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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經濟學；生產理論

作者簡介：劉鳳義(1970－)，男，滿族，河北圍場人，經濟學博士，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企業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4.3；F091.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3－0006－04　收稿日期：2007－02－04

生產理論是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經濟學，都有著豐富的內容，而且他們關于生產理論的淵源、具體內容等還有著相同或相似之處。很多人因此認為，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理論是關于資源配置的一般理論，且有著較為成熟的模型，所以，我們搞市場經濟，完全可以拿過來“為我所用”。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一定的片面性，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在經濟運行和經濟管理層面的確有可借鑒之處，但在方法論上卻存在一定局限性。下面，本文就對兩種范式的生產理論的研究方法進行比較，以期為經濟學的創新拋磚引玉。

一、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是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把勞動者僅僅作為生產要素研究；而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是以“歷史的、現實的人”為出發點。把勞動者既看作生產要素，又作為生產主體來研究

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是研究生產者如何通過對生產要素的組合，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決策行為，這一研究是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的。以此為基礎，他們建立了以生產函數為基礎的生產者的決策模型。“生產函數是一種技術關系，被用來表明每一組具體投入品(即生產要素)所可能生產的最大的產出量。在每一種既定的技術條件下，都存在著一個生產函數。”(薩繆爾森，1992)為了分析方便，生產函數通常表示為：Q=f(L，K)。生產理論基本內容就是通過生產函數，來研究在各種不同約束條件下，資本和勞動力之間如何通過不同組合形式，實現產量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最終實現利潤最大化。

應該說，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西方經濟學通過建立對現實生產過程高度抽象的數學模型，用簡潔方式描述物質生產過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和產出的技術關系，是一種有用的分析工具。比如運用一般形式的生產函數可以分析生產過程中要素投入產出的數量關系，對物質生產過程做技術分析，找出資源配置的最佳方式；用定量方法分析科技進步和管理水平對產出的影響；掌握生產過程中的突變機理，不失時機地調整資源配置方式以促進生產力的飛躍發展。等等。

然而，進一步研究會發現，西方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建立起的生產理論存在嚴重悖論：即“經濟人”假設把每個人作為自由選擇的主體與生產理論中把勞動者僅僅作為生產要素之間的邏輯悖論。

在西方經濟學家那里，“經濟人”被看作是對人性的最好描述，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充滿了自由、平等和博愛，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終必然達到全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按照這一信條，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資源配置是在自由交易中進行，每個行為主體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最大化目標進行理性選擇。資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選擇勞動者；同樣，勞動者也可以自由選擇資本所有者。所以，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是平等、自由的契約關系。可是，我們從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看到的卻是與“經濟人”假設相背離的另外一番圖景，在那里，能夠按照“經濟人”行為行事的只能是資本所有者(或稱之為廠商)。他們可以依據等成本曲線、等產量曲線等函數關系，通過自己的理性選擇，為實現最大化目標，任意選擇各種生產要素，進行排列組合。而勞動者，則僅僅被視為同資本一樣的、服務于廠商最大化目標的生產要素。在這里勞動者在生產中的主體地位完全被剝奪了，更不可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選擇。

正是由于把勞動者僅僅看作同資本、土地一樣的生產要素，所以，很自然地得出資本、土地和勞動力一樣，都具有生產性，在生產的過程中，它們共同創造了商品的價值。每個要素對價值創造的貢獻率，可以通過邊際生產力來衡量。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也就成為分配理論的依據。對此，薩繆爾森(1992)直言不諱地指出生產理論是作為對收入分配理論討論的序曲，“在經濟學的生產論中，可以找到這種要素定價的關鍵。”所以，“對經濟學中的生產論的一個概略分析可以給理解市場經濟的收入分配提供一把不可缺少的鑰匙。”接下來，他們自然就把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搬出來：基于價值創造的貢獻，資本獲得利潤(或利息)、土地獲得地租、勞動力獲得工資。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多么公平的社會制度呀!

有人可能會說，勞動者也是“經濟人”，西方經濟學已經論證，作為消費者，勞動者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則進行理性選擇；作為勞動力的要素提供者，他們可以按照最大化的原則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對于這種觀點，馬克思(1867)早就指出：“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象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至于從消費者的角度把勞動者當作“經濟人”的說法，馬克思也作過深刻分析，馬克思指出，消費是由生產決定的，所以，一個社會的消費水平、消費結構從屬于一定的生產關系，決不是單純由個人的理性選擇決定的。

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的是，經濟學關于生產理論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歷史的、現實的人基礎上的。

應該說，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也是“人”，這一點看上去似乎與西方經濟學沒有區別。但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個人，決是不是西方經濟學所講的“經濟人”，而是現實生產關系中的人。在馬克思看來，只有理解這種生產關系，才能理解這種關系中活動的人。馬克思之所以批判斯密、李嘉圖把那個時代的個人不是看作歷史的結果，而是看作歷史的起點，并認為合乎自然的個人不是歷史中產生而是由

自然造就的觀點，就是因為他們脫離開生產關系來研究人的經濟行為。馬克思把經濟學分析的人概括為“社會關系的總和”，他反對把人的本質“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自然地聯系起來的普遍性。”也反對西方經濟學把人看作生來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經濟動物，并認為個人動機決定社會生產過程。在馬克思看來，既然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個人的經濟行為就不完全由個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現實性上，他必然受同他們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制約。

馬克思強調人的經濟行為的社會性和客觀性，同時認識到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的生產理論中，勞動者絕不僅僅是生產要素，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構成能動的生產主體。在創造財富的生產過程中，人作為獨特的生產要素，與生產資料的性質完全不同，因為勞動這一要素是能動的。勞動過程是人的主觀能動性與物質生產過程的客觀實在性的統一。勞動不僅創造了人本身，而且創造著人類自身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社會條件。勞動者作為生產活動的主體，他們的活動是精神能力和軀體能力的有機統一。他們總是有目的性、計劃性，即主觀能動性，用馬克思的話說，再蹩腳的建筑師也比蜜蜂建房有“計劃性”。正因為人的勞動有主觀能動性，所以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勞動才不僅轉移生產資料的價值，而且創造新價值。社會發展既是人類改造和利用自然的過程，同時也是人自身不斷走向自由和全面發展的過程。

同時，作為生產要素的人，其勞動也必然是在具體的社會生產關系中進行，這使得勞動不再是單個人的孤立行為，而是群體或階級行為，勞動創造的價值也會因社會生產關系不同而有不同占有形式。比如，勞動可能是在共同勞動、地位平等、產品平均分配的社會生產關系中進行；也可能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產資料，憑借經濟權利強迫另一部分人勞動，產品歸生產資料所有者所有這樣一種階級地位不平等的生產關系中進行。這種生產關系的性質，最終決定了產品的分配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決定著這種生產方式的全部性質。”資本家之所以獲得剩余價值，是因為他們擁有占有剩余的經濟權力，決不是西方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對這些要素創造價值的回報。

正是因為從歷史的、現實的人出發來研究生產過程，所以，經濟學中的資源配置不僅僅包含人與自然的關系，還包含人與人的經濟關系；經濟學的生產效率含義，不僅僅來自于生產要素之間的技術組合，還來自于對勞動者積極性的調動、勞動者之間、勞動者與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分工協作的協調、組織管理的科學等等。

二、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只研究生產一般，因而使用價值(即效用)范疇是其研究的核心；而經濟學則不僅研究生產一般，更注重研究生產的具體社會形式，因而把價值范疇作為研究的核心

薩伊是把西方經濟學生產理論引向純粹對生產一般分析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把生產定義為：“所謂生產，不是創造物質，而是創造效用。”薩伊這個關于“生產”的定義，表面看來無非一個關于“生產一般”的定義，但實際上這背后隱藏著經濟學研究的內容將發生重大轉變：即這個定義把經濟學引向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研究，回避了斯密、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薩伊的生產觀對后來西方經濟學家產生了重要影響，繼薩伊之后，約翰?穆勒、馬歇爾、薩繆爾森等，都把研究財富生產一般作為生產理論的基本內容。比如萊昂內爾?羅賓斯1932年在他的著名方法論著作――《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書中，明確強調了西方經濟學只研究生產一般的觀點，他把經濟學定義為“把人類行為當作目的與具有各種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的一種關系來研究的科學。”這樣經濟學純粹成為一門關于“選擇”的學科。經濟學的內容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我們不再探究生產和分配變化的原因，而是探究在某些初始資料給定的情況下，各種經濟‘量’達到均衡的條件，……我們不再把經濟系統視為一架生產總產量的機器，不再探究哪些因素決定這種產量的多少以及按何種比例分配這種產量，而是把經濟系統視為人與經濟貨物之問的一系列相互依賴而在概念上又獨立的關系……”顯然，在羅賓斯那里，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前提是“某些初始資料給定的情況”，所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一制度性因素被徹底隱藏起來了；與之相適應，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只是“人與經濟貨物之間”的關系。

當然，我們并不否認對生產一般研究的理論意義，然而，抽象掉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只研究生產一般的生產理論，就必然使經濟學“使用價值”成為研究的核心范疇，從而導致經濟研究存在諸多局限性。這些局限性突出表現在：(1)它是建立在薩伊的生產三要素論的基礎上的，把資本等同于生產工具，把資本主義生產歸結為生產一般，掩蓋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價值形成過程的同時就是價值增值過程；(2)它混同了產品和商品、使用價值生產和價值生產的區別，抹殺了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是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二因素的根源；(3)它沒有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去考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分配問題，卻被用來為替資本主義分配做辯護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做佐證；(4)目前西方經濟學的生產函數的數學抽象方法只能說明漸變的有連續性的生產過程，不能反映生產過程中的突變現象。也就是說，它既不能很好地反映科技革命時期生產力飛躍發展的生產過程，也不能正確地描述生產力突破了不合理的生產關系桎梏時生產過程的躍變。因此，有必要以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為指導，批判地汲取西方經濟學的生產函數中有參考意義的東西，建立基于勞動價值論的、不同層次的生產函數(吳易風、王健，1994)。

西方經濟學只研究使用價值，不研究價值，更不理解價值本質，所以，長期以來，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廠商理論始終回避對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分析。在他們那里，企業始終是一個“黑箱”。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者，看到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抽象掉人與人之間關系分析廠商行為的局限性，所以，他們試圖運用“契約”的分析方法，以交易費用為分析工具，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引入廠商理論，提出了分析廠商內部人與之間關系的基本框架，從而建立西方經濟學的所謂的企業理論。

然而新制度學派企業理論仍然是建立在抽象掉社會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的，因此，他們研究人與人之間經濟關系時拋開了生產領域，而是局限在交換領域；他們所說的制度，不是生產關系，而是上層建筑層面的一些具體規則。本來，科斯在他的《企業的性質》一文中，試圖通過視企業為等級制度，把企業內部雇主與雇員之間的命令與服從的關系與市場交易的自愿平等關系區別開來。循著這一思路，人們可以進一步研究企業內部契約關系不平等的深層原因問題。但在1988年的論文中，他又否定了這種認識，他甚至認為這個觀點是那篇論文的主要缺陷之一，因為它誤導了人們的注意力，使經濟學家

忽視企業的主要活動――企業經營。科斯這一觀點表明，他批評把企業看作不平等關系所結成的契約的思想，進一步強化了企業的經濟性質就在于節約交易費用的主張，從而把新制度主義者通過對人與人的經濟關系的研究，來揭示企業經濟性質的道路徹底堵死了。因而，他們的企業理論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劉鳳義，2004)。

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側重研究生產的社會形式。與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的雙重關系相適應，生產中的資源配置也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抽象的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另一方面是具體生產方式下的資源配置。屬于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體現在一般的勞動過程中，它是一切社會形式的生產所共有的。它表明，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間對生產資源進行合理配置，這是人類社會進行生產永恒的主題。然而僅僅研究生產一般，無法真正理解具體社會生產方式下的資源配置問題。所以，經濟學認為，研究物質生產只能是某一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的生產，抽象的生產一般，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

正因為經濟學研究生產理論時強調生產的具體社會形式，所以，“價值”范疇而不是“使用價值”范疇才成為其生產理論研究的核心。馬克思批判古典經濟學時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缺點之一，就是它始終不能從商品的分析，而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用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優秀人物，像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把價值形式看成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這不僅僅因為價值量的分析把他們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特殊形式。由此可見，馬克思在科學方法論基礎上，確立了勞動價值論，而勞動價值論又為進一步理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內部的生產關系提供了“鑰匙”。西方經濟學家對此并不理解，他們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無非就是確定商品交換的量的比例的理論而已。對此，斯威齊一針見血地指出：很多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誤解和攻擊，在于他們看待價值問題的態度，使他們有偏重交換比例的傾向，而忽視那隱藏在表象后面的社會關系的性質。所以，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批評，連篇累牘，而難得有一個字談到抽象勞動。

正是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馬克思科學區分了勞動和勞動力范疇，進而指出在資本生產關系條件下，資本家利用形式上平等的契約，占有工人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同時，資本家用剩余價值進行資本積累，從而再生產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征及其運動規律，就通過價值范疇逐漸被揭示出來了。也正是運用價值范疇，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經濟的關系科學揭示出來了。國內一些學者談到企業理論，也是言必是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學派的觀點。筆者認為，從方論的角度看，馬克思提出了比新制度學派更為科學的企業理論方法論。突出體現在：馬克思以歷史的、現實的人作為企業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從資本統治下的分工與協作關系中揭示企業的起源與演變；在對生產過程的考察中揭示資本主義企業中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通過科學區分勞動和勞動力范疇，破譯“契約自由”的神話(劉風義、沈文瑋，2004)。這些深刻的內容，在新制度學派企業理論中都無法揭示出來。

三、西方經濟學用個人主義方法，把生產理論僅僅置于微觀領域來研究，致使其理論體系在微觀與宏觀上形成脫節；而經濟學則運用唯物辯證法，在宏觀和微觀的有機聯系中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再生產問題

西方經濟學家把生產理論僅僅視為微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與他們的個體主義(或個人主義)方法論密切相關。西方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認為，社會與個體之間的關系僅僅是量上的差別，社會就是個體的集合，總體等于個體的簡單相加。基于這一方法論的生產理論，只需要在微觀領域研究就可以了，宏觀經濟問題無非是微觀經濟問題的在量上的簡單加總而已。所以，我們看到西方經濟學在研究總量問題時，是通過以微觀領域的生產函數為基礎的加總來進行的。他們假設，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每個廠商都是理性“經濟人”，都能夠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投資，那么全社會的資源配置就是最優的。新古典理論以生產函數和效用函數為基礎，建立了技術關系的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理論，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對價格，這種相對價格也是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的指數。該理論所要研究的是資源配置問題，即給定偏好和技術，可以求出最優解。但新古典經濟學家在討論宏觀經濟問題時，創造了異質品模型中的總量生產函數這一與相對價格完全不同的理論。顯然，如果是單一產品模型，總量生產函數的使用是沒有疑義的，但把總量生產函數套用在異質品模型中卻背離了新古典資源配置理論的宗旨。

盡管西方經濟學家中出現了像薩繆爾森這樣的新古典綜合派，但至今，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仍處在嚴重的矛盾中。盡管，以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新凱恩斯主義者試圖把宏觀經濟學建立在微觀基礎上，從而使西方經濟學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起來。但問題是“以新古典總量生產函數為基礎的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實物分析，與凱恩斯的貨幣經濟分析和現實經濟根本不能融合”(柳欣、靳衛萍，2005)。

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經濟學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辯證法，在這一方法論指導下，經濟學不僅克服了經濟學研究的形而上學思維，正確處理了微觀與宏觀的辯證關系，而且通過在商品生產中抽象出價值范疇，建立了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的橋梁。的唯物辯證法認為，個體是作為有機組成部分的個體，而整體又是相互聯系的個體組成的有機整體，二者是辯證統一關系。作為經濟學研究方法，個體分析和整體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二者簡單對立起來。但二者的結合又不是簡單相加，它們之間通過人與人的經濟關系有機聯系起來的(胡釣、劉鳳義，2003)。

在經濟學中，沒有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嚴格界限，這是因為微觀與宏觀是相對概念，只有二者的有機融合才能揭示經濟規律。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無論是從三卷內容的整體安排上看，還是從每一卷具體內容的分析上看，處處都能體現出個體與整體、微觀與宏觀的有機結合。在第一卷研究資本直接生產過程時，馬克思以單個資本主義企業作為分析的起點，接著從第2篇到第6篇，通過對單個企業的剖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質上是剩余價值的生產。然后，在第7篇研究資本主義再生產，則是從整體上來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征，從而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

從《資本論》三卷整體來看，對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研究，也是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的。馬克思通過提出價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剩余價值等微觀概念，逐漸上升到平均利潤、生產價格等宏觀概念，把資本主義生產特征及其實現形式徹底揭示出來了。

篇(2)

1981年，斯蒂格利茨和魏斯（Weiss）發表的《不完備市場上的信用配給》是本書的基本理論基礎。這篇文章提出了信用市場的不完備性問題、信息在信用合約中的重要性及其銀行的最優選擇。但是，作者對傳統貨幣經濟學的質疑至少可以再往前推10年。

早在1969年，斯蒂格利茨26歲之時，先后推出的三篇論文――《兩部門經濟中的異質性資本品配置》、《風險條件下的收入、財富和資本利得稅效應》和《對莫迪利亞尼－米勒定理的審視》已經敏感地意識到產品的“非同質性”（heterogeneous）、風險和信息不對稱對經典理論諸多假設前提的挑戰。此后，作者的一系列文獻都集中于信息不對稱、風險和激勵在金融體系中的角色問題。

賈菲和斯蒂格利茨于1990年合著了《信用配給》，作為第16章刊登于弗里德曼和哈恩主編的《貨幣經濟學手冊第二卷》，其中以專門章節闡述了信用配給在宏觀經濟學以及貨幣經濟學中的重要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文獻中，作者歸納了自1919年以來霍特里（Hawtrey）的觀點，明確提出了貨幣經濟學的兩大對立學派――貨幣（或貨幣主義）學派（money or monetarist school）和信用學派（credit school），認為兩者的基本差別在于貨幣政策出發點的不同，前者以貨幣供應量為基礎；后者以信用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credit）為基礎；這一差別導致了兩大學派在貨幣政策衡量、貨幣工具運用和貨幣政策職能定位上的根本區別。

事實勝于雄辯，思想歷程的逐步成熟必須立足于實踐檢驗。這是中外皆然的基本準則。如果說，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賈菲、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等人的學術思想是建立在天才般的直覺基礎上的話，那么本書一方面是對其30年學術思想的延續和拓展，另一方面則更注重實證依據和政策運用。在全部16章中，本書一半的篇幅討論了基于信貸可得性的貨幣經濟學所引申出的貨幣政策、監管政策含義，以及金融市場自由化、銀行部門風險與重組等政策問題；并以美國經濟周期和亞洲金融危機論證微觀面因素對貨幣和商業周期的影響。而這些恰恰是貨幣學派的軟肋。

更為有趣的是，作者專門研究了其“新范式”下的貨幣理論兩大應用問題。

一是貨幣政策對區域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的含義。這啟發我們認識到，當前中國所面臨的貨幣政策能否考慮區域經濟結構，以及貨幣穩定與金融穩定的關系等重大貨幣理論課題或許不僅是中國特有的難題，也是美國、歐元區等所有存在地區差異、存在信用方面的信息不對稱現象的經濟體所共同面對的問題。

篇(3)

【關鍵詞】財政稅收 公共資源 科學方法 實踐和實證研究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是當代中國經濟學和財政稅收理論與實踐研究的指導方法，其中包含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財政稅收理論的研究提供了認識事物和分析事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指導下，財政理論與實踐研究有了科學的基礎，使其不致被其他社會意識形態和階級偏見所左右。認真學習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深入領會其中所蘊含的哲學和方法論原理，對于促進財政稅收理論的學習，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和指導意義。

一、運用矛盾分析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財政稅收領域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矛盾是事物內部或事物之間所固有的對立和統一及其關系，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全面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系，可以解決具體矛盾。矛盾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和非重要方面之分，我們在工作中必須首先抓住主要矛盾，解決主要矛盾，同時也要注意非主要矛盾的解決，學會統籌兼顧。

財政學在一定程度上研究社會公共資源的稀缺性和社會公共需要的無限性之間的關系，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公共資源生產有價值的產品，并將它們滿足于社會公共需要，這是財政學的研究內容。財政學作為經濟學中應用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必然要面對資源稀缺性和人類欲望無限性這一經濟學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經濟學的世界中，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比如，消費者在既定收入條件下如何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生產者在既定成本約束條件下如何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市場機制在資源既定條件下如何合理配置資源，經濟體在既定技術和要素投入條件下如何實現穩定快速增長，如何利用現有政策工具如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引導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等等。這些矛盾和問題在經濟學和財政學中是普遍存在的，我們首先必須正視，不能無視，更不能回避，只有承認這些矛盾，我們才能形成對經濟學和財政學學科的科學認識；其次，既然這些矛盾和問題普遍存在，我們就必須具體分析和研究這些矛盾和問題，分析這些矛盾和問題各自的特性，從中找到解決的途徑和方法。最后，我們還須分清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重要方面，經濟學要解決的問題有三個：產品如何生產、為誰生產以及生產出來的產品如何在經濟主體之間合理分配，這是經濟學要解決的三個基本問題，只有將這些主要的矛盾和問題解決好了，其他的矛盾和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二、正確把握社會主體的內容和范疇，在財政稅收專業領域研究中凸顯人文關懷

人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人的存在狀態是社會發展的尺度，離開了人的存在狀態和發展狀態就談不上社會的存在和發展，因此，人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內容。

人民群眾是社會實踐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們要一切相信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財政學主要研究政府部門在資金籌集和使用方面的理論、制度和管理方法，同時也研究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的稅收問題。具體來說，財政學主要研究國家如何將由其憑借國家權威和國家強制力集中起來的社會資源合理分配給人民的問題，由此看來，財政學不僅是研究財富和資源分配的學科，更是研究人的學科。我們在財政學的學習和研究過程中，必須時刻注意以人為主體進行研究，研究不同的資源配置機制對人產生的不同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程度。比如，在關于財政學中的社會保障理論研究中，我們必須研究社會保障的意義和作用，制定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盡可能廣泛地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權益和基本生活，使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在研究最適稅收理論中，必須研究和制定最優的稅收征收機制，確保不給人民帶來過重的稅收負擔，等等。因此，在財政學的學習過程中，在制定和研究財政政策及財政制度時，應注重人民的關切，從人民群眾的立場和利益出發，想人民群眾所想、急人民群眾所急，努力提升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實現中國夢的美好愿望。

三、堅持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使財政稅收理論來源于實踐并接受實踐的檢驗

實踐是認識的基礎，認識對實踐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實踐與認識的辯證統一關系要求我們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把客觀存在的實際事物作為觀察和處理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同時以正確的理論為指導，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真理。

財政稅收理論研究社會資源優化配置問題，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和應用性。在財政學專業的學習過程中，我們要努力學習課本知識，獲取間接經驗，同時不忘實際調查取證，充分認識獲取直接經驗的重要性，從實踐中掌握第一手材料。縱觀人類認識活動的發展史，可以看到，正是人類社會經濟實際和國家管理實踐活動的需要，才促使了財政學的產生，并推動其向前發展。財政理論的最終目的在于為社會經濟實踐服務并指導社會經濟實際，財政學中的理論，比如，福利經濟學中的第一、第二定理是否說明了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庇古稅和庇古補貼能否糾正由外部效應導致的市場失靈；被認為運作良好的國家各項社會保障計劃是否真正保障了人民尤其是最底層人民的基本生活；財政支出規模是否合理以及支出達到什么樣的規模才是最優的……這些財政學的理論應當而且只能由社會經濟實踐來檢驗。如果這些理論被檢驗為是正確的，那么將這些理論應用于實踐就會使國家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如果被檢驗為是錯誤的，那我們就應及時發現其中的錯誤并加以糾正，將糾正后的理論再應用于社會經濟實踐活動中，確保各項財政政策和制度趨于合理與完善。

篇(4)

關鍵詞產權會計交易費用產權會計理論

1產權理論

1.1產權的定義

產權是為了界定人們利用稀缺資源之間的關系而存在的。在經濟學界，由于不同的經濟學家研究產權的角度不同、時期不同,賦予它的含義也不盡相同。產權經濟學的開山鼻祖科斯認為，產權就是財產所有者的行為權利，即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權利。顯然，科斯是從外部性的角度來定義的。產權經濟學家德姆賽茨認為，產權就是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損的權利，它是一種社會工具，其重要性來自于以下事實，即產權幫助人形成那些當他與他人打交道時能夠合理持有的預期，這種預期通過法律，習俗和社會道德表達出來。以菲呂博騰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家在綜述現代產權理論時，對產權下了一個被大多數人認可的定義，產權不是指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和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等。

以上產權的概念都是來自于西方學者，他們基本上是以私有產權為出發點,而我國學者大多是以公有產權或國有產權為出發點。在我國具有代表性的產權觀點有：產權就是所有制權利；產權是反映經濟主體對財產的權力關系的概念；產權包括兩層含義即所有權與債權；產權是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人們使用資源的權利，或者說人們使用資源時的適當規則；產權是以財產權為基礎所形成的權力集合體，這個權利集合體由一組權利構成，包括產權主體對財產享有的所有、占有、使用、處置、收益等權利。

盡管上述有關產權定義的表述各不相同，但學術界對產權的理解已達成以下共識：第一，產權不再簡單地被看作是人與外界稀缺物之間的關系；第二，產權不只是所有權，也是一組權利束；第三，產權作為一種人造的社會工具或制度安排，在協調和規范人們爭奪稀缺資源的過程中，必須得到社會的強制實施。這三點共識是對產權基本性質的界定，其他一切分歧主要是源于研究的視角不同。

1.2產權的種類與功能

產權一般可以分為私有產權和公有產權兩大類。產權的功能是指產權對社會經濟關系和經濟運行的作用。產權一般具有資源配置功能、激勵功能、減少不確定、外部性內部化功能、效率及效益功能的基本功能。

1.3產權與交易費用

談到產權，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交易費用概念。尼漢斯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把交易費用看成是起因于產權的轉移，即由于產權的分散和交易才導致交易費用的存在。這就是說，在一個人的世界里雖存在生產費用，但因無產權，無需交易，也就不存在交易費用。從這個角度看，交易費用產生于產權主體之間的交易摩擦。在傳統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是沒有交易費用的，是科斯在1937年首先把交易費用因素引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他把交易費用主要概括為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和簽訂合約的成本，但后來的一些經濟學家趨向于把交易費用作更寬泛的理解，認為交易費用就是一切制度運行的成本，是除生產費用以外的一切成本。如果這樣，交易費用就是一個很難定義的概念。筆者贊同馬修斯對交易費用所下的定義，他認為，交易費用是事前發生的為達成一項合約而支付的成本和事后發生的監督、貫徹該項合約而支付的費用。

雖然交易費用起源于產權交易，但是，產權制度的不同安排，直接影響交易費用的大小。科斯定理指出，在交易費用為零時，產權作任何安排都是無所謂的；但在交易費用為正時，產權對資源配置的效率就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張五常極而言之，產權制度的不同安排引起交易費用的多少，是決定一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2產權與會計

2.1任何時期的會計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產權關系上的

人類歷史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等五個社會形態，由于各個歷史時期的所有制形態和政治體制不同，相對應的會計也不同。這種不同從產權理論的角度來看，由產權關系所致。在原始社會，財產屬于公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這一時期出現的會計是建立在樸素的公有產權關系基礎上，其主要職能是簡單地反映生產活動。從奴隸社會以后，隨著私有產權，即排他性產權的出現，會計明顯地表現出了雙重性，即一方面要達到生產管理和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另一方面還要維護產權主體的利益。會計作為一種有效的監督和管理手段所發揮的作用，更是最大限度地被財產所有者利用。如果說會計的產生是一種必然，那么會計也就是為特定的產權服務的，并建立在必要的產權關系上。

2.2任何一種類型的會計都要維護特定的產權制度

任何一種類型的會計都會受產權的影響，并表現為維護特定的產權制度。世界各國的會計模式同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存在著一定的聯系。由于法律體系是產權關系和產權制度在法律上的直接表現，所以會計模式更直接的是與一個國家的產權結構相關。由此可見,會計與產權的關系是密切的。

3產權會計理論

3.1產權會計理論的起源與發展

產權會計理論在學科淵源上起源于產權經濟學與會計學的交叉與融合。會計學在發展過程中是不斷借鑒相鄰學科，尤其是經濟學的新思想與新概念。產權會計理論則正是會計界在借鑒產權經濟學的新思想與新方法的基礎上所取得的一個研究成果。在產權經濟學產生之前，中外會計界普遍奉行的是“技術主義至上”的研究思想，關注與研究的焦點主要是會計計量程序、計量方法等純技術的問題，來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結果卻是事與愿違。會計界有識之士很快意識到以產權制度的合理配置為基礎對會計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認為其完全適用于會計領域。因為會計是一個人造的信息系統，在信息的接受、加工與傳遞的過程中，充滿著行為選擇與價值判斷，而行為選擇是否適當對會計信息的質量同樣也應該產生著影響。按照產權經濟學觀點，這種影響是決定性的，它遠遠大于某項計量程序，計量方法的改進所帶來的結果。于是從20世紀70～80年代產權經濟學形成之后，會計研究人員廣泛借鑒產權經濟學的思想、概念和分析方法來研究和解釋會計領域中所遇到的理論與實務問題，使得會計理論研究越來越經濟學化。

3.2產權會計理論的主要特征與基本觀點

3.2.1產權會計理論的主要特征

產權會計理論是以一個全新的角度和視野來研究思考與解決會計領域中的一切問題．與傳統會計理論相比，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從研究對象來看，傳統會計理論主要研究會計假設、會計計價和會計計量方法等問題，而產權會計理論主要研究會計信息的產權制度與會計制度問題。從研究思想來看，傳統會計理論關注的是會計信息的計量問題，而產權會計理論關注的是會計信息生成時所依據的一系列制度和制度背后所體現的各種產權利益以及圍繞這種產權利益所進行的制度博弈。從研究范式來看，傳統會計理論的研究范式：計量程序—計量質量—信息反映；而產權會計理論的研究范式：會計信息產權制度安排—制度變遷—制度效果。

3.2.2產權會計理論學派的基本觀點

目前產權會計理論學派的研究內容比較廣泛，按照它們間的關聯性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會計產權理論。該理論認為，會計從最根本上講是產權結構變化的產物，是為監督企業契約簽訂和執行而產生的，會計存在與發展的根本使命在于反映產權結構、體現產權關系、維護產權意志。

（2）會計制度決定理論。該理論認為會計制度是一份公共合約，是一份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安排。

（3）會計制度的博弈理論。該理論認為對各方利益同等的制度在理論上是不存在的，為了使得制度對自己最有利，有關各方圍繞著會計規則制定權而展開博弈活動。

（4）會計制度可復制或可轉移理論。該理論認為，在會計制度中，正式契約性的制度具有可復制性，并且移植制度的成本比創立新制度的成本低。

（5）會計制度變遷理論。會計制度與制度環境具有一定適應性，制度環境的改變會導致會計制度出現僵滯，進而引起它走向變遷與創新，而會計制度的變遷與創新意味著新一輪的博弈活動的開始。

（6）企業剩余計量是靠會計系統來完成的會計對剩余的計量結果將直接影響著各主體的產權利益。

篇(5)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關系進入經濟生活，客觀上要求不同利益主體的經濟關系轉變為產權關系。產權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它主要研究產權、激勵與經濟行為的關系，探討不同的產權結構對收益一報酬制度及資源配置的影響，這一理論不但為研究我國經濟體制及企業制度變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而且與會計學研究也有密切的關系。

一、產權制度的本質特征及理論依據

產權及其制度分析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尤其是政治經濟學分析的一個傳統。的產權理論認為，“在每個歷史時代中所有權的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發展著。”在私有制社會，在私人占有財產為主要方式的同時，也存在國家占有形式；而在以公有制為主的情況下，也同時存在私有經濟的發展。馬克思從財務關系的發展變化出發，說明生產關系越發展，產權的社會化程度就越高。馬恩經典著作中對所有制的大量論述實際就是一個深刻的產權理論體系。西方經濟學通過產權和產權制度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經濟學的解釋力。美國學者哈羅德·德姆塞茨指出：在產權與價值的比較與衡量中，“任何資源配置機制，要為(社會)所接受，都必須解決好兩類任務，一是不管資源如何使用，必須充分揭示資源收益的信息；二是必須促使人們認真考慮這些信息。”盡管二者從研究前提到理論核心部分都存在截然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對市場經濟下的產權關系與社會關系這一共同研究對象各自進行了不同層面的分析，都指出了產權制度、市場、社會之間存在普遍聯系，互相影響，分析了產權制度的發展、演變的軌跡與規律，可以為市場經濟運行下的許多問題提供新的解決思路，，

產權在本質上是由人在使用稀缺物時所發生的與他人之間的行為關系或制度安排。科斯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等是當代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科斯的產權理論認為，“產權制度的安排就是制定約束競爭的規則。”他認為競爭何以進行，交易何以可能，產權制度安排是交易的基本前提。反過來，如果沒有制定好“約束競爭的規則”，就會形成無效的競爭，就會給社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就會增大社會成本。同時認為，產權包括對財產的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或處置權)，把所有權的邊界界定清楚，使權力能在此基礎上通過市場進行轉移，也就是說所有權的邊界由法律界定。雖然產權在法律上界定清晰是交易的前提，但由于交易成本為正，產權并非在事實上完全界定清楚了，所以，自由交易的契約關系在本質上是一個通過定價而對產權進行再界定的過程，這一過程也是資源配置向更優不斷收斂的過程。未界定的產權作為公共財富被置于公共領域，由交易各方自由攫取并在各處的約束下最終達到產權博弈均衡狀態。

二、建立健全產權會計法律制度體系

產權理論認為，企業的經營是建立在產權基礎之上，無論企業的投資者、債權人，還是經營者都是在尊重產權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契約關系。由于各經濟主體之間的契約關系是一種委托關系，信念的不對稱、契約的不完備等市場不完全性的存在，企業各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往往不一致，更多的時候表現為相互之間的利益沖突，法律才能真正成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制度規則。現代企業會計是以財務活動為對象，以財務關系為內容的統一體。財務關系的現狀體現著現時的產權關系。產權關系是“經濟關系在法律上的反映，是以法律形式表現的人們在財產上結成的相互關系”。由于產權本身就是經濟學與法學相結合的一個綜合性范疇，而體現在財產上結成的產權關系，因而也明顯地打上了經濟與法律關系的烙印。

如何構建我國的產權法律制度體系?作為法律對事實上所存在的財產關系的確認從一開始便是根本性的。因此我們把《憲法》作為產權法律制度的最高層。在現代產權制度中，由于各個企業的權利、責任和義務將得到明確界定，對企業的產權、債權、契約等問題就要進行規制。民商法是規定產權根本法的保障，它是實現產權法律制度的保障體系，它置于第二層。在產權會計法律體系中最核心的部門是會計的專門法律，我們知道維護、保障財產所有者或投資者權益，維護、保障由國家所代表的公共權益都必須依靠會計、審計這些最具體、最基礎的控制層面，而統馭它們的是由民商法的這些基礎層面的經濟類法規，如《會計法》、《會計師法》、《核算法》、《審計法》等，它們是第三層面。第四層面就是相應的統一會計、審計制度。它們是產權法律制度體系的基礎層面。

產權會計法律制度體系中各種規制的關系如下圖。

產權會計法律體系是包括憲法、相關民商法、經濟法、會計專門法律、統一會計審計制度若干層次。在這個層次中，《憲法》為根本性的，相關民商法經濟法是保障體系，會計專門法律是核心，統一會計審計制度是基礎。

由此可見，產權法律制度及其體系的形成是以維護與保障產權及產權經濟運營權益為根本目標而進行的自上而下的安排，圍繞產權基本功能所進行的規制是貫穿其中的主線，而整個體系的落腳點卻置于統一會計制度與審計制度這個基礎層次之上。其中，又以會計審計等方面的專門法律作為關聯性層次，這便突出了會計法律制度在整個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和特色，從本質上看這個法律制度體系便是產權會計法律制度體系。改革和發展是我國目前最大的現實，我們應根據國情，在總結我國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和會計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全面促進會計制度的變革。

三、現代產權會計法律制度體系對會計學發展的影響

1、協調產權與財權的矛盾，建立產權與財務約束機制。現代公司財務的獨立性因公司法人產權的獨立性而確立，但是，這種權力不可能超然獨立于任何其他的權力，還應該受到一定的制約。在現代企業制度中，在原始產權與法人產權之間，有著嚴格的制衡機制，即“法人治理結構”，法人產權的權力便在這一結構中受到原始產權的監督和制約，企業財權的取得和發揮也在這一“制衡機制”中得到約束。因此，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是構建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基礎。所以，建立市場經濟下的產權制度，必須注意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并有利于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同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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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全社會的產權和信用意識，形成以道德為支撐，產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從各國公司法的基本精神看，都規定公司的重大投資計劃、利潤分配、增減資本、發行債券以及公司合并、分立和清算等企業關鍵的重大財務決策必須經股東大會審批，因此，原始產權對企業重大財權的這種約束，是原始產權決定法人財產權的具體體現，并成為財產約束的重要方式。由此可以看出，由于財權與產權的聯系，財務約束機制的建立也必須受到產權約束機制的影響。

2、產權制度是會計產生的動因，是會計政策選擇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產權制度撰寫是會計產生的基本動因之一。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上，度量衡是源于產權界定的需要，即每個人之間包括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產權邊界需劃分清楚，因而需要度量衡。因此，度量衡的統一是一次產權制度變遷史。它降低了產權界定的成本，推動了社會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從此意義上說會計的產生是源于產權界定的要求。西班牙的數學家、法學家基耶戈杰里·卡斯基洛就認為，會計核算的對象是契約，核算的目的就是反映契約雙方的法律權利和要求。如同度量衡不統一將導致高昂的交易費用一樣，會計制度的不統一也將因交易費用太高而制約產權交易的發展，從而降低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所以，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建立統一規范的、符合產權效率的會計準則和制度。

現代產權制度認為，一切經濟活動即作為人與人之間交易關系的經濟活動，在本質上并非人與物以及物與物之間的關系，而是產權交易。所以，作為反映和控制這些經濟活動信息的重要組成部分——會計也因此在本質上是對產權界定、產權交易以及產權價值運動的反映和控制。如果這樣看會計性質，那么，會計就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工具，也并非價值中立，它的運用必然反映和體現各產權主體的利益關系。所以，會計政策在形成上表現為會計過程的一種技術規范，但其本質上是一種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規則和契約安排。

3、提高產權效率是制定會計準則的基本要求。維護與保護市場經濟下的產權問題是會計法律制度建立的出發點，也是它的基本體系最終得以構建起來的落腳點，這是產權效率的要求所致。因為在資源稀缺的世界里，產權不僅需要界定每個人對稀缺資源的所有權、支配權和使用權等諸多權利，而且還要界定每個人利用資源的效率，從而界定每個人做出貢獻的份額。也就是說，只有產權的權責利界定是對稱的和清晰的，每個主體都有可能產生具有產權效率的逐利行為，從而產生資源有效配置。所以，市場經濟的產權效率原則，要求所有產權得到充分維護和保護。因此。只有具有產權效率的會計準則才有存在的價值和生命力，也就是產權效率應成為會計準則的一個基本原則。

篇(6)

在《人類行動的經濟學分析》中使用了“人類的行動”（humanaction）這個術語作為他經濟理論分析的基礎。米塞斯從最基本的人類有趨利避害、有目的的行動這一邏輯起點出發，完成了一套“人類行動學”的研究進路。按照“人類行動學”定義，行動（action）就是有意識或有目的的行為（behavior）。因此，米塞斯給出了“有目的的行為”這個術語。米塞斯試圖推導出一條經濟學的公理，即“人類的一切行動，皆有目的”，這是米塞斯經濟學的整個研究綱領的出發點。所有合理的經濟理論都是這一核心先驗預設的演繹結果。米塞斯的“人類行動學”的哲學基礎源自康德。對康德來說，存在基本的原則和判斷以形成我們知識的基礎———例如邏輯規則，每一事件都有其原因，以及物體存在的事實———它們對我們的知性（understanding）是如此基本，以至于沒有它們，有意義的經驗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這種關于原則的知識對于知性來說是前提條件，它們不能來自于外界，不能來自于經驗觀察，而必須是先驗綜合地真。對米塞斯來說，經濟知識也有一個唯一的必要的前提條件———對有意義的經驗來說必須存在“先驗綜合的真命題”———它就是人類的行動。[1]米塞斯指出，“先驗的思維推理與人的行動，都是人類心智的表現，人的心智的邏輯結構創造了實際的行動理性，與行動是同質的（geneous），是同一現象的兩個方面。從先驗原則得出的推理，不僅在邏輯上正確，也可用于現實經濟活動。只要先驗前提為真而邏輯演繹又無誤，則推論必然為真并具有實證內容。換言之，這些推論不再需要去證實或證偽。米塞斯認為經濟學這門科學是先驗的，是人類行動的先驗科學。人類行動學的思想出發點不是任意選擇的公理（axiom），而是在每個人的心中充分地明白地顯現出來的一種自明的道理。[2]米塞斯的“先驗的”理論是不依賴于具體經驗而不言自明地呈現于人類心智中的公理邏輯演繹的產物。這個公理即“行動范疇”（cate－goryofaction），它包含了我們賴以理解具體行動的所有要素，如目的和手段、偏好和無謂、收益和損失等等，它比具體經驗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從米塞斯的觀點可知，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對構成人類行動體系的節約、偏好、行動、手段與目的的關系、以及與此相關的事情的了解并不是來自經驗，而是來自理智直觀。我們不是通過經驗證實這一切，而是先驗地從內心中領悟到所有這一切。

二、個體信念與個人主義知識論

米塞斯根據個人的知識、信念、知覺和期望來理解人類的行動，并推導出經濟規律。米塞斯的進路是先驗論的個人主義知識論。在《經濟學的最后基礎》中他說：“就認識論來講，也即就人的知識論來講，確實有點東西不得不認為是永恒的。這就是人心中邏輯的與行動學的結構以及人的感官能力。”[2]米塞斯堅守個人主觀主義觀點，但他不相信人們只是簡單地從一種“孤立的”狀態進入到一種與他人相互聯系的狀態，他不認可人們從自然個體存到社會存在的轉變這種“契約主義”的解釋，很難以相信人們能夠生活在“觀念或抽象”之中。所以，米塞斯認為人們總是生活在社會文化語境之中，而且這種社會文化語境影響人們的選擇。社會文化語境不是無足輕重的東西，它是主體選擇的重要影響因素。雖然行為主體思維的邏輯結構相同，但他們的個體信念不同。為此，米塞斯對普通人和精英分子———例如，發起人、企業家、帶頭人、創造性天才———做了區分。普通人和精英分子的區分可以解釋新的個人信念如何通過一種社會過程得到共享或者說擴散。普通人通常是遵循“習慣”或慣例，只有在他們確信精英分子將改善他們的福利時，他們才調整他們的“習慣”或慣例。因為米塞斯認為市場經濟是一種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價值判斷與個人的信念是相一致的。如果精英分子的思想不再能夠改善他們的福利，那么普通人將會拋棄精英分子的思想。在這個意義上，處于同一社會文化語境中的普通人事實上分享著個人信念，但這些個體信念無法自發形成集體信念。

三、從個體信念到社會合作

為了解決個體信念與社會合作的相容性問題性，米塞斯采用了“內省”（introspection）這一概念。米塞斯強調終極的知識源于內心，“我們對于我們自己的行為和他人的行為的了解，是以我們自己熟悉之行為范疇為依據的，我們除了要理解他人的作為之外，還需要借助某種自我反思（self-examination）和內省的過程。如果我們不懷疑我們所感受到的事實，我們就更不應該懷疑這種內省的洞察力。”內省的人M會這樣想：N像我一樣是理性的，也即，每個人都相信其他人是理性的，除非我們有相反的證據。每個人都有一種先驗的相同的推理能力，這些推理能力是人類所共同具有的能力。米塞斯相信人們能夠合作也是源于他的“人類行動學”理論。“人類行動學”的基石是行動著的人。這種行動之存在，可以通過內省的方法發現。米塞斯認為社會不存在于別處，只存在于個體行動之中。在個體行動之外去尋找所謂的社會只是妄想。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個人可以通過締結契約而形成人類社會。個體僅僅是為了通過與他人合作或協作來達到個人各自的目的，而社會合作是隨帶發生的（superve－nient）。這些合作行動所產生的相互關系合起來被稱作社會。社會以合作取代了個人的“孤立”生活，社會是勞動的分工和聯合。人從有目的的行動的動物，變成了社會的動物。沒有個體行動，就不會有社會。

四、批判與反思

篇(7)

關鍵詞：科學性；中國經濟學；經邦濟世

經濟學被譽為社會科學門類中的皇冠，其在研究方法的科學性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學，尤其接近于作為科學典范的牛頓物理學的研究范式。在20世紀初，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并沒有太大差異。但是，凱恩斯的《通論》和后續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以及阿羅、德布魯、薩繆爾森等人的綜合性工作開創了利用數學工具來進行經濟研究的新境界，主流經濟學在數理建模、計量經濟等迅速完善的工具的輔助下突飛猛進。經濟學成為社會科學研究中發展最快的一門學科，燦若明珠，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開設更使經濟學成為一門接近于自然科學的學科。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學與西方在理論經濟學、實證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相差甚遠，經過30年來的學術交流、學術引進等活動逐漸逼近現代經濟學研究的前沿。

在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上，需要注意兩方面問題。一是關于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所應當具有的作用和地位的認識問題；二是中國的經濟學的發展和定位問題。

經濟學在萌芽之初的作用十分狹隘，在古希臘時期的根本意義主要集中于貴族和平民家庭的經營問題上，后來發展為城邦經濟的研究，直到國家成型才開始將政治作為基本出發點來研究“政治經濟”。真正的政治經濟學實際是從18世紀中期的法國重農學派興起才開始的。從“政治經濟學”的字面表述可以看出，經濟學的主要目標是為了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政治意義上的智慧和知識，而政府在進行決策的時候采取的策略更接近于藝術，而非科學。1932年，羅賓斯對經濟學的定義使得科學性在經濟學研究中的要求以數學表述的形式確定下來，數理建模逐漸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

關于學科的科學性曾經產生過許多經濟學哲學、方面的探討和爭論，經濟學是否應當向自然科學的科學標準靠攏的問題到今天依然沒有明確的答案。牛頓物理學作為研究程序和范式方面的科學典范作為一個極端，其他學科在科學性方面并沒有呈現出一致性，相反卻表現出對牛頓物理學的不同程度的偏離。如果牛頓物理學作為最“硬”（solid）的科學學科，那么其他學科認為具有一定程度的“軟”（soft）科學的性質，如生物學、經濟學，而人文與藝術作為另一個極端則表現出最“軟”的性質。這種學科體系是由于各學科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的不同造成的，生物學由于其研究的不可逆轉性和在種群范圍內的不可試驗性而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軟科學性，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個人以及由個人組成的各種規模、范圍的團體以至社會的經濟活動，更加上現實中經濟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政治活動的聯系又造成了巨大的不確定性，經濟學相對于生物學也表現出軟科學的性質。這些特點決定了經濟學研究不可能照搬牛頓物理學的機械論觀點，將個人作為社會機器中的齒輪來研究。如果強行采用純科學（pure science）的標準來要求經濟學研究，那么經濟學在精確性和現實性之間的天平將過度偏向前者以至于失掉了對現實經濟的解釋力。

我們對經濟學及其他學科的研究，根本目的是為了理解現實世界，發現世界運行的基本規律，進而擴展人類的活動范圍、增加有效率的活動手段，最終減少人類生活面臨的不確定性、提高生活質量。因此，無論哪個學科的知識創造和積累都必須立足于現實經驗，即使學科本身具有非常高的演繹性，在對人類生活的意義上也必須與現實經驗相合，否則在學科發展歷史上便不可能具有立足之地。

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必須滿足這個要求，即將經濟理論和各種實證的經濟研究與中國經濟、世界經濟的現實相結合。中國正處于轉軌時期，對這樣一個龐大且相對欠發達的經濟體而言，“經濟”二字所涵指的“經邦濟世”的意義正是合適的。

現階段，中國的經濟學研究主要集中于兩方面，一是傳統的客觀價值論的政治經濟學，二是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為主的主觀價值論經濟學，其中后者的迅速引進和人才的大規模培養、引進逐漸成為國內經濟學研究的主流。然而，比較主流經濟學研究在中西之間的差異可以看出，中國的主流經濟學研究相對單調，更多偏向于技術和文獻導向，而西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觀機制方面，以機制設計、評價和問題的發現、分析為主，技術和文獻的研究為輔。此外，西方經濟學界除了主流經濟學之外還有幾種重要的經濟學流派，如奧地利學派等注重思辨的政治經濟學派，演化經濟學派等注重學科融合的新經濟學流派等，這為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大量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

現階段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過程中出現許多問題，將中國經濟學發展方向從技術和文獻導向轉為問題導向是對中國經濟學界的必然要求。僅僅從技術應用和文獻總結方面進行的經濟學研究無法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現實提供支持和指導，只有從中國經濟現實經驗出發，考慮中國的特定經濟、政治制度環境來進行研究才能得出有意義的成果。

從經濟理論的一般性而言，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經濟學理論大部分建立在一般均衡框架內，以價格體系的均衡作為核心來分析資源的效率配置，并對相應福利水平進行測度。近年來動態分析方法的盛行雖然將時間和不確定性的因素加入進來，但并沒有對原有經濟學理論體系進行拓展，只能看作是在原有分析框架內進行的數理模型的創新。現在的主流經濟學理論核心依然是市場經濟的價格機制，這對在中國經濟研究中的應用造成了很大的限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價格的“雙軌制”改革，努力進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但從總體上來看，經濟活動中有許多關鍵價格依然處于管制之下，且缺乏明確、透明的價格管制規則。對基礎價格的擾亂導致整個價格體系的大范圍不確定性，是主流經濟理論應用上面臨的最大阻礙。因此，中國經濟問題必須在轉型經濟特定環境中進行研究，對微觀問題以及以微觀分析為基礎的宏觀問題分析必須要將特定的制度約束作為理論分析的假設條件。這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提出了挑戰，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一個契機。

西方主流經濟學雖然在二戰之后發展很快，在技術工具和分析方法上也進行了大范圍的創新，但從整體上來說仍不成熟。經濟學研究可以采用的方法是多元的，數理模型、計量實證等不過是其中的一種。國內對數據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能力相對于西方發達經濟體而言存在大量的不足，完全依靠精確性標準來進行研究不僅得不出建設性的結論，而且有可能得出與現實相悖的認識導致錯誤決策。現實中數據來源的準確性、可信性等存在問題，而現代經濟過程中政府、企業等經濟相關主體對數據又存在很大的需求。在此壓力下，國內經驗統計數據方面的建設必定會有所發展。換個角度來看，如何在數據不足或不可獲得的情況下進行經濟學研究又為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方法的創新提供了壓力和動力。國外文獻對中國經濟的研究上已經出現了許多嘗試性的方法創新，而國內在這方面的發展則相對落后。

21世紀初的10年，世界經濟增長極發生轉變，新興經濟體國家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全球經濟將進入“雙速增長”時期。相對于其他轉型經濟體而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績效尤為突出，這也使得中國經濟成為全世界經濟體中十分特別的研究對象。中央政府發起的改革開放以及地方政府自主進行的大規模經濟試驗是轉型過程中最突出的特點；中國廣闊的疆域、久遠的歷史和龐大的人口也使得中國不同地域的經濟活動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經濟體曾經表現出如此的復雜性，也從來沒有一個經濟體經歷過如此大范圍的有意識的經濟試驗。對于經濟學整個學科的發展而言，這也是少有的實驗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