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9 11:00:29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民族文化差異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熊欣,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語教學法、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湖南文理學院語言教學中心,湖南 常德415000)
摘 要:
英語和漢語習語,都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經過長期使用而提練出來的固定短語或短句。習語是一個民族語言的精華,它指的不僅僅是固定短語和諺語,還包括一些俗語(colloquialism)和俚語(slang)。本文將采用對比分析法,從習語產生的生態環境和生活習慣、民族心理等方面分析習語的形成及其差異,以求達到兩種文化準確、生動交流的目的。
關鍵詞:習語;民族;文化
前言:習語是諺語、成語、等的總稱,是語言寶庫中絢麗多姿的瑰寶,其生動形象、寓意深刻、韻味雋永,既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也閃耀著語言藝術的光彩。習語存在于每一個民族語言當中,說明不同民族的語言具有共同性原則,但每個民族語言的產生、發展所經歷的過程不盡相同,文化背景亦不相同,因此造成語言差別,語系中各語素在語境中的差別,以及同一語素在不同語言中所指也不相同,而習語又是最具有文化內涵的語素,追溯這些習語的發展演變過程,是正確理解這些習語的關鍵所在。英、漢民族在生態環境、生活習慣等方面有著較大的差別,因此在長期的歷史演變過程中所形成的習語無論在語言形式還是表達方式上都各有特色,由于英、漢習語分屬不同的語系,具有不同的民族歷史,文化背景,因此帶有鮮明的民族色彩。本文擬就這些問題作一初步探討,以幫助英語學習者正確理解并使用這些習語。
1英、漢習語的民族特點及文化差異
1.1經濟生態環境和人們生活習慣對習語的影響
英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對航海和航運事業非常有利,因此有相當大一部分習語來源于航海業,如:“cast an anchor to wind ward”(未雨綢繆、“hoist sail while the wind is fair”(趁熱打鐵) A small leak will sink a great ship.(小洞不堵要沉大船)。Hoist your sail when the wind is fair.(好風快)Still waters run deep.(靜水流深)。這些習語極其重視海洋的影像。有關航海的其它習語有:when one’s ship home(如果變成富翁);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奮力圖存);to rest on one’s oars(暫時歇一會兒);trim one’s sails(見風使舵);to clear the deck(準備戰斗);in deep water(處于水深火熱之中);plain sailing(一帆風順)。起初,這類習語只是船員使用,但由于表達力強,后來逐漸被陸地上的人所采用,在更廣泛的范圍上比喻相類似的事物,成為家喻戶曉的習語。例如:on the rocks(觸礁),現在用于形容事業或婚姻出了問題。當然漢語里也有一定數量的有關航海的習語,但是中國雖臨海,而且海岸線漫長,但航海業一直比較落后,與水有關的民俗習語也就相對要少得多,常見的有:同舟共濟、一帆風順、隨波逐流等。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所以漢語民俗習語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映農耕生活的,如“五谷豐登、青堂瓦舍、粗枝大葉、樹大招風”等。由于地理、生態環境的不同,英漢民俗、習語的許多比喻形象也具有明顯的差異,漢語常用“雨后春筍”來描繪某物(常常是有價值的東西)突然間大量涌現,英語卻說“spring up like mushroom”,反映了中、英兩國各自的生態特征:英國不生長竹子,bamboo在英語里是一個借用詞。英語的“plentiful as black berries”出自“黑莓遍地,俯拾皆是”的生態環境,漢語說“多如牛毛”,則因為牛是中國農民的最好幫手。我國和地貌特征相關的習語很多,形容沙漠的有:不毛之地;形容陷入困境的有:深陷沼澤;形容道路崎嶇的有:自古華山一條路。和發達的英國航海業相比,我國一直秉承重農抑商的經濟思想,這可以從有關習語中看出,如:拔苗助長、瑞雪兆豐年、瓜熟蒂落。稱商則為:奸商。有時候,簡潔的語言常常讓人不知所措,有些關鍵字讓第二語言學習者望文生義,產生誤解。說“pullover”時,不是拉翻了的意思;在快餐店里,店員問“for here or to go?”,初到國外的人往往不知所云;give me a ring.可不是用來求婚的;drop me a line.更不是要你排隊站好,“pullover”是把車子開到旁邊,for here or to go是在這里吃還是帶走,give me a ring.是打個電話給我,而drop me a line.是寫封信給我,party animal 是喜歡參加舞會的人,而不是開party時帶個小動物。改革開放以來,年輕人的“N多”,“酷斃了”,“帥呆了”更是信口拈來。有些學者認為,計算機領域是語言的屠宰場,如“boot”不是靴子,而是啟動;blue tooth用來描述終端進行數據輸入、輸出和交換的意思。(黃碧蓉 2005. P102-103)
1.2動、植物習語所反映的民族心理
英、漢兩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各自的歷史條件和具體情況,形成了他們獨有的心理狀態。例如,英漢文學作品中有著大量的動、植物形象描寫,這些形象是特定民族心理的積淀,承載著人們對動、植物的崇拜。自古以來動、植物就是人類生存所依賴的對象,人們對動、植物自然屬性和作用的認識雖然基本相同,但各民族對其有用性的感受程度和崇拜是不同的。不同民族對動、植物的偏愛在民俗習語中可以得到驗證。從他們對某些動物的不同態度即可看出不同的民族心理及動、植物在習語中具有的不同的象征意義。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又是文化的表現形式,要想從真正意義上理解一門語言,就一定離不開該語言所在的地域文化。不同文化群體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如對狗所表現出的態度便是這一差異最好的例證。“狗”在漢民族的文化史上從來就是卑劣低賤的代名詞,常被用來形容壞的東西或反面人物,例如:“狗仗人勢、狗急跳墻、狼心狗肺、狗腿子、狗改不了吃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來、狗彘不如”等等。而在英、美人的眼里,狗是人類忠實的朋友,并賦予狗忠實勇敢的品質。因此,英語里跟狗有關的習語常用來表達良好的、溫柔的情感。盡管英語里有時狗的寓意具有明顯的貶義,如blush like a black dog(厚臉皮) “狗”在西方民族傳統觀念中是“人之摯友”(man’s best friend)。“狗”在英漢民族文化傳統中的價值觀也是截然不同的。當“dog”用以指人時,其意思相當于fellow,非但沒有任何貶義,相反還略帶褒義,使語氣詼諧風趣,這種寓意和語氣在漢語中是沒有的。如a lucky dog(幸運兒);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love me, love my dog(愛屋及烏); dog in a double(果敢堅決的人)。當然,有時狗的寓意是中性的,沒有明顯的褒貶情感色彩,如underdog(失敗者),dog does not eat dog(同類不相殘);dog’s treat(大眾不喜歡之事), dog此時相當于“man,fellow”。在我國貓頭鷹(owl)也稱夜貓子,與蝙蝠一樣是一種專門夜間出來活動的鳥類,由于它的啼聲凄厲,人們把它的叫聲與死亡相聯系。“夜貓子進宅”意味著大禍臨頭,厄運將至,人們把貓頭鷹看作是厄運的征兆。而西方人把貓頭鷹看作智慧鳥,是智慧的象征。“牛”是漢民族生產勞動的好幫手,所以中國人對牛有一種偏愛,漢語中常見的有關牛的習語有“九牛一毛、氣壯如牛、風馬牛不相及、俯首甘為孺子牛”等。英語中以“horse”構成的習語較多,這是因為英民族早期用馬耕地,與馬結下了緣分。例如:horse of another color(完全是另一回事)、back the wrong horse0(下錯賭注)、lock the stable door after the horse is stolen (事后彌補為時已晚)等。英、漢習語中,由不同的動物名稱所構成的習語都是英、漢民族歷史文化長期發展的產物,反映著不同的文化心理傾向。
2英、漢習語的文化心理對比
不同的民族心理產生不同的民俗文化。民族語言在其長期的歷史演變中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俗習語作為語言的精華,蘊含著與語言相關的種種民族心理因素,英漢民俗習語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心理異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魏云 2005. 102-105)
首先是生存方式。英漢民族因地理條件和經濟發展的狀況不同,生存方式有很大的差異:首先我們從生活方式上來看,因為華夏民族長期受農耕社會滋養,中國人心理上有一種固守家鄉、依戀故土的感情。“葉落歸根”、“月是故鄉明”的情感,在我國工業迅速發展的今天仍然有巨大的影響。如青島啤酒廠針對港臺地區的廣告語是“喝一口青島啤,等于喝一口家鄉水”;另一則針對海外華人的旅游廣告詞則是“分享歷史的榮耀”,兩則廣告均有喚起思鄉之情的作用。西方人不斷追求新奇,商品經濟高度發達,人們處在不斷流動、不斷奮斗之中。根據資料統計,美國人一生中搬家達十幾次之多,平均三至五年搬一次家,家鄉觀念淡薄。“Where do you come from?”,是美國人初次見面開始交際的話題。激烈的生存競爭對英語的變化影響也很大。如“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號召人們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解放自己,倡導自我奮斗精神;“Keep up with the Joneses”(趕上富鄰居,爭比闊綽)等。
其次從生存狀態。英漢民俗習語從飲食、服飾、住所、婚葬、節日喜慶、交通工具到游藝習俗規則,反映各自的民情習俗,豐富多彩。與飲食相關的民俗習語如:漢語中有“大鍋飯”、“生米煮成熟飯”等;英語中有“in the soup”(在困境中)、“a piece of cake”(很容易的事)、“earn one’s bread”(謀生,糊口)等。漢語表示服飾的習語有“黃袍加身”、“戴高帽”等;英語民俗習語中的“take the gloves off to someone”(毫不留情對付某人)、“pull one’s socks up”(摩拳擦掌,大干一場)等均與服飾有關。漢語民俗習語中的“洞房花燭”、“金榜題名”、“鳴鑼開道”等,反映了漢民族獨特的習俗;英語民俗習語中的“above the salt”(尊為上賓)、“a red letter day”(重大喜慶日)、“a feather in one’s cap”(成績卓著,榮譽的標志)等反映了英語民族特有的習俗。表示住所的詞語在英漢民俗習語中也非常活躍,如漢語中的“青堂瓦舍”、“土階茅屋”;英語中的“build the castle in the air”(空中樓閣)、“put as poke in the wheel”(阻撓計劃,阻止發生)、“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s”(本末倒置)、“back-room deal”(幕后交易)等,從中可以看出英漢民族不同的居住條件。有關游藝習俗的民俗習語也不少,如漢語的“擺龍門陣”、“馬后炮”、“舍車保帥”等;英語中“play one’s trump card(s)”(打出王牌)、“a card up one’s sleeve”(取勝法寶,絕招)和“The die is cast”(骰子已經擲出,木已成舟)也是有關游藝習俗的習語。
再次就是禮儀規范。不同文化衍生出不同的禮儀規范。中西方人對稱贊的反應方式是不同的。英美民族對頻頻出現的稱贊語從肯定方面坦然接受,并表示感謝對方,以“Thank you”作答。而中國人卻往往做出自我否定或淡化贊揚的反應,以示謙虛。因此,漢語社交活動中的自謙語比較多。如“承蒙夸獎、才疏學淺、不吝賜教”等。送禮和受禮在不同民族也有不同的社會規范。漢族人將心意的表達同送禮的輕重相聯系,禮物的輕重表示心意的輕重,與受禮人的關系密切程度有關。英美人重在心意表示,小小禮品重在表達情意。在受禮習慣上,漢族人表現得更含蓄。英美人收到禮品決不推辭,并當面打開加以贊揚,以示感謝。漢語贈受禮品時的自謙語有“禮物微薄,不成敬意,略表心意,請笑納”等。
最后可以來看看其顏色取向。顏色詞是構成民俗習語的一個重要語素,具有獨特的作用和極其豐富的表現力。由于人類具有相同的生理機制和視覺神經系統,對顏色刺激的感受從理論上講并無質的區別,英漢民俗習語表現出共同之處實屬情理之中。如“顛倒黑白(call black white)、開綠燈(give sb. green light)、白發老人(gray-haired man)、當綠林好漢(go to the green wood)”等。由于不同民族生活環境不同,觀察的角度不同,對顏色的感受往往也不盡相同,從而導致喻義的差異。英漢兩種語言中顏色取向上的差異也很明顯。漢民族自古喜愛紅色,因為太陽和火能給人們帶來光明和溫暖。紅色象征幸福、喜慶、歡樂、熱烈、成功、光明、發達、吉祥。因此,人們把結婚稱作紅喜事,新娘要穿紅衣,頂紅蓋頭,新郎要披紅綢,戴紅花;過年過節門上掛紅燈。與紅色有關的民俗習語有“紅光滿面,看破紅塵,紅顏知己,紅顏薄命”等。但英美人則視“紅色”為不祥之兆(red for danger),斗牛士激怒牛用的紅布被喻為“令人惱怒的東西”。英美新娘結婚禮服穿白色表示純潔、美麗、高尚。黃色在中國歷史上象征著神圣、皇權、尊貴、莊嚴,源自皇帝黃袍加身。英美民俗習語“born in the purple”(出身豪門,出身王室)出自古代希臘和羅馬的君主穿紫色的袍子,因此,紫色就成為尊嚴、豪華和
權力的象征。同樣,“in the red”(虧損)、“blue Monday”(討厭的星期一)、“blue mood”(悶悶不樂)、“in the black”(盈利)都有各自特定的含義。(陳莉莉1996. P.91-93)
3英、漢習語的特征
習語具有特別的語言成分,具有自身與眾不同的特征。語言中的詞匯與文化息息相關,而詞匯中的習語則是詞匯中對文化的發展和變化最為敏感的部分,社會文化生產的每一個側面都會反映到習語中來。習語的形象、簡練、寓意深刻、機智幽默等特點使得它在體現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與共性上,比其它語言成份在體現更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習語是一個民族文化特征的集中反映;習語以極其簡潔的語言形式體現出語言系統中不同的修辭手法。盡管英漢習語在起源上有很大的相似勝,但兩者在影像的選擇和內涵意義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異,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出發,對語言學習者來說,正確理解英漢習語的文化差異是很有必要的。
3.1習語的修辭手段
習語一般都運用恰當的比喻來生動地說明人或事物的特性,如漢語中“貓哭老鼠”、“海底撈月”等,英語中有over head and ears in love(深墜情網),a snake in the grass (潛伏的危險),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一針及時省九針)等,通過比喻,這些習語給讀者留下一幅幅生動的圖像,比直截了當的語言有力得多,也能激發讀者的想象力。
(1) 相同的比喻形象表達相同或相近的意見
世界各地的人同住一個地球,有些經歷和意識是相似的,因此,英漢兩種語言有時會用同一事物或概念來表達相近的意思,如全心全意―heart and soul;趁熱打鐵―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魚目混珠―to pass fish eyes for pearls等。
(2) 不同的比喻形象表達相同或相近的意見
由于英、漢、民族是在不同的社會地域環境中的兩個不同的民族,因此,在表達同一意思時,會用不同的比喻形象,這是習語的民族性的典型表現,例:雨后春筍―mushrooms,緣木求魚―to fish in the air,狐假虎威―like a donkey in a lion’sshade,掛羊頭賣狗肉――to cry wine and sell vinegar等。
(3) 同一比喻形象在兩種語言中表達不同的含義
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社會習俗和文化背景,所以同一事物對不同民族可能引起不同的感情,中英兩個民族對狗的喜惡,前面章節我們已經對此作了較為詳細地論述,在此就不再重復。
3.2習語的音韻和諧
除了生動形象之外,習語的另一個特點是常常利用聲音的和諧來達到易懂易記、順口入耳、主動有力的目的,許多英語習語利用頭韻(Alliteration)和尾韻(Rhyme)、重復(Repetition)及對仗(antithesis)等手法來增加語音美感和修辭效果。
(1) 頭韻:我們傳統上稱之為“雙聲”。漢語中有“伶俐、參差、淋漓”good as gold([小孩]很乖),might and main(竭盡全力),hot and heavy(猛烈地),Money makes the mare to(有錢能使鬼推磨)。
(2) 尾韻:漢語中有“倉皇、逍遙、從容、窈窕”等,我們傳統上稱之謂“疊韻”,英語中也有art and part(策劃并參與),By hook or by crook(不擇手段),high and dry(孤立無援),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患難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3) 重復:在英、漢語中重復是常用的修辭手段,如漢語中的”熱騰騰、眼睜睜、頭頭是道落落大方”等,英語中有”step by step(逐步前進)、measure for measure(針鋒相對)、call a spade a spade(直言不諱)、neck and neck(不分上下)等。
(4) 對仗:如漢語中“大同小異、古往今來有勇無謀”、“朝令夕改”等,英語中“fair an soul(風雨無阻)、weal or woe(禍福甘苦)、no and over(機不可失)、sooner or later(遲早)”等都是常見例子。
3.3習語的獨立性、固定性及整體性
漢語中我們常說的“裝蒜、倒霉、落花流水”等習語對于只知道單個漢字意思的外國人來說無論如何也猜不出其意思,同樣,英語初學者對英語中的“to rain cats and dogs(傾盆大雨),to paint the lily(畫蛇添足)”等習語也會感到困惑不解,而bring down the house(博得滿堂彩),to pay through the nose(被敲竹杠)等都必須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因為習語是語言中獨立、固定的成份,我們只能說“雪中送炭、亂七八糟、露出馬腳”,而不能說“雪中送煤、亂六七糟、露出牛腳”,英語也同樣”A stitch in time save nine”中的”nine”不能用其他任何數字代替,”as fit as fiddle(神采奕奕)也決不能望文生義。
結語
以上對英漢習語的民族及文化特征、文化差異、文化心理進行了對比分析,以期我們能把握英、漢兩種語言間的某些語言共性。“語言教學亦文化教學”,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對出現的一些習語可以從文化背景、修辭、音韻等方面,采取比較教學方法,使語言形式、詞匯意義及文化內涵同步并學,從而幫助學生加深對習語的了解,提高學生對于文化的敏感性,逐步了解英語文化,從而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并增強他們學習英語語言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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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差異 語言交際 跨文化交際
語言的產生和發展是建立在人類文化的基礎上的,是一種文化載體,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傳播文化的一種工具。而由于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文化背景,使各民族在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上產生很大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在人們進行語言交際時產生著很大的影響,制約各民族之間語言的順利交流。在日益開放的社會中,進行跨文化的語言交際已經成為對人們的一種要求,如果我們掌握各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就能很順利的進行語言交際。一般來說,了解和掌握一種民族文化主要包括如下方面:正確識別和理解不同文化特有的語言和非語言行為功能;熟悉常用詞匯的文化內涵;了解不同背景的人的語言特征,并能運用適當的語言表達不同的人際關系,了解那些語體特征。
1.文化差異背景下的語言交際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其接受的教育和生活環境的不同,導致人們產生了不同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在進行語言交際時,產生理解上的障礙。這里就漢語和英語文化之間的差異為例,闡釋文化差異背景下的語言交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1詞匯方面
詞匯是一種語言的基石,是信息的載體,沒有詞匯就沒有語言。當人們看到一個詞的時候就會首先想到它的意思,然后聯想到一系列的情景,在腦海中形成意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價值觀念的不同和思維方式的不同,在腦海中形成的意象就會不同。比如紅色,可能中國人就會立馬想到“喜慶”、“幸福”,而外國人就會想到“極端”、“恐怖”等字眼。英文單詞的引申意義,對于中國人的理解能力也是一個考驗,英文的很多單詞都不是表面上看到的意思,這更多的需要去接觸,去理解。如“black sheep"這個詞,中國人會認為是“黑色的綿羊”,但是西方人會理解為“害群之馬”,這在中國人看來是不可理喻的。又如:外國有一句夸人的話:“You are a good dog”,意思是“你是個好人”,如果中國人不知道這層引申意義,就會鬧笑話,中國人一聽,以為是在罵自己,因為在中國的文化中,說一個人是“狗”是罵人的話。所以在進行語言交際的時候,一定要知道中西方詞匯之間的差異,要多進行積累,以免在進行交際時鬧出笑話,甚至造成不必要的誤解。
1.2生活用語方面
東西方國家在見面寒暄、稱呼及談話內容等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如果沒有了解這些差異,不但可能達不到交際的目的,還會造成不良的影響。中國人在日常見面寒暄時,經常會說:“你好啊!”遇見很熟的人時經常會說:“吃了嗎?”“去哪啊?”這是長期以來的中華民族習慣造就的;而美國人則會說:“How are you doing,my friend?”,英國人則喜好說:“How do you do?”。而中國人在稱呼上是很講究的,由于封建傳統的觀念,要講究長幼尊卑、等級差異,晚輩對長輩的稱呼要十分尊敬,否則就會被認為沒有禮貌;而英語中的稱呼就簡單地多,一般比較籠統和模糊,可以不分輩分差別,都按名稱呼。中西方在談話內容上也不盡相同,中國人見面總是喜歡把家里其余人的情況都問個遍,還可以問工作、工資等西方人都認為很隱私的問題;西方人在一起時,經常以談論天氣、經濟等為主。
1.3價值觀和思維方式方面
人們的一言一行,舉手投足都會體現其社會的價值觀,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價值觀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基礎,只有有正確的價值觀的民族才是強大的民族。人們價值觀的不同體現在方方面面,比如中國人在交流時是比較含蓄的,委婉的,注重“話外之音”達到的效果,如果說話太過直接明顯是很沒有禮貌的;而西方國家往往是直接大膽的,他們崇尚“直言快語”,無保留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中國人的集體主義非常強烈,強調集體團結、相互合作,重視“關系”的重要性,如果一個人只想著自己的,是會被認為“自私”的;而在西方國家,他們的個人主義是非常強烈的,他們注重的是通過自己的努力達到成功,凡事依賴別人的人是無能的。
不同的文化教育也決定了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國人往往比較相信直覺,相信“眼見為實”,往往承認已經既定的事實;而外國人往往重視探索,注重通過親身體驗得到結果。這不同的思維方式就造就了不同的社會現象,中國人喜歡安靜,眷戀親情和家園,重視血緣關系,重視一個家庭的團結;而西方人則注重探索、冒險和獨立,這也是外國孩子獨立早的原因,他們往往到成人年齡后就會和父母分開生活。
1.4禁忌和崇信方面
不同的文化產生背景使各民族的禁忌也不相同。比如對數字的崇信和禁忌,眾所周知,“六”在中國人眼中是再好不過的數字,“六六大順”就是最好的證明。“八”這個數字也是中國人喜愛的,“八”代表著“發”,象征著發財。“九”在漢語的發音中和“久”諧音,因此中國人常用“久”作為祝福語,代表“長長久久”。而“四”這個數字在中國是很受避諱的,因為它和“死”諧音,所以人們在選擇電話號碼、車牌號、門牌號、日期等時,都忌諱用“四”這個字;而在西方國家中,對“四”這個數字倒是沒有很多的說法,受基督宗教的影響,他們喜愛的是“三”和“七”,“十三”和“五”被認為是不吉祥的數字,他們甚至對“十三”的忌諱達到了恐怖的地步。
而中西方國家對動物的禁忌也是非常不相同的。中國受古代傳說的影響,“龍”這種動物是種信仰,代表著吉祥和傳奇,“龍”代表“真命天子”,是至高無上的象征,所以很多的褒義詞成語里都出現了“龍”這個字,比如“龍騰虎躍”、“生龍活虎等;而在西方國家中,“龍”是非常兇殘的邪惡的動物,他們都忌諱提到“龍”這種動物。再如,在中國文化中,“貓”這種動物常常用來表示親昵、寵愛的意思,比如“小饞貓”、“小懶貓”等;但是在西方國家中,“貓”常常特指“心懷鬼胎的女人”,是個貶義詞。
2.結束語
學習語言的目的是運用這一工具表達思想,達到交際的目的。在交際的過程中,如果我們不注意理解對方國家的文化與本國文化之間的差異,一味的按照自己的認知行事,就會鬧笑話,甚至如果我們出現違反交際原則的文化錯誤,就會被視為缺乏教養,可能會造成很嚴重的后果。在積累知識的同時,高度關注各國文化差異,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是很重要的,要增強對文化差異的敏感度,學會如何在不同的場合與人進行語言交際的時候,正確地應對文化之間的差異,建造和諧的跨文化人際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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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學翻譯;文化;可譯性;
一、 引言
語言與文化之間本身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首先,語言是人們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勞動中產生的。從某種意義上來看,任何一種語言都凝聚了該語言民族在認識和改造世界過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智慧和經驗,是本民族文化的寶庫。
因此,語言就是文化的載體,而語言的翻譯便是文化的翻譯,自然文學翻譯也是文化翻譯的過程。文學作品通常都會展現出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承載著厚重的民族文化和悠久的文化傳統, 是我們人類語言的精華。而且文學作品多具有典故、雙關、諺語、成語等表達方式, 所以在文學作品的翻譯過程中就會出現文化差異的問題。
文學翻譯就是將某一特定文化中所展現的內容、風格、含義再現于另一文化語境中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譯者需要處理的問題不僅僅在于兩種語言符號之間簡單的轉換。因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同時也是文化的重要組成內容,而文學翻譯的難點就在于對其文化的翻譯。文化差異在文學翻譯中絕對不可忽視,需要正確地處理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差異問題。
二、 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差異
地域環境差異
地域環境差異是指由所處地理環境的不同而形成的差異性特征,也就是說不同的地理生存環境,會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具體表現在不同民族對同一種現象或事物有不同的語言表達方式。因此,我們應該要正確認識這種地域環境差異在文學作品中的表現,和對同一事和物在不同地域的不同理解。在翻譯實踐中, 需要考慮譯文的可讀性,以免造成譯文讀者的費解,從而造成原文信息的缺失,要盡量把原文中的含義用譯文文化的可理解方式充分地表達出來。比如在中國,由于受大陸性氣候影響,“東風”常常和“春天”有關。而在英國,“東風”卻意味著“寒冷和干燥”。
風俗習慣差異
不同民族的風俗習慣會形成完全不同的風俗文化。因此不同民族的社會風俗的差異有時會使原文難以忠實地表達出來。比如問候語的是使用,中國人見面通常會問對方“吃了嗎”或“干嘛去”,而英語本族語者一般用“Hello”或“H i”,可以想象如果將其直接譯成“Have you eaten yet?”或“What will you do?”,一定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誤解。
宗教文化差異
一個民族的宗教文化包括了其宗教信仰、宗教著作、宗教意識、宗教制度等等內容。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就會遇到許多與宗教文化相關的表達方式。比如中國的三大宗教:儒教、道教、佛教在中國民眾中已具有了深遠的影響力。而在歐洲和美洲,人們信仰的是基督教,他們認為世界是上帝創造的,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依照上帝的指示行事。在宗教文化的影響下,有些詞語的含義已遠遠地超越了原有的含義,并且隨著語境的不同,其含義也有所不同,比如“臨時抱佛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簡單地直譯已經不能夠傳遞所要表達的意思。
三、 文化的可譯性
可譯性就是指在兩種不同的語言之間,通過語言轉換,將源語文本(source text)用另外一種語言表達出來,以此實現兩種完全不同語言的人群對同一個事物的理解。即可譯性就是指雙語轉換中源語(source language)的可譯程度。
首先,我們人類對于客觀世界的本質認識具有一致性,正是因為這種共性,不同民族的語言雖然在各自不同的領域存在并發展,但同時也存在著相應的等值特征,因此是可以互譯的。
其次,我們人類文化具有廣泛的共性及交融性,大部分文化符號是可譯的,在兩種語言之間能達到一定程度的對應。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差異必然會在語言文化意義和內涵方面表現出明顯的矛盾沖突。語言文化符號信息量越大,文化差異就越大,可譯性難度也就越大。因此,我們需要盡量去避免文化色彩淡化,最終實現最大可譯性程度。
再次,我們談到了地域環境的不同而引起的文化差異,但也相對地存在著文化超地域性的特征,文化的超地域性主要表現為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有些文化信息首先在某一特定地域產生并發展,然后再通過信息傳遞或轉換被其它地域所接受、吸收和消化。
文化的可譯性可以從三個角度來闡釋:第一,譯者能理解原作者所要傳達的文化信息;第二,譯者可以用譯人語來表達自己所理解的原作所承載的文化信息;第三,譯人語讀者能理解并接受譯者所表達的文化信息。“理解”、“表達”和“接受”這三方面既相互聯系,也互相影響,它們的共同作用構筑了譯者在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平衡。
四、結語
中西方文化之間因為各種原因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我們要承認這種差異,在翻譯實踐中,采用多種方式來縮小這種差異,以使目的語讀者能夠在本族語言中不同于本國的異語文化。文學作品的翻譯不僅僅是簡單的字譯和句譯,而是綜合了地域文化、風俗習慣、宗教文化等等的翻譯,正是由于存在這些差異,才會造成翻譯作品的信息損失。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各自的語言有其相應的特征,只有掌握兩種不同語言的特征且能駕馭它們, 熟悉不同民族的文化差異, 譯者才能從真正意義上創造出生動展現源語風格的翻譯作品。
參考文獻:
[1]孟兆芬.談英漢翻譯中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J].語文學刊,2008(3):167-168.
[論文摘要]本文對企業文化沖突及跨文化企業的文化特征進行了簡要分析,并對跨文化企業中出現的文化差異與沖突及形成原 因進行了討論。針對跨文化企業的文化沖突,提出了識別不同文化間的差異,發展文化認同,進行跨文化培訓,培養跨 文化意識以及在企業內部建立共同的價值觀和企業文化等應對策略。
跨文化企業中的員工是由來自不同國家、民族文化背景的人組成的,由于不同國家的民族文化不同,從屬于民族文化的各國企業文化也不相同,文化差異的客觀存在,勢必會在企業中造成文化沖突。所謂文化沖突是指不同形態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間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的過程,它既指跨國企業在他國經營時與東道國的文化觀念不同而產生的沖突,又包含了在一個企業內部由于員工分屬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而產生的沖突。目前,企業跨文化沖突研究越來越成為國內外學者關注的重點。[1]
一、跨文化企業的企業文化特性
(1)價值觀多樣性。跨文化企業員工一般都具有多樣化的價值觀念和復雜的信念結構,尤其是跨文化企業成立之初這種特點尤其明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員工各自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和信念,由此決定了他們具有不同的需要和期望,以及不同的行為規范和表現。這不僅增加了企業管理的難度,而且也使得統一的新的企業文化的建立困難重重。
(2)經營方式與經營思想的沖突性。跨文化企業的管理員工因為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著各自的民族文化習慣,這就使得同一個跨文化企業內有些行為規范與習慣是互補的,而有些則是相互沖突的,甚至有些管理員工對待員工還會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民族中心主義或某種非理性反應,從而引起糾紛和沖突,造成管理不力。
(3)經營環境的復雜性。跨文化企業所面臨的經營環境錯綜復雜,主要表現在不同社會制度、不同企業文化模式下企業員工,在管理目標的期望上、經營觀念上、管理協調的原則上、管理員工的管理風格上均存在明顯的差異性,這些差異無形中就會導致企業管理的混亂和沖突,使決策活動更加困難。
(4)文化交融性。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們無論是觀念還是行為方式上都存在著顯著的差異,這些差異只有逐步被人們相互理解和認識,進而產生關心、同情和認同心理,然后才能逐漸取得共識,并建立起共同的全新的企業文化。跨文化企業內部要建立自己特有的企業文化是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一般要經歷以下過程:文化接觸——文化選擇——文化沖突——文化溝通——文化認同——形成全新的企業文化。
二、跨文化企業文化差異與沖突的具體表現
1.民族文化差異。在跨文化企業中,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員工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文化誤解與沖突,為了解決民族文化差異帶來的問題,許多學者已經研究了這項課題。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荷蘭科學家霍夫施泰德通過大量的數據分析,概括了與工作相關的文化價值觀的5個方面的內容,分別是權利距離、不確定性回避、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男性化與女性化、長期取向[2][3]。
(1)權利距離。指在社會或組織中缺乏權利的員工對不公平的權力分配所接受的程度,在強調公平與平等的社會中,其社會與組織員工之間的權利距離較小,如美國、英國、日本等;而在強調等級的社會里,其社會與組織員工之間的權利距離較大,如法國等。
(2)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個人主義社會中,個體之間的聯系是不穩定的,人們只關心自己及自己的家人,如在美國、英國、法國等;集體主義則是一種相反的社會價值取向,在這種社會中,人們從出生之日起就被整合到具有強烈凝聚力的小群體中,并通過交換對小群體的忠誠獲得保護,如在中國、日本等。
(3)不確定性回避。指在一種文化中的員工對不確定性或不了解的情景感覺到威脅的程度。在不確定性回避程度高的國家中,如在德國、法國、中國,人們強烈地信任專家意見與知識,組織程序化規則與規范非常嚴格且必須遵守,在決策過程中,將風險降至最低點。在不確定性回避程度低的國家中,如在美國,人們喜歡冒風險,組織缺乏嚴格的規章制度,鼓勵變革與創新。
(4)男性化與女性化。男性化是指在社會中性別角色具有明確的差異性,男性被認為應當果斷、頑強,關注事業成功,而女性則被認為是應當端莊、溫順,考慮生活質量,如在中國、日本、美國等偏男性化。女性化是指在社會中性別角色是重疊的,男性與女性都被認為要謙虛、溫順與關心生活質量,如在法國偏女性化。
(5)長期取向,即儒家動力論。20世紀80年代后期,霍夫施泰德與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邁克爾·邦德共同合作,以傳統的儒家文化價值觀為基礎,開發出了“中國人的價值觀測量表”,對包括日本、韓國、中國在內的22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實證性研究。他們在總結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儒家動力論作為霍夫施泰德的文化價值觀的第5個方面,儒家動力論也稱“長期取向”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追求的是未來的長期目標,儒家動力論指標高的國家的特征是堅韌、克己、執著、節儉、安全、和諧。
2.企業文化差異與沖突。企業文化差異與沖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顯性文化的沖突。跨文化企業中最常見和公開化的文化沖突,是顯性文化的沖突。顯性文化的沖突即來自行為者雙方的象征符號系統之間的沖突,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表達方式所含的意義不同而引起的沖突。顯性文化的沖突即文化差異在語言行為上的表現。文化差異反映到語言上,就成為語言上的差異。文化決定人的思維方式,從而決定語言的表達方式。具體有以下幾方面的表現:1)領導職權方面。西方人受“自由平等”的思想影響,在語言行為上表現為直率、坦誠。外方企業領導者善于對下級授權,任何一個級別的部門領導,都可以在本部門的范圍之內擁有決策權。而中方企業領導者講究權利“集中制”原則,各個級別間等級制度森嚴,下屬較多的依附于上級領導,幾乎很少提出有悖于上級領導的建議。2)溝通與協調方面。外方領導在與下屬的談話中會很直接地指出對方的錯誤并坦率提出批評,這對于講究“面子”的中國人來說是很難接受的,有時甚至會直接導致沖突的發生;而中方領導會很顧及下屬的面子,批評也多采取含蓄婉轉的方式進行,而下屬對上級的批評也往往會心領神會,積極改進,從而雙方在不傷害彼此面子的基礎上把事情做好。3)人際關系的差異。中方員工大都注重與同事和上司保持良好的人際關系。因此,在處理很多管理問題時,大家“講關系”、“重面子”。有時,為了照顧關系,甚至不惜犧牲企業的利益,這與外方管理者,尤其是外方管理者“對事不對人”的管理理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體現了中方管理者和外方管理者在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價值觀上的差異[4]。
(2)價值觀的沖突。價值觀是指人們對事物的看法、評價,是人們信仰、價值、心態系統中可以評價的方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對工作目標、人際關系、財富、時間、風險等的觀念會不盡相同。
荷蘭跨文化管理專家斯特羅姆佩納斯將價值觀分為通用——特定價值觀、個人——集體導向價值觀、中立——情感價值觀、具體——擴散價值觀和成就——因襲價值觀等5個維度,每一個維度代表一個方面的價值觀[5]。中方員工重視特定價值、集體導向價值、中立價值、擴散價值和因襲價值等價值觀;而外方員工則表現為通用主義、個人主義、情感價值、具體型和成就取向等價值觀。
(3)制度文化的沖突。制度文化體現于企業經營的外部宏觀制度環境與內部組織制度之中。
來自發達國家的管理員工,例如外方員工,一般是在法律環境比較完善的環境中開展經營與管理,通常用法律條文作為行動依據;而中方員工,尤其是國有企業員工,習慣于按上級行政管理機構的指令行事,一切按上級行政管理機構的條文、指令、文件辦事和決策。
(4)經營思想與經營方式的沖突。在經營思想方面,外方多數企業注重互利、效率、市場應變的思想;而中方的企業缺乏這種思想,往往較少考慮對方的獲利性。而在市場經濟中,外方企業講求“以銷定產”,認為行業構成、產品品種結構是由市場導向決定的;中方企業的行業結構沒有完全反映出市場的需求,而是在原有工業結構基礎上把產品生產出來后再尋找市場,進行推銷。
(5)人力資源方面的沖突。一是在企業員工的工資調整上,中方偏重于考慮企業員工的資歷、經歷和學歷;而外方則認為,企業員工的工資和他們所從事的企業工作性質有關,所以,只有當企業員工的工作內容發生變化時,才會考慮工資的調整。二是在人才的選拔使用上。中方較注重德才兼備,重視人的政治素質、個人歷史和人際關系;而外方則把員工的能力放在首要地位,量才而用[6]。
三、跨文化企業文化沖突的形成原因
(1)民族中心主義。跨文化企業的員工易按本民族文化的觀念和標準去理解和衡量其他國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包括言行舉止、交際方式、社會習俗、管理方式及價值觀等。如果跨文化企業的管理者一直以這種觀念對待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工,他們的管理行為就容易遭到忌恨與反對,有時甚至會使他們無法正常管理企業。
(2)文化定型觀念。主要表現在對于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員工用同一種文化先入為主的印象來看待,忽視個性差異,缺乏溝通與交流。定型觀念使得員工不能客觀地觀察另一種文化,阻礙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工的相處,從而造成了跨文化企業的文化沖突[7]。
(3)溝通誤會。主要表現在溝通是人際或群體之間交流和傳遞信息的過程,但是由于許多溝通障礙,如:人們對時間、空間、事物、友誼、風俗習慣、價值觀等的不同認識,造成了溝通的難度,導致溝通誤會,甚至演變成文化沖突。
(4)非理性反應。管理者對待文化沖突,感情用事,不能正確處理文化沖突問題,結果不斷地引起員工非理性的報復,造成沖突與對立加劇。
四、文化沖突處理模式研究
沖突處理的研究最早是由美國人布萊克和莫頓在1946年提出的管理方格論,他們認為管理者的領導風格可以從對生產效率的關心和對人的關心兩個方面來衡量[8]。沖突問題的理論家們將管理方格的原理應用于分析和處理人際間的沖突。應用和發展這一理論的代表是托馬斯,他劃分出沖突處理的5種典型方式:1)競爭型策略;2)回避型策略;3)妥協型策略;4)合作型策略;5)體諒型策略[9]。后來學者們對管理方格提出了批評,認為其未能充分考慮人際沖突過程中的相互溝通問題。 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大多數學者同意并采用加拿大著名的跨文化組織管理學者南希·愛德勒的觀點來解決跨文化企業中的文化沖突。他的觀點包括以下3種方案[10]:
一是凌越(Dominance)。指組織內一種文化凌駕于其他文化之上,而扮演著統治者的角色,組織內的決策及行為均受這種文化支配,而持另一種文化的員工的影響力則微乎其微。這種方式的好處是能夠在短期時間內形成一種統一的組織文化,但其缺點是不利于博采眾長,而且其他文化因遭到壓抑而極易使其員工產生反感,最終加劇沖突。
二是妥協(Compromise)。指兩種文化的折衷與妥協。這種情況多半發生在相似的文化間,指采取妥協與退讓的方式,有意忽略、回避文化差異,從而做到,以實現企業組織內的和諧與穩定,但這種和諧與穩定的背后往往潛伏著危機,只有當彼此之間文化差異不大時,才適應采用此法。
三是融合(Synergy)。指不同文化間在承認、重視彼此間差異的基礎上,相互尊重、相互補充、相互協調,從而形成一種融合的、全新的組織文化。這種方案認識到構成組織的兩個或多個文化群體的異同點,不是忽視和壓制這些文化差異。它與妥協的不同在于對待這些差異的態度不同,并能夠把不同點統一地納入組織文化內。
五、解決跨文化企業文化沖突的對策
一是識別不同文化間的差異,發展文化認同。按美國人類學家愛德華·赫爾的觀點,文化可以分為三個范疇:正式規范、非正式規范和技術規范[11]。正式規范差異主要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企業員工之間在有關企業經營活動方面的價值觀念上的差異,由此引起的沖突往往不易解決。非正式規范差異是指在企業運作中的生活習慣和風俗等方面的差異,由此引起的文化沖突可以通過較長時間的文化交流來克服。技術規范差異主要指各種管理制度上的差異,它可以通過技術知識的學習而獲得,很容易改變。可見,上述這些差異所造成的沖突程度和類型是不同的。因此,只有識別差異才能采取針對性措施予以解決。
二是進行跨文化培訓,培養跨文化意識是解決文化沖突的有效途徑。跨文化培訓的主要內容包括:1)對方民族文化及原公司文化的認識和了解;2)文化的敏感性、適應性的培訓;3)語言培訓;4)跨文化溝通及沖突處理能力的培訓[4]。
三是在企業內部建立共同的價值觀和企業文化。通過文化差異的識別和敏感性訓練等,提高公司員工對文化的鑒別和適應能力。在文化共性認識的基礎上,根據環境的要求和公司戰略的需求建立起公司的共同經營觀和強有力的公司文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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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eert Hofstede . Culture’ s Consequences[M]. 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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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Graw-Hill.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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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lder,Nancy J.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Boston:Kent.1991.
(一)文化的含義
作為一個人們長期生產生活過程中形成的社會物質和精神文化綜合體,可以將文化界定為:由人類創造的,經過歷史檢驗沉淀下來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文化的形成受社會歷史、風俗習慣以及宗教信仰等諸多因素影響,是一個長期的積累過程。由于在特定的生活區域內,影響文化形成的因素存在差異,也導致了不同地方的人群有著不同于其他區域的文化特征和思維方式以及觀察世界的方式。
(二)文化差異的表現
文化差異主要表現在客觀和主觀兩個大的方面。客觀差異主要表現為自然地理因素的差異。所謂自然地理因素,是指所有能夠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地理要素,如地形、氣候、河流和湖泊、土壤、動物和植物等,這些因素在各個地域的分布存在很大差異,進而影響到文化形成上的差異。文化差異的主觀表現則是人文歷史的差異。所謂人文歷史上的差異,主要是指人類自身長期在社會生產和生活實踐中所形成的民族、語言、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政治、經濟和法律等因素。
從國際商務實踐來看,文化主觀差異是影響國際商務開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對于文化差異也主要著眼于主觀差異分析。國際商務中的文化主觀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文化差異在政策和法律觀念上的表現。在國際商務開展過程中,活動雙方由于對對方國家政治、經濟、法律以及社會文化環境等因素缺乏足夠的信息和了解,這往往導致彼此會慣性地按照本民族、本國家的文化習俗和觀念對商務伙伴的資料進行分析判斷,從而忽視文化差異而導致交易過程中文化上的沖突。此外,由于每個國家歷史傳統、先行的政治制度不同,由此而形成的價值觀念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企業在向他國銷售其產品時,在某種程度上很可能會因為與意識觀念相沖突而遭到抵制。
2.文化差異在價值觀念差異上的表現。對于不同國家和區域的企業,其成員文化背景千差萬別、錯綜復雜。因此,對關于“人和自然”、“人和社會”的評價標準各不相同,即價值觀念差異,由此產生文化差異。
3.文化差異在對信息理解的不同上的表現。良好有序的文化溝通是社會群體、個體之間進行交流合作以及傳遞信息的重要途徑和橋梁。但是,在國際商務活動中,各個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觀念和理解方式。因此,企業在開展國際商貿活動中,交易雙方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就同一信息出現不同的認知,從而形成溝通上的誤會。
4.文化差異在對文化符號的不同理解上的表現。在文化交流和傳播過程中,文化符號作為一個企業、一個地域、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獨特文化的抽象體現,是表現文化內涵的一個重要媒介和形式。在現實生活,人們經常使用各種各樣的符號來傳遞文化信息。但是很多時候,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對于同一符號所表達出來的內涵理解是迥然不同的。比如,紅色在中國被認為是吉祥,而在泰國它被看作是不吉利的顏色。
5.文化差異在風俗習慣上的不同表現。風俗習慣是指特定文化區域內的社會群體在長期歷史演變中所形成的對其群體成員能夠發揮較強的約束和制約作用的、能夠為社會成員所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世界各個國家、各個地區文化不盡相同,風俗習慣千差萬別,這種差異也影響著企業的商務活動和行為。
一、跨文化企業的企業文化特性
(1)價值觀多樣性。跨文化企業員工一般都具有多樣化的價值觀念和復雜的信念結構,尤其是跨文化企業成立之初這種特點尤其明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員工各自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和信念,由此決定了他們具有不同的需要和期望,以及不同的行為規范和表現。這不僅增加了企業管理的難度,而且也使得統一的新的企業文化的建立困難重重。
(2)經營方式與經營思想的沖突性。跨文化企業的管理員工因為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著各自的民族文化習慣,這就使得同一個跨文化企業內有些行為規范與習慣是互補的,而有些則是相互沖突的,甚至有些管理員工對待員工還會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民族中心主義或某種非理性反應,從而引起糾紛和沖突,造成管理不力。
(3)經營環境的復雜性。跨文化企業所面臨的經營環境錯綜復雜,主要表現在不同社會制度、不同企業文化模式下企業員工,在管理目標的期望上、經營觀念上、管理協調的原則上、管理員工的管理風格上均存在明顯的差異性,這些差異無形中就會導致企業管理的混亂和沖突,使決策活動更加困難。
(4)文化交融性。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們無論是觀念還是行為方式上都存在著顯著的差異,這些差異只有逐步被人們相互理解和認識,進而產生關心、同情和認同心理,然后才能逐漸取得共識,并建立起共同的全新的企業文化。跨文化企業內部要建立自己特有的企業文化是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一般要經歷以下過程:文化接觸——文化選擇——文化沖突——文化溝通——文化認同——形成全新的企業文化。
二、跨文化企業文化差異與沖突的具體表現
1.民族文化差異。在跨文化企業中,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員工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文化誤解與沖突,為了解決民族文化差異帶來的問題,許多學者已經研究了這項課題。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荷蘭科學家霍夫施泰德通過大量的數據分析,概括了與工作相關的文化價值觀的5個方面的內容,分別是權利距離、不確定性回避、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男性化與女性化、長期取向[2][3]。
(1)權利距離。指在社會或組織中缺乏權利的員工對不公平的權力分配所接受的程度,在強調公平與平等的社會中,其社會與組織員工之間的權利距離較小,如美國、英國、日本等;而在強調等級的社會里,其社會與組織員工之間的權利距離較大,如法國等。
(2)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個人主義社會中,個體之間的聯系是不穩定的,人們只關心自己及自己的家人,如在美國、英國、法國等;集體主義則是一種相反的社會價值取向,在這種社會中,人們從出生之日起就被整合到具有強烈凝聚力的小群體中,并通過交換對小群體的忠誠獲得保護,如在中國、日本等。
(3)不確定性回避。指在一種文化中的員工對不確定性或不了解的情景感覺到威脅的程度。在不確定性回避程度高的國家中,如在德國、法國、中國,人們強烈地信任專家意見與知識,組織程序化規則與規范非常嚴格且必須遵守,在決策過程中,將風險降至最低點。在不確定性回避程度低的國家中,如在美國,人們喜歡冒風險,組織缺乏嚴格的規章制度,鼓勵變革與創新。
(4)男性化與女性化。男性化是指在社會中性別角色具有明確的差異性,男性被認為應當果斷、頑強,關注事業成功,而女性則被認為是應當端莊、溫順,考慮生活質量,如在中國、日本、美國等偏男性化。女性化是指在社會中性別角色是重疊的,男性與女性都被認為要謙虛、溫順與關心生活質量,如在法國偏女性化。
(5)長期取向,即儒家動力論。20世紀80年代后期,霍夫施泰德與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邁克爾·邦德共同合作,以傳統的儒家文化價值觀為基礎,開發出了“中國人的價值觀測量表”,對包括日本、韓國、中國在內的22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實證性研究。他們在總結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儒家動力論作為霍夫施泰德的文化價值觀的第5個方面,儒家動力論也稱“長期取向”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追求的是未來的長期目標,儒家動力論指標高的國家的特征是堅韌、克己、執著、節儉、安全、和諧。
2.企業文化差異與沖突。企業文化差異與沖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顯性文化的沖突。跨文化企業中最常見和公開化的文化沖突,是顯性文化的沖突。顯性文化的沖突即來自行為者雙方的象征符號系統之間的沖突,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表達方式所含的意義不同而引起的沖突。顯性文化的沖突即文化差異在語言行為上的表現。文化差異反映到語言上,就成為語言上的差異。文化決定人的思維方式,從而決定語言的表達方式。具體有以下幾方面的表現:1)領導職權方面。西方人受“自由平等”的思想影響,在語言行為上表現為直率、坦誠。外方企業領導者善于對下級授權,任何一個級別的部門領導,都可以在本部門的范圍之內擁有決策權。而中方企業領導者講究權利“集中制”原則,各個級別間等級制度森嚴,下屬較多的依附于上級領導,幾乎很少提出有悖于上級領導的建議。2)溝通與協調方面。外方領導在與下屬的談話中會很直接地指出對方的錯誤并坦率提出批評,這對于講究“面子”的中國人來說是很難接受的,有時甚至會直接導致沖突的發生;而中方領導會很顧及下屬的面子,批評也多采取含蓄婉轉的方式進行,而下屬對上級的批評也往往會心領神會,積極改進,從而雙方在不傷害彼此面子的基礎上把事情做好。3)人際關系的差異。中方員工大都注重與同事和上司保持良好的人際關系。因此,在處理很多管理問題時,大家“講關系”、“重面子”。有時,為了照顧關系,甚至不惜犧牲企業的利益,這與外方管理者,尤其是外方管理者“對事不對人”的管理理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體現了中方管理者和外方管理者在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價值觀上的差異[4]。
(2)價值觀的沖突。價值觀是指人們對事物的看法、評價,是人們信仰、價值、心態系統中可以評價的方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對工作目標、人際關系、財富、時間、風險等的觀念會不盡相同。
荷蘭跨文化管理專家斯特羅姆佩納斯將價值觀分為通用——特定價值觀、個人——集體導向價值觀、中立——情感價值觀、具體——擴散價值觀和成就——因襲價值觀等5個維度,每一個維度代表一個方面的價值觀[5]。中方員工重視特定價值、集體導向價值、中立價值、擴散價值和因襲價值等價值觀;而外方員工則表現為通用主義、個人主義、情感價值、具體型和成就取向等價值觀。
(3)制度文化的沖突。制度文化體現于企業經營的外部宏觀制度環境與內部組織制度之中。來自發達國家的管理員工,例如外方員工,一般是在法律環境比較完善的環境中開展經營與管理,通常用法律條文作為行動依據;而中方員工,尤其是國有企業員工,習慣于按上級行政管理機構的指令行事,一切按上級行政管理機構的條文、指令、文件辦事和決策。
(4)經營思想與經營方式的沖突。在經營思想方面,外方多數企業注重互利、效率、市場應變的思想;而中方的企業缺乏這種思想,往往較少考慮對方的獲利性。而在市場經濟中,外方企業講求“以銷定產”,認為行業構成、產品品種結構是由市場導向決定的;中方企業的行業結構沒有完全反映出市場的需求,而是在原有工業結構基礎上把產品生產出來后再尋找市場,進行推銷。
(5)人力資源方面的沖突。一是在企業員工的工資調整上,中方偏重于考慮企業員工的資歷、經歷和學歷;而外方則認為,企業員工的工資和他們所從事的企業工作性質有關,所以,只有當企業員工的工作內容發生變化時,才會考慮工資的調整。二是在人才的選拔使用上。中方較注重德才兼備,重視人的政治素質、個人歷史和人際關系;而外方則把員工的能力放在首要地位,量才而用[6]。
三、跨文化企業文化沖突的形成原因
(1)民族中心主義。跨文化企業的員工易按本民族文化的觀念和標準去理解和衡量其他國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包括言行舉止、交際方式、社會習俗、管理方式及價值觀等。如果跨文化企業的管理者一直以這種觀念對待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工,他們的管理行為就容易遭到忌恨與反對,有時甚至會使他們無法正常管理企業。
(2)文化定型觀念。主要表現在對于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員工用同一種文化先入為主的印象來看待,忽視個性差異,缺乏溝通與交流。定型觀念使得員工不能客觀地觀察另一種文化,阻礙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工的相處,從而造成了跨文化企業的文化沖突[7]。
(3)溝通誤會。主要表現在溝通是人際或群體之間交流和傳遞信息的過程,但是由于許多溝通障礙,如:人們對時間、空間、事物、友誼、風俗習慣、價值觀等的不同認識,造成了溝通的難度,導致溝通誤會,甚至演變成文化沖突。
(4)非理性反應。管理者對待文化沖突,感情用事,不能正確處理文化沖突問題,結果不斷地引起員工非理性的報復,造成沖突與對立加劇。
四、文化沖突處理模式研究
沖突處理的研究最早是由美國人布萊克和莫頓在1946年提出的管理方格論,他們認為管理者的領導風格可以從對生產效率的關心和對人的關心兩個方面來衡量[8]。沖突問題的理論家們將管理方格的原理應用于分析和處理人際間的沖突。應用和發展這一理論的代表是托馬斯,他劃分出沖突處理的5種典型方式:1)競爭型策略;2)回避型策略;3)妥協型策略;4)合作型策略;5)體諒型策略[9]。后來學者們對管理方格提出了批評,認為其未能充分考慮人際沖突過程中的相互溝通問題。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大多數學者同意并采用加拿大著名的跨文化組織管理學者南希·愛德勒的觀點來解決跨文化企業中的文化沖突。他的觀點包括以下3種方案[10]:
一是凌越(Dominance)。指組織內一種文化凌駕于其他文化之上,而扮演著統治者的角色,組織內的決策及行為均受這種文化支配,而持另一種文化的員工的影響力則微乎其微。這種方式的好處是能夠在短期時間內形成一種統一的組織文化,但其缺點是不利于博采眾長,而且其他文化因遭到壓抑而極易使其員工產生反感,最終加劇沖突。
二是妥協(Compromise)。指兩種文化的折衷與妥協。這種情況多半發生在相似的文化間,指采取妥協與退讓的方式,有意忽略、回避文化差異,從而做到,以實現企業組織內的和諧與穩定,但這種和諧與穩定的背后往往潛伏著危機,只有當彼此之間文化差異不大時,才適應采用此法。
三是融合(Synergy)。指不同文化間在承認、重視彼此間差異的基礎上,相互尊重、相互補充、相互協調,從而形成一種融合的、全新的組織文化。這種方案認識到構成組織的兩個或多個文化群體的異同點,不是忽視和壓制這些文化差異。它與妥協的不同在于對待這些差異的態度不同,并能夠把不同點統一地納入組織文化內。
五、解決跨文化企業文化沖突的對策
一是識別不同文化間的差異,發展文化認同。按美國人類學家愛德華·赫爾的觀點,文化可以分為三個范疇:正式規范、非正式規范和技術規范[11]。正式規范差異主要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企業員工之間在有關企業經營活動方面的價值觀念上的差異,由此引起的沖突往往不易解決。非正式規范差異是指在企業運作中的生活習慣和風俗等方面的差異,由此引起的文化沖突可以通過較長時間的文化交流來克服。技術規范差異主要指各種管理制度上的差異,它可以通過技術知識的學習而獲得,很容易改變。可見,上述這些差異所造成的沖突程度和類型是不同的。因此,只有識別差異才能采取針對性措施予以解決。
一、大學外語教學中文化教學存在的問題
第一,目前我國的大學外語教學工作中還存在著目標偏差。外語教學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實現跨文化交際。由于受“應試英語”加“證書英語”傳統教學理念的影響,部分教師忽視了外語教學中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教學。使我們培養的大學生雖具備了一定的語言技能,但是他們缺乏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缺乏自覺抵御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觀念等方面霸權文化侵蝕的免疫力。
第二,由于現行大學外語教材的內容大部分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為背景,所以大學外語教學中對中國的文化介紹很少涉及,對中西文化的對比研究相對較少,尤其欠缺的是培養學生用外語表述本土文化的能力。
第三,無論是外語教學還是外語學習過于強調它的工具性、實用性、功利性,忽視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弘揚。這主要表現在現有教育方式導致部分學生學習外語的內驅力不是為了強國,而是為了考試過關或者為了出國,難以獲得民族文化的自豪感。
二、在大學外語教學中加強文化安全教育的對策
在大學外語教學中,筆者認為教育者應從樹立正確的外語學習目標,引導學生對外語教學中的母語運用進行正確定位,從中西方文化差異對比等方面加強對學生傳統文化安全意識的培養。
第一,大學外語教學應充分遵循“尊重民族文化”這一教學原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內容極其豐富,不僅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教育、哲學、道德、宗教等方面的理論、思想,還包括科技成就、文藝創作、文物古跡和民風民俗等等。德國語言學家、哲學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認為:“每一語言都包含著一種獨特的世界觀”。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雖然其自在形態沒有階級性,但其內容卻與意識形態息息相關。教師應該在外語教學中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外語學習目標,自覺克服文化虛無主義傾向,加強民族精神的建構。
張正東先生在《外語教育學》一書中說,要尊重通用目的語民族和我國的文化傳統,純外語無法充分表達與傳播中華民族本民族的文化。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具有“普遍性、繼承性、民族性和滲透性”。我們既不能把整個民族文化系統照搬到今天,也不能把整個目的語文化系統照搬到中國。重視外語的學習和使用同時不能削弱或忽略本國語言文字的學習。正確的做法就是尊重民族文化與目的語文化中積極的文化要素,在分析、綜合、改造的基礎上進行吸收以及再創造。
第二,對外語教學中的母語運用進行正確定位,發揮母語在外語教學中的作用,引導學生處理好外語與母語的關系。外語教學法中的直接法、交際法、結構法、功能法都重視模仿和交際,而弱化甚至排斥了母語的作用。然而,外語教學中排斥母語,過分強調口語,由此也帶來了很多的問題,并為我國外語教學的改革與發展帶來很大的障礙。因此我們需要對母語在外語教學中的地位與作用進行重新定位。
母語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最直接的語言。無論外語重要到何等程度,我們都不能顛倒二者之間的關系。語言與思維是直接聯系的,外語和思維的聯系需要把思維從一種語言的基礎上轉換到另一種語言的基礎上,這個過程離不開母語。外語學習不能排斥母語的作用,而應該充分發揮母語對外語學習的積極作用。
有學者認為:“一般情況下,外語學習者是在基本上掌握母語的一般交際能力的基礎上開始學習外語的。母語交際能力對外語交際能力的獲得必然產生重要影響……具有良好的母語交際能力的外語學習者,其外語交際能力獲得相對容易一些。”“外語教師有責任為學生辨析母語與目的語形式上和功能上的差異,強化學生‘跨文化意識’,從而獲得真正的外語交際能力。因此,在大學外語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從實際出發引導學生正確對待母語對外語教學的作用和反作用,使母語與外語有機結合,充分發揮母語對外語教學的促進作用。
第三,充分利用外語教學中的中西方文化差異對比加強學生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淀,增強學生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文化差異對比是大學外語教學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外語教學中無論是詞匯運用、句法分析、翻譯還是篇章理解都離不開中西文化差異比較。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不僅可以增強民族自尊心,提高民族主體意識,振奮民族精神,而且可以推動中國傳統文化走向世界,對全人類的文明發展做出貢獻。教師可以充分運用中西方文化差異比較對學生進行正確引導,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同時,重視學生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淀、繼承與弘揚意識的培養,從而促進外語教學中的本民族文化安全意識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