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學研究人員對檔案期刊的認知
國內外期刊評價體系以文獻計量指標為主導，檔案專業期刊在量化評價體系中表現欠佳，不利于檔案學的學科發展。檔案專業期刊承擔著檔案學學術交流的社會使命，因此對檔案期刊的評價需要反映出檔案學學術共同體的認知和期望。本文通過問卷法，采用同行評議的方式調查檔案學研究人員對12種檔案專業期刊的感知和認同，使用聚類分析展示檔案期刊的分層結構。研究發現，檔案專業期刊可以劃歸為3個層級，檔案學研究人員對期刊的主觀認知與量化期刊評價體系結果整體上呈現一致性。
美國學者布洛達斯（R.N.Broadus）稱“20世紀是期刊的世紀”，如今學術期刊已經成為科學交流系統的主要平臺。檔案期刊既是檔案界人士進行思想交流、提高專業技能和理論水平的工具，也承擔著向更為廣泛的社會大眾進行專業展示的社會使命。從目前的發展現狀來看，檔案專業期刊在期刊評價的大潮下發展前景不容樂觀，這一問題亟待檔案界關注。
1研究背景與文獻綜述
目前，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即南大核心）中檔案專業期刊僅存2種；另一重要索引《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即北大核心）自1992年起，最多時有14種檔案期刊入選，在最新版中僅存8種；在社科院系統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2008版）》中，檔案期刊也僅存2種；在國際檔案界，檔案期刊入選SSCI索引的僅有3種。目前，核心期刊或來源期刊已經成為科研管理者不可或缺的工具，廣泛應用于諸如機構評估、人才評價、科研項目資助、科研績效評價、職稱評審、學科發展規劃等一系列管理活動中。而檔案期刊在期刊評價體系中的表現，不僅導致了自身發展舉步維艱，也不利于檔案學學科建設和發展。不少檔案學研究人員指出，檔案期刊的學術性和學術影響力令人擔憂。在學術性上，殷仕俊發現13種檔案學核心期刊每年刊登的非學術論文數量幾乎是17種圖書情報學類核心期刊的6倍，郭紅解發現檔案期刊中工作指導類期刊占80%以上；在學術影響力上，蘇君華發現檔案學的研究成果在2000年—2009年十年間最高被引次數僅有45次，遠遠落后于圖書館學的研究成果最高被引次數542次。然而，無論是核心期刊或來源期刊評價體系，還是當前檔案學研究人員期刊評價研究的成果，都是基于文獻計量指標判定檔案期刊的學術影響力。很多學者都指出，使用文獻計量指標評價學術影響力時不宜進行跨學科比較，不同學科的規模不同、學者的引用行為和引用習慣也有很大差異，因此計量指標在不同學科之間不具有可比性。為了彌補檔案期刊評價視角單一的問題，筆者使用專家調查法，研究檔案學研究者對檔案期刊的認知和評價。
2方法與數據
本研究以Nederhof、Catling、Coe的研究問題卷為樣本，從“有用性”“期刊聲譽”“成就感”“整體水平”四個角度來考察檔案期刊的被認知情況；同時參考了Kohl、Nisonger、Manzari對開放問題的設計，讓參與調查者列出12種期刊中最重要的3種期刊和最不重要的3種期刊。為了使研究結果具有一定的區分度，使用9級標度作為測量尺度；為了檢驗問卷填寫人是否是隨意對期刊進行評價，本研究還設計了其他一些輔助問題幫助研究人員判斷數據的可靠性，如測量研究人員對刊物的了解程度，通過詢問研究人員是否閱讀該刊和閱讀方式兩個問題來實現。本研究依據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08版）“G27檔案學”中的10種期刊為基礎，加上《民國檔案》和《歷史檔案》兩種期刊。選擇 北大核心期刊作為研究對象，主要是因為它是中國最早的期刊評價工具，在我國學術界知名度較高，收錄期刊的種數也最多；選擇2008版是因為該版收錄的檔案期刊均多次入選核心期刊，而且2008年至今已有10年，核心期刊的目錄也經歷了2次調整，可以將本調查的結果和核心期刊調整的結果進行對比，驗證核心期刊目錄調整的合理性；添加《民國檔案》和《歷史檔案》兩種期刊，是因為它們都被CSSCI收錄，可以檢驗Manzari提出的“精英期刊的學術質量具有獨立性”在中國檔案學界是否存在。問卷主要在2015年“第二屆全國高校青年檔案學研究人員學術論壇”和“檔案學上海論壇”會議期間向參會人員集中發放，此外還通過E-mail向青年檔案學研究人員發放Word版問卷。最終共收回問卷74份，其中有效問卷70份、無效問卷4份。本次調查對象在性別分布上以女性為主（54人），學歷分布上主要以碩士學歷（36人）和博士學歷（28人）為主，在職業分布上以高校教師（28人）、在讀研究生（34人）為主。調查對象的分布呈現出偏差，集中在具有學術發表需求的“學院派”群體，但是這樣的偏差與本次調查的目的相吻合，即都是強調檔案期刊的學術質量。
3分析與發現
通過對開放問題進行統計，即對最重要的3種和最不重要的3種期刊的投票，大致可以了解檔案學研究人員對檔案期刊認知的基本狀況。首先，通過對最重要的3種期刊的投票，可以從正面了解期刊的學術地位。Polonsky所說的“頂級期刊現象”在檔案期刊中非常明顯，《檔案學通訊》《檔案學研究》得到了超過80%的投票，而且遙遙領先于排名第3的《中國檔案》（得票率為42.86%）。這3種期刊之外其他期刊的得票率均低于20%。這表明檔案界對期刊的認知出現非常極端的兩極分化。其次，通過對最不重要的3種檔案期刊進行投票，可以從負面考察檔案界對期刊的認同和感知。《檔案學研究》《檔案學通訊》的得票數為0，《蘭臺世界》《民國檔案》《歷史檔案》的得票率均超過50%，這從反面驗證了“頂級期刊”集團的存在，也進一步驗證了檔案期刊的兩極分化現象。這說明被調查者對檔案期刊質量的認知具有高度共識。我們將每一種期刊得票率轉換成分值，這樣使得最重要的3種期刊和最不重要的3種期刊兩組的投票率可以在同一程度上進行比較和計算。將最為重要的3種期刊得票率計為正值，最不重要的3種期刊得票率計為負值，通過求和可以了解期刊整體的地位結構。檔案期刊存在明顯分層現象，大致可以分為四層，《檔案學通訊》《檔案學研究》為頂層，《中國檔案》為中上層，其他期刊為中下層。每一層的內部差距為0.3分左右，層與層之間的差距為0.2分左右。為了更為準確地揭示檔案學研究人員對檔案期刊的認知和判斷，本研究通過有用性、聲譽、成就感和整體水平4個方面（問卷的第3、6、7、8題）來考察學者們對期刊的認識水平。表3顯示了統計本次調查的12種期刊在這4個變量上的填寫人數（N）、均值（Mean）和標準差（Std.D）的情況。由表可知，所有人對《檔案學通訊》的有用性、聲譽、成就感和整體水平都做出了評估，而對《民國檔案》《歷史檔案》進行評估的人數均未滿60人。也就是說，有不少檔案學研究人員并不關注這兩種期刊。標準差的值越大，表明調查對象對期刊的這一性質共識度越低，例如《檔案學通訊》的整體水平標準差為0.7，而《歷史檔案》則為1.57，這表明調查對象對《檔案學通訊》的整體水平更容易達成共識，但調查對象中有一些人對《歷史檔案》的整體水平評價較高，另一些人的整體水平評價較低。為了檢驗能否通過這4個變量來測量檔案學研究人員對檔案期刊的認知水平，本文使用SPSS22計算這4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結果顯示4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在0.8之上，達到了p<0.01的顯著水平，呈現出高度相關的特征，說明綜合這4個指標的均值可以體現出檔案界對檔案期刊的共同認知。數值的大小和排名有時候并不能有效地展示結構性信息。為更有效直觀地呈現檔案期刊的分層結構，筆者使用系統聚類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來考察12種期刊的整體結構。聚類分析是多元統計分析的一種，它把一個沒有類別標記的樣本集按某種標準分成若干個子集或類，使相似的樣本盡可能歸為一類，不相似的樣本盡量劃分到不同的類中。在宏觀上，12種期刊可以劃分為2大層級，《檔案學研究》《檔案學通訊》組成了“頂級期刊”集團，其他10種期刊組成了學術地位相對較低的“次級集團”。這次級集團中，又可以劃分為2個小的子集團，《中國檔案》《浙江檔案》《檔案與建設》《檔案管理》組成了“次級集團”中的一個子集團，其他期刊組成了另一個子集團。可以發現，《歷史檔案》《民國檔案》這里兩種檔案界認同度很低的刊物組成單獨的一個小類，因為這兩份刊物主要服務于歷史研究，在CSSCI的學科劃分中這兩種期刊也被歸類到歷史學來源期刊。這也說明Manzari提出的“精英期刊的學術質量具有獨立性”在中國檔案學界表現得并不明顯，檔案學界對歷史學的精英型期刊并不了解。《蘭臺世界》在“次級集團”的子類中顯示出明顯的獨立成類的特點。整體上，檔案期刊的聚類特征與投票率的排序吻合度較高，聚類效果較好；而且從聚類的結果來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最新版將《蘭臺世界》剔除核心期刊目錄具有合理性。
4結語
通過專家調查法，本研究發現檔案學研究人員將主流的檔案期刊分為3個不同的層級，《檔案學通訊》《檔案學研究》居于頂層位置，《中國檔案》《檔案管理》《浙江檔案》《檔案與建設》等4種期刊居于中間層，其他6種期刊居于第三層。在整體上，檔案學研究人員對檔案期刊的認知和判斷與當前量化的期刊評價體系之間的一致程度較高，而且量化期刊評價榜單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檔案學界對期刊認知的變化。盡管有學者指出，《中國檔案》等檔案局（館）所辦的期刊在嚴格意義上不能稱為學術期刊，但是從本次研究的調查結果來看，這類檔案期刊在檔案學界仍然具有顯著的認同度。少數學者質疑檔案局（館）所辦期刊的學術性，其根源在于檔案學實踐取向和學科知識取向的雙重價值沖突，而這種價值取向的沖突在管理學、教育學等領域也同樣存在。但是，檔案學與檔案工作不可割裂的緊密聯系不允許我們忽略檔案局（館）所辦期刊的存在和意義。在現行期刊評價中，檔案學人都不愿意看到檔案期刊被擠出局。對于檔案期刊在現行期刊評價體系中的失語現象，大多數研究人員都把加強期刊的編輯規范作為主要應對策略。學術期刊是為學術共同體的學術交流而服務的，因此檔案局（館）所辦期刊要想提高自身學術影響力，進而推動檔案學的學科發展，不僅要加強編輯規范，更要轉變辦刊理念。具體來說，就是編輯人員要走向開放的學術“場域”和學術市場，進一步加強期刊內容的學術性。這是檔案期刊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也是檔案學學科發展壯大的必要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