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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剛指出在金融發展問題的研究中，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者面臨一種尷尬：理論與實證研究的分歧。對于這一分歧，人們普遍將之歸因于理論的缺陷或實踐的偏差。由此引申出金融發展的度量問題，將分歧的產生歸因于金融發展度量指標的固有缺陷。并以中國、韓國為例，說明金融深度指標并不是衡量金融發展水平的可靠指示器，單純以金融深度指標度量金融發展水平存在嚴重的誤導。最后，從金融功能及其作用條件出發，初步構建了度量金融發展的復合指標。2

譚順福在描述我國第二產業在整個經濟中占比最大的現狀的基礎上，論述了我國服務業在貢獻率將會繼續上升的變動趨勢以及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的重要性，并進一步指出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和升級的措施。3

王志強等根據已有的經驗研究中在金融發展指標選擇和經驗分析方法選取兩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問題，采用帶有控制變量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和格蘭杰（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從中國金融總體發展的規模擴張、結構調整和效率變化3個方面，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進行重新檢驗。經驗結果顯示，90年代以來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雙向因果關系。4

李博等認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包括結構高度化和合理化兩方面的內容，準確測度高度化水平和合理化程度能夠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過程中的一系列制度變革和政策調整提供依據。他們從分析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高度化和合理化）的機制及其與經濟增長（非均衡增長和均衡增長）的聯系入手，定義了理想情況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最優路徑。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基于靜態投入產出模型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測度方法，并利用1997、2002和2005年全國投入產出表提供的數據具體測度了這一時期我國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程度和高度化水平，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趨勢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這一時期我國產業結構的整體合理化程度和高度化水平都有所提高，同時，各產業的實際情況與理想情況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5

曾國平等從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變遷的理論出發，運用中國1952―2005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對理論假設進行實證檢驗。理論和實證結果同時顯示了中國金融畸形發展的非常態模式，以致對產業結構變遷表現出的扭曲效應。金融發展整體作用于產業結構的長期效應，就業結構上為第三產業受其影響顯著，第一、二產業所受影響僅是名義而非實際的；產值結構上，第一產業所受影響顯著，第二、三產業與金融發展長期關系不顯著。金融發展不同方面的影響，經濟貨幣化顯示了有利地推動作用，金融資源和金融系統資源配置效率的變動則未表現出積極的效果。6

史諾平指出金融體系通過吸收社會分散資金，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引導產業結構向合理化和高度化方向發展。他運用實證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國金融發展與三次產業結構優化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我國金融發展與三次產業產值變動存在長期相關關系，金融發展與第一產業產值比重的因果關系較弱，第二、三產業產值比重的增長帶動了金融發展水平的提升，但金融發展水平并不構成產值比重變動的促使原因。金融發展對第三產業內部行業產值的增長具有促進作用，且銀行機構對產值的影響大于資本市場，但金融發展對第三產業內部結構優化所起的作用較小。這一結果表明我國金融發展滯后于經濟的發展及產值結構的調整，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他還根據所做研究對如何推動金融發展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提出了完善金融體系資源配置職能，加大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發揮金融政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導向作用；加快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健全市場競爭機制；積極完善金融體系結構，促進金融功能發揮等建議。7

韓立巖等參考Jeffrey Wurgler的方法，使用我國39個工業行業的數據度量了90年代隔年資本配置效率，發現從1991年到1999年資本配置效率的年平均值為0.05204，屬于較低水平；并且F檢驗的結果表明：多數年份行業資本流動與其盈利能力無關。他還以金融市場的各個運行指標為解釋變量對資本配置效率進行回歸，發現我國股票市場規模與資本配置效率負相關，股市流動性與資本配置效率顯著負相關，信貸市場規模與資本配置效率負相關，銀行和股市在以不同的機制促使資本配置效率下降。最后，通過線性回歸模型，說明股市在以一種傳導效應使銀行的經營不斷惡化。8

陳時興采用了1982-2010年期間中國信貸融資、證券融資和產業結構升級的研究樣本，對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升級進行了計量研究。研究結果表明，中國信貸融資、證券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短期波動和長期均衡關系，信貸融資與證券融資都是產業結構升級的Granger原因，但證券融資支持產業結構升級明顯不足，因而在金融產業政策選擇上，應加快推進證券融資發展，同時改善信貸融資結構，充分發揮兩者共同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積極作用。9

張梅運用產業結構理論、資本理論、投資理論、現代金融發展理論等多學科理論，建立了金融發展作用于產業結構升級的理論框架，在梳理考察國內外產業結構理論、金融發展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分別從金融發展的多個方面研究了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機理和效應，并實證分析了我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得出金融中介、證券市場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渠道，開放性政策金融與產業升級呈正相關關系，技術創新也對產業升級起著關鍵性作用等結論。10

資金是保證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的直接推動力。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完善，我國的投資格局己經由過去的財政主導型過渡到金融主導型。她圍繞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這一主題，運用產業結構理論、資本理論、投資理論、金融發展理論等多學科理論，以金融發展為主線，建立了金融發展作用于產業結構調整的理論框架，在梳理考察產業結構理論、金融發展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理論模型；并運用協整檢驗、格蘭杰檢驗、誤差修正模型、主成分分析等多種方法，實證分析了我國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主要得出以下結論：1、以銀行信貸為核心的金融中介對產業調整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尤其是在間接融資主導型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受到銀行信貸結構的直接影響。2.以股票市場為代表的證券市場是促進產業調整的重要渠道。股票市場通過增量和存量兩個方面影響產業調整，即通過企業上市為新興產業募集資金，并通過并購等手段，促進朝陽行業的成長和夕陽產業的退出。鑒于我國股票市場發育尚不完善，其產業結構調整效應尚未表現出來。3、金融創新是推動金融發展的動力源，對產業結構調整起著重要作用。金融創新主要通過增量調整影響產業結構調整。鑒于我國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扭曲，金融創新對產業結構調整有一定作用，但其效應尚未完全表現出來。最后，在此基礎上，她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1、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促進金融中介發展；2、發展證券市場，優化資源配置；3、推進金融創新，矯正金融扭曲。11

王志波利用2002年和2007年中國42部門投入產出表，定量分析中國產業結構的現狀與變動情況，并利用基于投入產出技術的歸因矩陣模型定量分析了拉動總產出增長的影響因素和引起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因素，最后解釋產業結構變動和影響因素變動的原因與政策含義。12

張立軍等從理論上探討了金融結構轉變與實體經濟部門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聯機制，然后具體實證分析了1978-2000年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的金融結構轉變與產業結構升級以及經濟增長的關系，并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以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13

早在1912年，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指出金融體系的發展對經濟運行具有積極意義，他認為金融機構的運行可以提高資本的配置效率，使資本配置到創造價值能力高的實體中區。同時又可以消除在這其中的道德風險，進而減少轉移成本。以后的研究表明，在經濟運行中，金融體系的發展水平確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4

錢納里和塞爾昆在《發展的型式，1950-1970》一書中，對101個國家1950-1970年的統計資料進行分析，構造出經濟發展不同階段所應對應的產業結構，并且認為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應存在著不同的產業結構與之對應，否則表明產業結構存在偏差。15

Goldsmith在《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一文中明確提出了金融結構理論，認為金融發展是指金融結構的變化，一國現存的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之和構成了一國的金融結構。運用35個國家1860一1963年間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表明，經濟越發達、金融體系越完善、FIR值越高、銀行資產在金融機構全部資產中的占比會下降、非銀行金融機構越重要。16

Jeffrey Wurgler以行業間資本的流動為研究對象，提出了定量化描述資本配置效率的方法，并且發現與發展中國家相比，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并非是由于它吸收了更多的投資，而是由于發達國家的資本配置效率明顯比發展中國家賴德高。即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信息更完全，能夠對高成長行業對于資金的需求做出迅速反應，而又能從低成長的行業中及時撤出資金，而發展中國家則在更大程度上濫用了資金。從中可見國與國之間資本配置效率之所以不同，金融市場（信貸市場和股票市場）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的作用。17

MeKinnon（1973）、 Shaw（1969）以及Stiglitz（1985）、Mayer（1990）、Levine和King （1993a，b）、Levin（1997）等前后一些研究，都一致顯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中的資源配置和結構變動具有重要作用。Levine認為金融體系結構的差異不能影響兩個國家總量增長差異，但能影響不同工業部門的增長；也就是說金融結構影響了產業結構。1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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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龐沁馨（1990―），女，教授。研究方向：數量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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