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期刊 > 人文社會科學 > 社會科學II > 教育綜合 > 中國社會科學評價 > 中國闡釋學傳統及轉向 【正文】
摘要:一、中國學術中的闡釋學傳統在中國古代思想的形成時期,就開始了以闡釋(又稱“解釋”)為特征的思想展開方式,比如,孔子說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就是把自己放在古代圣王的政治理想和價值觀念的“記述”與“闡釋”者的身份上。這樣的傳統也被后來的儒家學者所繼承。在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設立“五經博士”來傳承不同的儒家經典注釋體系之后,中國古代的思想學術逐漸確立起以“經學”以及“經典注釋”為基本形態的傳統。經學作為一種極具“實踐性”的解釋傳統,為傳統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提供了價值基礎,甚至是實踐指南。我們在《孟子》書中可以讀到這樣的句子:“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孟子·離婁下》)由此可見不同的經典所提供的是不同的政治理想。雖然在不同的儒家學者那里,不同經典的社會功能的解釋各有不同,但經典解釋并非知識的一種簡單活動,而是借由經典解釋來確立制度和觀念的過程。在不同時代,經典的解釋方式有很大差異,比如,在漢代主要是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間的爭論,而魏晉時期的經典解釋吸收了道家思想的因素,因此帶有傳統經典解釋中最為充分的“哲學”意蘊。到宋代,程朱和陸王之間,存在著為學功夫的差異,但他們的解釋方式一般都被歸入“宋學”,而與注重文字考訂的“漢學”相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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