞蹈研究、泉州戲曲、舞蹈表演、舞蹈解剖學、音樂欣賞、舞蹈創編、現代舞蹈、歐美現代舞史、企業藝術實踐、信息檢索與論文寫作。選修課:聲樂、書法、合唱與指揮、中外影視作品欣賞、中外教育史、舞臺化妝、舞臺美術、古詩詞賞析、音樂剪輯等。三所學校根據其所處特殊的福建地理位置及其閩文化,在學科基礎課和專業方向課程的設置上,添置了區別于其他地區舞蹈學課程的特色課程(見文中黑體字)。譬如福建師范大學根據福建的地方特色開設了含福建民間舞的民族民間舞課程;華僑大學根據其辦學宗旨開設了華文教育課程;泉州師范學院依據其泉州的地理位置開設了閩南民間舞、閩臺舞蹈研究、泉州戲曲。它們的不足體現在:三所學校都應更加重視舞蹈理論課程,以此來區分高等舞蹈專業院校與高等普通高校舞蹈專業;區分舞蹈學專業與舞蹈表演、舞蹈教育等專業,以此提高舞蹈學專業的就業率。綜上分析,福建高校的舞蹈學課程主要是就舞蹈學本身進行設置的,這本無可厚非。但隨著形勢的發展,舞蹈學教育越來越不適合市場發展需求,比如現階段基礎舞蹈教育越來越受歡迎,舞蹈學教育對此提及較少;其次舞蹈學教育以舞蹈為主,注意區分音樂學(舞蹈方向),但對音樂整體介紹較少,舞蹈專業學生的綜合能力欠缺,影響學生的就業能力和市場競爭力。因此,福建高校有必要在現有舞蹈學教育的基礎上對課程設置進行優化和完善。

二、福建高校舞蹈學課程設置的完善

(一)課程設置應繼續突出其“師范性”特征

大多數舞蹈專業學生的就業方向是中小學藝術教育,畢業生不僅要具備舞蹈的跳、編等技能,還要有基本的教學能力。舞蹈專業的課程設置要突出師范性,增加教育學、心理學、教材與教法等課程,尤其是中小學校園舞蹈與創編的課程。考慮到中小學藝術教育的綜合性,舞蹈專業課程設置還應提高音樂理論的課程,更好地做到舞蹈與音樂的結合。課程設置上提高實踐教學的比重,規范教育實習。實習期間多聯系中小學教育實習培養和鍛煉學生藝術教育能力,以便具備更好的就業能力。

(二)課程設置要以培養“一專多能”的實用型舞蹈人才為目標

“一專多能”是近年來高校體質改革進程當中提到最多的一個詞,對于舞蹈學專業來說,“一專”就是在掌握舞蹈學基礎理論知識的同時還要精通舞蹈專業技術,有一定的表演、編導和教學能力;“多能”是指在“一專”的基礎上,還需要掌握一些與舞蹈相關的專業技能,例如基本樂理、伴奏、晚會策劃、主持等。據近5年對國立華僑大學、泉州師范學院、福建師范大學3所學校的舞蹈學畢業生去向調查,發現具備“多能”的多面手學生在求職過程中要比“只專”的學生更為搶手。在當今競爭激烈的社會,只會跳舞是遠遠不夠的,在各個方面都能獨當一面的全面型人才才能更好地適應就業市場的需求,因此,課程設置要以培養“一專多能”的實用型舞蹈人才為基本目標。

(三)課程設置要突出南音樂舞人才的培養

以華僑大學、泉州師范學院、福建師范大學為代表的福建高校舞蹈教育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擁有悠久的地方歷史文化資源、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優勢。福建高校的舞蹈課程設置可結合本地舞蹈資源和人才資源優勢開設南音樂舞方面的課程。南音作為中國古樂,由于其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被稱為“中國民族音樂的根”,現已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在福建的閩南地區完整地保留這一傳統樂種的表演形式。而有關南音樂舞方面的研究正逐漸被挖掘并日益受到重視。因此,開設南音樂舞課程既是傳承本地舞蹈及藝術文化的需要,也是突出福建高校舞蹈學專業的特色課程,更是培養學生復合型能力的需要。

三、結語

篇(6)

關鍵詞:《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經濟發展、社會生活

一、引言

上世90年代伊始,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方向發生了區域轉向,社會史研究不再局限于與國族史邊界相同的空間范圍,華北、江南、長江中下游等地理單位成為研究者擇取的空間單位,不少研究在空間選取上出現越來越小的趨勢。[1]區域選擇的縮小,使研究者更專注于某一問題的研究,因此,作為社會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區域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社會意義和現實意義。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廣大歷史學者號召“把歷史內容還給歷史”[2]口號的提出,區域史越來越多的受到關注,學界的研究視角也逐漸轉移到下層民眾的生活。在整個學界注重區域史研究的氛圍下,產生了一批厚重的學術著作和論文。如以“華南學派”為代表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以科大衛、陳春生、鄭振滿、劉志偉等為代表,包括陳春聲與鄭振滿合寫的《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鄭振滿的《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臺傳統社會》,劉志偉的《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戶籍賦稅制度的研究》及其與陳春聲合編的《經營文化:中國社會單元的管理與運作》,趙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國現代民俗學思想的早期發展,1918-1937》、《日常與狂歡: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18世紀廣東米價分析》等等。從研究內容來看,學界的關注較多的是下層社會的經濟結構、文化動態、社會習俗和民間信仰等方面的內容。

中國社會學的開山之作――先生的《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下文簡稱《江村經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3月第1版)是研究區域社會的專著。全書以中國人傳統的生活為背景,以中國南方的一個小村莊為對象,就該地區的經濟體系和社會生活結構作了詳細的考察和細致的分析。

二、主要研究議題

《江村經濟》共有十六個章節。首先,作者在第一章引言部分交待了本書的研究對象――開玄弓村,并交待了該村的地理狀況、經濟背景、村莊居民及選擇這個調查區域的理由。作者所選擇的調查地點叫開弦弓村,坐落于太湖東南岸,位于長江下游,在上海以西約八十英里的地方,其地理區域屬于長江三角洲。這里的人們是以農業為主的,這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種植水稻。人們還種植麥子、油菜籽及各種蔬菜,江河里還有魚、蝦、蟹及各種水生物,也都是當地的糧食。此外,桑樹還在人們的經濟生活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們靠它來發展蠶絲業。研究范圍――中國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體系,并指出,本書旨在說明一定經濟體系與特定地理環境的關系,以及與這個社區的社會結構的關系。同時作者說明了采取這種小范圍調查的用意,是對當前中國經濟問題宏觀研究的一種必要的補充。筆者認為這樣的研究立意非常合理,可以使讀者立足于實際的地點,把問題意識代入實際的問題中,加強讀者對問題的理解與探討。

全書的主體部分為第二章到十六章,探討了該村莊的經濟發展問題與社會生活的結構。作者在書中的前六章,主要論述了開弦弓村的地理環境和社會背景。作者從選擇開玄弓村的理由開始,對開玄弓村的地理狀況及經濟背景作了詳細介紹。其次,作者從家庭關系、親屬關系、財產關系及村莊的鄰里關系開始,對該村的居民生活狀況進行了細致的論述。從第七章到第十六主要是探討開弦弓村人的經濟生活。作者從生活中最基本的消費開始,從住房、運輸、衣著、營養、娛樂、禮儀開支等方面對該村居民的正常生活運作進行估算。其次,作者對該村居民的職業,包括農業、專門職業、蠶絲業、漁業等進行了詳細介紹,探討該村居民的收入來源及經濟結構和發展狀況。最后,從貿易和資金的角度來看中國農民是如何在農業之外進行商業運作。作者通過上述的探討,試圖勾勒出中國農村經濟生活的變遷過程。

三、歷史研究的一些方法

通讀全書,筆者認為該書的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視角獨特,以小見大。本書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個地方是作者從一個小型的地區著手,以小見大。通過研究中國南方的一個小村莊――開弦弓村農民的生活、消費、生產、分配以及交易,來探討中國基層社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從而反映了中國農村的基本情況。從這一點上來說,個人覺得作者的切入點非常巧妙,這給我們很大的啟示。出于實際的考慮,作者把自己的調查限制在一個小的社會單位內來進行。一方面,調查者必須容易接近被調查者以便能夠親自進行密切的觀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會單位也不宜太大或太小,它應能提供人們社會生活的較完整的切片。村莊是一個由各種形式的社會活動組成的群體,具有特定的名稱,而且是一個為人們所公認的事實上的社會單位。因此,把村莊作為一個研究單位最為合適。

2、研究方法新穎。作者一改傳統的搜集書本史料進行研究的方法,將自己置身于實地,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搜集第一手資料。這將社會史研究的“田野調查法”發揮得淋漓盡致。同時也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做學問的方法,就是要深入實地,盡可能的回歸歷史現場,盡可能的獲得第一手資料,簡而言之就是要進行田野調查。此外,作者在界定調查區域的時候,很好的運用了“微型社會學”的研究方法,給我們今后的學習和研究提供了可借鑒之處。

3、資料詳實可靠,考證精良。作者是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獲得第一手資料,通過對這些資料和數據的分析,寫成這本書。這使得本書得出的結論十分可靠。此外,作者在1936年第一次訪問開弦弓村之后,又分別在1957年和1980年再次訪問碼了開弦弓村,并且把這后兩次與第一次進行了對比。這就說明了,研究結論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要求我們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要在歷史的發展之中尋找問題和尋找發現。同時也表明了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對已有結論反復驗證,精于考證。

總而言之,《江村經濟》是一部優秀的學術著作,也是作者長期學術積累的成果,對讀者了解中國農村的發展脈胳以及社會史區域研究具有相當的啟發。書中所采用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該書是社會史研究領域值得關注的一部著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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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音樂概論》(王耀華主編,王耀華、杜亞雄編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2002年8月第3次印刷)由緒論、結語和四章十三節構成,其多元文化的觀念和視角貫穿于全書各章節。

在第一章《中國傳統音樂的源流》中闡述其來源時,就鮮明地提出了中國傳統音樂的“三大來源”說,即中原音樂、四域音樂與外國音樂。

“中原音樂”,指的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發展起來的音樂。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漢族為主體的黃河流域音樂文化。但是,實際上,漢族音樂文化也是古代華夏族和其他民族的音樂文化的長期交融中形成的。”

“四域音樂”,指的是“除中原華夏族所創造的黃河流域音樂文化以外的中華大地各民族的音樂文化。其中,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區,與黃河流域同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發祥地。長江中游的楚文化中的音樂文化,色彩繽紛,獨樹一幟。同中原音樂并為上古中國傳統音樂的表率,相互輝映,相互競爭、交融,進而衍生、發展。珠江流域的粵文化,西南各少數民族的音樂文化,西北作為古代絲綢之路經由路途的對多種音樂文化傳播、交融的作用,以及東北各少數民族的音樂文化,都為中國傳統音樂的形成、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外國音樂”,書中所涉及的主要是印度佛教音樂和列入隋唐七部樂、九部樂、十部樂中的“天竺樂”、“高麗樂”、“扶南樂”、“安國樂”及其樂器、樂律、音階等的傳入。這些外國音樂傳入之后,逐漸與中國的固有音樂相融合,成為了中國傳統音樂的組成部分。

這樣的論述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不僅說明了中國傳統音樂是由漢族和各個少數民族共同創造的,同時也融入了周邊鄰國的音樂文化;不僅說明了中華民族的音樂文化是多元的,同時也指出了漢族音樂文化的本身也是多元的。

第一章對中國傳統音樂的源流以多元文化的視角予以觀照,為全書立下了基調。在以后的各章節的敘述中,均體現出了作者的多元文化觀念。如:

在第二章《中國傳統音樂的構成》中論及各類民間音樂,尤其是民歌、歌舞、民族器樂和綜合性樂種時,都列舉了兄弟民族有代表性的音樂品種,其中在新立類的“綜合性樂種”(指民間音樂中兼具兩類及其以上特點的樂種)中更把藏族的“囊瑪”和新疆維吾爾族的“木卡姆”與福建南音并立,對其悠久的歷史、豐富的音樂遺產等方面作了詳細的介紹。在論及宮廷音樂時,依據不同朝代的具體情況介紹了宮廷音樂中的多元文化因素,如:“隋唐兩代的宮廷音樂不僅繼承了傳統的雅樂,而且進一步吸收了四方兄弟民族音樂和外國音樂,先后組成了七部樂、九部樂、十部樂、坐部樂和立部樂,出現了大曲和法曲等樂曲形式”;清代的宮廷音樂中采用了不少滿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的音樂和來自周邊國家的音樂,書中記述了相關的音樂及其樂器,如滿族的隊舞樂、蒙古樂、瓦爾喀部樂以及回部樂、廓爾喀樂、朝鮮樂、安南樂、緬甸樂等。在論及宗教音樂時,除了闡述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及其音樂之外,同時以大量篇幅介紹了外來的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及其音樂,其中對佛教音樂(包括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的音樂)的闡述尤為詳細,并論述了佛教對中國音樂的深刻影響與佛教音樂的華化過程,在論述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音樂時,也注意到與中國音樂相融合、相適應的問題。

第三章論述“中國傳統音樂的音樂體系和支脈”,進一步地以多元文化視角來細察中國傳統音樂所使用的音樂構造和特征,并據此將其分成三個不同的音樂體系及其支脈。如果說,“三大樂系”(指中國音樂體系、歐洲音樂體系和波斯――阿拉伯音樂體系)的分類,源自于王光祈在《東方民族之音樂》中提出的將世界多民族音樂的體系歸納為“中國樂系”、“希臘樂系”和“波斯亞剌伯樂系”①的話,那么,對中國傳統音樂三大樂系中的支脈劃分則具有理論創新的意義。將《中國傳統音樂概論》的兩個版本(其初版本由王耀華著,臺灣海棠事業有限公司于1990年9月出版)相比較即可發現,作者對支脈的劃分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初版本中只有中國音樂體系之下有九個支脈的劃分,即:秦晉支脈、荊楚支脈、齊魯燕趙支脈、吳越支脈、巴蜀支脈、滇桂黔支脈、閩臺支脈、粵支脈與客家支脈;而到了修訂本中,不僅在中國音樂體系之下增加為十二個支脈,而且在其他兩個樂系之下也劃分出若干支脈。對于中國音樂體系的支脈劃分,除了對上述九個支脈的名稱及范圍略有變動(如變“荊楚支脈”為“荊楚武陵支脈”、變“粵支脈”為“粵海支脈”)之外,又新增了三個支脈,即:北方草原支脈、青藏高原支脈、臺灣山地支脈;歐洲音樂體系之下劃分為東部與西部兩個支脈;波斯―阿拉伯音樂體系之下劃分為塔里木、帕米爾與河中地三個支脈。對支脈的正確劃分,于中國傳統音樂平面的現狀研究和縱向的歷史研究(包括各支脈中民族及其音樂文化的溯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也說明作者觀察、研究中國傳統音樂的視角進一步向多元文化延伸。

第四章從總體上來論述“中國傳統音樂的藝術特色”,其中在分析音樂形態特征時,除了以漢族的音樂為例之外,也多處涉及到少數民族的音樂……

據上所述,《中國傳統音樂概論》確實是一部全面貫穿多元文化理念和視角來研究中國傳統音樂的佳作。誠然,如苛刻要求的話,有些章節的內容尚有充實之余地。如在第二章《中國傳統音樂的構成》中似應增加“祭祀音樂”的分類,祭祀音樂不僅存在于宮廷,更存在于民間;不僅存在于漢族,更存在于各少數民族之中。祭祀性的儀式本身即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而儀式中的音樂則更多的留存有民族歷史和文化的信息,是當前保護非物質文化的重要關注點之一。由于部分原始宗教音樂(如不少民族存在的薩滿音樂)常被歸為民間信仰或祭祀音樂,而《中國傳統音樂概論》中既沒有祭祀音樂的分類,又不包括原始宗教音樂,因此,造成這部分重要的音樂文化被忽略。此外,“民間音樂”中少數民族的說唱音樂與戲曲音樂,“宮廷音樂”中的蒙古族與藏族的宮廷音樂,似應予以補充敘述;在闡述中國傳統音樂中的理論部分時,少數民族中的重要音樂理論著作及其音樂思想(如出生于喀拉汗國的艾布?乃斯爾?法拉比著有《音樂全書》,藏傳佛教薩迦派著名宗師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著有《論音樂》等②)也應予以重視。

以多元文化的理念和視角觀察、研究、總結中國傳統音

樂,不僅對音樂研究領域具有現實意義,而且對實施多元文

化的音樂教育也有著重要意義。

多元文化因多民族的不同文化而構成。中國是一個由56個民族及其未劃定民族的若干族群所組成的民族大家庭,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也是多元一體的,中國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這本來是客觀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長久以來,我們的音樂界,卻常常自覺不自覺地被一元論的觀念所束縛。一說到世界音樂,即以歐洲音樂為中心;一說到中國音樂,即以漢族音樂為中心。譬如,當前通用的“中國音樂史”,就很少涉及少數民族的音樂歷史,幾近“漢族音樂史”,直到近年來在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的主持下,才開始編撰、出版《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史》③,至于編撰全面反映中華民族音樂歷史的“中國音樂史”,恐尚待時日。當然,這之中不僅是觀念問題,還有對復雜史料的掌握問題。但如果我們的音樂史學家們真正具有多元文化的理念,并以多元文化的視角來關注、搜集各民族的音樂史料,從總體上來研究中華民族音樂歷史的話,那么上述的期待將一定會早日實現。

關于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問題,現在大家的關注點主要在實施世界的多元文化音樂教育。近年來,許多有識之士為在中國實施和發展世界多元文化教育已做了大量工作,翻譯、介紹、發表了國外有關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著述,出版了《世界音樂》的教材,并在一些音樂院校開設了“世界音樂”的課程或講座等等。這些工作當然是應該做的,它們對于推動和促進中國發展世界多元文化音樂教育具有不可低估的積極意義。但與此同時,我認為對中國本身的多元文化音樂教育則應予更多的關注。世界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興起及發展,在不同國家有著不盡相同的歷史文化背景。在發達國家,與移民的大量涌入而構成民族的多樣化有著直接關系;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則首先在于這些國家本土音樂文化意識的覺醒。毋庸諱言的是,在中國同樣存在覺醒“本土音樂文化意識”的問題,而對人們認識眾多的少數民族音樂文化來說尤為如此。因此,在中國實施多元文化音樂教育,應把中國的與世界的多元音樂文化均包括在內,并遵循由近及遠、親疏溝通的原則。首先應在理念上充分認識中國本身是一個多元文化國家,中國的多元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果缺失中國多元文化的音樂教育,對世界多元文化音樂教育而言,不僅僅是極其不完善的,而且還有可能對發展中國音樂帶來負面影響。所幸的是,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音樂教育工作者接受了多元音樂文化的觀念,承認中國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并在音樂教育實踐中開始施行以加強本土(本民族、本地區)音樂為標志的多元音樂文化的教育。但迄今為止,能像《中國傳統音樂概論》那樣全面地以多元文化的視角來總結中國傳統音樂的教科書實在太少④,相信在本書的啟迪之下,一定會有更多的類似佳作問世。王耀華教授對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關注是全方位的,他不僅研究世界民族音樂,出版了《世界民族音樂概論》等教材⑤,更把關注的重點放在中國的多元音樂文化的研究與教育上,為中國民族音樂事業與音樂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實踐和經驗,值得音樂教育界認真總結。

①四川音樂學院編《王光祈文集》,巴蜀書社,1992年3月版第204頁。

②田聯韜主編《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上冊第8頁,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③袁炳昌、馮光鈺主編《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史》(上冊),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④《中國傳統音樂概論》原本是為福建師范大學音樂系開設選修課而編撰的。見該書“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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