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翻譯美學研究綜述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文心雕龍》；研究評述；個案分析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7）01-0136-03

作為一部傳統的文學理論名著，《文心雕龍》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頗為引人關注。近年來，《文心雕龍》研究蔚為大觀，最終成為一門顯學，號稱“龍學”[1]。對于近年這些“龍學”的研究成果，既有總結的必要，又有歸納的需求。因此，本文擬以2001年作為研究的起點，對學術界至今的重要成就進行如下的C述。并以期達到對這特定時間段內，特定研究對象的研究經歷與研究結果進行宏觀層面的總結與歸納。

一、研究焦點的轉化

隨著“龍學”的出現，有關《文心雕龍》的研究焦點在2001年后出現了轉化的趨勢。而且，這種研究焦點的轉化趨勢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確證：

首先，原著與研究者之間的轉化。眾所周知，《文心雕龍》由于其蘊含豐富的理論內涵而受到了諸多研究者的關注。無論是對于文學的創作而言，還是對于文學作品的鑒賞而言，其作者劉勰都有精辟的論述。因此，對其相關的研究，一般都是以對《文心雕龍》的文本為對象的理論探索。但隨著“龍學”的顯現，越來越多研究者開始關注對歷代研究者及其研究結論的分析與探究。對此，張連科曾經對其20世紀的“龍學”研究進行了如下的歸納：從作者的生平思想，到作品的版本、?？?、及其批評原理等，一大批學者孜孜不倦地進行深入研究，取得驕人的業績[2]。進而又在這樣總結的基礎上，列舉了宏觀研究的代表人物――牟世金和微觀的研究代表人物――黃侃等人。即，對《文心雕龍》作者生平思想的研究、對其版本的校勘等都屬于對其原著的研究；對于后者而言，在宏觀的層面上對其研究主要是指從文學史、美學史、文學批評史的角度對《文心雕龍》的說明。例如，王運熙等人主編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李澤原等主編的《中國美學史》等學術作品都以大量的篇幅對其原著與相關歷代的研究成果都進行了客觀地說明。這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流逝，關于《文心雕龍》的研究出現了研究對象的變遷。既有研究者對其原著文本內涵的挖掘，又有研究者對其傳統研究結論的重新審視。尤其在后者的研究體系里，既有研究者對傳統結論的列舉式說明，又有研究者對傳統研究結論的再細化式分析。

其次，研究結果的重新審視。在《文心雕龍》的研究歷程中，不僅出現了研究焦點由“文本”為研究對象向以“研究者”為研究對象的轉化趨勢，而且這種研究趨勢還逐漸出現了兩者并重的研究局面。例如，周勛初的《〈文心雕龍〉書名辨》一文就是論述了自己對于《文心雕龍》書名的思考。為了驗證自己的觀點，他還列舉了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家給予駢文的重視。從而得出了《文心雕龍》的作者是從構思與美文兩個層面上探討相關的文學問題。再如，在2005年時，王小盾題為《〈文心雕龍〉風格理論的〈易〉學淵源――為王運熙老師80華誕而作》的文章。這篇文章不僅詳細論及了《文心雕龍》的風格理論體系及具體范疇，而且還結合《周易》的具體內容探討了兩者之間的相互關聯以及王運熙老師對于相關問題的研究。與此相類似的研究還有戚良德的研究文章《〈周易〉：〈文心雕龍〉的思想之本》等。尤其在后者的研究中，它不僅涉及到對傳統易學研究成果的審視，而且還在對比的基礎上，探討了易學給予《文心雕龍》創作的影響。眾所周知，任何一個學術專著的誕生，都不能脫離其作者的學術背景。關于這一點，也可以從《文心雕龍》的相關研究中得到確證。作為一部文學理論著作，作為《文心雕龍》的創作者，劉勰的理論視野也不可能局限于文學理論的范圍之內。因此，探討其傳統易學給予其創作的影響，既是對其創作實踐的一種關注，也是對其作者知識理論體系的一種挖掘。

再次，總結性概述給予研究新的方向。任何一項理論研究，都可以基于宏觀的視角和微觀的視角進行探析，對于《文心雕龍》及其相關“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也是如此。雖然微觀層面的研究具有針對性，更能解決實際問題，但是，從宏觀層面對某一特定時間段的研究進行理性的總結則更能在發現這一特定時間段研究中存在的缺欠。從而為彌補研究的空白提供了可能。因此，關于《文心雕龍》的研究綜述性文章時見各大理論期刊。而且這類綜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在第一個方面上，它是指更具宏觀性的，以《文心雕龍》為研究對象的綜述。例如，潘玲發表于《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的題為《近五年〈文心雕龍〉研究綜述》；在第二個方面，它是指針對《文心雕龍》某一特定內容而進行研究性綜述。例如，張敬雅發表于《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的題為《〈文心雕龍?神思〉研究綜述》的文章；陳亦橋發表于《貴州師范學院學報》的《〈文心雕龍〉“通變”釋義研究綜述》等。第三個方面的研究綜述為針對某些學術會議的綜述。例如：陶禮天發表于《文學評論》的、題為《〈文心雕龍〉研究與當代文藝學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綜述》；李平發表于《文學評論》的、題為《2009〈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仔細閱讀這些研究性綜述可以發現以下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這些研究綜述雖然詳細總結了某一特定時間段的相關研究成果，但其確定的時間段稍顯短小。特別是以“五年”作為時間標準進行綜述性分析，似乎過于簡略。第二個問題，以上諸多內容的研究綜述確實為當時有關《文心雕龍》的研究指明了正確的研究方向。特別是那些以學術會議為研究對象的綜述更能起到這樣的作用。

二、探索范圍的拓展

2001年以來《文心雕龍》研究焦點的轉化帶來的第一個學術影響可以簡單地概括為有關《文心雕龍》“探索范圍的拓展”。在這里，“探索范圍的拓展”可以從以下兩個層面上進行客觀地分析：

首先，“研究”的再“研究”拓展了傳統探索的范圍。眾所周知，當《文心雕龍》的研究歷程中出現“文本研究與‘研究’的研究并重”的局面后，對于傳統研究結論的重新審視，既更正了傳統研究中的錯誤，又深化了傳統研究的范圍。因此，這個層面上的“拓展”是一種基于“深入研究”而表現出來的“范圍性拓展”。例如，針對《文心雕龍》中的第三十六篇“比興”的研究歷程就表現出了這樣的特點。眾所周知，比興是古代詩歌的重要創作方法，因此它也就成了劉勰創作論的核心內容。在近年的研究中，有關“比興”的研究經歷了如下的變化：總體說來，主要包含了“比興”的本源考證、“比興”的理論內涵界定、“比興”的特征辨析、“比興”概念的成因探討、“比興”與其他因素的關系辯證、“比興”的價值地位考察等幾個方面[3]。所以說，這種通過“深入研究”而表現出來的范圍拓展在細化有關“比興”研究的基A上，擴大了傳統有關“比興”的研究內容。

理論研究與文學作品文本的閱讀一樣，不同的研究者因其所持學術觀點的不同，因其研究者的理論視野的不同，面對相同的研究對象，他們的結論也會有所不同。因此，對《文心雕龍》的“研究”進行再“研究”，既是對其傳統研究實踐的總結，也是對傳統研究實踐的客觀拓展。

其次，另一種“研究范圍拓展”是基于不同理論視角對有關《文心雕龍》研究問題的闡釋。即，通過新的視角挖掘《文心雕龍》與其相關研究成果的科學價值。傅煒莉基于認知理論對《文心雕龍》相關術語的分析。其研究結論集中于《〈文心雕龍〉文論術語的認知闡釋》一文之中。再如，王曉軍基于語用學理論對《文心雕龍》相關語用問題分析的《〈文心雕龍〉的篇章語用學思想》一文等。雖然不能在此窮盡與此相關的其它研究性文章，但是，以上兩個簡單的列舉卻非個案。因為，這足以代表一種這樣的觀點：近年有關《文心雕龍》的研究，在其研究范圍的層面上表現擴大化的趨勢。無論是對《文心雕龍》傳統文本研究結論的細化，還是對其研究結論的重新審視，其客觀的結果都表現出了范圍的拓展。

三、審視視野的更新

研究焦點的轉化與探索范圍的拓展都會為《文心雕龍》的相關研究帶來審視視野的更新。這里所謂“審視視野的更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新研究理論的參與更新了傳統的研究視野。例如，語言學理論的參與。作為一種語言作品，《文心雕龍》的研究課題一定會涉及到語言學的理論。因此，在《〈文心雕龍〉文論術語的認知闡釋》一文中，作者就從語言學的視角，重新審視了《文心雕龍》中核心術語的語言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對其文言韻語中存在的對象語言和元語言作用的闡釋；包括對這種語言兼有的審美與認知雙重價值的挖掘。所以，對此次研究的目的似乎可以這樣總結：這是運用現代語言學理論，結合傳統訓詁學的研究，以《文心雕龍》為個案，對相關術語的語言學問題進行重新分析。特別是對概念、術語隱喻的分析，既深化了《文心雕龍》的傳統研究，又豐富了現代語義學的相關理論。

其次，核心問題的多維解讀需要多維的理論視角。《文心雕龍》是一部有關文學創作的理論，因此，它必然會涉及到相關的美學問題。對于其美學問題的解讀也需要新的理論視野。美學又有“藝術哲學”之謂，在此姑且不論這種觀點的正確與否，但對其美學問題的分析需要哲學的視角這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且，仔細分析《文心雕龍》的創作，讀者就可以發現一個這樣的事實，即影響《文心雕龍》的哲學思想又是頗為復雜的。從這篇文學理論著作之中，既可以發現傳統哲學著作《周易》的影響，又可以從中發現荀子哲學理論的客觀身影。甚至還有魏晉玄學和外來佛教理論的影響。這還只是從《文心雕龍》美學思想的哲學淵源層面進行的分析。

再次，《文心雕龍》的傳播需要更新傳統的研究視角。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心雕龍》的翻譯問題逐漸進入近年的研究實踐之中。特別是對《文心雕龍》的英譯進行的分析，無疑更能在比較研究的層面上推動相關研究的發展。例如，劉穎發表于《中外文化與文論》期刊上的《從〈文心雕龍〉“風骨”英譯及闡釋看關鍵詞的重塑和話語秩序的建立》一文；鐘明國的《整體論觀照下的〈文心雕龍〉英譯研究》等文章都是對其傳播問題進行的客觀分析。雖然這些傳播問題似乎與其文本內涵的研究無關，但在實質上，傳播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卻是制約其價值實現的關鍵所在。特別是對于國外研究者而言，翻譯質量決定著他們對文本內涵的理解。從另一個層面上，翻譯的質量是其針對《文心雕龍》所有問題研究的前提條件。沒有忠誠于原著的翻譯，國外一切針對于《文心雕龍》的研究都無從談起。沒有對其高質量研究成果的譯作介紹，國外研究者就不可能了解到國內研究現狀。

總之，2001年以來《文心雕龍》的研究實踐出現了諸多的變化趨勢。這些變化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研究焦點的轉化、探索范圍的拓展和審視視野的更新。

――――――――――

參考文獻：

〔1〕潘玲.近五年《文心雕龍》研究綜述[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S1）.

篇(2)

關鍵詞: 數字習語翻譯 接受美學理論 應用

1.前言

習語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勞動生活中對本族語言進行提煉和升華,并在長期積累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一些比喻性詞組、俚語、俗語和諺語等[1]。習語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數字習語,是指由基數詞和序數詞構成的習語[2]。作為習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數字習語具有強烈的文化特征,通常簡練、生動、形象。具體到英語和漢語,不同國家和地區由于地理、歷史、宗教、風俗習慣等不同,各自習語所傳遞的文化信息也不同。若不正確處理這些文化因素,在翻譯中就難免犯很多錯誤,使得目的語讀者難以理解源語的真實含義,因此在數字習語的翻譯過程中,譯者應特別注意讀者的接受與理解水平,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翻譯和文化交流的目的。

2.接受美學與翻譯研究

接受美學是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當代西方文學研究的一種方法論。接受美學,作為一種文學批評理論,是以現象學和解釋學為理論基礎,以讀者的接受實踐為依據的相對獨立的理論體系。接受美學影響深遠,其核心理論是以讀者為研究中心,從“視野融合”的角度,通過考察文學接受和產生效果的過程來揭示文學的本質和特征。接受美學的一個重大突破就是確立了讀者的中心地位,認為讀者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文學歷史能動的創立者。它強調接受者的主體性、創造性,強調接受者的需求和審美意識對藝術作品的調節機制,揚棄了“文本中心論”的主張,確立了讀者的中心地位。

翻譯是人類進化史上最復雜的活動之一,它是原作者、原文、原文讀者、譯者和譯文讀者之間動態作用的統一體。翻譯研究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從最初的只言片語到現在層出不窮的各種翻譯觀點,人們對翻譯活動這一認識越來越深刻,研究的范圍也越來越廣泛。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過程,更是一種文學接受和建構的過程,那么進行雙語轉換就必須認真考慮譯語讀者這個審美主體。根據接受美學的觀點,閱讀譯本的過程不是譯者與譯本單向地向讀者灌輸形象和意義,不是讀者被動接受的過程,而是讀者積極參與,與譯本、譯者形成辯證的對話關系。接受美學在轉變傳統的文學翻譯觀的同時,開拓了語言與閱讀過程的關系這一廣闊的領域,使人們站在新的角度去考慮讀者與作品的關系,為應用翻譯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

3.接受美學在數字習語翻譯中的應用

3.1讀者地位與數字習語翻譯

譯者在翻譯習語的過程中,要考慮譯語讀者的作用和地位。讀者不是被動的接收者,而是能動的參與者與創造者。如果讀者在譯語文本中的習語翻譯中發現不同的文化因素,他就會根據上下文去理解并接受這些文化因素,變成他自己的知識儲備,同時調整并擴展自己的期待視野。如果源語中的數字習語與其母語中的數字習語有相似性,讀者會積極地調動知識儲備使之與源語中的數字習語相比較與聯系,結合上下文來理解譯文中的數字習語,進而理解源語中數字習語的真實含義。

(1)ST: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來自《選集》)

TT:The old saying,“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would equal Zhuge Liang,the master mind”,simply means the masses have great creative power.

如果讀者僅是被動接受,當讀了譯文后就會有以下的問題:①誰是諸葛亮?②諸葛亮和皮匠之間有什么關系?③皮匠的智慧指什么?但如果讀者采取主動態度去理解和接受外域文化并具備一定的審美觀和接受能力,通過閱讀處理過的譯文,讀者應該就可以理解源語的文化背景。在例(1)中,“the master mind”解釋了“諸葛亮”的內含意義,“wits” 代表了三個皮匠的整體智慧;“equal” 澄清了皮匠和諸葛亮之間的關系;“wits”和“the master mind” 說明兩者之間的可比性。這樣,讀者便可獲得以下信息:①“諸葛亮”是中國文化中智慧和天賦的象征;②在中國文化中“諸葛亮”和“皮匠”都運用暗喻,前者代表頭腦聰穎而后者代表頭腦簡單;③在這個數字習語中,“三”是虛指,代表數量眾多而并非實指物品數量。通過運用接受美學翻譯的數字習語,讀者可主動并能夠接受到源語中數字習語所表達的所有信息。

3.2期待視野與數字習語翻譯

讀者的閱讀經驗包括他的期待視野,其期待視野會影響他對翻譯作品的接受程度。如果沒有讀者的積極參與,很難想象一部藝術作品會實現其價值。在數字習語翻譯方面,當讀者的期待視野產生不斷變化時,習語中所蘊涵的文化內涵就會逐漸被讀者認同和接受。讀者的接受能力會隨著他期待視野的擴展而不斷增強。讀者的期待視野能增強譯者翻譯習語的信心,同時好的翻譯有助于讀者期待視野的變化,兩者密不可分。

(2)ST:六親不合,有孝慈。[3]

TT:

Version One:It was when the six near ones were no longer at peace/That there was talk of “dutiful sons”.(translated by Waley)

Version Two: When the six family relationships fell into disharmony we got “Respect and Caring.” (translated by LaFargue)

眾所周知,英語中并沒有“六親”的表達方式,而漢語中“六親”卻是固定用法,如“六親不認”等。由于翻譯過程中的文化差異,“六親”成為語言空白并帶來不確定性。

在2005版《現代漢語詞典》中,“六親” 指“父親、母親、哥哥、弟弟、妻子、子女”。韋利(Waley)的翻譯將“六親”作為一個整體,他的版本創作時間為20世紀30年代,那時被翻譯成外文的中國文學作品數量寥寥無幾,大多數的西方人對中國語言和文化幾乎一無所知,其中包括《道德經》的讀者,可以說當時的讀者完全被動接受文學作品的翻譯。因此在翻譯過程中,韋利采取了加注的方法向讀者解釋“六親”的含義。在版本2中,拉法格(LaFargue)于20世紀90年代重新翻譯了《道德經》。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在英、美等國家已經出現了不同版本的《道德經》,同時中國其他的古典文學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譯成外文。與30年代相比,90年代的讀者期待視野更加廣泛,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也更加深刻,拉法格的翻譯不再采用加注的方法。這恰恰反映了讀者的期待視野在不斷變化,因此翻譯的過程和方法要尊重讀者,與讀者進行同步的改進。

3.3文化交流與數字習語翻譯

譯語讀者閱讀的過程不僅是一個接受的過程,還是文化交流的過程。

(3)ST:The new electric cars may turn out to be a nine day’s wonder;no one seems interested in buying them any longer.

TT: 新型的電動車可能會成為九天的奇跡,僅僅一時轟動;現在看來人們不再有興趣購買了。

在例(3)中,譯者采用了直譯并在句中稍加解釋的方法,既表達了源語中的文化形象又解釋出了其內含意義。英文中的數字習語“a nine day’s wonder”源自古羅馬的一個古老的風俗:無論何時出現罕見的自然現象,古羅馬人總將其認為惡兆,并舉行長達九天的宗教儀式驅散厄運,帶來福祉。現在這一習語通常指“短期內引起轟動并很快被人忘卻的事物”。而漢語中的數字習語“曇花一現”指“像曇花一樣短暫存在的事物”。若簡單地將其譯為漢語中的習語“曇花一現”,讀者很易理解但源語中的文化背景知識卻蕩然全無。因此,正確處理數字習語翻譯中遇到的文化差異問題并確切地傳達源語習語的文化內涵不僅能幫助讀者理解源語文本的文化背景,促進文化交流,消除文化差異造成的翻譯障礙,還將開闊讀者的期待視野。

4.結語

數字習語是英漢兩種語言必不可少的組成成分。對英漢數字習語的翻譯不僅僅是語言交流活動,更是英漢文化交流的契機。接受美學獨辟蹊徑,為數字習語的翻譯帶來了生機和活力。讀者能夠真實地體會和理解源語的內含是一種文化,更是一種享受。概而言之,借鑒接受美學到翻譯研究這一嘗試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接受美學的關注范圍之廣,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方法,拓展了翻譯研究的空間。我相信隨著研究領域和深度的不斷拓展,這一領域的研究必將具備更大的潛力與更廣闊的前景。

參考文獻:

[1]李麗,王成.英語數字習語的文化探源[J].西安歐亞學院學報,2005,3,(4):55-57.

[2]殷莉,韓曉玲.民族文化心理與英漢數字習語[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4,(9):40-43.

[3]LaFargue,M. The Tao of the Tao-Te-Ching[M].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4]陳逢丹.接受美學與翻譯研究綜述[J].安徽文學,2009,(2):74-75.

[5]Hawkes,D.The Story of the Stone[M].London: Penguin Books,1973.

[6]Waley,A.The Way and Its Power: A Study of the 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M].London:Allen & Unwin Press,1934.

篇(3)

關鍵詞：文本類型；翻譯單位；文本功能

翻譯單位是普通翻譯理論領域最基本的命題之一。翻譯理論、翻譯實踐和翻譯批評都繞不開翻譯單位的確定。近三十年來，國內外諸多學者對翻譯單位這一命題做了廣泛而深刻的研究。

從翻譯單位的定義方面來看，對這一命題的探討已經經歷了從形式到意義，從靜態到動態的過程。王德春（1984）將語言的六個層次上的單位視為翻譯單位；李愛玲、武景全（1995）認為句子是翻譯單位。這些學者從語言的形式角度對翻譯單位進行劃分，因此他們提出的都是靜態的翻譯單位。有些學者從語言本身的意義出發，提出了動態的翻譯單位。其代表人物巴爾胡達羅夫（1985：157）認為“任何一個語言層次單位―從音位層到整個話語層―實際上都可以成為一個翻譯單位”；Andre Lefevere & Susan Bassnett（1990）將“文化”作為翻譯單位。

從對翻譯單位的研究方法方面來看，傳統的大多數研究是以規定性研究和定性研究為主，描寫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較少，近年來本命題開始通過語料庫提取數據的方法開展了定量研究。如陶源（2015）通過俄漢平行語料庫對翻譯單位展開研究。另一種典型的定量研究方法就是通過翻譯過程導向（Alves，2010）和有聲思維法（Lscher，1991；Gerloff，1986）對譯者的翻譯單位進行分析研究。

總之，多年來這一命題研究成果豐富。研究方法日趨成熟多樣，但關于翻譯單位這一命題至今仍無定論，甚至很多觀點之間互相對立。

一、文本類型理論

七十年代初，文本類型理論首次由功能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塔琳娜?萊斯在《翻譯批評：潛力與制約》（1971/2000）一書中提出。萊斯根據文本語言功能的差異將文本類型分下以下三種類型：信息型、表情型和操作型。

萊斯指出，信息型文本主要是表現事實、信息、知識、觀點等，其語言特點是邏輯性較強，文本的焦點是內容而不是形式；翻譯時應以簡樸明了的白話文傳遞與原文相同的概念與信息。表情型文本用于表達信息發送者對人對物的情感和態度，其語言具有美學的特征，側重點是信息發送者及其發送的形式。表情型文本的翻譯應采用仿效法，以使譯文忠實于原作者或原文。感染型文本旨在感染或說服讀者并使其采取某種行動，以讀者和效果為導向，其語言形式通常具有對話的性質，其關注點是信息的接受者，側重于感染的作用。翻譯感染型文本時，可用編譯或適應性的方法達到感染讀者的目的（Reiss，2000：30-48）。見表1。

二、文本類型理論指導下翻譯單位的劃分

萊斯提出的文本類型理論指出文章類型、語言功能和翻譯策略互相關聯，源文和譯文的功能關系為翻譯批評模式的根本。而翻譯策略直接影響了翻譯單位的確定。

由于翻譯活動這一過程本身是動態的，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可根據文本類型自主選擇不同層級的語言單位作為翻譯單位。如表1。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出翻譯單位絕不是唯一不變的某一特定語言層級，在不同的文本類型下，翻譯單位既可以是靜態的短語、句子或段落等；也可以是動態的文化、修辭和意群等。因此翻譯單位是動態性和靜態性相結合的。

三、總結

文本類型理論根據不同文本特點具體分析其對應的翻譯方法等，指出以翻譯為目的，根據原文和譯文的功能關系采取翻譯方法。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提出文本類型理論下的翻譯單位的確定，即信息型文本多以短語、句子和段落為翻譯單位；表情型文本多以文體、修辭、文化和篇章為翻譯單位；感染型文本多以語義、意群和話語為翻譯單位。

參考文獻：

[1]Reiss，K.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A].（Tr.by A.chersterman）.In Chersterman A，（ed.），1989：105-115.

[2]張美芳 文本類型理論及其對翻譯研究的啟示[J].譯技探討，2009（5）.

[3]李康熙 翻譯單位研究綜述與反思[J].學術探索，2012（6）.

[4]司顯柱 近二十年中國譯學界對翻譯單位命題研究的述評[J].外語學刊 2001（1）.

篇(4)

關鍵詞: 公示語語言特點漢英翻譯策略

公示語是一種公開面對公眾,告示、指示、提示、顯示、警示、標示與其生活、生產、生命、生態、產業休戚相關的文字及圖形信息。[1]它是一種特殊的文體,應用范圍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們的生活中隨處可見,對凈化城市語言環境,創造文明和諧的社會起著重要的作用。

一、公示語的特點

1.文字簡潔明了,有時配以圖文。公示語廣泛地運用于公共設施、公共交通、旅游景點、涉外辦事機構等場所,客觀上要求其簡單明了。通常只使用實詞、關鍵詞、核心詞,冠詞、代詞、助動詞等一概可以省略。如“營業”(Open)招牌,“游客止步”(Closed to Visitors)等。另外,縮略語也經常出現在公示語中,如“停車場P”、“廣場sq”等。

2.具有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和強制性和號召性五大功能。[2]指示性公示語較多地運用在公共場所,向公眾提供一種信息服務,告訴公眾這是什么。如“問詢服務”(Information)、“租車服務”(Car Rental)等;提示性公示語向公眾提醒一個事實或現象,它既沒有限制的意義,又沒有強制的意圖。如“油漆未干”(Wet Paint)、“預留席位”(Reserved)等;限制性公示語以相對委婉但明確、直接的口氣向公眾提出要求,含有限制、約束對方的意思。如,“辦公場地,非請莫入”(Employees Only)、“施工現場,禁止通行”(Construction Site,Keep Out)等;強制性公示語是公示語里口氣最為強硬的一種,它要求公眾“必須”采取這樣那樣的行動。如“禁止超車”(No Overtaking)、“靠左行駛”(Keep Left)等;號召性公示語對公眾起宣傳、激勵、號召的作用。如“桂林山水甲天下”(East or west,Guilin landscape is best.)等。

3.可分為“動態”和“靜態”。[3]指示、標示、告示類的公示語往往用靜態詞,如“緊急出口”(Emergency Exit)。與其相對應的是含有動態性質的公示語,此類公示語往往口氣強硬,含有要求、限制等意義,其目的是希望引起公眾的關注以達到其宣傳信息的目的。如“(航班)抵達”(Arrived)、“緊握扶手”(Hold the Hand Rail)等。

二、公示語的翻譯理據

英國翻譯理論家Peter Newmark在語言功能理論基礎上將語言功能分為六大類,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on function)、召喚功能(vocative function)、美學功(aesthetic function)、酬應功能(phatic function)和元語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公示語是一種向大眾展示的語言,作為一種交際工具它把必要的有用的信息傳達給大眾,進而喚起大眾的注意,并按照公示語的指示、提示、限制、強制等要求去履行或規范自己的行為,屬于召喚功能性的文本。針對公示語的翻譯,Peter Newmark提出了兩種基本的方法:語義翻譯(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際翻譯(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5],以“忠實”為基礎,遵循簡潔明了、語氣得當、規范化和適度詼諧的原則,向公眾傳遞信息。

三、公示語的翻譯策略

1.熟悉公示語的語言特點。在翻譯時語匯要簡潔,措辭要精確,用寥寥數詞,或簡單明了的圖示,讓讀者一目了然。如“總經理”(General Manager),“收款處”(Cashier)、“保持車距”(Keep Your Space)、“嚴禁吸煙”(No Smoking)、“節約用水”(Save Water)等。

2.了解公示語的功能意義,借用已有成果。對于交通等國內外可以一致的標識,完全可以直接借用外國的公示語。國家技術監督局編制、翻譯、的國家公共標志與標志語提供了廣泛應用于道路、旅行、安全、環保、儲運等方面的標準漢英翻譯規范,應嚴格參照執行。一些帶有中國特色的景點介紹、文明口號和標語,要在英語中找到有著相同意義和功能的公示語,不可望文生義。如許多商店或購物場所為了招引更多的顧客,經常推出購物優惠活動,對其商品打折銷售,“打7折”不是“70% discount”而是“30% off”等。

3.分析語境,正確把握譯、雅譯或不譯的原則。公示語是一種應用文體,形式豐富,運用廣泛。但并不是所有的公示語都可以照搬過來翻譯成外語。[7]商店招牌、街頭路牌等含有指示意義的公示語我們一般直接翻譯,如“長安街”(Changan Avenue)、“第一百貨公司”(No.1 Department Store)等;對于那些提示、限制、強制性的公示語則要借鑒跨文化交際理論,遵循Peter Newmark的交際翻譯方法進行“有效”、“優雅”的翻譯。比如“不得自帶酒水”譯成“Consumption of our foods only”而不是“No self―wine beverage allowed”、“所有商品不得講價”譯作“Fixed price”而非“No bargaining”。

4.注重跨文化意識。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社會背景、生活習慣、思維方式上都存在差異,他們的語言表達也各有千秋。公示語的翻譯就既要保持源語中的信息,又要顧及文化差異,使譯語讀者能正確地領會信息,不能因文化差異導致意義上的誤解。例如將“上海萬象服飾公司”譯為“Shanghai Thousand Elephant Garment Co.,Ltd.”就不如直接譯作“Shanghai Wanxiang Garment Co.,Ltd.”,因為大象在中國人的眼里是忠誠、憨厚、可愛之物,而在西方人眼里卻是鹵莽、愚昧、兇猛之物。將之譯成“elephant garment”,誰會穿上“兇猛、愚昧”的衣服呢?

四、結語

公示語是語言中的一類重要的人際溝通工具,因此,我們要充分領略其在源語文化和目標語文化中的隱含內容及使用公示語民族的思維方式,深入研究公示語的語義與語用模式及范圍,使漢語公示語的英譯更符合英語語言文化習慣,從而達到對外宣傳的效果。[8]

參考文獻:

[1]趙湘.公示語翻譯研究綜述[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1):22-26.

[2]王銀泉,陳新仁.城市標識用語英譯失誤及其實例剖析[J].中國翻譯,2004,(2):18-23.

[3]包惠南.文化語境與語言翻譯[M].中國對外翻譯公司,2001:21-26.

[4]戴宗顯,呂和發.公示語漢英翻譯研究[J].中國翻譯,2005,(6):35-38.

[5]馮國華,吳群定.論翻譯的原則[J].中國翻譯,2001,(6):40-42.

[6]左櫻.談漢英公示語的翻譯[J].宜賓學院學報,2006,(4):102-104.

篇(5)

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論董仲舒董大中；

宗教倫理的歷史擔當和現代命運——以基督教倫理為主要范型的考察田薇；

美國對外人口援助政策的產生、變化和影響姬虹；

如何提高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水平?——以青島市為例崔晶；

《中華法學雜志》研究——兼談民國后期法學民族主義話語裴艷；

傳承創新六十載載欣載奔八十年——中國法制史學60年暨張晉藩先生80華誕研討會綜述張明新；

《中國政法大學學報》征稿啟事

試論獲得公民身份證件權——從華僑短期回國在國內證明公民身份困境切入劉國福；

國外碳標識制度及其對我國的啟示杜群；王兆平；

論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的合法性危機汪海燕；

航空減排路徑之探討——兼評歐盟航空減排交易指令宣增益；

中國通過仲裁機構履行《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MARKR.SHULMAN；LACHMISINGH；王琬璐；

因應氣候變化的我國流域適應性法律制度之構建柯堅；何香柏；

我國深圳市和上海市欠薪保障基金制度比較研究周賢日；

重大突發事件報道中的媒體應對姚廣宜；

論環境權主體和客體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王蓉；

模糊千年的一條民事法王學泰；

清代賑捐制度略論趙曉華；

論漢代的法律教育張積；

程序公正與庭審中民族語言的平等實現——以我國刑事訴訟中少數民族翻譯的作用為視角阿尼沙；

我國應急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研究代正群；

《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制定中的種種懸念——以此文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周大偉；

重新認識源頭的中華文化——天文·歷法·人文劉明武；

歷史的張力和藝術的魅力——普希金歷史題材創作藝術經驗二題程正民；

文學經典論爭與外國文學經典的重構肖四新；

略論中國社會變革中的婦女勞動權周賢日；

與立國進程之轉向——以中心姚中秋；

論少數業主合法權益的保護——兼談《物權法》第78條第2款的實施問題于定明；

獨立人格與游俠精神——關于王小波《紅拂夜奔》中李靖形象意義的探尋林驍；

行政法治30年馬懷德；

南枝留得夕陽明——讀《六事集》有感朱偉一；

長興里論學——讀康有為《長興學記》曹義孫；

“杜書瀛美學研究暨《價值美學》座談會”召開陳定家；

《中國政法大學學報》征稿啟事

一樹春光唐建；

名家題詞儲槐植；張豈之；

構建人大的制度性監督體制俞榮根；

公司董事會職能流變考吳偉央；

中國的森林立法及其文化背景常紀文；

形形的科學伴生物李醒民；HttP://

穆旦“地下”詩歌中的懺悔話語分析李遇春；

論仲裁庭(員)作出懲罰性仲裁裁決的權力齊湘泉；

論醫療損害責任的歸責原則及體系楊立新；

法制變革及“中國經驗”高全喜；

中國如何應對金融危機?席濤；

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處境與旨歸陳立新；

嚴復哲學譯詞:特征與命運——“中國現代哲學語匯的緣起與定型”研究之二張法；

資產證券化中的將來債權轉讓制度研究董京波；

近代民法的現代性危機及其后現代轉向——兼論當代民法使命侯佳儒；

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保加利亞刑法典歷史演進與晚近發展張雅；

篇(6)

【關鍵詞】《離騷》；翻譯；煉詞

Refining the Words： from Faithful Meaning to Romantic Charm―a Comparative Study on 4 Chinese-English Translated Works

Ye Fa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poems and verses has always been a difficult task not only for its terseness in language and distinctiveness in form but for the sharpnes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s such， translators are supposed to refine words or phrases， the basic translation units， from faithful meaning to romantic charm， to meet a higher requirement of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4 Chinese-English translated works of “Li Sao” to analyze respectively and then compare the degree of their words （or phrases） refining. Accordingly it makes several suggestions about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Chinese ancient poems and verses.

1.引言

作為中國浪漫主義鼻祖的《楚辭》以其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富有濃郁的楚國地方特色和神話色彩等特點獨具地位。其中又以屈原的代表作，史上最長的一首浪漫主義的政治抒情詩，《離騷》最為著名。隨著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可，其英譯本承擔起他國了解中國古典文學的媒介。本古詩詞漢譯英過程中，字詞作為較小的翻譯單位，需經歷“如琢如磨”（張智中，2005：131），煉“意”煉“神”，以求“形神兼備”（卓振英，1998：28）。文擬選取楊憲益、戴乃迭（以下簡稱“楊戴”）、許淵沖（以下簡稱“許”）、David Hawkes（以下簡稱“霍”）及卓振英譯本（以下簡稱“卓”）在詞之意、詞之神的把握上作對比研究。

2.古詩詞翻譯的“煉詞”綜述

詩學上的煉字（詞）即為詩人對眾多詞匯反復琢磨，挑選最為恰當者的寫詩方法（卓振英，1998： 28）。煉詞之目的，在許淵沖英漢版本小詩中被詮釋得淺顯易懂：

Good， better， best，

Never let it rest，

Till good is better，

And better best.

好上加好，精益求精；

不到絕頂，永遠不停。

（轉自張智中，2005：128）

因此有了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中“語不驚人能死不休”的誓言，有了王國維《人間對話》中“紅杏枝頭春意鬧”之“鬧”和王安石《泊船瓜洲》中“春風又綠江南岸”之“綠”的傳神。

字詞、句子、篇章的翻譯過程中，翻譯家們提出各自翻譯標準：從1898年嚴復先生提出的“信”“達”“雅”到1951年傅雷先生提出的“傳神”論再到1964年錢鐘書先生提出的“化境”之說。煉詞的標準無外乎準、精、美三個字（成昭偉等，2001），煉詞可從詩學、詞匯學、修辭學等角度切入（卓振英，1998： 28），改韻救義、刪繁就簡、通情順理、更易語氣、人稱換位、跨行增益、詩題改譯、潤色標點、如琢如磨、改而謬者（張智中，2005：128-132）。成之見解過于籠統，張之所述強調煉詞的持久戰略，卓之觀點則躍過了“信”直述“神”。筆者認為，詞的翻譯，需先建立在信的基礎上，失去了對原意的正確理解則失去了原文獨有的文化內涵，其次，最大限度地保持具體體裁的特色。因此，概括而言，古詩中之煉詞一在于煉意，即琢磨如何忠實地傳達原意；二在于煉神，即在現意的基礎上，如何再現詩歌美學價值。

3.《離騷》四種英譯中煉詞層面的比較與分析

3.1 煉詞之“意”

《離騷》擁有大量富有中國古代文化特色的專有名詞，如植物（蕙等），如天干地支紀年法，如政所名詞等。在翻譯過程中，所譯之詞，若能承載原先的文化特色準確地表述，則不失原先作品的價值。如以下二例：

1）“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When Sirius did in Spring its Light display，

A Child was born， and Tiger marked the day.

（楊憲益、戴乃迭，2001：3）

The Wooden Star appeared in spring， oh！

When I was born on Tiger’s Day.

（許淵沖，2008：5）

When She Ti Pointed to 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

On the day geng-yin I passed from the womb.

（Hawkes ，1985：68）

On th’ Day of gengyin in th’ first month of early spring，

Of th’ Year of yin， into being th’ world did me bring.

（卓振英，2006：3）

此處，“攝提”，“孟陬”，“庚寅”分別指的是屈原出生的年、月、日，即屈原出身于寅年寅月寅日。楊戴將“攝提”譯作Sirius（天狼星），源于古希臘語∑εριο，許譯作The Wooden Star，二者均與原文化相去甚遠，而霍保留原音，也保留了原意，卓的翻譯則忠實地傳達本意。再說“孟陬”二字，楊戴和許都將“孟陬”模糊譯作spring（春天），忽略了原文孟陬（正月，農歷第一個月）之意，將其譯成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則更為清楚。最后說“庚寅”，楊戴和許均將“庚寅”譯作Tiger Day（虎年），失去了原韻。此外，四個譯本中，唯有楊戴，將原文中“吾”，第一人稱，譯作a child，第三人稱，改變了原文敘述主體第一人稱，削弱了作者抒發滿腔熱情的真實感。簡言之，在煉富有文化特色名詞時，楊戴擇其概要，許追求形似，而霍和卓則究其本意，表現出忠實原文。

2）“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p>

Thy Chamber dark lies in Recessed deep，

Sagacious Prince， risest thou not from sleep？

（楊憲益、戴乃迭， 2001：23）

From inner hall kept far apart， oh！

The prince won’t wake， though wise and fair.

（許淵沖，2008：30）

Deep in the palace， unapproachable，

The wise king slumbers and will not be awakened.

（Hawkes，1985：75）

Alas， the secluded boudoirs are beyond reach，

And the king， wise as he is， seems ne’er to awake.

（卓振英，2006：22）

此句作者以美人閨室喻君王宮室，嘆宮闈之不可及，怨明君被小人蒙蔽，自己的滿腔衷情無法疏泄，已到了急火攻心、不能忍受的邊緣。表面上，作者寫的是一己之恨，但細品起來，其為君憂心、為國心切的忠肝赤膽歷歷在目，動人心魄?！伴|中”一詞楊戴譯為Chamber，許譯為Inner hall，霍譯為Palace，而卓譯為Boudoirs。Palace直表“宮廷”；Chamber有“議院”之意，通過聯想很容易和政事聯系；Hall則是“大廳、禮堂”之意，無任何文化聯想；Boudoirs則選擇遵循原文象征手法，直意“閨房”，給讀者一定的想象空間。

翻譯過程中，對于原詞詞性的保留，有時能夠勾畫出作者預設的畫面，使讀者覓得詩中之畫。如下例：

3）“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

My Chariot drawn by Steeds of Race divine

I urged； to guide the King my sole Design.

（楊憲益、戴乃迭，2001：5）

Ride your fine steed， gallop along， oh！

I’ll go before you lest you stray.

（許淵沖，2008：5）

I have harnessed brave coursers for you to gallop forth with：

Come， let me go before and show you the way！

（Hawkes，1985：68）

Riding on the steed I would rush and charge ahead

As path-breaker， though sweat and blood I might shed.

（卓振英，2006：5）

此處“乘”為動詞，駕，乘坐，突顯動態，氣勢磅礴，威風凌凌，勾勒出作者所希望的君主任人唯賢治理國家的美好畫面。楊戴選用urged體現騎者緊迫感，許選用ride開始的祈使句，輔以oh結語，很好地描繪出騎者威武而有朝氣之感，卓用riding作伴隨狀語，著重表達作者誓做英勇先驅的決心。相比之下，霍將“乘”這一動態動詞譯成have coursers這一靜態動詞，少了些原詞的動態美，若改成Gallop forth with harnessed brave coursers，或許更能現原意。

3.2 煉詞之“神”

恰當地利用英語構詞法或能使譯文生動形象，取得“傳神”的藝術效果（卓振英，1998：28）。例如后綴ing賦予動態特征，前綴en將原有名詞轉化為動詞，簡潔易懂。如以下二例：

4）“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p>

The Turtle-Dove cooed soft and off did fly，

But I mistrusted his Frivolity.

（楊憲益、戴乃迭， 2001：21）

I bid the singing turtledove， oh！

He flies away with false birdhood.

（許淵沖，2008：29）

The magpie flew off with noisy chatterings，

I hate him for an idle， knavish fellow.

（Hawkes，1985：74）

The chattering Turtle-Dove I’d better not ask，

For he may be too frivolous for such a task.

（卓振英，2006：21）

此處“鳴逝”意為雄斑鳩邊叫邊飛，表示正在進行的動作。而在英語中，動詞后加上ing這一后綴（分詞形式），恰有表示正在進行及主動意思。許選用singing勾勒出斑鳩飛的狀態，霍和卓選用chattering這一派生詞，不僅形象地刻畫了飛的動作，還渲染出聲音的高亢，給讀者帶了視聽的真實感。而楊戴選用coo這一動詞雖沒有偏離原意但少了些許動的神韻。

5）“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埕美之能當？”

Ignorant thus in Choice of Fragrance rare，

Rich Ornaments how could they fitly wear？

（楊憲益、戴乃迭， 2001：25）

They cannot tell good plants from bad， oh！

How can they know the precious gem？

（許淵沖，2008：33）

Since the beauty of flower， then， and of shrub escapes them，

What chance has a rarest jewel of gaining recognition？

（Hawkes，1985：75）

The ability to distinguish plants they lack：

To entrust them with th’ judgment of Gems there’s no call！

（卓振英，2006：25）

四個譯本在均把握基本意義的基礎上，楊戴過于模糊，未將“草木”、“埕”忠實表述；許采用直譯，較為樸實；霍將草木做了列舉，顯得瑣碎；卓用entrust，由trust派生而來，有“使負責，委托”之意，上下半句緊湊凝煉，目的狀語過渡自然，再現原詩句簡潔扼要。

翻譯過程中，有時相似語義承載著微妙區別，從而影響作者情感的抒發。如下例：

6）“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p>

The Way was long， and wrapped in Gloom did seem，

As I urged on to seek my vanished Dream.

（楊憲益、戴乃迭， 2001：17）

My way ahead’s long， long one， oh！

I’ll seek my beauty high and low.

（許淵沖，2008：25）

For the road was so far and so distant was my journey，

And I wanted to go up and down， seeking my heart’s desire.

（Hawkes，1985：73）

Long， long is th’ way， but nothing will my effort arrest；

Up hill and down dale for the beauty I will quest！

（卓振英，2006：19）

此句處于《離騷》抒情主人公兩次神游，即昆侖仙境與天宮（李炳海， 2010：45）的中間點，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抒情主人公神游只為討回世間公道，理清是非黑白，故不顧路途遙遠，夜以繼日，其為國、為正義求索之情可見一斑?！扒笏鳌币辉~，楊戴、許及霍均譯成seek，而卓選用quest。seek和quest兩者均有“試圖得到或實現某事”，但quest在此基礎上強調過程的持久性，以及所求之物往往是精神層面的理想。在此語境中，作者的正義求索之路正是漫長且存在于理想中，選用quest一次，其抒情形象能得以更好地顯現。

詞語的情感色彩、象征意義也不容小覷。如下例：

7）“既替余以蕙兮，又申之以攬?！?/p>

First cursed that I Angelica Should wear，

Then cursed me for my Melilotus fair.

（楊憲益、戴乃迭， 2001：9）

I make a belt of grasses’ sweet， oh！

And add to it clovers and thymes.

（許淵沖，2008：11-3）

Yet， though cast off， I would wear my orchid girdle；

I would pluck some angelicas to add its beauty；

（Hawkes，1985：70）

And for the Angelica which I wore they curs’d

Me， and cur’d me for th’ Melilotus I possess’d.

（卓振英，2006：9）

此句作者直抒胸臆，塑造了一個雖遭廢棄但堅持美德，剛正不阿，九死未悔的正義形象。其中兩種香草“蕙”、“”楊戴與卓譯均分別用Angelica和Melilotus；Hawkes譯為Orchid和Angelicas；而許譯則用Grass、Clovers和Thymes。一方面，從聯想意義上看，Grass和Clover分別給人以“雜草”、“幸運”的聯想，與原文象征美德的香草意象不符；另一方面，grass較Angelica和Orchid而言，是籠統而非具體的，使原文中承載美好意象的香草難以使讀者領會。

詩的意境和韻美有時需要借助修辭格。例如詩歌中的頭韻在節奏上闡釋詩歌，擬人格則在畫面賦予靜態的文字以生命。如以下二例：

8）“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

Others may smirch their Fragrance and bright Hues，

My Innocence is proof against Abuse.

（楊憲益、戴乃迭， 2001：11）

My fragrance’ mid the dirt won’t die， oh！

My brilliancy ne’er wanes there among.

（許淵沖，2008：16-17）

Fragrant and foul mingle in confusion，

But my inner brightness has remained undimmed.

（Hawkes，1985：71）

Where Fragrance and Flagrancy mingle， I find that

My inner beauty still in its integrity.

（卓振英，2006：13）

頭韻，作為英語中的一種修辭，常常被用于詩歌中以便強調互有聯系的兩個詞（丁往道，1994：28）。它蘊含了語言的音樂美，具有較強的表現力和感染力?；艉妥孔g本中，Fragrant 和 foul，Fragrance 和 Flagrancy，均押f這一音，語意相對，音節相同，較好地展現了詩歌的音韻美。相比之下，楊戴和許的譯文在達意基礎上少了些節奏美感。

9）“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p>

As old Age unrelenting hurried near，

Lest my fair Name should fail was all my Fear.

（楊憲益、戴乃迭， 2001：7）

Old age draws near from day to day， oh！

Have I a name lasting and fair？

（許淵沖，2008：11）

For old age comes creeping and soon will be upon me，

And I fear I shall not leave behind an enduring name.

（Hawkes，1985：70）

As senility is ruthlessly coming near，

‘Tis my sole wish to earn a reputation high.

（卓振英，2006：7）

此句作者感嘆：“人生暮景漸漸就要降臨啊，我擔心的是人生的美名沒有樹立?！薄叭饺綄⒅痢币辉~既寫出了時不因我停滯的必然，又飽含潤物細無聲的韻味。霍譯本中Creeping一詞賦予了時間以雙腳，暮景正如龜兔賽跑中的烏龜，悄然而至。楊戴譯本hurried一詞則使時光失了些許淡定，許譯本draw使時光多了些倉促，卓譯本coming使時光少了些低調。

以上九個例子，正是作者從煉“意”煉“神”兩個角度出發，解讀四個譯本的千秋。其中，煉“意”著重煉文化名詞之特色及動靜詞之狀態；煉“神”則通過構詞法、語義語體辨析及修辭格再現原詩歌神韻。

4.結語

翻譯詩歌凝煉的語言以及其獨有的形式，正如帶著鐐銬而舞蹈。若要達到譯出“文”又譯出“人”，唯“理”唯“神”的境界，必然需要一個通曉原語及譯語以及其包含的文化內涵，能夠根據翻譯性質與功能判斷選擇詞語的譯者。這個過程，真是對大詩人屈原《離騷》中一句的寫實：“路漫漫其修遠兮”。譯者確需擁有“吾將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在如何近乎完美地實現古詩詞兩種語言的轉化的議題上，甚至是在某個詞的翻譯上，可謂是百家爭鳴，各抒己見。筆者通過對四個譯本在煉詞方面的對比研究，認為煉詞之要一在于煉意，尤需注重文化承載詞，也不能忽視詞的狀態；二在于煉神，結合譯出語的詞法、語義等特點，考慮譯文體裁特點，以創造佳作。當然，煉詞只構成漢詩英譯過程的一小部分，畢竟詞離句及章還有一定的舉例，因此，譯者需把握全詩的總意象，練就詩化的若干技巧。

【參考文獻】

[1]丁往道，等.英語寫作手冊[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

[2]許淵沖英譯.楚辭[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8.

[3]楊憲益，戴乃迭英譯.楚辭選[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4]卓振英英譯.楚辭[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5]成昭偉，周麗紅.英漢翻譯中的煉詞藝術[J].遼寧工學院學報，2001（4）.

[6]張智中.詩不厭改，貴乎精也――許淵沖先生詩詞改譯研究[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1）.

[7]卓振英.漢詩英譯的總體審度與詩化[J].外語與外語教學，1997（4）.

篇(7)

【關鍵詞】非洲文W；戲劇翻譯；撒哈拉以南

中圖分類號：I10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01-0027-02

眾所周知，歐洲文學歷史源遠流長，其源頭可追溯到古希臘和羅馬時期。很大程度上當代歐洲文學的進化和發展，得益于對古希臘和羅馬經典作品的翻譯和模仿。相比之下，非洲文學還很年輕，盡管已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發展空間仍然巨大。與歐洲文學一樣，非洲文學的翻譯幫助其突破了不同文化和語言形成的障礙，使之在非洲大陸內外廣泛傳播，確保了其持續發展性。因此，非洲文學的研究不應該只局限于研究者的文學批評和認知，還應該要有翻譯理論家的反思和譯者的實踐。不過當前非洲文學的翻譯沒有形成聚焦，各類文學體裁的翻譯只是淺嘗輒止。假如各類體裁的翻譯工作能夠更精、更專、更深的話，非洲文學的研究將取得更加令人矚目的成果。

確切地說，迄今為止非洲文學的翻譯實踐和理論反思主要集中于非洲小說。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這種不平衡，建議翻譯理論家和實踐者將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其他文學體裁，如戲劇和詩歌。①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創作于非洲大陸的文學作品往往被研究者納入了一個大范疇，即非洲文學。然而，文學的范疇不僅僅局限于文化層面，還可以歸屬于地區層面和國家層面。很顯然，如果要對非洲文學有一個更細致、更綜合的認識，相關研究必須要將上述各個層面考慮在內。同樣，要確保非洲文學的翻譯更為成功，翻譯理論家和實踐者也不能只考慮非洲大陸的文化特點，還要考慮地區和國家的特點。本文所關注的不僅是廣義上非洲戲劇翻譯的問題，更關注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戲劇的翻譯中存在的特有問題，因為該地區的國家數量眾多、民族文化差異較大。②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戲劇的種類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戲劇種類繁多。宗教劇是主要劇種之一，其主題和目標人群都與宗教密切相關。細分之下，宗教劇包括了神話劇、假面劇、祭祀劇、儀式劇等。神話劇取材于觀眾熟知的神話傳說，情節的發展與其說是按照邏輯層層剝離，不如說是按照表演者與觀眾共享的某種宗教“召喚”逐步展開。這些神話記錄了民族風俗的起源特性。與西方神話傳說相似的是，非洲的創世神話里的主神是至上神。他和宙斯一樣是萬物的主宰并且創造了萬物。不過頗為有趣的是，至上神在非洲各地的名稱完全不一樣。例如，約魯巴人稱他為奧羅倫；曼代人叫他思蓋歐；阿散蒂人稱其為尼阿美；盧旺達人叫他伊瑪納等。與其他大陸各地區和民族同樣相似的是，非洲創世紀神話產生于距今久遠的歷史時期，反映了非洲大陸各族人民對宇宙萬物的認識。不僅如此，創世紀神話還敘述了各種神o的來歷，并且講述了神o開天辟地的不朽功績。在創世紀神話中，往往還夾雜了人類的起源神話。絕大多數非洲社會關于人類起源神話都有一種傾向性，那就是至上神在創造世界之后才創造了人類，而且與中國的女蝸神話一樣，人類是用泥土造就的，并且通常都是男女同時出現。

在撒哈拉以南地區，假面劇深受當地民眾的歡迎。面具的佩戴與中國京劇中的臉譜一樣，直白地向臺下觀眾傳遞大量程式化的信息。在很多劇目中，不同的面具與各個地區信奉的神明密切相連。戴著象征著神o面具的演員在舞臺上的各種活動，無不投射出濃郁的宗教儀式氣氛，讓想象中的抽象神o活生生地降臨在舞臺上，給有著強烈的非洲觀眾們帶來了莫大的精神慰藉。

由于場地和交通的限制，劇團會在各村落之間來回巡演，而某些演員會因自己的精湛技藝贏得無數擁躉，吸引他們從四面八方過來觀摩假面劇的表演。假面劇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部有名的假面劇就是某一地區的活廣告，發揮著文化推廣的作用。

與宗教劇并存的另一個重要劇種是世俗劇，它包含了民間劇、舞劇和歌劇。民間劇通過教育和引導年輕人遵循社會規范來發揮其社會功能。在將具有相同社會背景的人群緊緊吸引在一起的過程中，民間劇幫助人們了解本群體的社會風俗和價值觀，從而完成身份認同。歌劇和舞劇中的宗教元素較少，它們是純粹的娛樂，藝術色彩凝重。盡管有不少歌曲是以對社會隱晦批評的寓言方式存在，但多數情況下，歌劇中的歌曲是對社會弊端的直白諷刺。除開宗教劇和世俗劇之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戲劇中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劇種，那就是雜劇。該劇種中既有娛樂的成分，也有宗教的元素，兩者雜糅在一起，難分彼此。雜劇范疇里還包含了一種被文學評論者稱之為“文學戲劇”的劇種。按照他們的觀點，這個劇種“心在非洲，頭深埋在歐洲和美國的兩翼中”。③從這句話來看，“文學戲劇”確實是一種“雜”劇，兼有非洲、歐洲乃至美國的要素。綜上簡述，我們可以看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戲劇的特點是復雜且多樣的。

很顯然，上述諸劇種都有自己的特點。如果按照目標語言和目標文化來區分這些劇種的話，那么在翻譯的過程中，它們各自不同的特點必須引起譯者的高度重視。

二、戲劇翻譯中應注意的要點

為了讓撒哈拉以南非洲戲劇的翻譯達到預期目的，譯者首先應該考慮的問題是，他即將翻譯的戲劇究竟歸屬哪個范疇。解決了這個問題后，譯者還需要考慮不同劇種所具備的顯著特征，如戲劇主旨、主要受眾、戲劇結構、戲劇風格、傳統手法和戲劇服飾等。本文以宗教劇中的儀式劇為例進行分析，以此為撒哈拉以南非洲戲劇的翻譯提供參考。

通常情況下，儀式劇包含了這些典型特征。第一，儀式首先是為了達到一種狀態。初始期的“零”狀態可以被視為儀式的開始。接著一個重要的問題被提出，臺上所有的群體都期待去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儀式呈現的是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一個人的良知將從一個較低點上升至一個較高點。第三，所有參與者（演員）將以一種創新性的方式，齊心協力去解決那個問題。第四，莊嚴肅穆的場景和充滿詩意的氣氛相融合，喚醒了人類和超自然的世界。第五，儀式具有程式化的本質。它的有效性是以重復為基礎的。這就是為什么儀式劇中經常會出現疊句，因為疊句既可以引起觀眾對儀式重要性的注意，也可以消除儀式給觀眾帶來的緊張不安的效果。第六，儀式是具有象征意義的行動，而儀式的每一個階段都具有它的象征價值。每一個手勢、每一件配飾、每一個布置、每一句臺詞都是舞臺話語的組成部分，吸引了臺上所有人的參與。儀式服裝的顏色相對固定，提醒舞臺上的演員，他所扮演的角色需要注入什么，如何才能吸引臺下的觀眾，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七，儀式劇的手勢是系統化的，它可以起到治療、凈化、譴責、指派、創建和毀滅等作用。每一個手勢的使用都會將隱藏的信息傳遞給觀眾，由此手勢可以達到演講般的效果并且逐步固定下來。配飾也是如此。每一個配飾不僅僅是為裝飾服務的，它也能夠傳遞信息。第八，儀式劇中的音樂不僅能為觀眾帶來美的享受，而且也起到了交流互動的作用。鼓聲、鑼聲都有各自的信息，它們在舞臺上部分承擔了獨白和對白的角色。第九，特定場合下，演講帶有一種神圣的氣氛。它由專人精心編撰，以確保演講與藝術法則保持一致。第十，咒語是頗受儀式劇青睞的話語形式。通常情況下，咒語由奇數男性和偶數女性的組合配合鼓點和音符高聲念出。它也具備治愈、安撫、刺激等功能。

除開上述需要注意的特點之外，譯者還需牢記一點，那就是絕大部分非洲戲劇家仍使用歐洲語言（英語或法語為主）來表現或描述他們各自生活的國家或地區的文化、社會政治的元素，而他們的創作靈感正是扎根于此。也就是說，他們的創作本身就是一種翻譯，即將他們的母語換成另外一門語言進行表達。要知道，許多非洲土語并沒有書面語言，只是以口語的方式存在。當看到非洲劇本中夾雜了英語或法語，以及非洲戲劇家的土語時，我們不要覺得奇怪，這是因為劇作家們身處的就是雙語的環境。詞法、句法、格言、意象、對話、修辭等各個方面所反映出來的是他們面對語言雜糅的矛盾心理。而這一切自然給翻譯工作帶來了不小的難度，因為譯者必須要充分考慮劇作家的母語思維方式，同時兼顧歐洲殖民語自身的句法特征。只有這樣，非洲劇本的內涵和外延才會保持完整，從而順利地完成從源語向目標語的轉變。對于中國譯者來說，這項工作更有難度，因為要面對的是雙重甚至三重障礙。

三、結語

當前中非間的經貿往來日益密切。戲劇是一門綜合性藝術，集文學、音樂、舞蹈、繪畫等于一身，見證了人類發展的文明史。如果我們翻譯更多的非洲戲劇并將其推廣，就能夠讓更多人知道非洲、認識非洲、了解非洲，這無疑會進一步推動中非間的文化交流，間接地鞏固中非間的經貿合作。

注釋：

① 在他的博士論文“映像的轉移：非洲文學翻譯中‘法譯英’的若干問題”中，摩西?恩安伊?尼恩塔伊主要關注了非洲小說，不過在論文結束語中他建議對非洲口頭文學、戲劇和詩歌的翻譯應該進一步研究，以此彌補論文的不足。

② 非洲目前有59個國家和地區。在地理上，習慣將非洲分為北非、東非、西非、中非和南非五個地區，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籠統上可以視為除北非8個國家以外的非洲國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文學對應的是撒哈拉以北的阿拉伯文學（即北非文學）。

③ 詳見 Cf. J.P. Clark.“Aspects of Nigerian Drama”

in Drama and theatre in Nigeria， Lagos， Nigeria Magazine，1981，66.

參考文獻：

[1]J.P. Clark， Aspects of Nigerian Drama， in Drama and theatre in Nigeria[C]. Lagos， Nigeria Magazine， 1981.

[2]Moses Nunyi Nintai， Mapping Transference： Problems of Africa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from French into English[D].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1993.

[3]Aaltonen， S. Rewriting the Exotic： The Manipulation of Otherness in Translated Drama， in Proceedings of XIII FIT World Congress[C]， ed. by Catriona Picken. London：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26-33. （1993）.

[4]S堅.從劇場狂歡到社會批判――非洲元戲劇面面觀[J].戲劇藝術，2015（5）.

[5]劉鴻武.非洲文化研究綜述[J].西亞非洲，2011（5）.

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