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市場是商品經濟的范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剩余勞動 剩余產品 剩余價值

基金項目： 2011年第三批陜西省高等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項目:整體性視角下的“原理”課教材體系向教學體系轉化研究（陜教工宣〔2011〕8號）；咸陽師范學院教學改革研究項目，項目:《基本原理》教學中的整體性問題研究（編號：200802027）階段性成果。

在“基本原理概論”（以下簡稱“原理”）課程教學中，必須著眼于的整體性開展教學及研究工作，做到“四個堅持”，即：堅持繼承和創新的統一，找準完善和發展基本原理范疇體系的現實基礎；堅持經典與現代相結合的原則，找準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關節點；堅持“精”與“管用”相結合的原則，找準講授“原理”的基本點；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找準講授“原理”的現實針對性。只有做到“四個堅持”，從學生思想實際出發，努力提高教學水平和教學藝術，以解決學生的思想疑慮，消除學生認識偏差，提高學生對科學性的認識，才能使學生真正理解基本原理，才能促進課堂教學質量的提高，使“原理”課真正成為大學生真心喜愛、終身受益的優秀課程。在“原理”課程第四、五章（《基本原理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訂版）的講授中，學生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有無剩余價值提出質疑，對此問題我認為應該結合我國現實加以分析，才能使更加貼近實際，更具鮮明的時代感，這樣才不失理論的生機與活力。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特有范疇，否認社會主義經濟存在剩余價值。剩余價值被排除在社會主義經濟之外，這極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其實剩余價值是商品經濟的普遍范疇，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只要存在商品經濟，都存在剩余價值，剩余價值規律就必然發生作用。隨著商品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存在和發展，要求我們必須沖破傳統經濟理論的束縛，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客觀現實對剩余價值理論進行再認識。這樣才能正確認識剩余價值及規律對商品經濟發展的普遍意義，自覺地運用剩余價值規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從“原理”課程教學角度來講，也有利于解決學生的思想疑慮，消除學生認識偏差，提高學生對科學性的認識，促進課堂教學質量的提高。

馬克思關于剩余價值的一般論述

剩余勞動、剩余產品是任何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條件，如果勞動者的全部勞動時間和全部勞動產品，都只能滿足勞動力再生產，那就沒有積累，擴大再生產就不可能實現，就只能進行簡單再生產甚至萎縮性再生產，也就不會有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盡管剩余勞動的歸屬和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但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卻始終存在。馬克思指出：“一般剩余勞動，作為超過一定的需要量的勞動，必須始終存在。”[1]恩格斯也指出：“勞動產品超出維持勞動的費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會生產基金和后備基金靠這種剩余而形成和積累，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切社會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發展的基礎。”[2]可見，如果沒有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就沒有人類創造的文明。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角度研究剩余價值，剩余價值是由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價值，本質上反映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關系。從量上看，剩余價值是商品生產所要追求的“余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剩余價值時，有多次是在商品生產的“余額”和“果實”意義上來講的。在分析資本總公式時，馬克思指出：資本運動過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預付貨幣資本額加上一個增殖額。我把這個增殖額或超過原價值的余額叫做剩余價值。”[3]在分析資本形態變化及循環時，他說道：剩余價值是“勞動力的剩余勞動使產品價值超過產品形成要素的價值而形成的余額，也是資本的果實。”[4]追求生產的“余額”和資本的“果實”，是任何商品生產的基本特征，當然也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基本特征，這個“余額”和“果實”的價值必然表現為剩余價值，沒有“余額”和“果實”，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就無法進行下去。從質上看，剩余價值是剩余勞動的凝結，只是物化的剩余勞動。剩余勞動、剩余產品和剩余價值的邏輯關系是：剩余產品是剩余勞動的物質成果和物質表現，而剩余價值則是剩余勞動創造的實物形式的貨幣表現。沒有商品生產的社會，就沒有價值范疇，因而剩余產品也就不可能表現為剩余價值形態。這種關系只有在商品經濟社會才能實現。

建立剩余價值理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馬克思承認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的普遍性，但并未由此引申出剩余價值的普遍性，這并不足為奇。這是由于馬克思當初設想，人類社會經濟形態依次經歷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建立在發達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基本特征之一是沒有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然而現實并非如經典作家所料。

商品經濟條件下，只要承認勞動創造價值，就必須承認剩余勞動創造剩余價值，把價值歸結為勞動和剩余價值歸結為剩余勞動，是完全符合邏輯的。如果只承認勞動創造價值，卻否認剩余勞動創造剩余價值，顯然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那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剩余勞動的必然存在及在價值形態上表現為剩余價值也就順理成章。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剩余勞動轉化為剩余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剩余勞動始終存在，那么剩余勞動必然要物化為剩余產品，價值形態上表現為剩余價值；勞動者的勞動時間也必然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兩部分，必要勞動時間形成勞動者直接的個人收入，剩余勞動時間形成剩余價值。這種剩余價值是社會主義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堅實基礎。沒有剩余價值，就不可能有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剩余勞動時間、剩余勞動、剩余產品和剩余價值并非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范疇。如果我們把這些概念獨特的資本主義性質丟掉，那么它們為一切社會生產方式所共有。

社會主義經濟是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企業是市場主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作為商品生產者的企業的生產目的仍然是不斷追求剩余價值，因為，價值是社會財富的表現形式，剩余價值是社會財富增長和積累的表現形式，企業創造的剩余價值越多，自然為社會創造的財富就越多。如果否認這一生產目的，單純強調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就會出現不計成本、不講效益和積累、不顧擴大再生產和資產增殖、分光吃凈的現象。

過去很長一個時期，我國主流經濟學只準講凈產值，而不講利潤。現在雖然承認了公有制企業的利潤發展目標，但卻不贊成以剩余價值為目標，這是不符合馬克思經濟思想的。馬克思曾明確提出：“剩余價值和利潤實際上是一回事，并且在數量上也相等，利潤是剩余價值的一個轉化形式。”[5]馬克思的論述為確立公有制企業追求剩余價值目標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確立剩余價值范疇的重大意義

作為價值增值的剩余價值范疇，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特有范疇，而是市場經濟的普遍范疇。剩余價值理論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也是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要內容。為適應和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應當加快構建社會主義剩余價值理論。這種理論上的創新和突破，必然會推動經濟理論和實踐的發展。

市場經濟的局限性決定了國家加強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必要性。增強國家財力是國家加強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剩余價值，不僅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也是國家加強宏觀調控的物質基礎。企業的發展基金、集體的福利基金、國家的稅金、社會保障基金以及國家的財政儲備等，都來源于剩余價值。沒有剩余價值，企業連簡單再生產也無法維持，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就會失去財力來源，沒有剩余價值的增加，就沒有國家財政收入的增加，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社會公益活動就無法進行，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就不可能實現。因此，沒有剩余價值國家就很難加強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很難得到健康發展。

這里有必要指出，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時，為了揭示資本家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對立關系，特別強調了剩余價值歸屬上的階級對立，即“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由此，剩余價值就成了資本主義的特有范疇，認為社會主義經濟不存在剩余價值也就成為必然。今天我們理解剩余價值這一概念時，應更側重于剩余價值的來源。在勞動生產率極大提高的現代社會，工人的勞動顯然由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兩部分構成，其創造的價值形態也必然包括必要價值和剩余價值兩部分。只不過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剩余價值部分由勞動者共同所有，體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剩余價值歸屬上的變化并不影響它本身的存在，因此，對剩余價值這一范疇的理解也應反映社會實踐的變化，把握它的一般性。

開展對社會主義剩余價值理論的研究，一是要深化對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理解和認識，堅持馬克思剩余價值的基本原理，這是研究社會主義剩余價值理論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原則。二是深化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認識和總結。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根本原則，實現理論的開拓和創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剩余價值理論。在深化對剩余價值理論的認識時，要充分肯定這一理論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但又不可因此就給它貼上永恒的資本主義標簽，而要運用唯物史觀，把這一范疇放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進行分析。理論總是以實踐為依托，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創新，我們應正視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和探討，把這一范疇引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架體系之中，以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進程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5.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8.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2.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

篇(2)

一

首先從自然經濟說起。

什么是自然經濟，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人們對它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和表述。是從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所反映的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出發，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出發，來考察自然經濟的。凡生產是直接用于滿足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換的經濟，不論它在人類歷史上以何種形式存在，都可以認為它是自然經濟。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就是這種經濟的本質特征。我國學術界通行的這種理解和表述，體現著自然經濟一般。

自然經濟是一個歷史范疇。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曾經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存在。在這幾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自然經濟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質變。探討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討這個經濟范疇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個體農民以至個體手者，都經營有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如在，封建國家經營有滿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業，封建地主經營有“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以贍衣食”的自給性生產等等。然而個體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是社會的主要生產者，農民家庭是社會基本生產單位，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體。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變化，都集中通過小農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表現出來。

當時的社會經濟中，自然經濟已是與商品經濟相聯系而存在。從農民來看，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足以把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結合于家庭內部。農民為了直接取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特別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資料，就要進行自給性生產。他們既從事農業，又從事手工業，并形成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

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日益多樣化。由家庭經營和個體勞動所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的這種特點，就迫使他們卷入市場交換，從事商品性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持續自己的生產，維持一家的溫飽。生產使用價值的自給性生產，與生產交換價值的商品性生產，就相輔相成地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也就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

當時，自然經濟又與封建剝削制度相聯系。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通過繳納封建賦稅或封建地租，養活封建主階級。繳納封建租賦，是農民獲得小塊土地進行生產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必須把封建租賦同自己直接消費的產品一樣，擺在自給性生產范圍之內，當作使用價值生產出來。自然經濟成為農民既為自己消費需要，又為封建地主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就體現著自然經濟與封建經濟的本質聯系。

盡管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內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但是，由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整個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和手工業者所經營的自給性生產所不可比擬的巨大規模，自然經濟就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存在于封建社會之中。

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而存在的條件下，自然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式，仍然會同其他任何經濟形式一樣，具有體現自己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我曾經在《論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1] 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會中，由于自然條件和農民自身生產條件的差異，農民啟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程度，是會各不相同的。在整個小農經濟中會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商品生產結構。這個結構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也就是自給性生產的多層次結構，即農民自然經濟保持程度的多層次結構，其具體構成如下。

第一，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絕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產品投入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這里所說的總產品，是指農民所生產的包括農產品、手工業品和其他副業產品在內的全部產品。自用有余的產品，可能是屬于其中的這種或那種產品。

這種農民的生產，不但自給性生產占有顯然的優勢，而且其出售的產品，本來是為了自用而生產的，即不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換，才具有商品的性質。這是一種具有自然經濟痕跡的、在流通領域里形成的商品，還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

這種農民少量產品的出售，只能補償少量的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不可能更新生產過程的各種要素，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主要還是自己生產的，即經濟條件的“絕大部分，還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的，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2] 。盡管已經有了商品交換，但生產循環仍然是一種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馬克思把這種農民直接消費其產品的絕大部分，只有少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的生產，叫做“真正的自然經濟”[3] 。

第二，半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同時又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換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會中，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前期，這部分商品還會包括一些是自然生產物的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盡管它們的再生產過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實現的，但一經由“任土作貢”的方物，轉化為商人販運貿易的商品，農民的狩獵，采集、捕撈等活動，也就帶有商品生產的性質；這種農民出售的產品，都是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這是他們與上廣種農民的區別所在。

這種農民已經有了部分商品性生產，他們的生產也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生產分工的體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給性生產比重大，商品性生產比重小，其生產要素通過市場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的部分，并沒有超過自己生產的部分。因此，從整體來看，這種農民的生產，還基本上不是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恩格斯說，這是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4] 。

第三，交換型生產。這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有些農民，其總產品除了繳納封建租賦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費，大部分用于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用品。他們從事商品生產，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以維持一家的溫飽。這是一種在交換價值形式下的使用價值生產，還沒有脫離自給的內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為買而賣”。由于商品性生產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給性生產已退居次要地位。這類農民已成為或基本上成為小商品生產者。

交換型生產的另一類是，農民商品性生產的比重更大，自給性生產比重更小，甚至已無足輕重。他們從事商品生產，已不僅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潤，即交換價值增值，以發財致富。其商品流通是“為賣而買”。這種農民已屬于從小商品生產者向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的過渡形態。

上述這四種類型的生產，以具有部分質的差異相區別，存在于整個封建社會階段。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任何事物不僅有質的規定性，而且有量的規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著多種運動形態和多種矛盾的統一體，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質。在這種情況下，事物的性質就是由其主要的質所規定的。當其次要的質的量變沒有達到一定的數量界限，它仍然會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質，而不會轉化為另一事物。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的自給性生產，超過或大大超過其商品性生產，自然經濟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質，商品經濟僅是其次要的質。因此，它們就應當屬于或基本屬于自然經濟范疇，成為封建社會中體現自然經濟關系，即自給自足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是自然經濟單位在封建社會中存在的具體形式。

自給自足是對自然經濟本質的一種通俗概括。現象總是以豐富多變的形式表現本質，特別是在事物具有多種質的條件下，現象與本質之間更會出現差別和矛盾。所以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會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對地存在于社會經濟生活之中。在事物質變和量變錯綜復雜的運動過程中，如果不區分主要的質和次要的質，如果不把握住決定事物性質的數量界限，而是機械地把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作為衡量小農家庭是否是自然經濟的絕對尺度，必將導致對自然經濟過多過早的否定，這無疑是不適當的。

封建社會的農民，已是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并具有自有經濟和一定獨立性的生產者，他們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的生產者，具有更高的生產積極性，具有更優越的生產條件，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封建社會與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相比較，生產者產品自給的品種、數量和質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綜上所述，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以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的小生產方式為生產條件，這就是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它體現著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二

在封建中，具有強大的地位。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自然經濟會逐漸削弱，并隨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會最終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所代替。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和封建主都經營有使用徭役勞動、奴婢勞動或雇傭勞動的商品生產，還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商品生產，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農業和手中，以生產資料個體私有制和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小商品生產。因此，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可以說主要是小商品經濟。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有兩個重要關鍵：（1）直接生產者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2）商品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5] 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主要是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過程。這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在封建社會初期，生產力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下，作為一切生產首要條件的糧食生產，還不能在農民滿足自己消費之后，有更多的剩余，從而為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手工業的人，為從事食物生產的農民和從事原料生產的農民，提供實行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給型農戶這時就必然占有大多數，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還只是居于少數。

這時在市場上，特別是在市場上交換的產品，既有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和手工業者商品性生產的產品，又有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這時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已不是偶然的、間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斷反復出現的剩余品。廣大自給型農戶把這種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使它在整個市場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經說過，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不是基于社會分工而生產的。生產的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因此，這時的商品經濟還不具有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歐洲的封建社會就有過這樣的階段，馬克思說過，“曾經有這樣一個時期，例如中世紀，當時交換的只是剩余品，即生產超過消費的過剩品”[6] ，（馬克思所說的中世紀，一般是指歐洲的9-14世紀）在，《孟子》所說的，農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的階段，是否屬于這樣的時期，有待于經濟史學者的考證。

盡管剩余品的生產還不是交換價值的生產，但是，農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種以流通、以設定交換價值為目的的趨勢”[7] ，經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并且促使它們朝著交換價值生產的方向發展，推動自給型農戶逐漸轉化為半自給型農戶和交換型農戶，從而使整個市場逐步從以使用價值生產為基礎，轉向以交換價值生產為基礎。這是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長期趨勢。

半自給型農戶由于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它們的生產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之中。在封建社會的某一個階段中，如果半自給型農戶在整個農戶中占有多數，它們投入交換的商品，在整個市場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這時商品經濟的社會分工的基礎，也就是交換價值生產的基礎，就會進一步完備。

在封建社會中，各種生產力因素經過長期積累，會出現一系列發展變化。勞動人口和耕地面積的不斷增加，擴大了農業的生產規模；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系列化，提高了農業勞動的效率；水利設施、陸路和水路的發展，改善了農業生產的勞動條件；自然資源的開發，豐富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對象；耕作技術和生產經驗的積累，提高了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到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會加快自己的發展步伐，為商品生產的發展，提供比較充分的農業基礎。

在上述條件之下，商品生產就會得到較快的發展。通過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逐漸向交換型農戶轉化，會出現大量主要生產糧食和其他食物的農民，主要生產原料作物的農民，和“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8] 的農民。通過農民家庭手工業以一定規模與農業分離，會使許多農民轉化為手工業者，并逐漸形成從事各種原料加工的獨立手工業部門。

這種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不同，他們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產品，必須在市場上補償他們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產要素，甚至包括種子和口糧。他們的生產已經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礎之上，成為“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也就是，以產品的出售，以產品轉化為貨幣和再由貨幣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要素為媒介的再生產。”[9] 他們的這種商品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就具有質的差異。

封建社會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賦之外，還能“生產出一個超過必要生活資料的余額”[10] ，也就是在封建租賦以外的剩余產品。這是一個變量，在封建租賦既定的條件下，就決定于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成果的大小。交換型農戶和獨立手工業者是最有能力生產這種剩余產品的個體生產者。這種剩余產品都是要投入交換的，因此，這種農民和手工業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個體生產者。

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如果不從事自給性生產，“生產專業化即社會分工的完成”[11] ，他們就已經成為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列寧在討論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時候，就是以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為準繩的。他說，“單獨的個別的生產者專門從事一種生產部門的生產”，“是商品經濟的必備條件”[12] 。這種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確實是存在的，如城市獨立手工業者。列寧在此加以強調，是徹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個本質上無止境的過程”[13] ，在封建社會的實際經濟生活中，特別是在商品經濟剛在發展的時候，大量出現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而是不完全脫離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即具有一定程度專業分工的小商品生產者。

出現這種情況，有各種各樣的具體原因。在封建社會中，最大量的是生產糧食的農民。他們的商品性生產不論如何發展，也不會脫離糧食的自給性生產，這是毫無疑義的。

農民的商品性生產從一開始出現，就“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萌芽”[14] 。在交換型農戶中，商品性生產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場條件發生變動，它的產品的價值不能實現，其生產和生活就會出現危機。保留一定的自給性生產，特別是糧食的自給性生產，就可以緩解危機，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論是生產原料的交換型農戶，還是生產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糧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給性生產。

特別值得提出的農村手工業者。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農業生產和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廣大農民的需求增多，會引起農村手工業一定程度的發展。西方學者把西歐各國出現的這種發展叫做前工業化階段。這種農村手工業產品的銷售對象，主要不是封建剝削者，而主要是廣大勞動群眾，就必然要求成本低，價格廉，生產就必須接近原料產地。這種大眾化的產品，質量不必精細，生產技術容易掌握，因之這種手工業必然首先從農村中發展起來。農民從農業轉向手工業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這個轉軌過程中，必然有許多農民保持著一定的糧食和原料作物的生產。就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基于上述應付市場變動的原因，農村手工業者也會自然地保有一定糧食或者原料的自給性生產。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農業生產力的不夠發展，沒有充足的穩定的糧食供應，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也無法切斷自己的自然經濟臍帶。

這種保留有一定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戶，同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一樣，都已屬于商品經濟范疇，都同樣是封建社會中體現商品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與屬于自然經濟范疇的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是不相同的。所以馬克思把“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的農民，叫做“新的小農階級”[15] 。根據這一原則，那些生產糧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也同樣可以視為新的小農階級。

自然經濟既是歷史范疇，又是地域范疇。在封建社會的一定歷史階段，自然經濟不會在全國各個地區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經濟也不會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發展。它們的發展變化，同任何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一樣，總是在不平衡的運動中實現的。各個地區由于氣候、交通、土壤和資源等自然條件的差異，經過人們長期開發，又會出現社會分工發展程度的差異，即出現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從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經濟強大、比較強大和比較薄弱的各類地區，也就是商品經濟不發達、比較發達和發達的各類地區。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中，還會形成具有不同專業分工的地區，有的是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自給性生產，成為糧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專業性生產地區；或者是手工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成為手工業品專業生產地區。因此，在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由于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的大量出現，由于各種專業分工地區的形成，商品經濟就會具有更為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總之，任何封建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都會通過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通過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著不同的自然經濟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經濟水平。在任何一個封建國家中，我們都不可能獲得各種類型農戶比例配置的數據，也不可能獲得自給性生產產值和商品性生產產值的精確數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推斷，在封建社會一定的歷史時期中，自給性生產具有強大的地位，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商品性生產的產值則可能大于自給性生產的產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以至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發達地區，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無論多么發展，也不會導致自然經濟的消失。這種歷史連續性甚至可以延至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的。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德國的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許多雇傭工人或者是自己擁有土地和菜園，或者是通過租佃擁有土地和菜園，以從事自給性生產。他們的這種“園藝業和耕作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曾經是保證工人階級物質狀況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的基礎”[16] 。

為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終封建社會之世，自然經濟還會始終存在，商品經濟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發展。這都有待于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把一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7] 。因為“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18] 這是馬克思西歐歷史發展所得到的結論。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相對純粹的自然經濟，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在對立統一中消長，然后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純粹的商品經濟，這正是歷史辯證法的生動體現。三

商品同經濟一樣，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以至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其性質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也會出現階斷性的部分質變。

在封建社會的各個階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由各種類型農戶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經濟，既會具有不同的社會分工發展水平，又會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經濟痕跡，因而呈現出部分質的差異。試以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作點粗略比較。

首先，從市場看。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農民生產的自給性水平還很高，農民和農民之間、農民和手者之間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種生產者自用有余產品余缺調劑的交換，那種生產者必要產品同特殊需要發生關系時品種調劑的交換，會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這兩種交換都具有使用價值生產的自然經濟痕跡。因之，農村市場主要是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直接交換，假手于商人的情況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場交易量要分散在廣大農村，市場因之是狹小的，一般不能擺脫小范圍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廣大農村形成以墟集貿易為主體，以市鎮貿易為補充的“地方小市場的網”。[19] 這種農村市場一般只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對于農民來說，就是能滿足他們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銷售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的需要。

通過商品交換，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不但是個體農民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一定地區，如一縣一州，必需有自己的產品，能與其他地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這就會形成一定的地區間的販運貿易。因此，某些農村市鎮，特別是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地區的農村市鎮，除了具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之外，又會具有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使它成為農村外銷商品販運貿易的起點，農村輸入商品販運貿易的終點。在這種農村市場上，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互通有無的直接交換就會縮小，而以商人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會擴大。

到封建社會后期，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大體還會保持封建社會前期農村市場的那種狀況。但在其他地區，由于糧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業品的商品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農村市場就會發生變化。如果說在封建社會前期，商業資本主要是以自己的運動，使農民的產品發展為商品；在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卻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無法自己在當地銷售全部產品，也無法互相提供足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只能要求商業資本為他們的產品實現價值，并為他們的再生產實現各種生產要素的補償。因之，這里的農村市場已由主要是生產者之間的直接交換，轉變為主要以商人為媒介的交換。并且會突破地方小市場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業市鎮和手工業市鎮，建立起長途運轉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區以至跨越國界的市場。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還會在生活資料市場之外，形成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在生產分工發展的基礎上，形成雇工市場；在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借貸增多的基礎上，從傳統的高利貸資本中出現市場，從而構成以商品市場為主體的農村市場體系[20] 。這種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證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的、以市鎮貿易為主體、以墟集貿易為補充的農村市場，就為農民擴大再生產、發展商品生產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但是，生產者之間余缺調劑、品種調劑的交換仍然會存在，甚至會有一個較大的絕對值。只是在商品成交總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縮小了。

其次，從販運貿易看。在封建社會中，通常存在著從農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剝削階級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費的，以農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為主要的販運貿易。同時，由于農民和手工業者需求的多樣性，他們也必需與外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互通有無，也會形成一定規模的販運貿易。因此，販運貿易就成為當時的重要商業活動。

在封建社會前期，販運貿易的商品，除了手工業者的產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所提供的。它們每家每戶投入交換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萬戶的投入，也會成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可以形成繁榮的販運貿易。它們出售一些農產品或者家庭手工業品，雖然標志著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開始分解，但它們還主要從事農業，它們的手工業和其他副業還從屬于農業，基本上沒有專業分工。沒有生產的專業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區分工。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和由它所帶來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是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這種地區的販運貿易，更多地是建立在這種具有自然分工性質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比如糧食這種重要的販運貿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豐歉，或糴之使來，或糶之使去”的地區間豐歉調劑市場。這種地區間糴來糶出的市場，就不是由地區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經濟正是這樣的販運貿易中保留著自己的痕跡。

在封建社會后期，農產品和農村手工業品流向城市的販運貿易，在繼續發展的同時，地區間特別是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與手工業品產區之間的販運貿易，會有明顯的發展。如果說，前者是地區間的一種縱向聯系，后者則是地區間的一種橫向聯系。前者主要是體現農民、手工業者和封建剝削階級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資料，后者則主要體現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資料，又有生產資料，說明它已大體是建立在一定的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和手工業品產區之間出現大規模、長距離的販運貿易，正是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的重要發展。

再次，從城市市場看，在封建社會中，城市市場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從、軍隊等以自己的收入，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他們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賦的轉化形態，即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剩余產品。數量巨大的剩余產品集中在數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換，就會出現繁榮的城市市場。封建賦稅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實物形式。它們是由農民和手工業者作為使用價值生產出來的，只是因為投入交換才成為商品。這種商品可以說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沒有商品的生產方式。這就使城市市場既建立在交換價值生產之上，又建立在使用價值生產之上。因之城市市場并不具備完全的商品生產的基礎，也就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經濟。盡管實物租賦會逐漸向貨幣租賦轉化，使城市市場的商品生產的基礎有所發展，但這種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商品生產基礎的不夠完全，是封建社會城市市場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城鄉商品生產不夠發展，城鄉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就不夠發達。盡管城市中有比較發達的手工業，但其產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費，并不流向農村，與農民的產品相交換。因此，城市市場規模的大小，主要決定于投入市場的封建租賦價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場保有較多的自然經濟痕跡。

到封建社會后期，由于地區間販運貿易的發展，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具有販運貿易的中轉市場，或者形成新的中轉貿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業在發展中逐漸向城市轉移，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手工業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業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隨著城市經濟功能的發展，在這些城市市場的商品成交總量中，封建剝削者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會縮小。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商品交換所形成交易量（包括體現在販運貿易中中轉的部分），其比重必然會擴大，后者甚至可以超過前者。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無疑已大大下降。當然，封建租賦投入這種城市市場還會有一定的數量，加以還會有許多消費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總之，在城市市場，以至在整個國內市場上，封建租賦所形成的市場交易量，在封建社會前期和后期，是會各不相同的。它在整個市場交易中所占比重較大，市場促進生產和分解自然經濟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會中，由于各個時期的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商品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許多經濟現象總是交錯地存在，難以劃一。上述只是一種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相比較，已具有不同的生產基礎，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場結構），不同的流通規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結構），不同的社會作用。特別是商品經濟發達地區的形成，不但會為本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而且會通過與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擴大和深化社會分工，推動其他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生發展提供歷史前提。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正是通過這種不同層次的發展，即部分質的變化，逐步排除自然經濟的制約和痕跡，逐步趨向完善。

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表明，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以怎樣的廣度和深度相結合，會反映出自然經濟歷史地位變化的階段性，會反映出商品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也會反映出封建經濟的成熟和發展。生產對于任何社會經濟都具有基礎的作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變化，都是基于其生產基礎的具體變動而來，考察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及其歷史地位，考察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及其發展水平，首先應當對它們生產基礎的發展變化，作出正確的估量。不論在什么生產基礎上生產出來的商品，一經在市場上出現，都不會改變它作為商品的性質，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決不能因此而忽視對它們不同的生產基礎作具體的分析。否則，就容易夸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把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同等起來，把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與不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等同起來，從而模糊對自然經濟歷史地位的認識。這就不能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中，更好地貫徹辯證唯物主義的論。四

商品所以能適應生產力的不同水平，在各種經濟形態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產生的基礎是社會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分工的發展又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在封建社會中，社會生產力總是在不斷發展的。商品經濟既是封建經濟（包括領主制經濟和地主制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而封建經濟又可以容納小商品經濟有較高程度的發展，甚至可以容納以工場手為代表的商品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因之，在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領主制下，在統一的封建國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國家中，還會得到更多的發展。

廣大農民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就把市場機制引入千家萬戶的生產領域，擴大價值發生作用的范圍，推動他們改善工具，提高技術，較好地發揮人力、物力和土地資源的經濟效益，這對于發揮各個地區條件的優勢，擴大農業基礎，調整農業結構，增加社會積累，都會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不但農民商品經濟的個體比自然經濟的個體，具有較高的發展生產的活力和能量，也會使整個社會經濟含有市場機制，可以較靈活地較有效率地進行，從而有利于滿足消費，促進生產，加強地區間、民族間的經濟聯系，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于封建大國說來，也會為封建國家處理集中的與分散的經濟的矛盾，為征收賦稅、加強國民經濟管理，提供有利的條件。在封建社會中，只要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會有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會有社會生活水平的相對提高。總之，封建生產方式如果能允許商品經濟發展，就說明它還具有生命力，還沒有達到它的終點。這是判斷封建生產方式價值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封建社會中，對立統一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互相制約、互相排斥的。自然經濟天然地排斥社會分工，排斥商品經濟，從而限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不管自然經濟多么強大，商品經濟卻具有導向性，具有主導作用，它總是通過不斷分解自然經濟，引導社會經濟向前發展。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無庸贅述。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它們又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對立物相互補充的這種深刻的辯證關系，充分地體現在社會經濟過程之中。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既與商品經濟相聯系，又與自然經濟相聯系。他們總是通過二者的相互補充，使自己的生產得以完全。在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中，是商品交換對于自給性生產起補充作用；在交換型農戶中，是自給性生產對于商品性生產起補充作用。二者相互補充，就使小農家庭的再生產得以順利地運行，使小農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得以順利地實現。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既都是互相分離、互相獨立的，各自通過自身的循環持續自己的生產。但是，他們又是互相聯系，互相依存的，因為他們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供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又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購買他們的產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產單位，而更多的是消費單位。作為生產單位，它必須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就是作為消費單位，也必須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消費品。因此，在封建社會中，就必須以商品交換為紐帶，把農民、手工業者和地主家庭聯系起來，才能形成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使整個封建經濟成為一種一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

要使這種復雜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順利實現，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和各個生產部門之間就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在封建社會，社會生產的技術構成低，不論是進行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主要是靠投入勞動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產資料。而且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不經過交換無償地養活封建剝削者，因此，第二部類生活資料的生產必然要大于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而擴大再生產更需要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優先增長。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這種比例關系，主要是由農民的自然經濟來保證的。

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如前所述，是農民既要為自己的消費需要，又要為封建地主的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因而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擺在優先的地位，以安排好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的關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種植各種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災害時，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謂“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在糧食總供給不足與總需求發生矛盾時，農民就會去開墾荒地，開發山區，以至圍湖圍海造田，以解決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會中，糧食盡管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商品，卻又總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農作物。

農民的這種遵循自給自足目標運行的經濟活動，就會使全社會勞動力與土地這兩種最重要的資源的分配，首先保證了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保證了封建經濟順利運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關系。如果說，封建經濟因為有了商品經濟，可以更靈活地運轉，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為有了自然經濟，才能保證它順利進行，保證它可以穩定地發展。

自然經濟這種基于人類生存本能需要的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保證了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繁衍，保證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分工，從而促進了封建國家、和文化的發展。盡管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封建租賦之外，還可以生產出另外的剩余產品，擴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藝術發展的物質基礎，但是，從整個封建社會來看，強大的封建國家和繁榮的文化藝術，始終主要是建立在作為使用價值生產的封建租賦基礎之上的。

但是，自然經濟的這種基本歷史作用，又必須依靠商品經濟才能得以充分實現。在封建社會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獲取大量實物封建租賦之后，除了直接消費一部分之外，他們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賴于出售這種剩余產品。同時，他們又必須把大量的封建租賦，通過商業渠道轉化為商品，轉化為各級官吏，文人學士、仆役和軍隊的收入，并且進一步轉化為多種多樣的消費品和奢侈品，通過市場以實現社會總產品的最終分配，從而保證封建政治和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

總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補充。如果我們只強調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自然經濟，就是一種片面性；如果只強調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商品經濟，就會是另一種片面性。這都是不可取的。

[1] 《經濟史》1986年，第1期。

[2] 《資本論》第3卷，第896頁。

[3] 《資本論》第3卷，第886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3頁。

[5] 《列寧全集》第1卷，第77頁。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頁。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頁。

[8] 《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9] 《資本論》第2卷，第226頁。

[10] 《資本論》第3卷，第893頁。

[11] 《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2] 《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17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1頁。

[15] 《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64頁。

[17] 《資本論》第2卷，第43-44頁。

[18] 《資本論》第1卷，第644頁。

篇(3)

關鍵詞:奢侈品商品經濟概念定義

在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和奢侈品消費快速增長的時代,尤其是在經濟得到長期快速發展的中國,行將作為奢侈品消費大國而立名于世。奢侈品經濟在中國已日漸顯露頭角,受到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

雖然奢侈品的經濟體量相對于其它重要的基礎產業經濟,占整個社會經濟總量的比重較小,但奢侈品消費中存在的許多獨特現象和特征,對于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和作用。

奢侈品消費作為一種古老的社會經濟現象,早已存在于現實社會生活之中。而奢侈品經濟作為一種新起的產業部門,還處在產業發展的初始階段。目前,對于奢侈品概念、定義、范疇、類型、屬性等基礎性的學術理論研究,業界、學界尚缺少統一或系統的研究闡述,已成為研究現代奢侈品經濟的理論壁壘。

奢侈品的概念與定義

“奢侈”的概念,中外各類表意不一。“奢侈”一詞,最早源于拉丁文“Luxus”,原意指非凡超強的繁殖力或創造力,后移植于法文“luxe”,被蘊以充裕、富足、精細、精致之意。在西方表述中,“奢侈”大都具有優越、優雅、精致、精細的內涵;沃爾岡•拉茨勒在《奢侈帶來富足》中認為“奢侈是一種整體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會認為是奢華的生活方式,大多由產品或服務決定”;維爾納•桑巴特在其《奢侈與資本主義》中提出“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開支的花費”。而在中文中,“奢侈”的表述含義是“花費大量的錢財追求過分的享受”,其定義表達和哲學意境明顯要高于西方的含義釋解,從字面表意上看,它較為直觀地揭示出了這一概念內涵中,蘊含著財富和消費、物質和精神的兩種對立與統一關系,即通過對大量占有財富的物質化消耗,換取物質消費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某種超越的精神享受。

通常在對“奢侈”概念的理解中,許多人都將其與“奢華”、“奢靡”等同或混同起來,實則不然。雖然三者均含有“通過大量的財富消耗換取某種過分的享受訴求”之意,但究其本質,它們三者之間還是存在著內涵上的區別:“奢侈”主要是以追求物品或服務內在品質為重心的一種消費行為,其表現對象主要為某種特定的行為或物品;“奢華”卻主要是以追求裝飾或環境外在華麗來裝裱門面為重心的一種炫耀行為,其表現對象主要為外在的裝飾或環境;而“奢靡”主要是以通過過分地鋪張浪費來達到外界注目的享樂行為,其表現對象主要為某種特定的生活狀況或狀態(沃爾岡•拉茨勒稱之為生活方式)。三者相比,“奢侈”的境界和層次,明顯要比“奢華”和“奢靡”要高,奢侈的享受不僅需要大量的財富消耗,往往還需要更高的文化素養。或者說,只要財富充裕、富足,奢華、奢靡的生活享受,人人皆可為之;而“奢侈”未必然之,它除了應當具備相應富裕的財富外,消費者還需要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或精神品質。“奢侈”是人們自然追求物質與精神享受合一的一種富足、高品質的生活方式,這也應是“奢侈”真正的經濟學意義。

“奢侈品”(Luxury)的概念,是一個域外舶來名詞,同樣來源于拉丁文中的“Luxus”。關于“奢侈品”概念的定義,國內外學者作過各種不同的解釋,其中較為常見的定義如下:一是認為奢侈品是“在生產和使用過程中,超出必要程度的生產成本或使用費用的商品”。二是英文辭典中的詞義解釋,“可擁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其涵義中具有精神上獲取愉悅、使用中得到舒逸、價格上異常昂貴的特點。三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克里斯托弗•貝里在《奢侈的概念:概念及歷史的探究》中認為,“奢侈品是那些可以輕易并毫無痛苦地替代的物品”,其實質指可廉價替代或輕易放棄的非生活必需品。四是德國經濟學家維爾納•桑巴特在其《奢侈與資本主義》一書中,以“精制品”的概念將“奢侈品”從“量”與“質”的角度進行闡釋,認為奢侈品就是在產品的基本用途之外,通過對產品原材料的添加或外觀工藝的改良而進行再加工的產品。五是國際定義,認為奢侈品是“一種超出人們生存與發展需要范圍的,具有獨特、稀缺、珍奇等特點的消費品”,又稱為“非生活必需品”,這也是目前人們通常采用的一種定義。

以上各種奢侈品定義,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奢侈品概念的內涵,但其內涵都只是局限于奢侈品商品屬性的某個方面,這無形中擴大了奢侈品概念的外延。無論是“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可擁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原料添加或外觀改良的商品”,還是“非生活必需品”,其內涵均只是從生產和使用角度涉及了奢侈品的部分商品屬性。同時,根據概念定義中內涵與外延的反比關系,由于對奢侈品概念內涵的局限性,使得其外延得到了不必要的擴大。例如,“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的定義中,很難讓人區分一般低、中、高檔商品與奢侈品的界限,因為“生產成本”與“使用費用”原本就是商品價格的構成,這不僅僅是奢侈品的特性,而是所有商品的共性;再如,“原料添加或外觀改良的商品”的定義中,其實質內涵也同樣只是體現在商品價格的成本構成中;至于“可擁有而非必需的商品”、“非生活必需品”等定義,其內涵概括明顯過于籠統與抽象。

對此,本文在借鑒和吸納有關奢侈品概念內涵的基礎上,從奢侈品多屬性內涵的角度進行概括,以更為科學地明確奢侈品概念的定義;并從奢侈品的消費主體、消費客體和價值構成的角度,對奢侈品概念的內涵進行研究分析,從而明確奢侈品概念內涵的內容,即:為特定社會富有消費階層擁有和享受,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所獲取的精神附加價值要遠高于實用價值的珍貴稀缺商品或服務。

由此可知奢侈品固有的內涵:一是奢侈品的消費主體只能是社會中極少數的特定富有群體;二是奢侈品的消費客體只能是具有珍貴性、稀缺性的商品或服務;三是奢侈產品的價值構成主要由物品的實物價值(或可稱原始價值)和精神附加價值(或可稱引申價值)構成,并且消費主體在消費中獲取的精神附加價值,要遠遠高于奢侈物品本身的實物價值。

奢侈品的范疇與屬性

(一)奢侈品的本質屬性

哲學上的范疇是人的主觀思維對客觀事物普遍本質的概括和反映,正如商品、成本、利潤等屬于經濟學的范疇一樣,研究奢侈品范疇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在于客觀地概括或反映奢侈品概念內涵的普遍本質與屬性表現。從所有商品的實物生產和價值構成的對比研究中,清晰而明確地找到奢侈品區別于其它任何商品的普遍不同之處,那就是作為奢侈品的商品具有的本質屬性。

一是奢侈品有形實物價值的稀有珍貴性。有形實物的消耗是所有商品得以客觀存在的物質載體,這是所有商品在實物生產過程中的共性,但奢侈品在其實物生產中所消耗的基礎材料、加工流程、生產技術、人工成本等有形實物,必然具有明顯的稀有珍貴性。這可以從維爾納•桑巴特的“量”與“質”的概括中得以說明,即相對于其它商品,奢侈品在其實物產品形成中使用和消耗了更多或更好的有形實物,通常表現為奢侈品形成中所使用原材料的珍貴和制作工藝的精良。實物性奢侈品一般是指產品可以通過有形實物的外在表現形態而存在的奢侈品,簡而言之,就是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奢侈品,如豪宅、名車、游艇、珠寶、服裝等,一般傳統的奢侈品都屬于實物性奢侈品。服務性奢侈品一般是指產品通過無形服務的外在表現形態而存在的奢侈品,這類奢侈品沒有特定的實物形態,其價值往往通過消費者接受服務消費時所獲得的無形體驗和感受而實現,例如健身、社交、休閑、美容、旅游、美食、體驗等,相對于傳統的實物性奢侈品,服務性奢侈品應當是現代生活中一類新興的奢侈品。

(四)奢侈品本身所依附的實物價值載體

根據奢侈品本身所依附的實物價值載體的不同,可將奢侈品分為資本性奢侈品與資源性奢侈品。

資本性奢侈品一般是指通過對物品的擁有可以實現保值或帶來增值的奢侈產品,消費者擁有這類奢侈品的目的并非直接消費,而在于占有和收藏,如珠寶首飾、金銀玉器、古董字畫等;資本性奢侈品可以通過占有、收藏方式擁有,并可進行估值抵押融資。資源性奢侈品一般是指在生產中過分地占有人力、材料、土地等自然或社會資源并最終用于消費的奢侈品,這類奢侈品的最終效用明確在于消費而非增值,如豪宅、游艇、名車、時裝、腕表、箱包等。資源性奢侈品以使用、消費的方式擁有,一般很難實現保值性融資,同時它們相對于普通商品,在生產制作中會占用和消耗更多、更好的資源。

(五)使用和消費過程中的實物消耗方式

根據奢侈品在使用和消費過程中的實物消耗方式的不同,可將奢侈品分為一次性奢侈品與重復性奢侈品。

一次性奢侈品一般是指產品實物在使用和消費過程中一次性消耗并完成全部消費過程的奢侈品,如雪茄、名酒、美食、化妝品等,這類奢侈品只能經歷一次性消費,其產品實物形態隨消費而消耗及消亡。重復性奢侈品一般是指產品實物可以在使用和消費過程中多次循環使用的奢侈品,如服裝、皮具、鐘表、眼鏡等,這類奢侈品雖然多次重復地使用直至其實物形態的毀損滅失,但它一般也有特定的使用周期或期限。應該明確的是,這種分類方式從邏輯劃分角度而言,一次性奢侈品和重復性奢侈品只是屬于消耗性奢侈品的一級子概念,而與消耗性奢侈品相對的保值性奢侈品,可以將其理解為可無限次循環使用的重復性奢侈品。

在上述有關奢侈品的分類中,新興的服務性奢侈品是否已脫離了對奢侈品內在實物價值珍稀性的本質范疇或屬性范圍,應當值得關注。事實上,現代生活中出現和興起的康體、美容、健身、休閑以及太空旅游、極地觀光等服務性奢侈產品,消費者在體驗和享受中同樣會含有實物價值的體現,如專業器械、專業護理、精心服務、技術指導、優美環境等等,無不體現出服務性奢侈品中所含實物、資源價值的珍貴性與稀缺性。因此,服務性奢侈品同樣具有奢侈品在實物價值上的稀有珍貴性和在無形價值上的外在彰顯性兩大本質屬性。

奢侈品經濟與現代商品經濟

奢侈品是在一定經濟與社會發展條件下產生的一種特殊的商品類型,它是階級社會等級制度環境條件下的一種客觀必然而普遍存在的商品形態和社會現象。在現代市場商品經濟體系中,奢侈品與其他類別的商品或產業一樣,是現代商品經濟中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現代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由于行業尖端資本的聚合、私人物質財富的集中,以及人們對身份、地位、形象等外在彰顯的心理需求或對某種個性化生活品質的追求,這些經濟和社會條件的客觀存在,為現代奢侈品經濟的發展建立了穩固的市場供需關系,并且已成為現代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產生重要影響。

現代商品經濟是以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以參與各方互惠為條件、以勞動產品交換為目的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總稱,而奢侈品經濟之所以可以相對獨立地作為現代商品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由市場主導條件下的商品經濟產業或行業內部的專業化精細分工所決定的,同時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定商品營銷市場定位的必然要求。首先,奢侈品經濟是一種具有完全商品特征的特殊的消費商品或服務產業體系。由于市場需求的導向和產業分級的細化,以及客觀存在的商品與服務的不同檔次和消費層次的個性需要,使得奢侈品從普通商品序列中分化出來,以其“質優價高,滿足尖端消費群體的個性需求”的鮮明特色,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商品產業體系。其次,奢侈品經濟的運行體系具有區別于普通商品的獨特運行機制。奢侈品的生產制作、營銷宣傳、包裝運輸、售后服務、消費體驗等商品運動過程與生產流通環節,均較之普通商品具有更多、更高的質量要求,產品質量標準往往明顯優于行業或國家的相關質量標準,尤其在原料、工藝、技術和個等資源整合中,一般具有行業的珍稀性、獨創性、領先性等特點。再者,奢侈品經濟具有相對獨立的產業經濟系統屬性。奢侈品的生產、流通、交換和消費等經濟關系的調整與運行,可以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產業部門體系,并具有不同于其它普通商品調整與運行的經濟規律和產業要求。

奢侈品經濟是集奢侈產品的生產制作、加工流轉、營銷宣傳、消費文化等于一體的系統產業運行集成,作為現代商品經濟系統中相對獨立的產業經濟部門,其特有的生產與消費的周期性形成了獨立的產業循環運行機制。同時它所帶來的促進產業發展水平、創新商品制造工藝、創造社會財富和提供就業崗位、滿足個需求、提升人們生活品質等方面的效用,也是引導和推動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理論上而言,任何一個行業或品類的商品與服務,都有可能產生各自領域的奢侈商品。

在奢侈產品(含奢侈性商品和服務)的生產過程中,無論是從原料選擇還是制作工藝上,以及在同類產品生產所需各類資源的優化整合上,往往都代表著相應行業內的最高水平,同時在產品研發與創新投入上也要遠高于同行業水平,奢侈品生產中產品品質與工藝技術的更新更迭,使得一些適用的高新技術會梯度轉移推廣至其它同類產品的生產制造中,這必然有助于推動同類產品行業發展水平的改良升級。在奢侈產品的流通過程中,其在包裝、存儲、運輸、營銷等各流通環節上,較其它同類產品具有更高的品質和工藝要求,這些高標準、高水平、高質量的品質要求,無疑有助于促進奢侈品產業在社會經濟協作關系基礎上的專業化、精細化的分工發展,并形成系統的經濟運行機制。

在奢侈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奢侈產品的擁有和消費不同于其它普通的商品或服務,它能夠更多地帶動其它相關專業性強的社會服務和產品消費的需求,如奢侈服飾消費帶來的服裝保養、專業洗滌、品質維護等方面的服務需求;奢侈豪宅消費帶來家政和生活服務方面的服務需求……,這些產生于奢侈品消費過程的衍生性社會服務需求,將會延伸奢侈品經濟的產業鏈條和范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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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沃爾岡•拉茨勒,劉風譯.奢侈帶來富足[M].中信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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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全球經濟 世界經濟 國際經濟

一、全球經濟的逐本溯源

全球經濟，伴隨著全球化的出現而出現，具有方向與進程的雙重屬性。所謂全球經濟的方向屬性，意即立足于作為一種客觀歷史的發展規律、指引全球化方向的經濟局面的角度。所謂全球經濟的進程屬性，意即現階段的亟待進一步發展的全球經濟現狀。全球經濟不是一個終極概念，它是有生命且有著生命力的概念，還存在著提升的空間，還有著尚待解決的問題及種種的不確定性。

（一）前全球經濟時期的經濟發展及全球經濟的萌芽

追溯歷史，人們曾長期處于一種閉塞的生存模式之中，經濟形式單調，集群意識淡漠。直到原始社會后期，個別地區才出現了部落內部或族群之間偶然為之的商品交換。公元前3000年，早期的美索不達米亞開始了生產原料的進口。公元前5世紀，東西方貿易通道逐步開通。16世紀初期，新航路開辟，地理大發現，促進了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全球經濟正待萌芽。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以蒸汽機為標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社會經濟最終從工場手工業過渡到機器大工業，機器大工業的建立又反哺于生產力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商品經濟日益成熟，初顯環球同此涼熱。而這一時期的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發展，與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只可視其為全球經濟的萌芽。

（二）全球經濟的形成及其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步發展

全球經濟存乎于全球進程，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97年5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經濟全球化，是指跨國商品與服務貿易及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工業革命以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現代工業、交通運輸業迅速發展，世界市場加速擴大，世界各國間的貿易往來大大超過歷代水平。20世紀80-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現已發展成為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術發展為先導，涵蓋了生產、貿易、金融和投資各個領域，囊括了全球經濟以及與全球經濟相聯系的各個方面及全部過程。經濟全球化歷經了貿易自由化、金融國際化和生產要素跨國化三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其每一個階段都存在著全球經濟的對應形態，連貫起來，亦演繹出全球經濟的形成過程。

第一，貿易自由化與商品全球化發展階段。1948年1月1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正式生效，為戰后消除國際貿易障礙、解決國際貿易爭端從而推動國際貿易的自由化，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貨物貿易的發展，服務貿易增速顯著，全球貿易依存度不斷提升，貿易自由化程度加深，世界市場興起并日漸成熟。

第二，金融國際化與資本全球化發展階段。以電力為標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是全球經濟資本全球化過程的動力來源。隨著產業革命的興起，世界性的金融機構搭建起龐大細密的網絡，大量的金融業務跨越國界進行，跨國貸款、跨國證券發行和跨國并購體系均已形成。2與此同時，各國銀行資本的集中度也迅速提高，銀行業與工業中的壟斷資本相互滲透、結合，形成金融資本。全球經濟的要素――全球資本，逐步形成并穩步發展。

第三，經濟要素跨國化與生產全球化發展階段。以互聯網為標志的信息產業革命，縮小了世界各國之間的距離，各國科技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先進技術和研發能力大規模跨國界轉移，跨國界聯合研發廣泛存在，各國的技術標準越來越趨向一致，跨國公司、寡頭巨鱷通過壟斷技術標準的使用，控制了行業的發展，獲取了大量的超額利潤，另一方面也促動了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它不僅對生產超越國界提出了內在要求，也為全球化生產準備了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跨國公司獲得了大發展。原有垂直型為主的國際分工，逐漸向水平型乃至混合型國際分工轉變，組成了一個有機的全球生產體系。

對于全球經濟的形成過程，并無時間上嚴格的界限，僅僅是經濟在全球維度發展經由商品市場擴大、資本跨界、生產要素融合等先后出現的一個大致的時序，各個階段逐次出現并繼續發展而并無替代。換言之，當今全球經濟似已超越了三個階段，卻將三個階段漸次出現的特征一直延續下來，當然，還包括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各類問題的全球性蔓延，而這種蔓延卻在特定歷史條件之下使得某些早期出現的問題變得尤為突出，例如第二階段所涉及的資本、金融因素的全球化及其相關問題，在世紀之交接連不斷的金融風暴席卷之下已然成為當代全球經濟的焦點。

二、全球經濟的概念界定

全球經濟，學界迄今尚無確切定義，由于諸如國際經濟、世界經濟等類似概念的存在，而使得在其概念界定方面一直存在著一定的模糊性。

（一）國際經濟與世界經濟

就立足點而言，國際經濟與世界經濟這兩個概念的內涵本身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不同。國際經濟，是指開放經濟條件下，為了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和全球利益均衡化，在世界范圍內對稀缺資源進行最優分配，以及在此過程中發生的國家之間商品貿易、金融投資及其他生產要素流動等各種經濟活動與經濟關系的總和。換言之，國際經濟意即經濟活動超出一國界限，擴展至雙邊抑或多邊，但視野所及是局部性的。而世界經濟，是指在社會發展一定階段上形成的處于復雜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中的各國經濟的總和，其視野所及則是全局性的。

就出發點而言，國際經濟與世界經濟這兩個概念又顯示出了共同性。無論是強調經濟發展國際化延展理念的國際經濟，還是強調各國經濟活動總和的世界經濟，都是從民族經濟體的國家利益最大化出發。換言之，相對而言，無論是帶有整體意義的世界經濟還是帶有部分意義的國際經濟，在研究視野上皆存在著局限，而這種局限的克服需要更高的研究視野和境界，引入全球經濟概念，從某種意義上看，成為一種必然。

（二）區別于國際經濟的全球經濟

國際經濟與全球經濟無論就內涵抑或外延均有著一定的相似度，但區別仍然是顯而易見的。

國際經濟（Inter-national Economy），也稱國家間經濟，相對于民族國家經濟（National Economy）而言，由于其研究的領域、標的范疇指向性強，特征明確，因此其概念也相對明晰。與民族國家經濟形態相類似的，國際經濟的主要活動包括生產、分配、貿易、投資、服務等多種形式，需要應對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經濟增長等相關的各種問題。但與民族國家經濟不同在于，國際經濟活動的范圍由國家層面提升到了國際層面，對于相關經濟問題的應對是對于民族國家經濟的進一步引申和擴展，經濟運行的范圍更廣闊，由于每個不同的國家之間存在著經濟體系的差異，因此國際經濟交流更為復雜。

國際經濟雖以國家間的經濟形態而得名，但民族國家仍居主導，其與民族國家經濟形態下所維護的主體利益并沒有本質的不同。而這一點，恰恰展現了全球經濟與國際經濟的區別。換言之，全球經濟時代，即便可能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民族國家仍然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但立場和出發點已然與國際經濟產生了分歧。借用西方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理性人”假設，如果說民族國家經濟和國際經濟好比是一個理性個體，那么，他們從事任何活動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利己”，即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全球經濟的目的具有明顯的“利他”色彩，雖也是在追求凈收益最大化，但出發點卻不再囿于個體，而上升到了整體利益的高度。

言及經濟，無外乎治理。無論是國際經濟還是全球經濟，概莫如是，但就治理的難度及效度而言，則大相徑庭。“脫離社會背景的全球市場是難以調控的，即使在調控者有效合作和他們利益完全一致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全球經濟需要構建能夠應對全球市場復雜狀況的既有效又統一的超國家公共政策模型，但理想狀態下，民族國家的第一主體地位如若被顛覆，進而這種構建的可能性極小，那么以此模型展開治理就更無從談起了。相比之下，民族國家仍為主體且其國內政策權威不容顛覆的國際經濟面臨治理問題時便從容許多。

國際經濟帶有一種“國際化”的傾向，而全球經濟則帶有一種“星球化”的傾向。國際經濟，強調交易的增長和國家間的經濟聯系進一步擴大。在更大規模（跨越國界）的范圍內的商品、貿易、投資、服務、經濟觀念等的流動。且流動的數量、范圍和頻率上，一個地區更多地影響到另一地區，民族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日益加深。而全球經濟的“星球化”傾向則是在地球這個整體的層面上展露經濟關系。

國際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是國際公司（International Firm），而全球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是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國際公司，是一個相對松散的企業集團，各子公司或部門保留著較高的獨立性，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動機就是為本國的民族國家經濟謀利并以本國國內的經濟政策為基本約束。與之不同，跨國公司，是指由分設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實體組成的企業，而不論這些立體的法律形式和活動范圍如何；這種企業的業務是通過一個或多個活動中心，根據一定的決策體制經營的，可以具有一貫的政策和共同的戰略；企業的各個實體由于所有權或別的因素相聯系，其中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實體能對其他實體的活動施加重要影響，尤其可以與其他實體分享知識、資源以及分擔責任。 它是真正的無固定地點的資本，沒有具體的民族國家身份，實行超國家的管理。貿易方面，純粹地“逐利”（哪里成本最低回報最高便落戶于哪里）；金融方面，通過發達的現代通訊方式，完全由世界市場的力量來支配，不必聽命于國家的貨幣政策；生產方面，在全球范圍內采購原料，進行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要素流通順暢；運作方面，通過高透明度的全球經營為全球市場服務，致力于建立和諧的全球市場秩序。簡言之，跨國公司不再像國際公司那樣，受到具體民族國家政策的干擾，甚至不再受限。國際公司與跨國公司的區別也印證了以之為主要參與者的國際經濟與全球經濟在參與者權限方面的分歧。

（三）區別于世界經濟的全球經濟

在經濟全球化相關的各類著述中，世界經濟與全球經濟均系高頻詞匯，但卻普遍存在著通用、混用的情況，很多學者甚至完全無視二者區別，這樣的做法不免偏頗。雖然世界經濟與全球經濟在立場、主體、問題及趨勢方面具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處，但差異仍不容忽視。

《經濟大辭典》給世界經濟所下的定義是：“在社會發展一定階段上形成的處于復雜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中的各國經濟的總和。” 對此，可作下解釋：第一，世界經濟是由各國市場經濟基礎上構成的復合型的全球市場經濟運行體系。第二，世界經濟是在國家干預下的人們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全過程，是由各國在生產過程的外部聯系所構成的“二次再生產過程”。第三，世界經濟是由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與國家集團組成的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共同運作的有機整體。下面要做的，就是通過將世界經濟與全球經濟進行比較分析，使全球經濟的概念在前述比較所得結論基礎之上更加清晰、完整。首先，可以從世界經濟的三層次內涵入手，逐點對世界經濟與全球經濟作以比較。第一，與世界經濟相類似，全球經濟亦為一種復合型全球市場經濟運行體系，而這種“復合”的意義卻與世界經濟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說“世界經濟是一般社會經濟的類別之一”， 那么全球經濟則應該是一般社會經濟的最高類別。全球化發展至今，全球經濟的涵蓋力和調控力的應運而生、應運而長有目共睹。經濟學界對世界經濟理論的突破與質疑似可從側面予以印證，從僅僅立足于本國利益而展開對外貿易的“H-O定理”，到質疑 “里昂惕夫之謎”而主張將勞動生產率、人力資本、自然資源、貿易壁壘干擾及消費偏向等“局外”因素納入到貿易體系當中，再到“離岸外移理論”提出欲明辨經濟全局需要微、中、宏觀多維思考的觀念。世界經濟的宏觀視野日漸突出，但較之全球經濟仍相去甚遠，分析視角的局限導致世界范圍經濟全局關乎效率、公平的問題仍難于解決。第二，與世界經濟不同，全球經濟不再是民族國家經濟外部聯系的“二次再生產”，而是一個獨立的生產、再生產體系。全球經濟所關注的，是多維經濟領域內全人類的整體利益，而不再是單純地將局部經濟的個體效能予以簡單疊加。第三，雖然在當下以及未來相當長的時期之內，全球經濟的行為主體仍然不能夠將民族國家排除在外，但是，與世界經濟比較起來，全球經濟活動將以可以統攬全局的跨國公司、全球性經濟組織為主體，而這種獨立主體的立場更為中立，境界更高。

從時間上來看，世界經濟形成于19世紀60-70年代，當此之時，全球經濟僅僅是萌芽，全球經濟理念于20世紀80-90年代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而生的，相對于世界經濟而言推遲了一個多世紀。在經濟領域，這百余年的時間里發生了什么？為什么全球經濟呱呱墜地之時世界經濟已年過期頤呢？首先，二者的產生均借力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但19世紀60-70年代與20世紀80-90年代的生產力水平當然是相去甚遠的。眾所周知，科學技術水平可以作為衡量生產力水平的標識。世界經濟的最終形成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之下，社會生產力飛速發展，國際分工不斷深化，商品交換的范圍日益擴大，統一的世界市場出現，交換開始了國際化的歷程，經濟生活中的資本、貨幣等領域也逐步開始走上了國際化的道路。全球經濟的形成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之下，生產力又有了一次更大的飛躍，這次飛躍所帶來的是全球化，在規模、深度、廣度、影響力上都遠遠超過前兩次科技革命。在其推動之下，生產力水平遠勝從前，全球貿易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形成覆蓋全球的貿易及要素流通網絡，高起點平臺的搭建為全球經濟的形成鋪平了道路。

通過同國際經濟、世界經濟的比較分析不難發現，在全球經濟萌芽及至形成的漫長歷程中，全球經濟的內涵在不斷地充盈完善。所謂全球經濟，即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為追求人類共同利益最大化、滿足人類社會整體性需求、優化配置世界市場要素資源，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全球性經濟主體按照一定的經濟規律相互依賴、相互作用，在全球范圍內所展開的生產、貿易、金融等經濟活動及其過程中所產生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及全部經濟關系的總和。

三、全球經濟的特征

全球經濟并非各個民族國家國內經濟的外部延展，亦非國際經濟或世界經濟的簡單加合，而是一種經濟范式的重構，是一種不同于以往的嶄新的獨立經濟體系，包含著微觀、中觀、宏觀經濟領域的全部范疇，具備其獨有的特質，也對整個世界的前行發揮著基礎性的多重效能。

（一）規范的市場性

全球經濟既是一個經濟范疇，亦為一個歷史范疇。它以市場經濟模式為基礎，在全球范圍內遵循市場經濟規制，并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而逐步發展。其一，貿易自由化。在全球經濟中，“無形指揮棒”指揮之下的全球貿易主體在自愿的基礎上，共同達成各種協議，發生各種經濟聯系。其二，機制市場化。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內，商品價格、利率等重要的經濟參數更多地依賴于世界市場的供求自由調節，而不是政府的硬性介入甚或是支配。經濟聯系越發緊密，經濟參數相互作用越來越強。其三，管理法制化。市場運行由經濟規律指導，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之內仍需要法律予以保障。法律具有公平性、公正性、公開性的特質，在全球經濟領域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誠然，規范的市場性作為商品經濟的特征無謂新生，但其作為全球經濟的重要特征卻是不容忽略的，另則，更高層次的規范性和市場性也是以往經濟形態所不具備的。

（二）多維的復合性

全球經濟，是民族國家經濟、國家間經濟、跨國家經濟及超國家經濟等多元復合的有機體系。不僅如此，全球經濟已然具備微觀、中觀、宏觀各個不同層次的多維經濟視野，亦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全球局勢下多元主體的干預。這種干預，不僅體現在各種類型的國際經濟組織、跨國集團以其各自的方式影響著全球經濟的運行，還體現在目前尚處于并將長期處于主導性地位的民族國家對于全球經濟所起到的作用也悄然發生著變化，其中，新興國家對于全球經濟的影響尤為突出。

（三）高度的整體性

全球經濟之所以可以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而存在，主要在于其高度的整體性，這種整體性首先體現于商品。全球經濟是較世界經濟視野更寬泛、層次更復雜、境界更高曠的商品經濟，表現在全球經濟所涉及的全部經濟范疇、經濟活動和經濟規律都積淀于商品經濟。全球范圍內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基本程序都滲透著商品經濟的特性。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無非是從商品貿易范圍不斷擴大，到資本全球流通牽一發而動全身引發“蝴蝶效應”，再到生產要素全球高度融合，而這也正是全球經濟特征逐步凸顯的過程。

綜上所述，全球經濟，內涵豐富，是一個兼具經濟學和政治學意義的概念；具備微觀、中觀、宏觀的多維視野；既是一種經濟范疇，又是飽含生命力的經濟全球化的實時載體。不僅如此，它還是一種表征，表征著未來全球經濟的態勢和走向，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嶄新的維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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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戴維?赫爾德 安東尼?麥克格魯.治理全球化――權力、權威與全球治理[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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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監仔管理與搞活的關系

“活”是指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和市場交易活動在政策、法規允許的范圍內正常進行，達到市場縈榮活躍，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亂”是破壞了國家政策、法規，制造和販賣偽劣商品，投機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販私，造成了生產經營運行的紊亂。有亂就要管，管就是治亂。搞活與治亂兩者雖然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是辯證的統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與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發展有計劃商品經濟方針相悖。沒有整個市場的繁榮和活躍，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就發展不起來，最終會導致經濟活動的停滯不前，阻礙社會進步與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規范參與商品經濟活動的行動主體—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導致經濟活動的混亂無序。經濟越繁榮活躍，社會化大生產程度越高，越需要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越離不開監督管理，這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為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既有促進經濟搞活的任務，又有監督管理的責任，使經濟搞活與監督管理互相結合，相互促進，在搞活中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又通過維護秩序，搞活經濟。

長期以來，工商管理工作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活”、“亂”界線分不清，在管理與搞活的關系上，考慮行政干預、監督管理多，研究疏導服務、促進搞活少，不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新形勢。1984年以來，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指引下明確了必須把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衡量各項工作好壞最主要的標準，把有利于改革、開放、搞活、管好作為工商行政各項管理工作的出發點，把宣傳、教育、疏導、服務融化在監督管理之中，從而使我們的工作服從和服務于黨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企業登記方面，我們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放寬了政策，允許企業擴大經營范圍;允許在國家政策范圍內一業為主兼營他業;允許工業系統門市部兼營省內外同行業自銷產品;允許個別企業使用兩個牌子;縮小特種行業的管理范圍;簡化申請審批手續，一般登記不超過半個月.在市場管理方面，我們支持鼓勵販運，撤銷農副產品檢查關卡，對計劃產品在完成國家計劃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允許邊出售、邊上市、邊販運。對計劃外產品，稱重價值規律，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允許多渠道經營，搞活商品流通.在市場建設上按照“政府決策，統一規劃，多方興建，工商統一管理”的辦法，走多渠道籌集資金、多元化建設市場的路子，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城鄉市場建設。由于我們較好地處理監督管理與開放搞活的關系，使我省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沿著既搞活又治亂的目標邁進。

二、監，管理與鼓勵競爭的關系

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然就會有競爭.因此，在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運行中，必須創造有效競爭的環境，以便企業在市場上直接接受廣大消費者的評判和檢驗，實現優勝劣汰，促進企業不斷改進技術設備和經營管理水平，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開拓進取，爭取打入國際市場，不僅在國內，而且要在國際竟爭中獲得勝利，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為國家創造更多的外匯。

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競爭也會出現一些消極現象和違法行為。如套購國家計劃商品，倒賣重要生產資料，走私販私，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等。為了維護正常的競爭，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反對不正常競爭，打擊違法行為，使所有的商品生產經營者都能奉公守法，通過誠實勞動開展社會主義競爭。在工作中，我們從福建的實際情況出發，重點打擊走私卷煙、家電，倒賣黃金和進口汽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違法活動，認真處理商標侵權、虛假廣告案件。這些監督管理工作創造了有利于商品生產經營者開展有效競爭的外部環境，推動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有序運行和健康發展。

三、監督管理與搞好服務的關系

工商行政管理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要為經濟基礎服務，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服務。它不僅要監督管理，而且要通過搞好服務來正確引導和影響工商企業經營人員，促進有計劃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此，必須堅持管理與服務相結合的原則，把加強管理與搞好服務結合起來。基于這種認識，我們改變了以往管理就是行政干預的觀念，把管理工作看成包括宣傳教育、疏導服務、經濟監督、促進發展、增強活力這樣一個綜合的、完整的、系統的過程。實行“疏導—服務—搞活”的管理方式，糾正單純“管理—查扣—處罰”的管理方法，實現“活—管—活”的目標，通過工商行政管理，把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納入國家政策的軌道上健康發展。幾年來，我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認真做好為企業服務的工作。例如:協助工商企業經營人員搞好市場調查、預測和引導他們堅持社會主義經營方向，改善經營管理，以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又如:在幫助國營大中型企業發展的前提下，正確支持城鄉集體、個體工商業戶發展，鼓勵他們為發展生產和流通、溝通城鄉物資交流、活躍城鄉市場而開展正當經營。再如:增加市場服務設施，為商品交換提供方便等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工商行政管理要提供的服務范圍更廣，項目更多，服務職能必須進一步加強。當前，為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我們做了如下幾項服務工作:

首先，轉變作風，增強服務意識，深入到國營重點和地方骨干企業調查研究，現場辦公，為企業排憂解難。

其次，支持企業轉換經營機制，轉產適銷對路產品或拓寬經營渠道，增強企業活力.[

第三，運用經濟合同管理職能為企業服務，為企業清理“三角債”。去年全省工商行政管理機構共辦理以拖欠合同款為主的經濟案件12.5萬件，企業追回拖欠款1.32億元.第四，認真抓好本系統的治理“三亂”工作，在全系統范圍內清理了各項收費項目和收費標準，糾正了6項未經批準或超標準的收費項目，撤銷了未經批準設立的檢查站卡15個。

四、監，管理與正確引導的關系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之間、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之間、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之間.，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著矛盾。一方面，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生產經營者所從事的商品經濟活動受著國家方針、政策、計劃、法規的制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必須對經濟主體所從事的商品經濟活動進行監督管理，使商品生產經營者服從國家計劃、方針、政策、法規，而不能把眼前的、局部的、集體的、個人的利益置于長遠的、整體的、國家的利益之上。另一方面，商品生產經營者是獨立的經濟實體，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利益。為了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有時也不顧國家計劃、政策、法規。

篇(6)

指以盈利為目的，運用各種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和企業家才能等），向市場提供商品或服務，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獨立核算的法人或其他社會經濟組織。

在商品經濟范疇內，作為組織單元的多種模式之一，按照一定的組織規律，有機構成的經濟實體，一般以營利為目的，以實現投資人、客戶、員工、社會大眾的利益最大化為使命，通過提品或服務換取收入。

企業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各種企業并存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企業存在三類基本組織形式：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和公司，公司制企業是現代企業中最主要的最典型的組織形式。

（來源：文章屋網 ）

篇(7)

一對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的再認識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1]爭論由此產生。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對“生產方式”的解釋：一是“生產關系說”，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說”，三是“生產的技術方式說”。對此，許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兩種意見來認識“生產方式”，那么，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規定就存在著邏輯上的毛病，而馬克思是通曉邏輯的。如果按第三種意見來理解“生產方式”，那么，《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就是生產的技術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樣一來，上述規定雖然不存在邏輯上的問題，但它卻同馬克思的下述論斷發生了矛盾。馬克思講：“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財富的特殊社會形式，或者不如說是財富生產的特殊社會形式。”[2]生產的技術方式是一個生產力的范疇，不屬于生產的社會形態，因而不能列入《資本論》的研究對象。

最近，吳易風教授在他的《論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一文中，提出了“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吳教授認為這一原理是“理解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的關鍵”。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即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傭勞動和資本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3]。吳教授將人們所熟知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原理拓展為“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的確深化了我們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認識。并且，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解釋為“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一步解釋，即“即”與“也就是”后面的內容，仍然使人感覺到它與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的規定之間有或多或少的聯系。“資本主義條件下”是否可理解為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為勞動力與生產資料以生產資本的形式相結合，從而資本家雇傭勞動者呢？如果這樣，那么，生產方式等于生產關系。如果這樣，這豈不是也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狹窄化了嗎？

因此，問題的關鍵仍然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不是“生產方式”作何理解。

我們認為，盡管馬克思在整個《資本論》中，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范疇，是從多種含義上使用的。但是，從《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角度使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范疇，其含義是確定的，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過程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或者說，社會生產的存在和發展采取資本經濟的方式。因此，《資本論》所研究的是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51章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一含義作了明確的論述。馬克思講：“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卻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獨特歷史規定性的生產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產方式一樣，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定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而這個條件又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并且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現成基礎；同這種獨特的、歷史規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即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中所處的各種關系，——具有獨特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4]。這個居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中間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指的是什么呢？緊接著，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開始就有兩個特征。”[5]“第一。它生產的產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產方式相區別的，不在于生產商品，而在于，成為商品是它的產品的占統治地位的、決定的性質。”[6]“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個特征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7]很顯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過程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就是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不僅如此，馬克思在論述資本經濟方式與生產力的關系時指出：“這種為了價值和剩余價值而進行的生產，像較為詳細的說明所已經指出的那樣，包含著一種不斷發生作用的趨勢，要把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也就是把商品的價值，縮減到當時的社會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將成本價格縮減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勞動社會生產力的最有力的杠桿”[8]，在論述資本經濟方式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關系時，馬克思指出，在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條件下（即在生產資料與勞動者分離、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的條件下），資本經濟會把這種所有制再生產出來，并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由這種所有制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馬克思講：“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生產條件的這種一定的社會形式為前提，那末，它會不斷地把這種形式再生產出來。它不僅生產出物質的產品，而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產品在其中生產出來的那種生產關系，因而也不斷地再生產出相應的分配關系。”[9]很顯然，我們決不能認為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及由其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得以運動和實現的物質載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之間只能是一種“相適應”的關系。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者更明確地說，對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作進一步的考察。

馬克思講，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是每一種資本作為資本所共有的規定，或者說是使任何一定量的價值成為資本的那種規定[10]。這是抓住了與所有其他財富形式或（社會）生產發展方式相區別的資本的特征的一種抽象[11]。這就是說，首先，資本是一定量的價值，它以商品經濟的存在為前提，在理論上，價值概念先于資本概念[12]，在歷史上，“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13]。因此，資本具有歷史性。“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14]

其次，價值并不必然就是資本，只有當商品流通同時成為以增大自身為目的的價值流通時，才會有資本的存在。歷史地看，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兩種資本形式。“不僅商業，而且商業資本也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得早，實際上它是資本在歷史上更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5]

第三，資本的存在并不必然使資本支配社會生產。要使資本支配社會生產，從而成為社會生產的具有歷史規定性的獨特生產方式，還必須具備一系列條件，其中關鍵性的因素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二者的分離反映了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對生產者與勞動者分離的客觀要求，即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或其人成為生產者，勞動力的所有者成為勞動者。能使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分離的所有制不僅僅是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生產資料的聯合勞動者所有也能使、也必須使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分離，從而使聯合勞動者成為生產者，勞動者個人成為直接勞動者。在二者分離的前提下，要實現他們的結合以生產物質產品，勞動者的勞動力既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比如計劃配置下的勞動力）。在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勞動力只能采取商品的形式。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是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充分條件，但絕不是充要條件。在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情況下，生產者要進行生產，只有到市場上去購買勞動力并將其并入生產過程才有可能實現，“G-A發展到什么程度，G-Pm也發展到什么程度”[16]。從而，資本也在什么程度上支配社會生產，以價值增殖為目的的社會生產在什么樣的程度上取代以直接或間接滿足自身需要為目的的社會生產。因此，勞動力成為商品是產業資本產生、從而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產生的前提條件。

第四，資本是一種財富的存在形式或一種（社會）生產的發展方式。歷史上出現過的物質財富的存在形式，有自然形式、商品和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7]與財富的存在形式相適應，人類社會經歷了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資本經濟等社會生產的不同發展方式。自然經濟以滿足生產者自身的需要為社會生產的目的，商品經濟以交換、從而交換價值為社會生產的目的，資本經濟則以價值的不斷增殖為社會生產的目的。資本經濟以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但是，它的以追求價值增殖為目的的運動會加速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使商品經濟成為資本經濟的外在表現，使資本經濟成為商品經濟的內在靈魂和本質。資本生產方式的趨勢是：“盡可能使一切生產轉化為商品生產；它實現這種趨勢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產卷入它的流通過程；而發達的商品生產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8]

第五，資本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但它并不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資本不是物”。它作為社會生產的一種發展方式，的確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但是，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同，進而資本的所有制不同，資本所體現的經濟關系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資本只追求在價值的運動中增殖，并不要求價值為什么會增殖，或價值增殖的源泉是什么。要探尋價值增殖的源泉，必然涉及到與此有關的社會經濟關系。在任何社會，價值增殖的源泉只能是勞動者的剩余勞動，但是，不同的剩余勞動的生產和占有關系卻能夠使資本體現不同的經濟關系。很顯然，資本究竟體現哪一種經濟關系，這取決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有制決定了雇傭工人生產、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生產資料的聯合勞動者所有決定了勞動者個人生產、聯合勞動者整體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

最后，長期以來，理論界一直將資本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同資本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完全視做同一的東西，這在認識上還有其他根源。當生產資料普遍地以資本的形式存在，并且歸于它的私人所有者資本家，由此，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種歷史的存在形式。資本的所有者天然不是資本家，但資本家天然是資本的所有者。正是由于資本家天然是資本的所有者，人們在觀念上自然也就會把資本的所有者等同于資本家，從而將資本等同于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進而將資本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等同于資本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即雇傭工人生產，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

二對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初步分析

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從17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古典革命”，使資產階級有了第一個系統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即古典經濟學。其代表人物是英國的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法國的魁奈及布阿吉爾貝爾等。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具有這樣一種特征：他們把經濟制度下階級關系的研究同既定制度下的資源配置過程，諸經濟變量之間的作用機制的研究加以結合，把經濟制度本質的分析與既定制度下經濟運行過程數量的分析結合起來[19]。亞當·斯密在其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一方面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部聯系，發現了工資和利潤、利潤和地租的對立，論述了資本主義財富增長的原因、條件、途徑；另一方面也初步闡述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機制和規律，提出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李嘉圖進一步發展了斯密的這種研究。但是，薩伊、馬爾薩斯、詹姆斯·穆勒、麥克庫勒赫等人則在“通俗化”的形式下，將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制度本身的分析與對既定制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量的分析割裂開來，把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量的研究。最具代表意義的是約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這本教科書，在該書中，穆勒一方面盡量維護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另一方面主張國家調節收入分配，改善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思稱之為“沒有生氣的混合主義”。

19世紀70年代以后，以門格爾、杰文斯、瓦爾拉、帕累托、馬歇爾等人為代表的邊際學派，完全拋棄了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身及其運行機制的古典經濟學傳統，使經濟學成了一門以論證市場機制能夠使資源有效率配置為中心的知識體系。他們從消費者行為出發來研究價值問題，認為價值決定于個人的心理過程。在此基礎上，他們用數理方法建立了關于消費者在謀取最大效用，生產者追求最大利潤的刺激下如何通過市場機制實現一國生產資源有效配置的理論。他們相信市場力量能有效地調節經濟活動，從而在生產和消費之間建立起均衡的力量。其中的杰出代表是1890年出版的馬歇爾所著的《經濟學原理》。

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地將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規定為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是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他在1932年發表的題為《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文中說：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羅賓斯的這一定義既代表了自邊際革命以來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對經濟研究對象的認識，也符合當時西方經濟學對經濟問題研究的實際。羅賓斯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這一規定發表以來，先后遭到了許多經濟學家的批判。但是，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在其所著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基本上接受了這一規定。比如說，最近出版的薩繆爾森所著的《經濟學》（第14版）和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經濟學》都延襲了羅賓斯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規定。

薩繆爾森講：“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使用稀缺資源來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把它們在不同人之間進行分配。”[20]斯蒂格利茨說：“經濟學研究的是：我們社會中的個人、廠商、政府和其他組織是如何進行選擇的，這些選擇又怎樣決定社會資源如何被利用。稀缺是經濟學的一個顯著的現象：因為資源稀缺所以選擇是必要的。”[21]盡管二人在遣詞造句方面各有自己的特點，但是，我們仍然不難發現他們二人在經濟學研究對象認識上的共同性。這種共同性包含兩層基本的含義：第一，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或者說是社會用稀缺資源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為誰生產的問題。第二，社會如何配置稀缺資源，或者說社會用什么樣的技術方式和社會制度（體制、運行機制）來配置稀缺資源，以解決這個社會經濟的基本問題。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或者說體制）對這個基本問題的解決，其方式不同，效率也不一樣。“不同的社會面臨著通過各種可供選擇的經濟制度而發生變化的需求，同時，經濟學研究一個社會可以用于配置稀缺資源的不同機制。”[22]

如果我們把資源配置問題看做是社會生產問題，那么資源配置方式問題就是一個社會組織生產的方式問題。因此，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可以進一步引申為：它研究一個社會組織生產的方式和方法。薩繆爾森等人面對的是資本主義經濟，而資本主義經濟天生就是市場經濟，資源配置問題主要靠市場經濟這種體制方式來解決。因此，他們將研究的側重點放在市場經濟的研究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盡管薩繆爾森列舉了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等可供選擇的資源配置的體制方式，但它要論述和證明的卻是市場機制對于資源的有效率配置。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所做的事情。實際上，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不管是宏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不外乎在于論證市場經濟是如何配置資源、發展社會生產的。當然，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和其他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樣，只是在市場經濟、在經濟體制層面上研究資源配置方式、社會生產方式，并沒有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從制度層面上探討資本主義的資源配置問題。他們把資本主義所有制當做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論。許多同志探討了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據此而認為，西方經濟學把生產方式逐出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實際上，西方經濟學時時處處都囿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

三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問題上的共同之處和對立性

我國學者在比較、分析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時，一般都揭示二者的對立性，很少分析二者的共同性。其實，只有在弄清二者共同性的基礎上，才能說明他們的對立性。馬克思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西方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配置稀缺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表面看來，二者毫無共同之處。前面的分析告訴我們，馬克思所講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社會生產在價值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或者說就是資本經濟方式，或者說社會生產的市場經濟方式。

那么，資本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我們知道，資本經濟是社會財富存在和發展的一種方式，它以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以價值的不斷自行增殖為目的。它的存在和發展，它追求價值增殖的運動又會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技術市場等市場體系的形成。市場經濟就是“借助于市場交換關系、依靠供求、競爭、價格機制、組織社會經濟運行，調節社會資源配置和人的利益的經濟，簡言之，在市場調節下運行的經濟。”[23]“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調節方式，這種經濟運行形式通常叫做市場經濟。”[24]“市場經濟是一種私人和私有企業制定關于生產和消費的主要決策的經濟。價格、市場、盈利和虧損、刺激和獎勵的一套制度解決了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25]“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資源私有，經濟決策高度分散。……，這個制度是通過內在聯系的市場網絡和價格協調的。”[26]“今天，市場的概念包括如何進行交易的場合，盡管這些交易未必完全符合村鎮市場。……，所有這些交易過程都包括在市場經濟這個概念里。”[27]由此可見，一方面，資本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資本經濟；另一方面，資本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內在實質和靈魂，市場經濟是資本經濟的外在表現。因此，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處就在于此。

可見，無論是馬克思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更確切地講，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他們都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都研究資本經濟，都把資本經濟看做是人類社會生產存在和發展的一種方式。換言之，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因其生產目的有別而可區分為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資本經濟、計劃經濟（或者叫做別的什么經濟）等，資本經濟只是其中的一種。在這里，之所以列出了資本經濟，而不講市場經濟，是因為資本經濟在生產目的上有別于其他生產方式，而市場經濟并不能表明其生產方式的目的何在。衛興華教授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的差別性所引出的理論思考》一文中指出：至于說商品經濟是相對于自然經濟而言的，市場經濟是相對于計劃經濟而言的，表面上看很對稱，很清晰，但經不起推敲。試問：市場經濟難道不與自然經濟相對立嗎？難道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互不相關的兩回事嗎？如果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對立，商品經濟為什么就不與計劃經濟相對立呢？衛教授是對的。因為，盡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等范疇都是對社會生產方式的理論概括，但這種概括的理論層面是不一樣的。要使我們對不同生產方式的劃分清楚明確，必須堅持標準的同一性，而最常用的標準就是社會生產的目的。馬克思就是這樣做的。

但是，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問題上依然存在著嚴格的對立性，具體地講：

第一，馬克思經濟學不僅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且研究與此相適應的生產資料資本家所有制，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在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暫時性的同時，揭示了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的歷史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對抗性。西方經濟學并不研究資本主義私有制，相反卻把它作為研究市場經濟的既定前提。他們雖然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源配置的一種體制方式，但卻試圖證明它是配置資源的一種最有效率的方式。由于他們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同市場經濟看做是不可分的，因而，試圖證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永恒性，調和資本主義私有制所產生的各種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