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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類比思維是中醫學廣泛應用的邏輯思維形式，通過對類比思維概念、形式、特點等的了解，深入的認識類比思維對中醫基礎理論構建及中醫臨床實踐的影響。

【關鍵詞】 類比思維； 中醫； 基礎理論

類比思維是科學認識過程中獲取新知識的一種重要方法，歷來受到科學家們的重視。在中醫學中更是廣泛的應用，對于中醫理論的構建起了相當的作用。

1 類比思維的概念、形式、特點

類比思維是指古人在對自然界觀察的基礎上，將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的事物劃為類，并在類的基礎上進行比較、推導，確定不同類間的聯系，使知識在不同類間遷移的一種思維形式。其在中醫理論體系中的運用為中醫類比思維。中醫類比思維則是從天人合一的前提出發，根據自然界存在的各種現象來推論人體的功能活動、病理變化以及對疾病的診治。

類比思維的基本形式可分為三種［1］ ：（1）比類：比類是在對自然界直接觀察的基礎上，發現不同現象或事物之間的相似性，將其聯系起來歸為一類的方法。（2）類推：類推是在比類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由于知識的擴展，類可以涵蓋更多的事物，具有推演的特征或功能。可以從作為前提的類、模型或命題推演出另一類的屬性。 （3）比附：比附就是在不同的類之間建立某種必然性的聯系，表現為對類的一種表象的理解。上述三種基本形式，是類比思維發展的三個不同階段，在運用中密不可分，統一于類比思維之中。

類比思維的特點，首先類比思維是在個別或具體的事物或現象之間做橫向的運動，即從個別走向個別，從具體走向具體。這種橫向思維所涉及的兩端事物之間完全是一種表象上的類似，并無任何本質上的和知識上的類屬關系。其次是思維的聯想性。由于在類比思維中不受任何的邊際約束，因此它可以跨越種類界限在兩個看似完全不著邊際但有一定相似性的物像之間建立聯系。所以類比思維的可靠性很小，創造性大，能夠充分發揮思維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引導人們發現新的知識，探索新的問題。

2 類比思維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影響

中醫基礎理論是研究中醫學基本概念、規律、原理、原則等的一門學科。它的內容主要包括中醫學的哲學及方法論基礎中的精氣學說和陰陽五行學說；對正常人體認識論中的藏象學說、經絡學說、精氣血津液學說；對疾病的認識論中的藏象學說、經絡學說、精氣血津液學說；對疾病的認識被廣泛應用于中醫基礎理論的各個部分，現分述如下。

2.1 對藏象理論的影響 首先中醫學將人體五臟六腑與形體官竅，生理心理活動，乃至自然界的物象聯系起來，在五行學說的基礎上，構成了中醫學的藏象系統。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論腎藏象云：“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腎主耳。其在天為寒，在體為骨，在藏為腎，在色為黑，在音為羽，在聲為呻，在變動為栗，在竅為耳，在味為咸，在志為恐”。

其次借用類比思維對臟腑生理功能進行認識。如《素問?靈蘭秘典論》將臟腑系統與社會系統相類比，不僅說明五臟六腑是統一的整體，同時也闡述了五臟六腑的主要生理功能及地位。指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

另外，在藏象理論中，五臟、六腑、奇恒之腑都具有自己的生理特點，而對這些生理特點的認識，同樣是通過類比思維來完成的。總之，類比思維貫穿于整個藏象理論之中。

2.2 對經絡理論及氣血運行的影響 經絡學說也是中醫學的一部分。經絡理論的構建也運用了類比思維。如經絡數定為十二，就是從天人合一的類比思維推理而來，《素問?陰陽別論》說：“人有四經，十二從……四經應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脈”。

同時，關于經脈中氣血的多少以及氣血的運行也運用了類比思維。《內經》將十二經脈與十二經水相對應類比，借河流之大小，水量之多少，源流之長短遠近來說明十二經脈之氣血的多少。并且借用氣候變化對江河之水的影響，來類比六邪氣對經脈氣血的影響，指出：“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夫邪之入于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焯澤……”。

2.3 對病因理論的影響 中醫學的病因理論是極其豐富和全面的，一般人們將其分為外感病因、內傷病因和其他病因三個部分。其中外感六病因的認識，主要就是通過類比思維而來的。

六是指風、寒、暑、濕、燥、火六種致病邪氣。以風邪為例，人們是觀察到自然界的風，善行數變，輕揚上行，并能動搖樹木，因此當病人感受外邪后，出現頭疼，惡風，汗出，游走性關節疼，游走性瘙癢等與自然界風的特性相類似的癥狀時，就認為是感受了風邪的緣故。

2.4 對治則的影響 中醫治療疾病的根本大法治病求本的確立，就是因為認為陰陽是天地萬物變化生殺的根本，由此而推出陰陽是疾病發生的根本，故治病必求于本。所謂是：“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2］”。

因勢利導也是中醫的一個治療原則，是指在治療疾病的過程中，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順應病位、病勢特點，以及陰陽消長、臟腑氣血運行的規律，把握最佳時機，采取最適宜的方式加以治療。而其中所涉及的種種病勢也多是采用類比思維的方法加以推論的。如《靈樞?逆順肥瘦》所云：“臨決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循掘決沖，而經可通也。此言氣之滑澀，血之清濁，行之逆順也”。

3 結論

我們可以看到，類比法對于中醫基礎理論的構建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無論是在基礎理論的哪個部分，都可以看到類比法的痕跡。但是，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由于類比法自身特點的缺陷性，只注意到兩個事物表面的相似之處，就將其作為推理的前提，從而作出荒唐的推理，這對中醫學的發展將是一個負面的影響。

綜上所述，類比思維對于中醫基礎理論構建的影響是具有兩面性的。一方面，它有力的促進了中醫基礎理論的形成，另一方面，它也阻礙了中醫基礎理論的發展。因此，我們在運用類比思維時要遵守一個原則，即兩個事物一定要在其成為同類現象的水平上進行類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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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針灸推拿；課程安排；人才培養

針灸推拿專業作為能夠培養高級中醫學人才的熱門專業，要求學生兼備中醫學基礎理論知識和針灸推拿專業操作技能。因其專業性強，就業前景良好，近年來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應屆高考生。而針灸推拿專業的課程設置合理與否則直接決定了未來培養的人才質量。本文就某大學針灸推拿學院本科階段的課程設置現狀進行如下分析。

1.理論課程設置

理論課程的安排主要分為三大類，分別是公共基礎課，醫學基礎課和專業課。

①公共基礎課，又稱通識課。包括政治思想教育，外語，體育等全國高等教育通用課程。

②醫學基礎課。醫學基礎課又分為包括中醫基礎理論，中醫診斷學，中藥學，方劑學，中醫內、外、婦、兒等中醫學基本理論知識在內的中醫基礎課，和以解剖學，診斷學，藥理學，生理學，生物化學等為代表的西醫基本知識。醫學基礎課的學習旨在令學生們培養醫學思維，掌握系統規范的醫學知識，為日后專業課程的學習提供基礎理論支持。

③專業課。專業課即為本專業必須掌握的專業技能，專業性強，學習難度大，本專業所開設的專業課程主要為：經絡腧穴學，推拿手法學，推拿治療學，推拿練功學，刺法灸法學，針灸治療學，針灸醫籍選讀。完成專業課程學習的本科生理論上應該具備獨立診斷疾病并進行有效治療的能力，是針灸推拿專業本科階段人才培養的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一個階段。

1.1理論課程設置的優勢

①循序漸進。根據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的不同教學階段，合理地安排課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令學生們逐步了解并掌握博大精深的中醫學知識。大一以通識課為主，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和體育鍛煉，目的是令學生們盡快完成從高中到大學的思想轉變，幫助其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保持良好的心態和身體素質，為日后的學習打好基礎。并在通識課的基礎上開始加入醫學基礎課程，如中醫基礎理論，解剖學等，使同學開始接觸醫學，了解基本知識。大二則逐步減少通識課所占比重，加入更多的醫學基礎課。此時學生們開始接觸中藥學，方劑學等，開始具備了一定的醫學常識，初步培養了中醫學理論思想。大三已經基本完成了本科階段通識課的課程安排，開始加入了基礎性的專業課，如推拿手法學，推拿練功學等，主要以推拿手法的訓練和學習為主。此時針灸推拿的專業特點開始顯露，學習重心由中醫基礎理論開始向針灸推拿操作技能轉移。大四則完全以專業課為中心，進行刺法灸法學，針灸治療學的學習，并輔以針灸醫籍選讀，從經典入手，參考課本內容，系統地進行針刺，艾灸，拔罐，耳針等針灸特色療法的技能學習。大五時期理論學習完全結束，主要是進行為期一年的醫院實習安排，將在下文中進行詳細論述。

②中西醫結合。從上述課程設置可以看出，課程安排都是中醫學和西醫學同時進行，學生們在逐步深刻地認識中醫學的同時，也具備了一定的西醫學基礎知識。中西醫結合地學習不但利于學生取長補短，與時俱進，還能應用西醫學理論解決某些中醫問題，更便于理解和加深記憶。在日后的臨床工作中，西醫學知識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個部分，一些先進的輔助檢查方法，如MRI，CT等影像學檢查能夠幫助我們做出正確診斷，選擇合適治療方法。

1.2理論課程設置的缺點

①學生主動性差，思路局限。現階段的教學內容過多地局限于課本內容，大部分學生學習都存在以考試為目的的現象。期末考試難度不斷加大，導致越來越多的學生為了通過考試而臨時抱佛腳，考前瘋狂背誦課本和重點，憑借短期記憶往往能在考試中取得不錯的成績。然而這樣記憶的知識太不扎實，沒有理解掌握，只是死記硬背，不但遺忘速度快，還無法聯系前后所學，將相關知識知識融會貫通，真正把課本知識變成自己的感悟活學活用。而關于中醫經典背誦的相關課程太少也是一個重要問題，以本專業來說，僅僅開設了內經選讀和傷寒論，還僅僅是作為選修課供隨意選擇，雖然經典的背誦看似與針灸推拿專業技能沒有必然聯系，但內經思想卻始終貫穿其中，對于中醫思維的培養是必不可少的。大部分學生僅僅滿足于課本知識，只有極少數同學能夠做到主動積極地閱讀經典，所以現階段本科生學習主動性差，中醫思維局限的問題還是比較突出。

②與臨床應用脫節。目前大部分理論課程都是采取課堂授課的形式，這種形式對于某些基礎課程，如中醫基礎理論，生理學等學科來說還是比較恰當的。但是對于以中醫內外婦兒，針灸治療學等為代表的中醫臨床課程來說，僅僅實現課堂授課是遠遠不夠的。只記住了課本知識，等到真正需要應用到臨床的時候才會發現治療疾病遠遠沒有課本敘述的這么簡單。所以我認為應該在平時基礎授課的前提下盡量增加學生們接觸臨床的機會，可以邊學習邊見習，這樣才有利于將課本知識和臨床經驗有機地結合起來，培養出真正的針灸推拿專業人才。

2.實驗課程設置

2.1優勢

①實驗課時充足。現階段的生理學，實驗針灸學，刺法灸法學，推拿手法學等學科都安排了較為豐富的實驗課程，與課堂授課相比，實驗課主要是培養學生們的動手實踐能力和手法技能的訓練完善。更加自由，開放，有利于學生們通過不同的方式學習知識和掌握技能。

②形式多種多樣。學校對于實驗課程的安排投入了較大的人力物力，實驗形式也多種多樣，比如生理學實驗就主要是進行一些簡單的動物實驗，通過對小鼠，家兔等實驗動物進行實驗操作，從而印證某些課本上面提到的機能特點，自己動手所得到的結果，更加便于理解，有利于加深記憶。而刺法灸法學和推拿手法學則主要是側重于進行手法和操作技能的練習，通過同學兩兩一組互相進行操作練習，可以起到取長補短的效果，不但能夠發現自己手法上的缺陷和不足，還能夠從同學的身上學到他們手法的優點和長處。

2.2不足

實驗課程安排的不足就在于實驗器材數量較少，需要同學們輪流使用，不利于充分利用實驗課的寶貴時間。或許是由于場地限制等因素的影響，在實驗課時總會出現器材稀缺，需要學生輪流使用的情況，為了盡量減少這種情況對學生學習所造成的影響，可以分批次地安排實驗課，加快上課效率，盡量避免出現時間的浪費。

3.總結

合理的課程安排對于培養優秀的中醫藥人才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上文主要從優勢和缺陷的方面，辨證地分析了現階段針灸推拿專業課程設置的特點，根據社會需求和臨床應用方面合理的安排課程，使更多的針推學子學以致用，學有所成，不但有利于培養出更多的優秀人才，還有利于推動針灸推拿這一傳統中醫療法的現代繼承和逐漸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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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醫名詞術語；詞素翻譯法；翻譯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156（2013）03-127-02

中醫術語的概念和用語大致可分為三類：基礎理論、中藥方劑和臨床診治，其中基礎理論基本名詞術語主要體現在哲學的陰陽五行學說、中醫生理學的藏象學說、氣血津液精神、經絡腧穴和中醫病理學的病因病機方面。中醫術語數量很多，WHO西太區、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頒布的國際標準中有4000余條，其中WHO西太區的ISTFCM標準中關于中醫基礎理論的基本名詞術語有797個，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頒布的ISNTCM國際標準中關于中醫基礎理論的基本名詞術語有1266個（李靜、胡建鵬，2012）。中醫名詞術語的翻譯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問題，從理論到實踐都需要一套完整的程序和體系。李照國（1997）認為現在中醫名詞術語的翻譯存在以下問題：一是譯語混亂。中醫翻譯上除了極少數名詞，絕大部分術語的翻譯都不統一。這一現象尤其存在予基礎理論方面的概念翻譯上。二是譯語冗長。中醫用語的特點是言簡意賅，但如果譯者對這些術語缺乏明確的認識，譯文就會冗長不堪。三是釋義不明。譯者如果不深入了解中醫用語的表層與深層結構在漢文化中的統一，就無法正確翻譯原文，致使譯語無法再現原文信息。

本文擬就詞素翻譯法為焦點論述其在中醫名詞術語翻譯中的應用，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詞素翻譯法的定義及應用范圍

詞素是構成詞的最小的有意義的單位。詞素翻譯就是利用英語中的詞素（前綴、后綴、詞根）和連接元音字母-o-、-i-、有時也用-u-連接，創造新詞的一種翻譯方法（李照國，1993）。比如eleetropuncture（電刺），acupoint（穴位），monoyin，monoyang（一陰，一陽）等詞就是詞素翻譯法在中醫翻譯中的常見例子。

這一翻譯法的提出解決了許多棘手的翻譯問題，但任何一種方法都有一定的實用范圍，如果譯者對詞索翻譯法的技術要求及適用范圍缺乏明確了解的話，容易形成濫用傾向，造成不良后果。下面簡要地介紹一下“詞素翻譯法”的適用范圍及要求。根據李照國（1997）的觀點，“詞素翻譯法”的適用范圍一般來說有以下兩個方面：

1.采用其他譯法無法保證譯語的簡潔性。中醫用語的典型特征就是言簡意賅，濃縮性強，一個重要的治療方法或理論往往用兩個或四個漢字即可完滿地予以概括。但是這一特點在譯語中卻很難得以較好地體現。比如，中醫常見概念“得氣”，一般譯為getting the acupuncture feeling，這個譯文顯得冗長，而且表達不清楚。“得氣”指的是針感，在中醫英語中，acu-已經專門用以表達“針刺”這一概念，而在英語中“感”也有一個固定的詞素，即esthesia。將這二者結合在一起，就可以獲得一個譯語acuesthesia。即“得氣”。

2.采用其他譯法無法保證譯語的專業性。嚴格來說，中醫語言同樣具有專業性，而且這種專業性是有層次性的。在翻譯時，也理應在譯語中保持其專業性。如何保持其專業性呢？基本的做法就是使譯語盡量脫俗，盡量符合科技用語的表達習慣。下面以一組流行的中醫名詞術語譯語為例來說明如何保證譯語的專業性。

風秘

constipation due to wind-evil，風癇

epilepsy induced by wind-evil，濕瀉diarrhea due to wemess-evil，濕毒toxic material produced by wetness-evil

“風”和“濕”譯作wind和wetness，雖然在字面上與原文一一對應，但是在某種意義上失去了醫學術語所應有的專業性和嚴肅性。如果使用“風”和“濕”的英語詞素來翻譯即可解決這一問題。

英語中“風”的詞素是anem/o，在表示“由風（邪）所致”這個意思時，可以在anem/o之后加上詞綴-genotm，從而獲得一個新詞anemogenous（即“由風所引起的”）。從語義上看，anemogenous與“風”是對等的；從形式上看，anemogenous具有較強的專業色彩；從專業水平上看，anemogenous具有所指單一即運用局限這樣一個專業化水準很好的特點，是一個理想的譯語。

通過這樣詞素的轉化，我們就可以比較容易地翻譯一系列的相關術語。例如：

風秘

anemogenous constipation，風癇

anemogenous epilepsy induced，風痢

anemogenous dysentery，風眩anemogenous dizziness

由上例可以看出，詞素翻譯不但大大提高了譯語的專業化水平，而且使譯語顯得更加簡潔。

類似的，英語中“濕”的詞素是hygr/o，在表示“由濕（邪）所致”這一意思時，可以在hygr/o之后加上詞綴-ge-nous，從而獲得一個新詞hygrogenous，（即“由濕所致的”）。同理，相關的中醫名詞可以譯為：

濕瀉hygrogenous diarrhea，濕毒hygrogenous toxicity，濕咳hygenous cough，濕病hygrogenous diseases

當“風”、“濕”結合在一起時，以上翻譯方法同樣有效。比如，中醫中常說的“風濕頭痛”、“風濕腰痛”一般翻譯成：

headache due to wind-wetness evll

lumbago due to wind-wetness evil

這樣的譯語不但專業性差，而且詞形冗長。根據前面對“風”、“濕”的翻譯，這里的“風濕”可以譯作anemohygrogenous。那么，上面的兩個術語分別可以譯為：

anemohygrogenous headache

anemohygrogenous lumbago

類似的，“風熱”可以譯為anemopyrogenous，與其相關的一些術語可以做如下處理：

風熱牙疳

anemopyrogenous gingivitis，風熱頭痛anemopyrogenous headache，風熱耳聾

anemopyrogenous deafness，風熱咳嗽anemopyrogenous cough，風熱眩暈anemopyrogenous vertigo，風熱腰痛

anemopyrogenous lum-bago，風熱麻痹anemopyrogenous sorethroat

二、詞素翻譯法的優勢

結合以上諸例，下面談談詞索翻譯法的優勢。

根據刁驤、胡幼平（2006）的研究，詞素翻譯法的優勢可以概括為以下六條（筆者引用時稍作增刪）：

1.簡潔。中醫用語的突出特點就是簡明扼要，譯名理所應當也要保持這一點，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譯名的信息密度。

2.專業化。運用詞素翻譯法來翻譯中醫術語，會創造出一些符合西方社會規范的專業術語，有利于中醫在世界范圍的傳播。

3.規范化。中醫名詞術語規范化涉及中國語言學、中醫理論、比較認識論、西方語言學和認識論、臨床醫學等五個方面，因此，術語規范化有著重要的意義。采用詞素翻譯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譯語的混亂程度，不失為統一中醫譯語的方法之一。

4.交際性強。雖然詞素翻譯法用于中醫翻譯會產生大量的新詞，但因其構詞的基本單位――詞素是為目標語讀者所熟知的，即便有少量特有的“中醫詞素”，選用的也都是已被西方讀者所廣泛接受和認同的，加之上下語境的結合，理解其意思并不困難。較之上面提到的wind等傳統譯法，其交際功能的優勢還是十分明顯的。

5.便于掌握。前文已提到醫學英語詞素的構詞能力十分之強，據統計，掌握大約200個常用詞素或結合型之后，不用借助詞典，就可以理解一般的醫學術語。因而。對于目標語讀者來說，掌握了中醫翻譯中的常用詞素。理解大部分中醫詞匯也就易如反掌了。

6.便于檢索。由于采用詞素翻譯法的譯語與西醫名詞術語的吻合度更高，因而在檢索時檢出率更高，這無疑是有利于中醫藥的對外交流與發展的。目前，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編輯的“Medical Subject Headings（MeSH）”中已經建有中醫學主題詞表，但其收錄的詞條只有“針灸、陰陽、氣”等極少的中醫藥詞匯，急需擴大與完善。詞素翻譯法以其簡潔、專業、易統一，與西醫術語吻合度高的優勢。有望成為建立英文版中醫藥主題詞表的主要手段之一。

三、詞素翻譯法的局限性

需要說明的是，類似“風”、“濕”、“熱”這類中醫術語或概念的針對性比較強，經過深層次的語義分析，借助英語詞素的知識，可以創造出相應的英語詞匯來表達其意義，但使用的時候一定要把握好尺度，不可濫用。實際上，詞素翻譯法也并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超出了一定范圍，詞素翻譯法也會變得無能為力。這個范圍需要譯者靈活把握。

在中醫名詞術語翻譯的廣闊領域中，詞索翻譯法無疑有積極的意義，但是這個方法對譯者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譯者首先要精通醫學外語；需要具有一定的語言學和翻譯學的知識；需要掌握中醫基本理論；需要具有扎實的中醫古文基礎；熟悉中國古代哲學；最好還要了解西醫的理論和療法。惟其如此，才能勝任中醫翻譯的工作，把中醫的精髓翻譯、介紹到其他國家去。即使如此，譯文的實際效果還要接受目標語讀者的檢驗。中醫走向世界任重道遠，需要一代代人不懈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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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元化教學法的特色

在教學過程中,注重傳統的教學方法與現代教育技術和手段結合,在傳授知識的基礎上,更加突出能力、智力的培養,有效活躍課堂氛圍,加強師生互動,使學生從被動的接受變為主動的學習,教學相長,有益于教學質量的提高。

2多元化教學法在中醫基礎理論教學過程的實踐

2.1醫林故事、傳統文化的導入法

國內外大量的教學實踐研究證明,傳統的教育模式仍然在高校教學中占據極重要的地位［1］。多元化教學是秉承傳統教育模式的豐富和完善。如中醫基礎理論“緒論”之中醫學理論體系的發展,講授金元時期的劉完素時,可用故事導入。劉完素以“火熱論”而名著醫林,他理論上的獨樹一幟,得益于《素問·至真要大論》中病機十九條的啟迪,十九條病機中論屬火的病機約占四分之一,且劉完素生于北方,風土剛燥,素體陽盛,又處宋金交戰,疫病流行,用《局方》溫燥之品治療所發熱病,常無療效,故此劉完素用藥主張寒涼藥,為“寒涼派”代表人。通過故事導入,讓學生深知對中醫經典理論的傳承和創新。中醫理論植根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之陰陽學說的講解,應引入中國的傳統文化。可借助《易經》中“陰陽”概念、圖形,幫助學生理解中國古代的樸素哲學觀,讓學生意識到傳統文化的科學內涵,中醫理論的學習不僅是醫學診療、防治疾病技術的學習,更是一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與發揚。

2.2中西并重,實驗教學法

中西醫學理論體系的構建及其思維方式雖有差異,但都是以人的生理、病理為研究內容,因而其知識點也可相互貫通聯結［2］。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使中醫學理論與當代前沿科學相溝通,許多中醫學理論的奧秘得以逐步揭示。應在中醫基礎理論教學中引入一些現代科學實驗研究方法和手段,如“氣與津液的關系”,可通過灌胃麻黃水煎液,觀測小鼠發汗的情況,與正常對照組耐缺氧的死亡時間的比較理解“津傷耗氣”的理論；通過灌胃人參水煎液,觀察補氣藥對小白鼠凝血時間的影響,強化對“氣能攝血”理論理解［3］。同時培養學生根據中醫思維規律,應用現代科學知識和技術解決中醫問題的能力。

2.3實驗法、病案法與知識拓展法的有機結合

藏象,源于《素問·六節藏象論》,是中醫學特有的關乎人體生理病理的系統理論,是中醫學的核心理論體系,是中醫基礎理論的重要內容,故此對此部分內容的講解應注重多元化教學法的有機結合、合理利用。如講解“心主血脈”的生理功能,可通過給大鼠頸靜脈插管法,連接心動圖機,記錄Ⅱ導聯心電圖,較直觀地觀察烏頭堿對心臟的毒性反應所出現的室早、室速、室顫的實驗效果,理解所學的理論知識,熟悉炙甘草湯益氣補血復脈在抗心率失常中的應用。如講授“肝主疏泄,調節生殖”時,可以列舉案例：一對年輕夫婦結婚3年未孕,各種檢查未發現異常,吃了很多中西藥無效,心理壓力很大。后來領養了一個小孩,1年后妻子懷孕了。經過解釋,學生自然明白了：原來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壓力增加,情志不暢時,會出現“肝郁氣滯”,肝不能正常行使疏泄功能,就會引起女方排卵紊亂、月經不調,或男方排精障礙,從而導致不孕。在這里,“肝”是通過調暢情志來調節生殖的。通過分析,學生很容易把理論與實踐聯系起來,這樣既激發中醫專業學習興趣,同時又強化教學效果。理論與學科前沿接觸,反映最新的學術成果,使學生真正感悟到古老的中醫理論、中醫學永恒的魅力。將語言古奧、強于思辨的中醫理論知識,輔之以相關的現代醫學知識來闡釋,以講授“腎主骨生髓”的內容為例,可引入現代醫學研究內容,西醫發現腎與骨在發生學上是同源器官,皆發生于胚胎外層；西醫的腎臟具有分泌促紅細胞生成因子的功能,能刺激骨髓紅細胞的生成。可以讓學生更好的理解臨床上骨骼、骨質異常、貧血等疾病應該從腎來論治的理論基礎,既拓寬學生視野,有鞏固和加深了對中醫學相關知識的理解掌握。

2.4仿真情境與動漫視頻教學法

仿真情境教學可用于真實,實驗無法實現或者表現不清楚的教學中,從而達到一種傳統教學模式不能達到的效果。在中醫基礎理論課程教學中,可以利用現代計算機虛擬技術把舌診、脈診、陰虛、陽虛等中醫學臨床中的抽象癥狀和體征以形象生動的形式直觀地呈現出來。使教學內容變得具體生動［4］。如對于血液循行、經絡的走向的講授,可進行仿真人體血液循行。如“病因病機”的解讀,其中關于“六致病”、“陰陽失調”可制作動漫或者拍攝錄制的形式表達風、寒、暑、濕、燥、火之邪的性質與致病特征；陰陽偏勝偏衰、陰陽互損動態圖。七情內傷影響病機的相應臨床表現可以從大家熟知的電影、電視劇中獲取視頻影像素材,如“喜則氣緩”可用“范進中舉”的視頻；“怒則氣上”可選《三國演義-孔明三氣周公瑾》的片段來呈現,能有機地將視聽結合起來,聲像并茂,幫助學生將枯燥乏味、空洞抽象、難以描述和理解的教學內容直觀、形象地表達出來,讓學生如身臨其境,彌補了學生缺乏臨床感性認識的不足,加深了對教材內容的理解與記憶,達到理性知識與感性認識高度統一。

2.5學生授課體驗法與討論法

“體質”部分內容比較通俗易懂,適宜學生自主授課方式為主導,讓學生體會“講臺上下”、“學與教”的不同。應用理論知識全體學生來辨別自己的體質類型,并且共同討論不同體質的用藥宜忌及如何指導養生,使知識能夠當堂吸收,學以致用。

2.6網絡課程教學法

可將中醫基礎理論全部教學課件、部分教學錄像及內容豐富的音頻資料上傳于網絡課程,為學生提供多種學習途徑；同時也將教學大綱、教學方案、習題庫、模擬試卷等上傳,方便學生復習、自測。在此網絡平臺中建立在線網絡論壇、公開教師電子信箱,開展內容豐富的學術討論,及時解答學生提出的疑難問題,有利于發揮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為學生自主學習創造了良好環境。

3小結

篇(5)

【關鍵詞】脾；胰腺；肝；解剖學

對脾的最早認識可追溯到秦漢以前時期，古人就將動物的脾臟作為日常飲食。《詩經》有：“嘉肴脾，或歌或”，脾是將切碎的脾腎填入腸中炙成的一種灌腸[1]。

在《黃帝內經》中“脾與胃以膜相連耳”對人體的脾臟作了最基礎的描述[2]。雖未對脾的具體形態沒有詳細記載，僅從中可以看出脾胃關系密切。中醫基礎理論認為，脾位于中焦，在膈之下[3]。雖只涉及脾的粗略位置，雖不及西醫解剖學描述的直觀與精細。但中醫古代文獻對脾形態的記載并非淺嘗輒止。以下是中醫與西醫對脾的形態進行比較：

1脾的位置

考諸文獻，對于“脾”橫向位置的記載，古代醫籍中大致有中央、右、左3種說法[4]。若單從解剖實體看，中醫之“脾”的位置應該居左[4]。如《類經圖翼》云：“與胃用膜相連而附其左上”；《針灸大成》言“脾掩乎太倉（胃）附脊十一椎（第十一胸椎）”。此外，流傳在世的許多明堂圖或內景圖都明確標明脾在腹腔中左季肋的深部、胃的背側左上方。現代醫學認為，脾臟位于左季肋部，胃底左后方，與第9～11肋骨相對[5]；同時，以膜與胃相連而又位于胃的上方的器官只有肝[6]，且肝也掩蓋著胃前壁的大約50%[7]；相反，脾與胃的接觸面積約占胃后壁面積的大約20%[7]。即可得出，中醫的“臟腑脾”應是指西醫的“解剖肝”[8]。

2 脾的形狀、結構

《類經圖翼》《醫宗金鑒》都提及脾“形如刀鐮”；《醫學入門》中有脾“扁似馬蹄”延續了王冰注釋《素問》中“脾，形象馬蹄”。就現代醫學角度下脾呈橢圓形[6]而言，“扁似馬蹄”之論更加接近實體。而“形如刀鐮”更接近狹長略呈三棱形[9]的胰。但《醫綱總樞》中描述：脾“形如犬舌，狀如雞冠”，其中“形如犬舌”更貼近形容胰的形狀，但“狀如雞冠”在現代解剖學中，由于脾的前緣有明顯的脾切跡，因此從胃面看去很象紫紅色的雞冠。

論脾的結構，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中說“脾有一管，體像玲瓏，易于出水，故名瓏管，脾之長短與胃相等，脾中間一管即是瓏管。[11]”其所謂瓏管即相當于今之胰管[4]。雖錯誤地將胰的結構認為脾，但對歷史上少有對胰的記載作了充分的補充，略知其重要。

3 脾的大小、重量

《難經》詳細記載了“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將數據按照秦漢的度量衡[12]折算成今天的計量單位，《難經》所述之脾重337.5～435g，扁廣6.96cm，長12.6cm，散膏重100～125g。再參考，近年有學者研究，將歷代醫家有關脾臟解剖的記載總結如下：脾重約547g，扁廣均7.1cm，長約11.8cm[13] 。現代人體解剖學成人脾長約12cm、寬約7cm、厚約3～4cm、重量約為150g[9]。相互對比之下，就脾的重量差距較大外，其它規格皆相近。

4 脾的色澤

中醫關于脾的顏色有三種說法，分別為：①《醫貫》《醫事啟源》等書記載：“脾如馬肝赤紫”；②孫思邈《千金方》記載：“凡脾臟像土，與胃合為腑。”得知脾的顏色呈棕黃色；③《素問》謂“脾色黃，宜食咸。”此等“脾色黃”之論并非指脾實質臟器本身的顏色，而是循五行學說下的藏象之“脾”與中央土相應之色[4]。而“脾如馬肝赤紫”之論與現代醫學觀察下的脾呈暗紅色[6]極為相近。

5 結語

中醫學對脾形態學的認識，雖眾說紛紜，但對中醫脾藏象系統框架不僅沒有阻滯，反而使其向著整體的、聯系的、動態的方向發展。中醫學結合幾千年的臨床實踐并采取黑箱方法來探索人體脾的生理功能和各種病理現象，側重在對人體的動態生命過程的思辨與推理上，而不是脾的各種不同的形態結構上。據中土五行學說來講，脾的功能和其他臟腑聯系是呈立體交叉的空間思維，并非點到點的線性思維。單純地將中醫學中的“脾”對應現代醫學的某一臟器來研究，更是否定中醫整體觀念的主導思想，雖借鑒現代醫學的先進手段明確了脾的形態，但僅從形態學解釋中醫藏象脾是遠遠不夠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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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清任著，李天德等點校.醫林改錯[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8.

篇(6)

關鍵詞：泌尿外科；中醫護理；泌尿外科；整體護理；辨證施護1整體護理的內涵

整體護理，是在中醫整體辨證觀的指導下的護理方法。人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體的各個臟器、組織、器官都有不同的功能。自然界的變化及社會因素又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人體。使人體產生相應的反應。泌尿外科疾病病位大多在腎、膀胱，除了注意腎和膀胱的護理外，還要了解有無其他臟器的疾病，以提高整體護理的程度，同時預防疾病的轉變。生活規律要根據季節的變化作相應調整，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才能健康；根據“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的規律調養身體。疾病才容易康復[1]。所以，泌尿外科疾病在重視重點臟器護理的基礎上，還要全面了解其他臟器有無疾病轉變，同時還要根據自然界和社會因素的變化采取相應的護理措施，體現整體護理的優勢。

2辨證施護是個體化護理的體現

“辨證施護”是運用中醫四診收集的資料。對其加以分析、綜合、概括、判斷，對疾病進行證候定性，根據辨證定性的結果確立相應的護理原則和方法閉。辨證施護需要護士掌握一定的中醫基礎理論和辨證論治的原則，制訂正確的護理計劃。辨證施護體現了個體化護理特點，包括同病異護、異病同護[2]。

2.1同病異護同病異護是辨證施護的一個方面，是指同一種疾病在辨證施治的基礎上，根據不同的辨證分型采取不同的護理措施，如精濁。有氣滯血瘀型、濕熱下注型、腎陽虛型等分型的不同。氣滯血瘀型表現為會、小腹部脹痛，小便赤澀，舌紫暗或有瘀斑，脈弦澀，辨證施護應重視保持患者心情舒暢，消除緊張情緒，并注意不要久坐壓迫前列腺，影響血液循環；濕熱下注型表現為尿頻、尿急、尿痛，陰囊潮濕，舌紅、苔黃、脈滑，辨證施護應注意去除外邪和濕熱產生的因素，忌食肥甘厚膩、辛辣刺激之品；腎陽虛型表現為小便淋漓，畏寒，腰膝酸軟，精神萎靡，多寢，陽痿，，舌淡苔薄白，脈沉遲，辨證施護應注意讓患者注意休息及避免勞累，可適當進食溫補之品。因證型不同，給予不同的護理措施。

2.2異痛同護異病同護是辨證施護的的另一個方面，是指不同的疾病在辨證施治的基礎上，岡辨證分型相同而采取相同的護理措施。如精窿的濕熱下注型、精濁的濕熱蘊結型。二者病種不同，但均有小便赤熱、苔黃膩、脈數等下焦濕熱的表現，因此可給予相同的護理措施，如保持外陰的清潔，忌食辛辣厚味，忌煙酒，避免濕熱內生，致病情加重或反復。

3 中醫護理的獨特內容

3.1飲食護理飲食是防止疾病的重要手段。對患者的飲食選擇也應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強調飲食與藥物配合的重要性。食物的酸苦甘辛與人體的五臟相對應，對臟腑疾病的防治有著重要的意義。個體差異的不同，中醫飲食護理的措施也不同，如腎陽虛型的患者，應多進食一些生姜、香菜、羊肉等溫補類食物；而對于熱性患者，如精濁、癃閉濕熱下注型，則宜選用清淡之品。若進食不分寒溫，則會加重病情。

3.2情志護理中醫將病因分為多種。如外因、內因、不內外因，外因為六侵襲，內因為七情所傷，不內外因為飲食勞倦等。其中情志致病為重要的致病閡素，中醫認為七情致病。故中醫護理應注重情志護理，避免七情內傷。人有正常的情志活動七情，即“喜、怒、憂、思、悲、恐、驚”，關于七情致病及相互關系，《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述：“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3]。” 尿外科很多疾病與情志因素致病有關系。以恐、怒、思、憂最為密切，故在護理方面應制訂保持患者心情愉悅、避免情緒緊張、憂思惱怒的護理計劃。

3.3中醫特殊的護理技術針灸、火罐、艾灸、推拿、熱敷、按摩、挑割、捏脊、藥枕、刮痧、耳針、梅花針、熏洗、日光浴、溫泉浴、浴面、浴足等中醫傳統的技術均屬于中醫護理方法，這些方法是“以中醫基礎理論為指導，以臟腑學說為基礎，以經絡學說為核心，通過刺激特定部位，以調和氣血、激發相應器官的功能來扶正祛邪”嘲。這些療法操作簡便易行、有效、價廉、無副作用，豐富了中醫護理內容，也使患者容易接受。如精窿可使用針灸、局部熱敷的方法，可明顯減輕癥狀；如精濁可采用中藥熏洗、坐浴、灌腸、針刺、艾灸等方法，通過局部治療，比單純口服用藥療效更佳：泌尿外科手術后出現腹脹，可采取艾灸神闕、針刺足三里穴、穴位注射、中藥外敷等方法；術后尿潴留可采用按摩，針刺三陰交、陰陵泉等穴，中藥外敷等方法[4]。護理人員應熟悉并掌握上述方法，并應用于臨床，增加護理方法，以更有利于臨床治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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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潔云.系統綜合護理對預防泌尿外科術后出血的影響 [J]. 臨床醫學，2012(05).

篇(7)

中醫學是中國傳統中寶貴的文化形式，是中國科學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國生命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的進步不但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有過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而持久的影響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理路，“儒必通醫”就是最好的說明。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進行的研究，以發現其基本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這已成為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全盤西化”、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學推定中國哲學的研究一樣，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進行西化式的推定。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對哲學的承諾及其原理的推定，應當認為這些推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學和西醫學對中醫學理論的異化。

如果承認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并且承認中國文化的形式具有獨立性──中醫學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醫學的形式，那么，對生成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學反思──哲學的承諾和推定的統一并進行推定的結果。生成文化的歷史和邏輯只能是歷史和邏輯在文化形式中的統一。所以，對生成文化的哲學基礎進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諾的哲學──哲學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學形式上的統一。哲學在文化母體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諾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來文化所承諾的哲學進行推定。以西方哲學進行的推定，只是一種比較意義上的詮釋，哲學的比較不具有本體論承諾和推定的統一性，本體是自身的邏輯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學在當代的進展產生了分析哲學和解釋學，其理路表明的邏輯和形式對思維的限定，使對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運用產生了嚴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被語言和文字及形式邏輯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內部所進行的歷史文本的解釋──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既然對自在的文化的解釋呈現出重重困難，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原理和學科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用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中國哲學自在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與這些“基本規律”（例如辯證法）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哲學思維方式的統一。因此，就中國哲學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諾推定法進行哲學的外化。承諾推定法表明的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和內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產生的結果。

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以哲學的承諾和推定法進行的研究。由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只能在中國文化的母體中尋求，所以，這種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一研究還必然包括：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與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同時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統一論》⑴的哲學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承諾推定法的研究反思，發現在中國文化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成熟的科學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用哲學的承諾推定法把《易經》的思維方式外化為哲學的形式。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⑵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及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就成為承諾和推定中醫哲學的基本工作。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中國哲學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承諾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形而中論的統一，那么，中醫學在形而中論哲學思維中生成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以及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就成為中醫哲學研究的重要的價值論承諾。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的研究中，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以哲學的承諾推定法對《周易》的道器之論之承諾，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并區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時空的方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因此，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并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所以，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重大的中醫學哲學問題。

二、醫易相通

隨著世界學術界對《周易》研究的關注，“醫易相通”作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重要的哲學命題，在當代尤為引起重視。“醫易相通”的承諾表明，其不朽的意義和學術魅力發生于對人類生命本體的哲學思考和推定。“醫易相通”概括了易學的哲學思維作為中醫學理論基礎的基本特點，其不但表現出易學的博大精深，同時也說明了中醫學理論基礎一以貫之的哲學內涵。顯然，從內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醫學理論基礎的易學哲學性質。《周易》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制式，表明其哲學思維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就醫學的作用和價值而言，中醫和西醫這兩種不同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特點表明了其起源于兩種不同的哲學思維，從對存在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及其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諾不同的價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對主體存在本質的不同認識，使其對生命形式本體的認同形成不同的醫學觀念，在此基礎上的發展，使我們看到了人類對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歷史形式中和由此產生的現實問題──中醫和西醫展現在歷史中的不同的邏輯理路和學科建構。

然而，對當代人類社會的存在而言，就哲學的層次上推定人類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認為雖然有西方自然科學近三百年來的主導和促進，但是，人類就基本的存在問題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質性問題，還是作為一個亙古常新的課題困擾著人們的理性。近現代表現出所謂的人類進步絕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現在人類生存本質上的進步，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人類是在其自為的異化形式下存在，對人類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為的對自在的超越──自為的達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實現自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顯然，人類的存在現狀表明，人類還遠遠沒有達到這一目標。

因此，當西方科學模式對人們所期望解決的終極關懷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又由此產生了嚴重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時，人們已經顯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學產生的負面價值引起人們的反思時，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和文化思潮應運而生。可以說，后現代主義思潮表明的對理性否定的堅決性已經成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學理性的重大問題。一些思想家把力圖走出誤區的方法寄托于中國文化時，中國的《周易》就不失時機的又一次成為顯學。對中醫哲學的研究而言，面對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當企圖再以西方哲學的制式推定中國文化時，無疑是當頭棒喝。在這種形勢下，對于中醫哲學研究而言，許多學者不約而同的想到了“醫易相通”的古老命題。所以“易學熱”也把中醫哲學帶入其中。但是，就其以“醫易相通”為命題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卻令人倍感失望，因為其產生的結論，無不帶有西方哲學的“前見”。問題表明，因為《周易》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中醫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學的制式不可能正確的推定中醫哲學。中醫哲學由《周易》的哲學制式所推定，這是應當首先明確的問題。

顯然，后現代主義表現出的西方哲學的多元性及其帶來價值取向的多元性對理性的異化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在當代中國，也隨處可見西方文化的哲學、科學和宗教以各自的價值承諾帶給人們存在方式的異化。以《周易》為基礎的中國哲學的一以貫之，不但使“醫易相通”，而且使《周易》與中國古代科學相通、《周易》與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為中國文化的基石。可以說，綜觀人類文明的幾大形式，沒有任何一個文明能像中國文明那樣能夠錦延不絕，持續發展并表現出文化的穩定性。西方哲學表明，就哲學問題及其表現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學家們在近代和當代由于他們內在哲學傳統思維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顯得無能為力，最終以據斥形而上學作為西方哲學的終結。然而，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伴隨著其造類存在的異化在當代使人們終于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優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學思維巨大的差異性，所以盡管《周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學及科學和宗教是對存在形式化的結果，所以，不能將《周易》與西方文化及哲學作簡單的類比，例如我們看到的把《周易》比附為科學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認定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樣。形而中論表明，《周易》的重要貢獻是其哲學的本體論思想，在這方面，同樣不能與西方哲學的本體論作簡單的比附。對西方哲學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學是內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學作為明確的形式外化出來，是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周易》哲學的外化將帶來人類哲學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醫學的學科形式表明，其屬于不同的知識形式和結構，之所以稱為“醫易相通”，是指其作為共同的哲學本體而言的，具體講，《周易》的哲學思維是中醫學的基礎，易道廣大使中醫學與《周易》在“道”的層次上相通。因此，對道的理解問題成為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這屬于哲學層次的問題，在中國的學術史中被歷代學者所重視，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經之首的學術地位，但是，在西學倡興的當代，則帶來了更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以《周易》為首的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關系和相互的哲學承諾，成為人類文化交融中的問題，尤其是人類發現其自身歷史的和社會的、群體的和個體的行為方式所引起的價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質作為反思的對象時，以《周易》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就又一次為人類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類存在的問題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發出其他所有問題的都應歸結為一個基本問題──這就是所謂的終極關懷問題，“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表明了其與西方醫學和哲學的截然不同的本體觀──而西方哲學對終極關懷的無能為力在后現代主義哲學中已經充分的暴露無遺。中醫學家、道家及道教學者在對“醫易相通”的基礎上和以自身的醫療及修煉實踐中形成的中國生命科學關于人的本質和應達到的存在方式，解決了終極關懷問題。中國的生命科學表明，“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和推定與《周易》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卦傳》）終極關懷的價值論承諾的統一，是“醫易相通”的重要表現形式。

關于“醫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醫學的基本理論方面，在中醫學的發展過程中，張介賓的論述簡要而精到的指出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他說:“賓償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每竊疑焉。以為易之為書，在開務成務，知來常往；而醫之為道，則調元贊化，起死回生，其義似殊，其用似異。且醫有內經，何借于易，舍近求遠，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學到知羞，方克漸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造化萬物；人身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駭。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又說：“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醫，欲賅醫易，理之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于一闔一辟；天下之萬數，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理，出于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于一方一圓也。方圓也，動靜也，奇偶也，闔辟也，總不出乎一與二也”、“予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學醫不知易，必謂醫學無難，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終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醫，必謂易理深玄，渺茫難用也，又何異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饑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錯過了此生。然則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以無醫，設能簡而有之，則易之變化出乎天，醫之運用由乎我。”

上論表明，張介賓非常精練的總結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把醫學和易學在天地萬物存在的基本層次上統一起來，使之形成易體醫用、體用不二的一元論哲學思維，是中國哲學和醫學上的重要思想。

總結前人在“醫易相通”方面的研究，應當認為《周易》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影響是重大的。《周易》是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其具體影響了中醫學的臟腑理論、經絡理論、陰陽氣血理論、病理病機理論、診斷理論、治療理論、方劑學和本草理論。而在當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學領域內的具體運用──“氣功”理論成功的運用易理，可以作為“醫易相通”最好說明。

以當代的哲學觀推定“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必然要求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層次分析《周易》對中醫學的影響。《周易》的陰陽之論表明，陰陽之道是時間和空間產生的并由主體承諾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體是時空的陰陽變化生成的存在。陰陽之道的推定是主體所能發現本體存在之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體而言，《易傳》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所以，陰陽能對人體的存在發生生命的本質性作用是因為時空的本體性，而這種本體性作用與主體性方式的正確統一，是在主體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產生的正確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的命題承諾和推定。人作為一種存在，本身是屬于《周易》哲學推定的哪一種形式呢？人是什么呢？這些問題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為哲學所關心的也必須給預回答的主體論哲學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問題。但在《周易》哲學中，是不作為問題的，因為結論已經內化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承諾之中。所以。對應于西方哲學的主體論承諾而言，《周易》對這一問題沒有作出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關于人的主體性的中醫學中推定這一與《周易》相關的哲學問題，對今天的人類哲學而言是重要的。我認為，《周易》的哲學模式表明，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承諾的主體論作出的形式推定，說明了人的主體形式既不屬于形上之道，也不屬于形下之器，而是屬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謂之人。所以，主體被形而中所承諾──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謂的形而中者，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時空層次和主體意識時空能力的對應和中，通過主體時空方式所能把握主體自身存在和客體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過主體的形而中實現對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確認識。

“醫易相通”是中國生命科學中的重要命題。“醫易相通”的形而中論哲學推定，使主體的生命存在形式成為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的內容。形而中者謂之人的主體論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體將通過對時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實現主體的價值。主體能夠適應時空層次，并通過時空陰陽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從而超越生命的時空形式。這是形而中論哲學承諾的生命科學原理。形而中者謂之卦──形而中者謂之人的統一，從而解決了認識論的主體性問題。形而中論哲學表明的認識論本質是：人沒有獨立的主體性，客觀實在也沒有獨立的客體性，自為是自在的自為，而自在也是自為的自在，世界的時空統一性要求人類把握的世界要成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對客觀的存在而言，絕沒有獨立性可言，人的主觀存在也絕沒有獨立性，因此，在方法論上的建構，《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統一，形而中論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學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對人類哲學發展作出的重要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及方法論方面的貢獻，其由形而中的主體方式承諾和推定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學將成為人類科學的終極形式。

在“醫易相通”中，以陰陽的概念范疇承諾了哲學認識論。《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的推定成為中國哲學中的基本概念范疇。在中國文化中，陰陽范疇的具體應用，可謂一以貫之。在中醫哲學中，陰陽承諾了哲學本體論的邏輯推定和主體論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中有陰，陽中有陽”（《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等等。張介賓認為：“陰不可以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以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類經附翼·求正錄·真陰論》）；石壽棠認為：“陽不能自立，必得陰而后立，故陽以陰為基，而陰為陽之母，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后見，故陰以陽為統，而陽為陰為父”（《醫源·陰陽互根論》）；吳謙等認為：“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鄭壽全認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陽氣乎！陽氣無傷，百病自然不作，陽氣若傷，群陰即起”（《醫理真傳》卷二·陽虛證問答目錄）柯琴認為：“陰陽互為其根，陽中無陰，謂之孤陽；陰中無陽，便是死陰”（《傷寒來蘇集·傷寒論注·卷一·傷寒總論》）等等。從上面眾多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陰陽概念在中醫學中的應用是相當廣泛而重要，并且在邏輯上是自恰的。如果陰陽的推定方式對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論哲學的對應和中的推定方式，將使這一自律由主體的自為而實現。這是“醫易相通”承諾的中國生命科學自在性的表現。

三、形而中論與中醫學

如果把《周易》作為群經之首，那么，中國的哲學原理就應當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的形式化，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為哲學形式的──形而中論是對“卦”的時空本質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謂之卦”的命題產生的哲學原理。關于“形而中者謂之卦”，我已多次進行論證⑴，在這里再簡單的作一介紹。“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思維以時空方式生成對存在的認識，中國哲學是以“卦”作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認識論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這就是說，“卦”是存在與思維的統一方式──存在與思維的對應和中，“卦”是“道”、“器”的對應和中者也。因此，筆者認為“形而中者謂之卦”，這是中國哲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現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質性而言，因“卦”承諾了主體論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就有形而中者謂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謂之人的哲學推定表明，主體的對應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是由形而中論哲學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統一而實現的。

筆者在關于《周易》的研究方面，從認識論的角度把“卦”的哲學內涵歸結為“形而中者謂之卦”，“卦”的形式為陰陽爻表示的“時”和“空”，由此使“卦”無所不包，“卦”作為萬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極”，才能推定“太極”承諾的本體。把“太極”以“太極圖”和“八卦圖”統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論的哲學推定。具體講，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與主體對應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極”或“無”是不能與主體的形式對應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體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體，即本體不能作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體只能以時空進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簡單的討論形而中論的幾個基本問題。超級秘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