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學分析范式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關于演進經濟學及其范式的一個理論說明

演進經濟學是一門關于研究經濟行為演化的學科，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所研究的關于存在的學科（賈根良，1999）。演進經濟學興起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當代高科技經濟的迅猛發展，使得社會經濟結構處于一種高度不確定的創新變遷狀態，主流經濟學無力解釋日新月異的社會經濟實踐的變遷勢態；另一方面，20世紀中葉以來認知科學、生物基因科學以及現代物理學中的不確定性理論、非平衡系統熱力學和耗散結構理論等自然科學理論的革命性進展，為一門新學科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論以及分析工具。演進經濟學由此出現和成熟。

沿著schumpeter（1912）開辟的研究方向，15近幾年來演進經濟學在技術創新、知識經濟、網絡經濟以及制度變遷等領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并取得了頗有影響的學術成果。相比主流經濟學，演進經濟學還缺乏精致和清晰的數學推演以及嚴整的理論體系，但我們同樣可以歸納出其獨具一格的研究范式。

演進經濟學的內核可概括為：社會經濟本質上是一個動態非均衡的演進狀態。具體而言，包括以下三層含義：（1）時間不可逆。演進作為一種過程首先是一個時間的概念，而流逝的時間本質上是不可逆的，是單向的，是無法重復與試驗的。時間不可逆決定了經濟系統演進的路徑依賴特征；（2）非最優與多樣性。在各種高度不確定的隨機因素擾動下，經濟演進過程是非均衡狀態，演進過程無法實現最優解。另外，路徑依賴以及隨機因素擾動決定了系統中個體之間的期望、偏好、能力、知識存量和認知模式等都將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別，從而出現個體行為的多樣性；（3）群體協同演進（coevolution）。生物學新的研究發展表明，施加選擇壓力并被生物所適應的“環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動態概念，既包括變化著的非生命方面，也包括變化著的生命方面。生物個體及與之相互作用的所有生物都是其環境的一部分，相互作用的生物之間“協同演進”并彼此適應而非“生存競爭”，是生物世界的普遍現象。經濟學家對演進概念的理解是有分歧的，但生態系統協同演進觀是生物學類比的演進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命題。

與內核相對應，演進經濟學的保護帶包括：不確定性、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備且非對稱分布。這里的不確定性是knight意義上的不確定性，才有了非均衡的演進狀態的持續存在；這里的有限理性意味著對最優解的否定，意味著多樣化世界的本貌；這里的信息不完備與非對稱分布表明了個體的異質性以及信息（知識）分布的差異性，意味著經濟個體獲利機會的不同。

演進范式的內核和保護帶，決定了演進經濟學對知識的應有關注及強大的經濟解釋功能。實際上，演進經濟學的最初發展是寓于schumpeter（1912）的創新理論之中的，演進經濟學的成熟是與創新（本質上指的是知識創新）理論的發展交織在一起的。新古典范式中被忽略或被內在排斥的關于知識的一些重要命題和原理，如知識創新、知識演進等問題在演進范式中得到了充分闡釋。

（二）演進經濟學對知識性質的深化理解

遵循演進范式，經濟學家們對知識問題的認識前進了一大步，首先是對知識性質的深化理解。

1. 知識創新的高度不確定性與系統性。知識要素的復雜性、知識配置的特殊性以及知識作用于經濟的多層次性，決定了知識創新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不確定性的經濟世界中，這個特殊性主要表現為知識創新的高度不確定性。在schumpeter看來，這種不確定性就是knight意義上的不確定性。16與knight意義上的不確定性世界直接對應的必然是認知主體的知識創新的不確定性。知識是主體對外在世界的認知和主觀反映，知識創新是知識主體對不斷演進、變遷的自然界和社會經濟機體的認識深化。

知識創新的不確定性，導致了知識創新的系統性。不確定的知識創新屬含著高風險性和高成本。知識創新的持續、順利推進需要一種能夠有效規避風險的分攤機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約安排。這樣，就需要社會經濟體系中的各個要素、各相關經濟主體、各契約組織之間的有機協調、配套以及緊密合作，充分發揮系統效應。由此，才有了freeman（1987）、lundavall（1992）、nelson（1993）等人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的形成。同時，創新知識的應用、傳播、擴散與檢驗也必須依托于一個相對完善的經濟體系。總之，知識創新本身就是一個系統，也即知識創新具有系統性，而且，知識創新的系統性與知識創新的不確定性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2. 知識的不可逆性。這里所謂的知識的不可逆，是指知識所有者對某種特定知識的學習、獲取、體驗、應用必須在而且只能在某種特定的時空狀態下進行，不同的時空狀態（這里所說的不同時空狀態是種區間意義上的時空，是可鮮明地予以辨認和區分的）決定著不同的知識積累與知識存量，也決定著不同知識應用的不同效果。換句話說，知識的不可逆性是指知識積累和知識應用的實驗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是產生于知識主體對知識體驗的時空性。這既包括同一知識主體在不同時空中形成的知識的異質性，又包括不同知識主體之間的異質性。

知識的不可逆性表明了企業知識的異質性。不同的企業知識，依托于不同的知識所有者以及不同的契約組織載體身上，具有實驗意義上的時空性，也就是不可逆性，由此形成了企業的異質性。企業之間知識的異質性框定了不同企業相應的競爭行為以及戰略取向，進而決定了企業之間長期存在著的競爭優勢以及利潤獲取上的差別（劉剛，2002：第66頁）。正是因為知識的不可逆性，nelson & winter（1982）、penrose（1959）、prahalad & hamel（1990）等才把企業知識和能力的積累看作是企業競爭行為的基礎以及利潤的來源，并在此基礎上展開各自的經濟理論研究。

3. 知識的難言性。因為語言的抽象性和局限性，知識具有難言性。任何知識都含有無法用準確的語言來表達的成分，我們可以明晰說明的知識僅僅是人的知識當中可用語言交流的那部分，還有很大一部分知識是難言的，這種難言的知識也稱為隱性知識（polanyi，1962）。研究知識難言性的重要意義在于：（1）個體或組織的隱性知識是一種高度專用性的、難以轉移的且難以模仿和替代的非競爭性要素，這意味著經濟個體和組織具有是異質性；（2）知識的很大一部分是難言的，如何把隱性知識轉化為可以表述的、規范的顯性知識而加以利用就顯得相當重要；（3）隱性知識是難以直接通過市場交易來進行計量定價的，需要一種特別的定價機制。

（三）演進經濟學關于知識創新機制的研究

對知識性質的上述判斷、理解與解釋，為經濟學家們研究知識演進問題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演進經濟學家眼里，知識演進機制就是知識創新機制，而關于“怎么做的知識”的技術的創新與知識的創新二者并無本質上的差異。演進經濟學家們關于知識創新機制的研究主要是圍繞技術創新來展開的。在現有的文獻中，有關技術創新、知識創新機制的研究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1. 創新的動力源研究。schumpeter（1912）是最早研究知識創新動力源的經濟學家， 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他認為，不論是在經濟組織外部，還是在企業實驗室中產生的科學技術，都是創新的源頭，進而提出了“科技推動說”。 schmookler（1966）對此提出了異議。他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發現，創新與其他經濟活動一樣，也是一種追求利潤的經濟行為，要受市場需求的引導和制約。換言之，在刺激科技創新方面，需求比科技進步更重要，由此形成了“需求拉動說”。mowery & rosenberg（1979）則指出，供給和需求都是創新成功的重要決定因素，只是在不同產業中以及在創新的不同階段上，二者的重要性可能會有所區別，但是，無論如何，技術和市場都是創新成功的基本因素。對于創新而言，科技推動與需求拉動既相對獨立，又相互補充、交互作用、缺一不可，這就是創新的“雙因素說”。

2. 創新的契約載體研究。marshall（1890）指出，知識是生產中最有力的發動機，而組織則有助于知識的形成。penrose（1959）則直接把企業的本質理解為在知識積累過程中不斷擴展其生產領域的機制，也即“企業是知識創新體”。在penrose看來，企業新知識的積累，就是以某種特定方式，把關聯的和正式的知識轉化為非正式程序化的富有針對性的隱性知識的過程。通過這樣的一個過程，就逐漸形成了程序化的決策機制，從而有利于企業管理者才能的充分發揮，有利于企業的健康成長。在penrose的基礎上，nonaka（1994）構建了一個企業內部知識創造螺旋的動態模型，在該模型中，企業知識創新與知識積累過程被具體描述為四個知識轉化模式，即隱性知識向隱性知識的轉化、隱性知識向顯性知識的轉化、顯性知識和顯性知識的組合以及顯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轉化等，這四個模式互為一體、相互轉化，共同構成企業組織知識創新與積累的機制。

知識擁有狀況框定了企業知識創新與積累的幾率，進而決定了企業的成長過程。20世紀80年代初興起的企業能力理論把企業內生的知識和能力的積累看作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17其中，對企業的競爭優勢起關鍵作用的知識和能力被prahalad & hamel（1990）稱為核心能力，企業正是通過其特有的核心能力的積累及由此所決定的競爭行為或戰略來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和超額利潤的。nelson & winter（1982）的企業演進理論推動了這方面的研究。他們認為，在企業演進過程中形成的生產性知識和能力表現為組織“慣例”，慣例框定了企業應對市場變化的行動方式，決定了企業的競爭策略及其后果。同企業的核心能力一樣，表現為慣例的知識也是高度隱性、難以模仿和替代的。nelson & winter同時指出，慣例象生物進化理論中的基因，雖然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慣例也要相應地作出調整，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慣例才具有生命力。

另外，teece、pisano and shuen（1990）的動態能力理論則從演進的視點具體分析了企業核心能力的更新等組織發展問題，這引起人們關于如何運用已有知識去開發新知識問題的研究。近年來興起的組織學習理論就是對此的發展和深化。組織學習理論的基本命題是：（1）企業知識創新的方向并不是隨機的；（2）企業內部學習的功能在于實現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的順利互動轉化，這與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密切相關；（3）對于風險和不確定性都很高的創新技術而言，企業的外部學習也是至關重要、不可缺少的；（4）當代市場經濟中的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是以經濟網絡為運營平臺的。

3. 創新的生態系統研究?？疾靹撔吕碚摪l展史，20世紀60~70年代，關于創新過程，大多數學者認為：（1）創新的過程遵循發明—開發—設計—中試—生產—銷售這樣一種線性的過程，研究與開發、生產與銷售之間以及與創新相關聯的各類組織之間的信息流動是單向的，不是一種互動循環；（2）整個創新過程都是在企業內部進行的，企業是唯一的創新主體；（3）創新與擴散過程是可以明確加以區分的。隨著創新研究的不斷深入，許多學者對此提出了不同看法。nelson and winter（1982）較早認識到，創新過程的長期性和不確定性，決定了創新不是一種由發明到擴散的簡單線性模式，創新能力也不是僅限于企業組織。1987年freeman提出了國家創新系統概念，后經lundvall（1992）、nelson（1993）等人的努力發展為國家創新系統理論。該理論認為，創新是一種交互的學習過程，是不同主體和組織相互作用的產物；創新主體是一個系統，是企業、科研機構、教育部門、中介服務機構、供應商和客戶等所組成的復合體，企業創新離不開其他經濟主體的協作；創新活動是一種動態的、相互反饋的非線性過程；創新是一種連續性的過程，創新與擴散是交織在一起的，擴散過程存在增量創新，而創新過程本身就是新思想、新觀念的擴散。

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研究了創新的生態系統性，但并沒有進一步研究生態系統的形成和創新優勢的機理問題。這則是當前頗為盛行的集群理論研究所關注的重點。saxenian（1994）、錢穎一（1999）、chong-moon lee、william f. miller 、marguerite gong hancock & henery s. rowen（2000）等學者認為，知識創新是一個生態系統，成功的創新需要一系列的環境條件。硅谷作為創新與創業精神的棲息地，是由多種要素共同構成的，如大學、研究機構與產業界的互動、不斷促進創新的風險投資機構、鼓勵創業的氛圍、流動的高質量勞動力等。這些要素之間構成了某種復雜的、動態的、相互依存的演進關系。williamson（1975）、dunning（1997）、porter（1998）、bresson（1999）等認為，產業集聚所形成的知識外溢與信息共享機制、降低交易費用的機制、互補性機制以及競爭機制等增強了企業的創新能力，而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又增強了整個集群的競爭優勢，由此形成了企業與集群網絡共進的產業經濟發展格局。

綜上所述，遵循演進經濟學范式，人們對知識性質以及知識創新有了更為透底的認識，知識的經濟學研究由此跨入了一個新階段。

六、知識經濟學范式：一個結論

經濟學家們對于知識的研究是依托于嚴謹的經濟學范式之中的，同時也是隨著經濟學范式的變化發展而不斷深化的。上文我們是以范式演進的角度來梳理既有的關于知識的經濟學研究文獻的，從中，我們可以形成一個極有意義的經濟學范疇——知識范式。

之所以能夠形成和提出知識范式范疇，理由有三：

第一，知識的經濟學研究的進展是極其鮮明地附著于、滲透于、深化于經濟學范式的演進之中的。從古典經濟學范式到當前的演進經濟學范式，都在不同的角度、層面與視點注入了關于知識以及知識經濟分析的理論傳統與綱領啟迪。知識的經濟學分析需要對現有的經濟學范式進行高度綜合與概括。綜合出創新，概括出新意，知識范式的提出，其要義即在此。

第二，從本質上講，知識范式是從屬于演進范式的，但又是可以從中相對獨立出來的。一般地講，演進范式可以解釋一切經濟行為以及經濟行為所依附的經濟運行機制動態變化的根本內涵與本質特征，它所關注的對象與要解決的問題是高層面的，同時又是具有高度抽象意義的。鑒于知識作為當代經濟運行的一個極為突出的生產要素的身份，有必要對知識配置、知識創新及其相應的運行機制等問題給予特別的關注和青睞。這方面的深入研究，需要一個獨立的范式。

第三，總體而言，經濟學家們對知識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知識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還不成熟，還大有探索的空間。提出知識范式范疇顯然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與理論生命力。

筆者認為，知識范式的保護帶是古典范式保護帶以及演進范式保護帶的自然延伸。具體包括：生產方式變遷的內生性、knight意義上的不確定性、有限理性與信息不完備性。

與保護帶相適應，知識范式的內核可概括為：關于知識配置的經濟耗散系統。這包括如下兩層含義：（1）它是一個經濟系統。一方面，知識分工以及知識本身的性質決定了知識要素配置是一個系統的范疇；另一方面，在各類生產要素中，只有知識才是一種附著在勞動者身上的，最為真實、最為內在的要素，而勞動者又是經濟運行系統各個層面的全方位的參與者。因此，知識配置系統與經濟運行系統是相互嵌套在一起的，知識要素是根植于經濟運行系統的基本因子，滲透在經濟運行的所有層面。研究知識配置，就必須研究經濟系統的各個層面；（2）這個經濟系統是個耗散結構。18經濟耗散系統指的是在開放的、非均衡的條件下，通過非線性機制、正反饋機制和有規律性地波動漲落而最終形成的一種自組織和自適應系統。耗散結構的意思表明，系統處于一種動態平衡中，在遠離均衡態的非線性區內，一個非常小的隨機擾動或漲落就會通過以上機制的作用而放大發展為一個整體宏觀的巨大漲落，使系統進入不穩定狀態，達到一定閥值后又通過自組織再上升到一個新的有序狀態，形成一種充滿活力的、螺旋上升的有序結構。我們認為，經濟耗散系統深邃地揭示了知識配置的內在屬性，也是對知識本質的準確概括。

近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史表明，一種經濟理論是否完美與慎密，取決于該經濟理論的研究范式。一個規范、成熟、嚴謹的研究范式具有強大的經濟解釋功能與廣闊的理論拓展空間。某種既定的范式（尤其是其內核）在一段時間內往往是確定的，甚至是剛性的，但建立在此范式基礎上的某個經濟理論卻具有相當的彈性與柔韌性，可以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發展而不斷拓伸。同樣道理，知識范式的提出，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學術界對知識的經濟學研究已經有一定的理論積累，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也為我們對以知識為對象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規范的討論框架。我們可以基于這樣的知識范式，循著前人的研究成果，直面當代知識經濟社會的新勢態、新景象，作出更新、更廣、更深的知識理論的開拓。這當中，筆者認為，如何全面透析知識范式的保護帶，深刻理解知識的本質與特征，從知識及其知識配置的內在運行機理等層面來認識和把握當代社會再生產方式，以及如何深刻領會知識范式內核，準確剖析知識利用、傳遞、學習與創新等問題，具有廣闊的探索空間。而現有的文獻在這些方面的研究顯然還不夠深入、不夠系統、不夠全面，尤其是在關于知識配置的經濟契約制度分析方面，現有的研究還相當薄弱，這當中大有可為之處。作個大膽的假設，筆者甚至認為，把關注的目光與重心聚焦于此，或許會成為知識經濟學研究的一個主要方向，甚至可能引發一場關于知識經濟學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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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在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還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經為信息范式所承續；無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設，這些假設構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設，是通過經濟學論著和教科書提煉并廣泛傳布的完全競爭市場假設。在我看來，完全競爭市場假設中，經濟行為人信息完備假設最為關鍵，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論：

第一，價格可以傳遞市場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備和對稱的。于是經濟行為人不必為獲取信息支付成本，獲取信息的成本為零。既然經濟行為人獲取信息的成本為零，他們獲取信息的激勵也就無從談起，有效使用信息的激勵也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勵的問題。

第二，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組成部分，信息成本為零是交易成本為零的必要條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信息完備假設。新制度經濟學和其他相關理論的進展，較好地闡釋了這一點。

第三，既然信息完備，市場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確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風險、不確定性及其相關的經濟行為人的預期，便沒有容身之地，聊勝于無。這意味著，新古典范式是確定性經濟學范式。如果嚴格遵循這一范式，對于現實的經濟分析就很難切中肯綮，或者只能倒過來，讓現實的經濟削足適履地符合這一范式。

第四，信息完備和確定性保證了經濟行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動機自動實現。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經濟行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沒有必要區分經濟行為人在動機、決策與實施過程、結果三方面的理性與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貫通的，不受限制的。

第五，經濟行為人信息完備，不存在獲取信息的激勵，交易成本為零，理性完全，他們都是價格的接受者，商品同質，資源進出市場無障礙，使經濟行為人被抽象成為無差異的同質人?，F實中，經濟行為人的差異性、他們私人信息的不完備或不對稱性、個體行為人之間的競爭等相互作用，被綜合從而化解消融于市場價格這個公共信息之中了。競爭的差異性、多樣性和風險性，這些現實市場競爭的完全性——完全性意味著豐富性，豐富性內在地蘊含著差異性——的本來意蘊，被競爭的同一性和確定性的異化意蘊替代了，這與經濟學的個體主義出發點和微觀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經濟分析，實質上至多微觀于個別市場或行業；個體經濟行為人的風險類型、如何決策、由誰決策的問題無關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第六，信息完備假設加上前述完全競爭市場假設的另外三個特征性條件，使得在新古典范式中，市場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達成，帕累托最優必然自動實現。于是，市場機制失靈在新古典范式中沒有存身之地。這樣，運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論分析的必然結論就是，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預沒有必要。在我看來，“政府干預越少越好”的說法，要么是新古典范式抱持者面對現實的留有余地的說法，要么是放松了完全競爭假設的說法。在不考慮分配效應的條件下，這一說法算不上新古典范式的嚴格推論。毋寧說，這一說法已經綻露出新古典范式內在的不合諧之處，隱含了突破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

上面六點推論意味著，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環論證的性質，其假設已經決定了其結論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對經濟世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顯得過于嚴峻，過于烏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討論經濟社會如何處理新信息的流動問題，不考慮人們如何獲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資源的問題，甚至不承認經濟社會傳遞信息的效率與獲取信息的激勵之間的沖突問題。然而，這些問題都是客觀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場信息不完備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數量”現象；又例如投資人或創新者的創新活動，意在獲取報酬，不可能免費傳布技術知識的信息。如此等等，說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釋域的偏狹和解釋力的疲弱。

今天看來，20至30年代關于市場社會主義的大論戰中，蘭格—勒納—泰勒定理所表述的市場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觀點，是錯誤的。錯誤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勵問題的重要性；(2)低估了人為造成完全的定價體系運行的困難，相應地低估了經濟中非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作用；(3)低估了配置資本的困難；(4)誤判了中央計劃功能和競爭功能的作用；(5)忽視了經濟中創新的作用(Stiglitz,1994,p.66)。這一系列低估與高估，都建立在對于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誤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錯誤，正如哈耶克指出的，是人們對于自身理性和科學的“致命的自負”，高估了中央計劃當局模擬市場機制獲取、傳遞信息配置資源的能力(Hayrk,1988,chap.5),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勵機制配置資源的作用。

新古典范式對經濟運行的解釋與經濟現實之間的嚴重不和諧，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但是，人們還是可以說，它類似于物理學的無摩擦真空世界，是與“實然”相對照的“應然”，向人們提供了可資參照的坐標，至少在理論上很有價值。如果經濟學分析繼續拘于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較高的解釋力和生命力，當然好。問題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優參照系？在哪些方面被突破了？有沒有改進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進，替代范式是什么？現在，回答這幾個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經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優的參照系，早已被突破，有了相當的改進，有繼續改進的可能；改進的一個可行方向是從更接近現實的信息不完備和不對稱假設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終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20多年來，信息經濟學及其整個經濟學的進展，有力地支持了這一判斷。

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響

信息經濟學是問題導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賴于信息經濟學對于經濟問題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閱讀，最先提出信息范式這一概念的是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會主義凋萎了么？》一書中，提出了“經濟學信息理論研究方法”(theinformation-theoreticapporeachtoeconomics),簡稱“信息范式”(informationparadigm),作為區別于新古典范式的經濟學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1994)。囿于該書論題，他沒有詳細討論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討論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經濟學一般問題。不過，從信息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進展和他討論的問題中，我們還是可以進一步歸納、整理和引申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脈絡。

談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礎，至少有四位經濟學大家必須提及。奈特1921年的《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一書，區分了不確定性和風險，指出：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會努力獲取信息以尋求獲利的機會，而他們也會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獲利機會的信息(Knight,1921)。這可以看作是市場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思想的明確表述。在1920-30年代關于社會主義的論戰中，哈耶克認為，只有通過深遠地分散于競爭和自由定價的市場體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識和信息。他在論文“經濟學與知識”(1937)中，探討了人類知識（信息）的積累和結構問題。在“社會中知識的運用”(1945)中指出：現實中完全競爭并不存在，價格體系可以傳達稀缺性信息，但不能傳達完全的信息。他批評經濟學以完全信息為理論前提，從而無法認識市場失靈問題，初步指出了不對稱信息的存在：每個人都對其他人有信息優勢（哈耶克，1989,第2、4章）。他警醒人們注重知識和信息在經濟中的作用，強調任何人和組織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備。凱恩斯在《通論》中，用大量篇幅，從貸款人與借款人兩類風險、人們的現有知識、經濟世界的不確定性、預期和投資乘數的角度，探討了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完備對人們經濟行為和經濟波動的影響。他強調，人們據以作出預期的現有知識和信息（情報）不足，再加上未來的不確定性，影響著工商界對經濟前景的信心和“血氣”，這些因素共同制約著決策者的預期；預期波動和利率的對比，以及人們的貨幣流動偏好，影響資本邊際效率的波動；資本邊際效率的波動，與依賴于邊際消費傾向的投資乘數效應，進而影響投資波動和就業波動，造成商業循環。與他人不同，凱恩斯對不確定性、信息不完備的強調，明確地與經濟波動聯系在一起，實際上與后來的博弈論、信息經濟學等理論，有著精神上的血緣關聯。這里，還應特別提到科斯的論文“廠商的性質”(Coase,1937)。文中第一次明確論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內的發現相對價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建立廠商有利可圖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價格機制有成本。通過價格機制‘組織’生產的最明顯成本，是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隨著出賣相對價格信息的專業人員的出現，這種成本可能減少，卻不可能消除?！币虼苏f科斯是信息經濟學的思想前驅之一，毫不為過。

信息經濟學的誕生促進了信息范式的形成，信息范式是從經濟學分析揚棄新古典范式的演進中逐漸蛻變脫穎的。阿羅(Arrow)對于信息經濟分析的貢獻至偉，約從1948年開始，他就和其他學者合作，明確地分析了不確定性下的經濟行為，用數學模型分析了信息不完備帶來的損失和預期風險等問題（阿羅，1989），他對此的研究持續了半個世紀。1961年斯蒂格勒的論文“信息經濟學”(Stigler,1961)的發表，標志著信息經濟學的正式建立（黃淳、何偉，1998）。其后，一批從各個方面不同層次研究信息經濟問題的論著，廣化和深化了信息經濟學。例如，阿羅(Arrow)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論著，維克里的論文“反投機、拍賣和競爭性密封招標”(Vickrey,1961),阿克勞夫(Akerlof,1970)關于舊車市場的論文，莫里斯關于不完備信息條件下最優所得稅制度的設計的探討，以及其他經濟學家的工作，大大推進和拓展了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對經濟活動的影響的分析。尤其是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行為的分析，顯示了由具體交易過程理解經濟社會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經濟學的重要作用和潛力，使不對稱或不完備信息問題成為經濟學的一個新焦點。

這個新焦點的匯聚，伴隨著相關領域的一系列前承后續、交織互勵的發展：馮·諾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開創的博弈論和預期效用論，納什1950年先驅性的非合作博弈論，1960年代塞爾頓和哈薩尼將博弈論動態化，引入不完備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關于管理決策行為中的有限理性的論述，以及1970年代以后新制度經濟學的崛起。這一系列發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論，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為假設，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產權理論，與問題導向的信息經濟學的強有力結合，使經濟學從價格機制分析向非價格機制分析拓展和深入。從這時起，個體經濟行為人之間的博弈，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內部化問題，委托—和合約關系中的激勵和約束問題，經濟制度的安排和變遷與經濟績效的關系等等問題，無不滲透著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的因子，形成了對于新古典范式的根基性挑戰，真正的從個體出發的微觀經濟分析走向名副其實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經濟學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標志，是近20多年來，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為基本假設，分析各種經濟問題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現。這些模型的洞見大大展闊了經濟學的視野，極大地影響了發展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新福利經濟學、新廠商理論或產業組織理論等眾多學科和領域的發展。當代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幾乎都受到了信息范式的不同影響。

信息范式的重要影響，突出表現在它的形成，不僅對傳統經濟問題給出了新的回答，而且促進了人們重新思考經濟學的基本問題。經典的經濟學三大基本問題——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礎上。而從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假設出發，結合著經濟人之間的博弈行為來思考，經濟行為人如何決策與誰做決策的問題，就不再是無關宏旨的，而是制約著交易均衡的達成及其變動，成為經濟學的題中應有之義了。因此，經濟學基本問題便不再是三個，而是四個。運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經濟學模型，證明了第四個基本問題的至關重要性。如何決策與誰做決策的問題，不僅關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為，而且關乎經濟制度的安排和變遷問題，關乎合約與激勵問題，關乎交易成本、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實際產權邊界處的“公共領域”，并由之產生對“剩余”占有權的不確定性。

可喜的是，中國學者關于20年來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一些改革經濟學分析，實際上也或多或少地運用了信息范式。信息范式對于經濟分析的最深遠且具有根基性的影響，是正在改變著人們對于經濟行為人理性和有限理性等概念的相關性的理解，這將在下面的討論中見出。

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設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設

(1)經濟行為人最大化效用動機假設

這一假設是對新古典范式的揚棄。揚棄的關鍵是區分經濟行為人的動機、決策與實施過程和行為結果。最大化效用假設，是經濟行為人“理性”的高度抽象化表達。因此，在這里概要地反思一下經濟學的理性概念，有助于理解上述區分。

西蒙(Simon,1992)對于支撐新古典理性的主觀效用理論的批判性歸納是：作為決策者的經濟人，(1)面臨著給定的備擇方案集合；(2)具有每一備擇方案實施結果的概率分布知識；(3)以這種方式最大化給定效用函數的期望值。他對這種理性的致命批評是，沒有考慮經濟人的實際決策過程、知識和計算能力的有限性。他提出了接近實際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說，以替代奧林匹亞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假設產生決策備擇方案的過程，拋棄備擇方案給定的假設；(2)引入對于備擇方案實施結果的估計程序的假設，即假設決策者尋求處理不確定性的策略，拋棄決策者掌握實施結果知識的假設；(3)假設滿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設。

我認為，關于理性，新古典范式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動機；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備假設。后者漠視了經濟人行為的決策和實施過程，漠視了經濟世界的不確定性及其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漠視了經濟人決策及其結果在放松信息假設后與動機的偏離。既然如此，建構新的理解經濟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鑒西蒙的過程理性和知識、計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說，不妨將經濟人的行為分為三個層次：心理動機、決策與實施過程和實施結果，這樣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內涵，相容一致地解釋人們行為的理性與有限理性甚至非理性的關系。

作為心理動機的經濟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經濟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優的自利心。需要強調的是，經濟行為人的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動機，有貫徹決策過程直到實施結果始終的趨勢，其指向不變，無論外部環境如信息條件怎樣變動，經濟人都會在約束條件下盡可能調整自己的行為，以期決策和結果與初始動機目標的偏差最小化。這意味著，經濟行為人的效用最大化動機，不隨條件改變而改變，改變的只是力圖盡力實現動機的行為，行為在實施動機的過程中，依照行為人理解和應對的外在環境條件調節著，趨向動機目標的實現。而動機目標能否實現、實現的程度如何，則取決于信息約束。

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條假設，即用滿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設，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謂滿意，意在面臨環境約束不得已而為之，實質上經濟人不會放棄最大化動機，他始終在力求盡可能的最大化，只不過這時的最大化是有約束的最大化。因此，西蒙的這一條假設是名替而實不代的假設，不能成立。反過來，如西蒙所述，經濟人是尋求滿意的。那么問題是：滿意的指標是什么？如何測度？若以數軸衡量，滿意程度不可能是一個定點，定點意味著最大化點。于是，滿意程度只能是一區間，而區間總可以作無限微分。于是，這種滿意的測度便相當困難或隨意性太大，不如最大化效用的明白易行和相對確定，事實上，許多主流與非主流經濟學家，在肯定西蒙對于完全理性的批判的理論意義時，很少在實際分析中接受“有限理性”對于最大化的替代。原因就在于滿意假設盡管接近了現實，但操作性太差，很難用來清晰地解釋許多經濟現象?！坝邢蘩硇浴备挥趩l性，但失之于滿意策略的假設。最大化假設一直沒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動機假設——經濟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過程和結果必定最優的武斷命題，最大化動機依然可以作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設。

但是，僅僅動機最大化，并不能保證經濟行為人決策和結果的最大化。他們受到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等條件的約束，種瓜往往得豆，種豆也可能得瓜，很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情況。因此，這里的最大化效用行為假設，只意味著行為人出于最大化動機，在給定約束下盡可能地滿足自己的偏好，決策實施過程和結果與動機的一致或偏離程度，或者說個體理性的實現程度，取決于約束條件，取決于行為人之間在既定約束下的博弈。

上面對于最大化動機和理受到環境約束的理解，是對新古典范式的“硬核”——理性選擇的突破與兼容，因此是信息范式可能替代新古典范式的關鍵之一。

(2)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假設

信息是不確定性的負度量，信息或信號具有經濟價值，行為人花費成本才能獲得信息，一個競爭的世界在研究和開發信息方面投資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資源使獲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現實也是經濟學至關重要的問題（阿羅，1989）。經濟史尤其是當代信息產業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從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備或不對稱，決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市場競爭和資源配置的效率。因此，這一假設已經成為當代經濟學最重要的假設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護帶”——行為人擁有特定的關于環境的信息，極大地影響到對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變，因而是信息范式可能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又一個關鍵要素。

關于經濟人的行為過程和結果，我認為，西蒙的過程假設和認知能力有限的命題是成立的。由之可以揚棄地引申出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的假設，引申出決策和結果會隨著約束條件的改變而改變的結論。

一般來說，決策過程和結果多少會偏離動機，因為所有的外在（環境）約束條件，都可以直接或迂回地歸結為：信息總是不對稱和不完備的約束。因此，具有理性動機的行為人的決策實施過程和結果是否理性，取決于信息約束。信息約束不僅體現為它本身對理的約束及其程度大小，而且反映了經濟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傳布快、透明度高，使經濟人獲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現機會主義的概率小，決策和結果與動機的偏差??；反之，則反是。總之，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構成了對于經濟行為人的約束條件，使得經濟行為人出于最大化動機的決策實施過程和結果，時常呈現出偏離理性動機的情況。

在上述理解的框架中，造成“有限理性”行為的原因和條件，已經被分解在最大化效用動機和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這兩條假設之中了。這意味著，在經濟學中，有限理性不應被視為理性截然對立的概念；而應理解為：有限理性不過是經濟行為人在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的約束下，偏離理性動機的行為過程和結果的屬性。

不無反諷意味的一個當代學術事例，可以作為上述觀點的支持性注腳。新古典宏觀學派開發的理性預期理論模型，特別強調最大化假設貫通微觀與宏觀經濟理論的必要性。但是屬于這一理論的具體模型的思想，如“盧卡斯批評”、“卡卡斯供給曲線”、“動態（時間）不一致”等（胡佛，1991），卻或隱或顯地包含了這樣的結論：經濟行為人的預期，影響到他們自身的微觀行為，影響到宏觀經濟運行狀態，而且影響到政府政策的實施結果。我們從中不難發現：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例如，盧卡斯所用的“島嶼模型”中的信息障礙，“白噪聲”對于公眾和政府博弈行為及其后果的擾動），正是經濟世界不確定性的反映。在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條件的約束下，預期本身，內在于人的經濟行為，不能忽略不計。于是，進一步的推論就是：“種瓜得豆”，或者“種豆得瓜”式的結果難以避免——經濟行為人動機的理性，不必然保證預期的完全理性，不必然保證決策和實施的過程的完全理性，更不必然保證行為結果的完全理性。經濟行為人的預期是否理性，極大地受到信息條件的約束，其中信息是否完備或對稱至為重要。這一點似乎是理性預期論者初始沒有預期到的。

2.對于相關的經濟學假設的辨析

這里的信息范式基本假設，是作為替代新古典范式的最大化效用假設和完全競爭假設而提出的更為一般的經濟學基本假設。

(1)“交易成本為正的假設”，體現了新制度經濟學的貢獻，相當重要，卻不能與信息假設并列。因為，從根本上說，從信息成本可以推論出交易成本，實質上交易成本的大部分由搜尋、處理信息的成本構成。所以，交易成本為正的假設，是一個次一級抽象程度的假設。

(2)“非完全競爭假設”，則主要（而非全部）是放松信息完備假設的產物，屬于進一步的引申性假設。限于篇幅，這里不詳論。

(3)有必要多說幾句的，是“機會主義假設”。具有最大化動機的經濟人的行為，在合約等制度約束有隙可乘時，呈現為機會主義傾向的具體實施，例如事前的逆向選擇和事后的道德風險行為。這些都是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引起的，也就是從信息完備到不完備這一約束放松過程的產物。機會主義傾向內在于經濟人最大化動機之中，有著深厚的社會的經驗的哲學基礎。這牽涉到對于經濟人“理性”，和更為基本的“人性”的理解。

(4)“理性預期假設”，是穆思和盧卡斯等人，在適應性預期概念的基礎上，將最大化效用假設一致性地貫徹于預期概念始終，所得出的一個富有創見的理論假設?；械囊x和邏輯并不復雜：追求最大化的經濟人，必然會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獲得的信息來作出預期；預期在概率上趨近于經濟學家的理論模型作出的預期；只要信息公開，經濟預期不會給任何人以特殊機會從中獲利(Muth,1961)。顯然，盡管理性預期很重要，卻只是最大化效用假設的一個推論。

(5)對于“價格靈變或市場出清假設”，我們也可以類似地推導：在信息完備的假設下，完全競爭市場中的經濟行為人，對于價格傳遞的任何信號，都能夠迅速作出調整供給與需求的反應。如此，價格（工資、利率等）當然是靈活變通的。價格靈變和其他新古典假設，保證了市場總是及時出清（連續均衡）的。因此，價格靈變和市場出清也是推論的結果，它是主張政府不干預經濟的學者奉持的基本信條，放松假設則不成立，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設。

總結上述，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只有兩條：一是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動機假設，一是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假設。前者是對經濟人主觀心理動機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對經濟人受到的客觀外在約束條件的抽象，兩者是最基本層次的抽象，是經濟理論據以展開的基本假設。其他假設，一如上述，或者不是一個層次的假設，或者不能與最大化和信息假設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推論性假設，不是基本假設。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更多地承續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邊際分析方法、演進的均衡分析方法和動態方法等，它們在經濟學的長期發展中，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這里不贅。需要提及和引起人們注意的是，這些基本方法結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設，被運用于分析經濟學問題，尤其是一致貫通地分析微觀宏觀經濟學問題，例如分析宏觀經濟波動的微觀行為基礎，解釋力就變得強大多了，代表了當代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因此值得繼續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阿羅，1989:《信息經濟學》，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胡佛，1991:《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中國經濟出版社。

黃淳、何偉，1998:《信息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

篇(3)

[關鍵詞] 經濟學范式 新制度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 交易費用 經濟人假定

一、經濟學范式的界定

范式是哲學家庫恩1968年提出的，指常規科學所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范。它有兩層意思:（1）科學共同體的共同承諾集合；（2）科學共同體共有的范例。它可以簡化為一種約定或是范例。因此，范式可理解為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

范式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共同的基本理論、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種自然觀。范式的基本原則可以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層次表現出來。這些理論和原則對特定的科學家共同體起規范作用，協調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及其行為方式。

范式具有兩個基本特征：（1）有一套獨特的基本前提假設、概念體系、理論方法，有足夠的容量，被信奉它的理論家用來解釋各種理論問題。（2）能持久地吸引相當一批理論家在其基礎上進行研究。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經濟學范式就是經濟學界對如何看待研究對象的方式和視角的選擇和界定，它決定了經濟學家們如何看待對象、把對象看成什么等。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學范式與經濟學流派、經濟學體系等價。它一般總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為內容，以供求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為方法，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 它是從不同的經濟學理論中抽象概括出來的。然而，不同的經濟學理論卻有不同的理論范式，這些具體的理論范式雖然沒有超出和脫離經濟學一般范式，但以上各個組成部分的地位、相互關系、側重方面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經濟學理論的理論體系也大相徑庭。

二、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及其不足

從19世紀70年代起，經濟學經歷了一場邊際革命。受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邊際革命的影響，馬歇爾1890年出版了《經濟學原理》，其中運用邊際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給，核心是均衡價格。由馬歇爾奠定的這一流派逐漸成為主流經濟學，被稱為新古典經濟。新古典經濟學部分地繼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兩者相比，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變窄了。首先，研究對象范圍變小了，新古典經濟學將研究對象局限為經濟領域。另外，新古典經濟學家們逐漸遺忘了斯密對社會分工的洞見。

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可以概括為三個假設為前提的范式。這三個假設為:（1）完全理性假定；（2）完全信息假定；（3）最大化假定。按照這種假定，經濟人“總是用敏銳的眼光，對面前的一切都深思熟慮。他不僅明白自己當時面臨的選擇范圍，而且對未來的選擇余地也了如指掌?！保▌⑹厘\，1994）。但這種完全理性只能存在于理論抽象之中，實際生活中，完全理性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這三種假設均存在著不現實性：（1）完全理性不現實――現實中總存在“有限理性”；（2）完全信息不存在――現實中往往“信息不對稱”；（3）現實中很難做到利潤最大化。此外，新古典經濟學也存在不足：（1）忽視了制度，將企業看作是一只“黑箱”；（2）對經濟學的分析停留在一定的時點上，將時間看作是不變的；（3）交易成本為零。

三、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修正

1.對新古典經濟學前提理性假設的修正

任何理論體系都建立在某些前提之上，因而對理論前提的批判，往往最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理論創新。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們曾嘲笑新古典經濟學是“黑板經濟學”，認為新古典體系的理論前提不符合實際。新制度經濟學最大的創新，是對新古典理論前提的批判和修正。

新古典經濟學以經濟人這一基本假定為前提，認為經濟人的活動，為經濟運行及發展提供了長久動力，也構造起市場經濟的堅實基礎。但是它沒有對經濟人展開具體的分析，只是將其作為一個無處不在的隱含的前提而存在。在這一點上，科斯等人不同意新古典的看法。科斯指出：“當代制度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諾思也認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如何在現實世界中作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他們都強調制度經濟學應該研究實際的人、制度與經濟活動以及它們間的關系。也就是說：第一，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經濟人，而是現實中的具體的經濟人；第二，經濟人在理論體系中不能只是一個隱含的前提，而應該對其展開具體的分析。

在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中，人們開始研究面對的是“一個存在制度與正的交易費用的真實世界”，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上的抽象世界。在這個真實世界里，經濟人是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西蒙所堅持的有限理性觀點，即：人們只具備有限的獲取和處理信息的能力。正如諾斯(2002)所說的那樣，“我們實際上只能擁有不完全信息，而且處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在科斯、威廉姆森看來，首先，現實社會中的經濟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兩方面的含義：其一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人們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交易越多，不確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對環境的計算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制度通過設定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境的能力，有限理性是交易費用理論所依賴的認知假設。有限理性概念中的主觀理性部分導出了最小化（交易費用）動機，而對認知能力有限的認識則鼓勵了對制度的研究。其次，現實社會中的經濟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利他性突出表現為非財富最大化動機，而非財富最大化動機往往具有集體行為偏好。人類行為動機是雙重的，一方面人們追求財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財富最大化。人們往往要在財富與非財富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這種權衡過程實質上就是在這兩者之間尋找均衡點的過程。人類歷史上制度創新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人類這種雙重動機均衡的結果?？傊?，由于了完全理性和單純追求自利的行為假定，也就從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定。同時，這也把經濟人行為分析引入制度理論體系。

經濟人的有限理假設引發了新制度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的第二個假定，經濟人的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是威廉姆森提出來的。他認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時會采用非常微妙和隱蔽的手段，會耍弄狡黠的伎倆”(1987)。這主要包括兩層含義：（1）由于現實世界中存在信息不對稱，經濟人就會根據個人目的篩選對己有利的信息，扭曲對己不利的信息，如撒謊等；（2）由于契約的不完備性，一旦經濟人發現有機可乘，就會不遵守或違背契約。如果經濟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可以洞察一切可能發生的他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但修正的經濟人假設認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獲得所有必要的信息，即使獲得了這些信息也不可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機會上義行為在現實生活中時有發生。機會主義這個概念其實是對經濟人假設的第二個原則自利原則的拓展。它把“用詭計尋求自利”這種情況包括進去了。經濟人人性假設機會主義的說法在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當中，是處處可見的。諾斯在《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中，利用修正了的人性假設，討論了旨在減少相應交易成本或者降低生產成本的替代性契約安排的產生。

2.對新古典經濟學中零交易成本假設的修正

在新占典經濟學的理論里，由于是完全信息假設，經濟人獲取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費用，所以，非零交易成本的假設是不存在的。諾斯對零交易成本的現象曾譏諷：“從經濟史學家的觀點來看，這種新古典公式似乎可以解釋一切有趣的問題，其中包括：世界是和諧的，制度不存在，所有變化都可以通過市場的完全運行來實現。簡言之，信息費用、不確定性、交易費用都不存在”。

交易成本是科斯在《企業的性質》里提出來的?？扑拐J為：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是不符合現實的。在他看來，交易活動是稀缺的，發生交易活動需要成本。這就是交易費用的最初含義。這個概念修正了新占典經濟學范式的零交易成本的假設，使經濟學的假設更貼近現實了。這也是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修正之一。

交易費用的概念一提出來，立即在新制度經濟學各個理論分支，包括制度變遷理論中得到了廣泛運用。然而，對交易成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經濟學家有不同的看法。諾斯認為交易成本“取決于對復雜的價值尺度進行測度的成本、人績效的估算成本以及執行合同的成本”（2002）。事實上，在制度變遷理論中，非零交易成本假定具有核心的地位。諾斯認為，制度通過約束和懲罰給經濟中交往的人們以明確的預期，從而降低了由人類行為的機會主義傾向引起的不確定性的程度，而不確定性程度的降低則表明獲取信息成本的減少，也即交易成本的降低。這樣通過引入交易成本，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就為解釋制度功能找到了理由。

四、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修正的意義及局限性

新制度經濟學范式確立了制度在主流經濟學中的重要地位。從以上分析我們了解到，新制度經濟學范式也提出了三個基本假設:（1）有限理性假定；（2）機會主義假定；（3）交易成本非零假定。在該假定的基礎上，新制度學派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創新。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和確立了新的基本理論命題，即全方位地論證了制度是經濟中的內生變量，探討了制度變遷規律及其對經濟發展和運行效率的影響，提出了許多富有啟發性的觀點。盡管人們對科斯定理的理解及其表述多種多樣，但在新制度經濟學基本命題的看法上卻完全一致，即制度能夠降低交易費用、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交易費用、制度能夠提供激勵機制，制度還能減少機會主義和搭便車行為等。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甚至認為，制度所執行的功能具有經濟價值，每一種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經濟價值?？傊贫仁且粋€非常重要的經濟變量，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而人類社會之所以難以達到“帕累托最優境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稀缺。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解決的是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稀缺及其配置問題，那么新制度經濟學就是要解決制度稀缺及其創新等問題。

但是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新古典主義的分析框架內展開的，同樣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理論局限性。例如從其理論邏輯看，在“經濟人”基本假定方面和“制度節省交易費用”基本命題方面都存在悖論。在經濟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學派的確比新古典學派更接近現實，但他們說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財富最大化動機的經濟人，仍然不是現實中的真正的人，與現實仍有很大的距離。根本原因在于，他們舍棄了很多人的社會特征，仍然從人的一般性來分析抽象的個體。簡言之，新制度學派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占典的局限，從人的實際來研究人，一方面又受新古典的局限，不可能正視人的社會性；一方面改良了經濟人的非現實性特征，一方面又拘泥于超現實的經濟人假定，這就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第一大悖論。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命題也存在悖論：一方面，制度確實能夠降低交易費用和提高經濟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個成本高昂的經濟變量，難以預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費用的作用。因此，對于制度降低交易費用，不可絕對化理解。對制度的成本或代價，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參考文獻：

[1]左金隆:諾斯制度變遷理論方法論探析[J].經濟經緯，2005年第6期

[2]龔唯平:新制度經濟學究竟“新”在哪里[J].學術研究，2003年第1期

[3]道格拉斯?C?諾斯:新制度經濟學及其發展[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2年第5期

篇(4)

關鍵詞：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創新

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受蘇聯范式的影響，恪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遷，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經濟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新模式，網絡經濟成為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新時期和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堅持理論指導的前提下，適應時代變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案母镩_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倍翘幚砗谜谓洕鷮W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疤貏e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

篇(5)

關鍵詞：公司財務理論；經濟學依賴；倫理屬性；范式修正

中圖分類號：F810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3-01-06

作者簡介：范英杰（1970-），女，黑龍江依安人，青島大學國際商學院副教授， 研究生導師，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財務管理。

基金項目：山東省高等學校人文社科研究項目，項目編號：J11WG07；青島市軟科學項目，項目編號：11-2-3-75-37-zhc。 目前，公司財務學已成為工商管理和應用經濟學門類中最具活力的學科領域之一，社會實踐中的種種現象需要人們對公司財務理論所選擇的傳統分析范式進行思考。

一、反思公司財務的理論范式

（一）公司財務理論的經濟學路徑依賴特征

從20世紀50年資組合理論誕生，到MM資本結構理論、股利無關論、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期權定價理論和行為財務理論等，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可謂成就卓著，現已形成相對完整體系內容。由于知識背景、認知結構及思維視角等方面的差異，盡管研究者們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公司財務理論依然顯示出很強的經濟理論依賴特征，財務學對經濟學的路徑依賴直至今天仍然延續，以經濟學理論框架構建和詮釋財務行為現已成為公司財務理論的研究范式。如馬科維茨（Markowitz，1952）提出的證券投資組合理論，從可能的風險資產組合中確定最小方差邊界，通過對資產組合權重的計算找出斜率最陡的資本配置線，計算最優風險資產組合，再與無風險資產的權重一起得出完整資產組合，該理論與經濟學經濟人假設具有一致性，即從理性經濟人的個人最優化角度出發進行的證券組合才是最優的投資組合。米勒和莫迪利亞尼（Miller and Modigliani，1961）提出的股利無關理論，認為公司在投資決策給定的情況下，其股利分配政策不會影響股票價格和股東收益，公司價值或股票價格只受投資決策所決定的獲利能力影響。該理論是在完美資本市場假設、理假設和完全確定性假設三個嚴格假設條件下得出的結論，同樣體現出經濟學思想。可見公司財務理論的誕生和發展是在直接或間接地汲取了經濟學思想的基礎上拓展而來的。

（二）公司財務理論的經濟學研究范式

托馬斯·庫恩（Thomas，Kuhn，1962）指出范式是指一個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技術等集合，是常規科學所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范，是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者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公司財務理論承襲了經濟學研究范式，體現了經濟學遵循的理念、接受的假說、理論、準則和方法。

1理性經濟人行為的假設。假設是經濟學的根基，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中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是對人類的行為方式做出假設，通常被經濟學家所采用的人類行為假設“人是自利的理性經濟人”。盡管在經濟學發展進程中，該假設后來被修正為有限理性經濟人，但也只是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推廣和延拓，仍屬于自利行為假設的一種。公司財務理論也是嚴格按照理性經濟人假設展開的，財務行為突出的是最優決策的基本分析結構，即任何財務行為主體行為目的都是要達到最優決策：首先要確定需達到的目標，其次是發現約束條件變化，并及時調整實現目標的手段與方式，最后是在進行理性成本和收益計算而決策，該過程實際上是經濟學的“成本效益分析”范式。在公司財務理論演進中，MM理論開創了從成本和收益角度研究資本結構的先河，后來破產成本學派的資本結構理論和稅差學派的資本結構理論繼續發展了該思路，最后形成了資本結構的靜態權衡理論。目前，公司財務教材中仍然恪守著該假設，在構建財務目標時，理性經濟人的財務選擇和財務行為動機是實現收益最大化；在財務決策理論中，假定投資者都是理性的，在進行決策時，選擇能夠產生最大期望效用的行為，并假定理性投資者是規避風險的，在已定的收益條件下，盡可能使風險減少到最低程度，或在已定的風險條件下，盡可能使收益最大化；在籌資行為決策時，需要在對比各種籌資方式和渠道下，從收益最大化出發進行決策……每項財務行為都要達到用最少的成本達到最大收益。

總第437期

范英杰：公司財務理論范式反思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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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業 研 究

2013/092個體主義的方法論。個人主義方法論（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是現代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基本架構之一，它將一個大實體約化為許多小實體，把社會發展看做是許多個人的聚集，主張群體只不過是許多個體的組合，以理性追求最高效益的個人作為研究實體和分析集體的行為。沿著經濟學個體主義方法論路徑，公司財務學在方法論上也信奉個體主義，即以公司個體作為獨立的封閉式考察對象，并從公司個體內在屬性和內部驅力出發來解釋公司財務行為。因此，公司財務理論在個體主義方法論下主要解決：（1）個體參與者如何做出財務決策，尤其是在金融市場中的交易決策；（2）個體參與者的這些決策如何決定金融市場的整體行為，特別是金融要求權的價格；（3）這些價格如何影響資源的實際配置 （王江，2006）。

在上述方法論范式下，公司的最優化投資、融資、運營、分配行為，以及資本市場的結構和運行方式的分析，都是從個人效用最大化出發，考察資源配置的制度安排和效率問題，至于與個人相關的傳統的、血緣的、生態的等一切社會關系都被剝離出去。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理論和機制安排去指導財務管理實踐，勢必會帶來諸如財務關系中欺詐、舞弊、功利等道德風險，甚至體現出只有人類是道德權利主體，自然僅僅具有經濟價值和工具價值的個人主義倫理邏輯；勢必將整個生態系統割裂開來，認為自然是從屬或是依附于人類的，不能成為道德意義上的關注對象，并將對生態環境的關注排除在財務決策維度之外。

3數理性的分析工具。經濟學要界定每個理論成立的邊界條件、建立參照系和給出分析一般都需要數理分析和證實，數理性的分析工具在現代經濟學中成為主要的研究方法（田國強，2005）。經濟學數理范式主要體現為兩種形式，一是數學模型，二是實證分析方法。經濟學經典的需求供給模型、博弈論、委托理論、動態最優理論等都采用了數理性方法，作為公司財務理論研究的必要方法，分析工具遵循了經濟學嚴格的數理分析模式。財務學越來越喜歡采用大樣本數據和概率統計分析，通過邏輯嚴密的數量模型來解釋和預測一些會計現象和變量間的關系（陳良華，2011）。公司財務理論研究主要是對財務模型進行價值判斷檢驗和評估，或拓展原有的理論模型。財務理論研究普遍采用以假說為起點，以觀察和實驗為手段，對假說進行批判性討論或嘗試性反駁，進而完善假設或提出新假說。在遵循“問題-假設-檢驗-假設”的研究范式下，公司財務理論將價值判斷等倫理道德因素驅逐出去，實證研究和數學模型研究在全部研究文獻中獨占鰲頭。

二、公司財務的倫理屬性分析

公司財務理論的經濟學路徑依賴，以及沿襲的經濟學研究者共同接受的理性經濟人行為假說和數理性的分析工具，是否是公司財務學應該遵循的最優選擇范式呢，未來公司財務理論研究是否仍舊要沿著經濟學路徑持續進行下去，這些需要人們進行反思，剖析公司財務的倫理屬性。

1公司財務的雙重屬性內蘊倫理屬性。作為管理系統的一個子系統， 企業的財務管理是組織一系列財務活動和處理財務關系的一項價值管理活動。一方面，作為經濟行為的重要主體，企業是依法設立的以盈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有著追求利潤的經濟屬性，“贏利原則是競爭經濟的一個歷史結構性的預先規定，是任何企業所不可抗拒的，企業的任何戰略規劃都必須服從它”（霍爾斯·施泰因曼、阿爾伯特·勒爾，2001），企業追求利潤的本質屬性決定了公司財務的經濟性，公司財務管理目標的確需要以最小的投入換來最大的產出；另一方面，社會性也是公司財務的重要屬性，公司財務在運營過程中必然要處理與投資者等各方利益主體之間的財務關系，在處理財務關系時必然具有為己性和為他性、服務性和牟利性對立統一的倫理屬性，作出某項財務行為時必然要考慮倫理道德，公司要遵守反映和符合各方利益關系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公司財務對顧客、供應商、職工、投資者、債權人、社會公眾負有一定的倫理義務。

2公司財務契約不完整性決定了其需要倫理約束。企業要遵守投資合作形成的一系列多邊契約（Freeman REdward、Evan William，1990），投資者之所以將自己的生產要素通過企業生產的方式進行組合，合作的目的是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形成互補，通過要素、資產與服務交易的合約實現規模經濟效應，取得比不合作時更大的效益，實現各自要素的最大增值。所以，公司契約的性質體現在財務上，并呈現出錯綜復雜的財務關系和財務網絡。但是，由于契約的不完全、信息的不對稱、機會主義行為等因素客觀存在，財務契約也存在著不完備性，它不僅體現在公司投資、籌資及分配活動的系列理財活動和理財決策的非道德行為，而且體現在處理與顧客、供應商、職工、投資者、債權人、社會公眾等關系時也呈現倫理盲區。財務契約不完整必然需要倫理等非正式制度的相應約束，公司應在謀求價值最大化時保持理財活動與社會活動之間的均衡。只有分析財務活動中具有的倫理價值，有效利用資源滿足企業相關者的合理需求，才能在財務活動實踐和財務關系協調中恪守倫理規制?？梢?，公司財務雙重屬性及契約性質意味著其具有倫理屬性并需要倫理約束，正如道格拉斯·諾思所指出的，“財富的創造是一個道德過程的重要命題”，公司財務理論需要反映倫理的要求，并有賴于倫理規制，公司財務理論需要由經濟學依賴向倫理學支撐范式變遷。

三、公司財務理論范式的修正

倫理學日益成熟的理論體系和不斷展示的實踐功能，使其思想的觸須正在伸向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等學科領域，公司財務理論也同樣需要擴展僅僅依靠經濟學視域的狀態，更多地關注人文、價值、道德倫理要求。由于經濟學本來就具有兩種根源，即兩種人類行為的目的：一是對財富的關注，二是深層次上的目標追求。只是隨著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倫理學方法的重要性已經被嚴重淡化了，如阿馬蒂亞·森（2000）指出的，“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面臨著非道德的財務行為和財務利益沖突，公司財務在追求投入資本的盈利性和價值增值的同時，迫切需要倫理學的規制和護航，以便對傳統的理論范式進行合理修正。

1社會復雜人假設。公司財務理論的理性經濟人假說，形成了對財務經濟性效率和經濟性規則的過分關注，以及對財務的社會屬性的輕視。隨著經濟學的發展，“自利的經濟人”假設已越來越受到理論界的質疑，道德等因素作為重要的內生變量現已納入經濟研究的視野。新古典經濟學家馬歇爾曾在其著作《經濟學原理》的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確指出“道德的力量正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察的那些力量之內的”，而“‘經濟人’實際上是一個懷有利人的愿望，甘受勞苦和犧牲以贍養家庭的人，是最能信任的，他的正常的動機常被默認為包括家庭情感在內”。亞當·斯密就已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其在《國富論》中指出：“不論是誰，如果他要與旁人做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道義”。人不僅有著經濟人人性的一面，同時不可忽視其具有道德的另一面。因此，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從實驗角度進行了例證，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實驗充分證明用單純“經濟人”假設來衡量人類行為具有局限性。正如弗里德里?！だ钏固厮赋龅?，“人既不可能是純粹的經濟人，也不可能是純粹的道德人，即使是最典型的‘守財奴’或最偉大的圣人也不會如此”。著名的美國心理學家和行為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Maslow），在《人類激勵理論》中提出了人類基本需求層次分為五個層次需求模型，更是清晰化地說明了人性的復雜性。既然人不可能是純粹的經濟人，有其道德性的一面，那么公司財務必然將突破理性經濟人假設，將倫理道德等因素納入理論依賴的視域。

2結構主義方法論。在個人主義的假定下，公司財務的投資、融資、運營以及分配行為，都是從個人效用最大化出發，強調個體利益優先，即公司進行決策時可以忽略社會、其他群體甚至生態環境等利益，將企業個體一般追求作為道德價值合理性的根據。任何公司都不是獨立存在的，都處在復雜的社會財務關系中，公司財務理論需要從集體視角研究公司個體，將公司財務嵌入到整個社會的結構之中，因此，結構主義方法論應成為公司財務理論賴以觀察思考問題的最基本視角與出發點之一。一是在處理財務關系時，任何公司財務應看做是社會整體性的一部分，需要尊崇整體的社會利益；同時，社會共同體有其自身固有的內在運動、變化規則，強調社會共同體結構對單個公司財務的制約作用，在結構主義方法論下審視公司，財務決策就需要對投資者、債權人、供應商、社會公眾甚至自然都負有神圣的倫理責任和道德義務。二是公司從事財務活動時，應突破籌資、投資及分配活動以經濟價值為中心的個體方法，采用整體論的、長遠論的思維方式，反對將經濟價值與道德價值、逐利與行善、企業價值取向與社會價值取向對立起來的兩分法，充分考慮到倫理價值因素。

3全面的分析工具。在公司財務理論研究中，不可否認實證研究分析工具具有科學理性，使財務問題的表達更為精煉和精確，且邏輯更為嚴密和嚴謹。公司財務在進行定量的經濟計量技術分析的同時，不應忽略涉及價值準則的層次，要構建回答公司財務實踐“什么是好的”、“應該怎樣”的規范研究分析工具。因為作為應用型學科的公司財務研究更重要的使命是對財務管理實踐的指導作用，需要從倫理道德高度研究如何正確處理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關系。公司財務實踐中經濟價值的創造行為要兼顧道德價值，經濟決策要有兼顧他人和社會的需求和顧慮，公司財務決策在獲取經濟價值的同時也需要倫理價值的判斷，公司財務理論研究需要摒棄目前推崇的實證研究范式，將規范研究作為重要的分析工具，實現分析工具的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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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20世紀50年代，馮·紐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設的基礎上建立了不確定條件下對理性人(rationalactor)選擇進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數理論。阿羅和德布魯(Arrow，Debreu)后來發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論，成為經濟學分析的基礎，從而建立了經濟學統一的分析范式。這個范式也成為金融學分析理性人決策的基礎。1952年馬克威茨(Markowi)發表了著名的論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現代資產組合理論，標志著現代金融學的誕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開創了公司金融學，成為現代金融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自上個世紀60年代夏普和林特納等(Sharp－Limner)，建立并擴展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至布萊克、斯科爾斯和莫頓(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權定價模型(OPM)，至此，現代金融學，已經成為一門邏輯嚴密的具有統一分析框架的學科。

隨著金融市場上各種異?，F象的累積，模型和實際的背離使得傳統金融理論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尷尬境地。20世紀80年代，通過對傳統金融學的反思和修正，行為金融理論悄然興起，并開始動搖了CAMP和EMH的權威地位。行為金融理論在博弈論和實驗經濟學被主流經濟學接納之際，對人類個體和群體行為研究的日益重視，促成了傳統的力學研究范式向以生命為中心的非線性復雜范式的轉換，使得我們看到了金融理論與實際的溝壑有了彌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獎得主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農·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這個領域的代表人物，為這個領域的基礎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國外將這一領域稱之為behaviorfinance，國內大多數的文獻和專著將其稱為“行為金融學”。

行為金融學發現，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過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會受到過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錨定和調整、損失規避等信念影響，出現系統性認知偏差。而傳統金融學是基于理性人假設，認為理性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是嚴格依照貝葉斯法則計算的期望效用函數進行決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這種非理性也是非系統性的，會彼此抵消，從而在總體上是理性的；如果這種錯誤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會淘汰這些犯錯誤的決策者，使市場恢復到均衡狀態，達到總體理性。

2行為金融對信用風險管理的影響

2．1風險偏好

根據行為金融學的基本理論，投資者的風險偏好不同于傳統金融學理論下風險偏好是不變的，而是變化的，是會隨著絕對財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變而發生改變的。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體，他們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為了投資，也是眾多投資者中的一部分，他們的風險偏好也會發生改變。風險偏好的改變就會直接影響到他們面臨的風險，最終會影響貸款方面臨的信用風險。

2．2過度自信

過度自信或許是人類最為穩固的心理特征，人們在作決策時，對不確定性事件發生的概率的估計過于自信。投資者可能對自己駕馭市場的能力過于自信，在投資決策中過高估計自己的技能和預測成功的趨勢，或者過分依賴自己的信息而忽視公司基本面狀況從而造成決策失誤的可能性。這種過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導致大量盲目投資的產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貪大求全。

2．3羊群行為

企業決策由于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并涉及較多的技術環節，其決策往往由決策團體共同協商作出，主要屬于群體決策，而群體決策有可能導致羊群行為(HerdBehaviors)的發生。羊群行為主要是指投資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況下，行為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而模仿他人決策的行為。在企業決策中，羊群行為的表現可能是決策團體中多數人對團體中領導者的遵從，也可能是領導者對決策團體中多數人的遵從，而且是一種盲目的遵從。決策中的羊群行為可能造成決策失誤。

2．4資本結構與公司價值

1958年，美國經濟學家費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頓·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題為《資本成本、公司財務和投資理論》的論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內容是：在市場完全的前提下，企業的資本結構與企業的市場價值無關。即企業價值與企業是否負債無關，不存在最佳資本結構問題。如果證券價格準確地反映了公司未來現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發行的是什么類型的證券，只要把公司發行的所有證券的市場價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這個公司未來利潤的現值。無風險套利活動也使得資本結構無關緊要，如果兩個本質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資本結構不同在市場上賣出的價格不一樣的話，套利者就可以將更便宜的公司的證券全部買下，然后在價格相對較高的市場上賣出。因此，公司的資本結構就不再是不相干的問題。不同的現金收入流量對不同的投資者的吸引力也會各不相同，這些投資者對于他們感興趣的現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價。特別是由于噪聲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滿風險。所以，不同的資本結構，其公司價值顯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風險必然不同。

3行為金融對金融租賃公司信用風險管理的啟示

金融租賃業務由于涉及交易環節較多，交易結構較為復雜，不但面臨客戶(承租企業)不能按時履約的信用風險，也存在供貨商不能按時履約的信用風險，因此，相對于商業銀行傳統信貸，其信用風險更大。

遺憾的是，很多金融租賃機構依然照搬商業銀行機構那套傳統的信用風險管理模式。在按傳統金融理論進行信用風險管理時，基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設，對投資者的風險偏好、過度自信、羊群行為以及公司的資本結構均沒有涉及。但是，基于行為金融學理論，表明這些因素的影響是存在的，這就啟示我們在進行信用風險管理時就不能回避這些因素了，這既對信用風險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為金融租賃機構信用風險管理研究指明了方向。

篇(7)

 

    阿瑟認為存在著兩個經濟世界，需要我們用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去理解，一個是收益遞減的經濟世界，一個是收益遞增的經濟世界。由于收益遞減和收益遞增共同存在與一切行業之中，兩種完全對立的收益機制就交織在一起，相互消長，雖然總的來說，收益遞減表現為流水線產業的特征，而收益遞增則表現為我們一般稱之為知識經濟的產業特征，(athur;1996)但我們在行業上，無法準確確定收益遞減和收益遞增的界限，因為它們相互聯系又相互交織；而在時間上，我們也無法確認收益遞增是何時發生的，因為收益遞增的發生是個漸變的過程。

 

    如果阿瑟的理解是準確的，我們不難看出，經濟學將陷入混亂之中。在阿瑟為我們解讀收益遞增的文章中，(athur;1996) 混亂就已經出現了。首先，阿瑟說，馬歇爾觀察到的是“金屬礦、苯胺染料、生鐵、煤、木材、粗制化學藥品、大豆和咖啡”的生產，因而他得出了收益遞減的結論；而阿瑟自己觀察到的是知識經濟，如“藥品、計算機硬件與軟件、飛船和導彈、電訊設備、生物制劑等等”，于是得出收益遞增的結論，但他的清單里缺失了馬歇爾以前的英國紡織業，它伴隨著工業市場經濟的起飛；幾乎與馬歇爾同時代的美國汽車業，它伴隨著機器工業經濟的繁榮；與阿瑟幾乎同時代的家電產業，它伴隨著工業繁榮向世界其它地方的擴展。阿瑟無法界定這些產業是收益遞減的還是收益遞增的。無論阿瑟的答案是什么，這答案產生的問題一定比它能回答的問題要多得多。其次，阿瑟對馬歇爾范式的描述雖然準確，說“它總是保持著一種均衡，因此是井然有序而且可以預測的，適宜進行科學分析；它又是平穩的，因而安全；它改變起來十分緩慢因而是可持續的。不太冒失也不太有利可圖”，(athur;1996)但這種描述顯然不適用于從工業革命開始到知識經濟出現以前的工業社會，那里面既充滿令人激動的經濟奇跡，又彌漫著對危機的恐懼和不安。阿瑟的描述讓我們感受到的是一片田園風光。最后，收益方式的變化具有顛覆性的含義，它將導致經濟學理論的革命性變化，阿瑟將這種變化描繪成一個漸變的過程，無論對理解收益遞減還是收益遞增，都將產生理論上的困難。

 

    阿瑟的用意是顯然的，他要在保留馬歇爾范式的前提下，研究收益遞增的經濟學。阿瑟明確地說，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經濟學世界，需要用完全不同的經濟學思維方式，建立兩個完全不同的經濟學。如果阿瑟成功了，我們就不只是有了兩個經濟學，因為在阿瑟以前，已經有人建立了第二個經濟學，只不過他從來不敢這樣說，這個人就是凱恩斯爵士，由他開創的經濟學叫做宏觀經濟學。阿瑟的收益遞增經濟學，有可能可以達到甚至超過宏觀經濟學的成就，因為收益遞增確實是我們身處的這個市場的一個基本規律。但阿瑟的經濟學顯然也逃不脫與宏觀經濟學同樣的宿命：與馬歇爾結構不兼容。

 

    這就是從阿瑟的努力中引出的一個問題，為什么只要是研究在工業化市場中觀察到的現象或問題，其理論都與馬歇爾范式不兼容？

 

二、問題的關鍵

 

    阿瑟說，收益遞減是流水線工業的特征，收益遞增是知識經濟的特征，(athur;1996) 前面說過，這種區分所產生的問題顯然比它所解決的問題要多得多,而且這種劃分也得不到經濟學資源的支持?？梢缘玫浇洕鷮W資源支持的、更合理的理解應該是，存在著兩個相互獨立又相互作用的基本經濟機制，收益遞減和收益遞增；收益遞減是土地賦予我們的增長限制，而收益遞增是市場的一個內生機制，它是增長的源泉。

 

    1.  關于收益遞減

 

    自從威廉.配弟和馬爾薩斯以后，經濟學家就不太關注土地的作用和限制了，仍然關注這個限制的一般是生態學家。收益遞增的巨大成就使經濟學家有足夠的資本去嘲笑生態學家的杞人憂天。在威廉.配弟和馬爾薩斯以后，土地的收益遞減限制對于經濟學而言，似乎連一個外生變量都算不上。馬歇爾關于收益遞減的假設，并不是因為他注意到了土地的限制，而是因為他將土地的收益遞減限制誤讀成市場的一個內生機制，于是他將土地的收益遞減機制一般化為收益遞減機制，變成了市場的一個內生機制，甚至有經濟學家分明看到了市場的正反饋現象與馬歇爾的預言不符，（(athur;1996。yang；2000)也仍然不放棄收益遞減是市場的一個內生機制。正是由于馬歇爾的誤讀，經濟學一邊繼續蔑視土地的（收益遞減）限制，一邊用不屬于市場的收益遞減將市場塑造成一個收斂的均衡模型。對收益遞減的懷疑并不是在1990年代才開始的，但“主流”經濟學直到1990年以后才開始“允許”收益遞增進入經濟學的殿堂。經濟學的“允許”很可能是與阿瑟同樣忽略了土地的作用有關。阿瑟對收益遞增和收益遞減的區分方式，使他既可以解釋市場中實際發生的收益遞增現象，又保留了馬歇爾范式合法地位，經濟學沒有理由不接納他。

 

    馬爾薩斯在他的土地收益遞減理論中，關心的確實就是土地；而到了馬歇爾，以及一直到馬歇爾之后的經濟學家，討論土地的收益遞減時，關心的卻是收益遞減，并不是土地，馬歇爾需要的是用土地來證明收益遞減，證明完之后，收益遞減是如何從土地的經濟規律轉換成市場的一個內生機制，從來就沒有人做過任何的詳細解釋，從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以來，收益遞減都是這么證明的。顯然，這里出現了一個概念的人為轉換。如果要證明馬歇爾范式的存在，這個轉換就是必需的，（(athur;1999)但經濟學有義務明確解釋這種轉換是如何成立的，但是并沒有人這么做過，甚至沒有人認為有必要這樣做。但是，如果我們對馬歇爾范式持一種開放態度，這種轉換就可以是不必要的，阿瑟的清單(athur;1996)告訴我們，在今天的市場中，還表現為收益遞減的產業幾乎全部是與土地有密切關系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能列出的殘存的接近“完全競爭”市場的產業也幾乎都是與土地有密切關系的。從這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啟發，收益遞減很可能僅僅與土地有關，至少這樣的假設比其它的假設在理論上的障礙更少，所引起的麻煩也要少得多。

 

    2. 關于收益遞增

 

    阿瑟認為，收益遞增僅僅是網絡時代的經濟特征，他開始認為，因為在馬歇爾的時代，收益遞增還沒有出現，所以馬歇爾以收益遞減為前提建構他的理論架構也是合理的，(athur;1996)但阿瑟的推理被馬歇爾本人推翻了，馬歇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至少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來討論收益遞增，阿瑟（(athur;1999)后來也提到馬歇爾本人也注意到了收益遞增，但阿瑟并沒有解釋馬歇爾為什么回放棄他注意到的收益遞增。在馬歇爾的整個著作里，關于經濟學規律的精確性的討論，關于“正常”與非“正?！钡睦斫?，都是在為收益遞增現象與他的均衡理論不兼容預留空間。他反復強調，長期而言，收益遞減總是要發揮最終的作用，他的這個預言無疑是正確的，留下了關于增長的哲學思考線索，但他的本意，重點卻并不在這里，他的重點似乎旨在為將收益遞增和壟斷也能納入他的均衡結構中提供一個可能性。他明確地說，他希望未來的經濟學工具可以解決這個難題。汪丁丁在考察關于收益遞增的學術歷史時，似乎也傾向于馬歇爾沒有注意到收益遞增，他暗示，“主流”經濟學家忽略了早已出現的收益遞增觀察，（汪丁?。?002）馬歇爾明白無誤地說，他不僅注意到了收益遞增，他也注意到了收益遞增對于均衡結構的破壞性，他還做了努力來消除收益遞增的對于他的理論的負面影響，（馬歇爾；附錄8）但并不那么成功，于是，收益遞增就被視為一種不“正常”，被排除在均衡結構之外。伏筆是馬歇爾親自留下的，從此，經濟學就成了“例外”百出的經濟學，由各種互不兼容、甚至相互沖突的理論共同構筑了經濟學的理論大廈。正是馬歇爾本人，首先在經濟理論中“不允許”收益遞增存在。在馬歇爾的均衡結構成為經濟學的主流以后，收益遞增被排除在經濟學之外也就不奇怪了。

    楊小凱（yang；2000）對收益遞增發生的解釋與阿瑟不同，他用角點解分析揭示出，收益遞增并不是如馬歇爾所說，是市場的偶然現象；它也不是如阿瑟所說，僅僅是網絡經濟的特點。收益遞增的發生，是從勞動分工就開始了，通過勞動分工這種市場經濟的最基本特征發揮作用，只要有勞動分工存在，收益遞增就一定存在，它不僅是市場的內秉機制，而且是市場效率的根本源泉。楊小凱的工作，不僅揭示了收益遞增的根本屬性，而且給出了收益遞增發生的具體條件和準確時間，不必再像阿瑟的收益遞增那樣捉摸不定?？上У氖牵瑮钚P犯了一個幾乎馬爾薩斯以后的經濟學家都要犯的錯誤，忘記了土地的收益遞減作用。（他們對土地的唯一興趣，僅僅在于可以用它來證明收益遞減的存在，然后，收益遞減就可以脫離土地而獨立存在了。）所以，他只好將分工和市場的出現限定在17世紀的英國之后，（yang；2000）這顯然與經驗觀察有巨大的差距。同時也置馬歇爾范式于完全無理的境地。

    無論如何，楊小凱揭示了收益遞增是市場的內秉機制，它并不是在市場發展到某一階段才開始出現的，而是伴隨著市場的出現而出現的。增長之所以發生，正是來自收益遞增的推動。

 

    3．土地的收益遞減和市場的收益遞增的相互作用

 

    阿瑟（athur；1996）說，收益遞減和收益遞增都是市場本身的機制，當產品中的知識含量增加了，收益遞增就會替代收益遞減，于是他就面臨了一個難題，如何衡量知識含量？農業科學知識（包括機械、農藥、化肥、遺傳生物學知識）算不算知識？要知道，遺傳生物學是當今最前沿的科學技術，它在制藥和農業方面都有著廣泛的應用，制藥業顯然是收益遞增的，而農業依然是收益遞減的。阿瑟將無法解釋收益遞減和收益遞增的消長。

當我們理解了收益遞減是來自土地的增長限制，而收益遞增是由于分工而產生的增長動力，這兩個相互獨立的收益機制就可以在市場中清晰地相互作用了。值得指出的是，這里土地的概念是與馬歇爾的土地概念相一致的；而分工與市場都是由它們的一般定義來定義的，與楊小凱采用的定義一致，與機器的使用暫時沒有關系。

 

    對于一切與土地聯系密切的生產，我們都觀察不到收益遞增，任意多的知識投入（機器等都是知識的某種形式）都不能解決問題。土地的收益遞減限制遠遠超出經濟學家的想象。明白這個道理是有好處的，至少經濟學家可以有機會聽得見生態學家的忠告。馬歇爾（1920）說，長遠地看，收益遞減終究要對增長構成終極的限制。

 

    但是在這個終極限制來臨之前，收益遞增卻有機會暫時突破土地的限制，給我們帶來財富和增長。可被觀察到的收益遞增發生在那些與土地聯系不太密切的產業。正是這些產業的出現，使分工的收益遞增機制能夠最終導致整體經濟的增長，并使亞當斯密有機會觀察到分工與增長之間是有聯系的，只不過，他沒有找到這種聯系的內在機制；同時，這種機制推動下的增長也使馬克思觀察到，在經濟高速增長中，市場內生的正反饋機制所蘊涵的巨大破壞力，他用勞動價值論描述勞動分工與增長的關系，并發現了其中內生的破壞力，事實和經濟學的理論發展都證明，這種內生破壞性是（在經濟學上）不可消除的。

 

    經濟學在內生增長模型上的努力，已經暗示，馬歇爾結構是不必要的，沒有它，經濟學家的工作將更加簡潔。（按照阿瑟的理解，內生增長模型的努力將永遠不會成功，因為它不僅要同時考慮收益遞減和收益遞增的雙重效果，而且還要面臨一個劃界的困難）但對馬歇爾范式的放棄，并不意味著經濟學可以忽略土地的收益遞減限制，建立在收益遞增基礎上的任何模型都只能是一個抽象的市場原理模型，（這里沒有包括增長曲線的模擬模型）它不可能解釋增長為什么在“往復循環”的市場中不發生。更重要的是，在我們今天的星球上，經濟學家不應該忘記土地的終極限制，市場神通再廣大，也無法跳出土地的手掌心。

 

三、亞當斯密的傳統與楊小凱的工作

 

    亞當斯密的最偉大成就，在于他揭示了勞動分工具有產生效率和增長的作用。由于馬歇爾范式的介入，幾乎沒有人繼續亞當斯密開創的工作，以至于他的理論與后來的經濟學好象完全沒有關系。在這期間，不是沒有經濟學家對這個有點反常的現象提出疑問。（注[1]）但經濟學在馬歇爾范式的誤導下已經走得太遠了，無法回到亞當斯密的傳統。直到楊小凱找到了一個合適的數學工具，對分工的深入研究才得以繼續，盡管這繼續的前面留下了幾百年的時間，但他畢竟是繼續下去了。楊小凱的研究發現，如果引入了“干中學”這樣的收益遞增概念，分工的收益遞增機制就可以與增長的發生，在一個模型中建立起因果關系。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是基于他的時代的經濟現象，也許正是如此，才給后來的經濟學家造成一種印象，以為分工是從亞當斯密時代才開始出現的現象。楊小凱也有這種錯覺。

 

    楊小凱（yang；“development economics”）認為，分工是與增長同時出現的。但是，如果我們根據市場和分工的一般定義（尤其是楊小凱在數學分析中給出的定義），我們就會發現，這樣的分工早在許多年前就出現了，無論是“干中學”也好，收益遞增也好，壟斷傾向的出現也好，如果都是如楊小凱分析的，隨著分工的出現而出現，那么，它們在幾千年前的前工業社會就早已存在了。根據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市場在中國已有幾千年的歷史，而且已經相當成熟。[注[2]]但在這樣的經濟中并沒有增長出現?？磥恚瑏啴斔姑艿姆止づc楊小凱的分工還有一點差別。亞當斯密是通過觀察來揭示分工的意義，當他把分工和增長聯系在一起的時候，他理解的分工與機器的使用有密切的關系，[adam 1776；pp8-9 ]而楊小凱的定義(yang,2000;pp49-51)是一個一般化的定義，分工的收益遞增效應，與機器的使用沒有必然的聯系，它主要是來自“干中學”這樣的人力資本積累，僅與亞當斯密分工的前兩個特征有關。由于這種差別，亞當斯密定義的分工就和工業革命聯系起來，與增長幾乎是同時發生的；而楊小凱的分工就更具有一般性，可以與市場同時發生在任何時候，事實上，這種分工也確實發生在增長之前。亞當斯密所觀察到的分工與楊小凱所定義的分工二者之間的差異，就在于它們的收益遞增效果是否避開了土地的收益遞減攔截。

 

    所以，分工的收益遞增效應，是否可以在宏觀上表現出來，被我們觀察到，同時造成經濟增長后果，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能否避開強大的土地收益遞減效應。

 

    對收益遞增的觀察，據說早在李嘉圖就注意到了，（注1）馬歇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附錄8）中更是有詳細描述。但馬歇爾似乎認為收益遞增只是經濟中的偶然現象，并不值得特別關注，更沒有將收益遞增與分工聯系起來。亞當斯密的傳統就這樣隨著偶然現象和“例外”一起被排除在經濟學的視野之外。直到阿瑟，雖然因研究收益遞增獲得了極高的榮耀，但他并不理解收益遞增與分工的關系，他甚至不打算向這個方向努力，他似乎滿足于將他的收益遞增限制在知識經濟發生之后。而楊小凱的理論，則是忽略了另一個重要的環節，收益遞減，在他的角點解分析中，完全沒有收益遞減的位置。即使是這樣，他也愿意相信，馬歇爾的均衡結構，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前提，結果，這樣卓有成效的工作，卻落得數學證明工具的下場，缺乏理論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