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啟蒙文學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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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幼兒文學；啟蒙教育；故事

一、幼兒啟蒙教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幼兒文學

1.幼兒文學

兒童文學是指適合于各年齡段兒童的心理特點、能夠幫助他們身心健康成長的、適宜他們接受能力、審美要求的這一類文學，對于幼兒身心健康成長來說，幼兒文學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2.幼兒文學作品具有一定的啟蒙教育意義

幼兒文學作品的教育性，除了在品質、思想、情操、道德的教育外，還有美感教育、知識教育等等方面，都是不可忽視的，也同樣包含在這個范圍內。例如：栓栓小朋友說：“我想到月球上蓋好多的圍墻”，姥姥問他為什么呢？他說“可以把我尿濕的褲子晾起來呀”。因為栓栓上小班時經常尿褲子。所以天真的發問，表現出孩子對這種美好圖景的傾心和向往。

二、幼兒文學在幼兒成長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及重要意義

1.幼兒文學能夠讓兒童體會到愉悅與正面的情緒

高爾基說：“兒童文學是快樂的文學。”有一次，我們中班上了一節綜合活動課《我愛我家》，我問道：“爸爸、媽媽很愛你們，你們心里面是什么樣的感覺？”艾博說：“是甜甜美美、特別高興的感覺。”樂樂說：“是我想親親她的感覺。”聽完后，我感覺這就是孩子內心的真實感受。

2.幼兒文學在促進幼兒想象力發展方面作用巨大

有這樣一個真實的例子：在一節美術活動時，小石頭小朋友的畫讓我大吃一驚：他的畫平時完全不同。我急切地問道：“你能把你的畫給我講一講嗎？”他興奮地看著我說：“我最喜歡坐在盆子里，讓媽媽給我洗澡了。”原來他的媽媽不在奎屯工作，在烏魯木齊上班，一個月才回來一兩次，平時都是奶奶照顧他。所以每當媽媽回來后，都會給他洗澡，他覺得自己最幸福的時候，就是和媽媽一起洗澡了。哦！我明白了，孩子因為在與媽媽一起洗澡的過程中體會到了幸福和媽媽的愛，所以才畫出了自己內心的感受和如此豐富而美麗的圖畫。

3.幼兒文學在幼兒德育中的重要作用

我國著名的兒童教育家陳鶴琴強調，“教小孩要從小教起”，“一開始就要教好”，人們在幼兒時期可塑性最強，也最容易受外界的影響。在向幼兒進行道德品質教育過程中，幼兒文學是一種很好的形式和教材。

4.幼兒文學不可替代的美育功能

幼兒文學是文學的一種，和其他類型的文W作品一樣，蘊涵著情感的美、思想的美、語言的美，在幼兒審美的培養過程中，它可以充分滿足幼兒的審美需求，培養他們的審美意識。

5.幼兒文學對幼兒是非觀形成有巨大影響

記得有一次，我給小朋友講《大公雞和漏嘴巴》的故事，大家都聽得很仔細，過一會開飯了，我給他們盛好飯小朋友高興地吃起來，正在大家安靜吃飯時，李×大聲笑著說：“老師，閆×像你講的大公雞一樣是漏嘴巴。”全班小朋友都看著他笑了起來。我走過去告訴閆×：“小朋友說的對不對呀，我們要從小節約糧食。但是小朋友做錯了我們要給他機會改正，不能嘲笑他。”小朋友點點頭。

三、幼兒文學的啟蒙教學的策略

1.以多樣化的閱讀形式深化文學作品閱讀

例如，對《拔蘿卜》這一故事的講解，我們就其內容和特色，開展了“拔蘿卜表演區”“圖書制作”等相關的活動，讓幼兒通過活動讓孩子們相互友愛理解故事。又如，繪本《七色花》我們可以引出“各種顏色”“夏天到了”等活動。再如，在作品《拔蘿卜》的活動中先讓孩子們去欣賞、感受故事，在讓孩子們去觀察、認知、探究、繪畫。最后讓孩子們感受他們之間的友愛，體驗情感。

2.為幼兒提供自由放松的環境

（1）在幼兒園創辦書吧，以及各班的圖書角都放一些幼兒文學讀物。

（2）創辦創意區，讓孩子自己欣賞交流。

3.開展多種形式的閱讀活動

閱讀活動的形式并不是死板的。在平日的閱讀教學活動中，我們主要采取平行閱讀、集體閱讀、開放性閱讀、創造性閱讀以及親子閱讀等方式。

四、幼兒文學啟蒙教育中的誤區

1.以成人的審美取代幼兒的審美主體地位

這個誤區包括以下兩種情況：一是在出現以大人的審美要求為主來要求孩子，傳統的教育模式是以成人為中心來灌輸成人的思想。二是教師主觀臆斷去猜測幼兒的審美取向，并將這種審美方式強加給幼兒。

2.忽視幼兒審美閱讀能力的培養

一是成人從教育感化幼兒的方法，把審美教育當作德育和智育的輔助手段，比較注重幼兒閱讀作品中真善這一方面的意義，但卻往往忽略了幼兒創造美、欣賞美。二是偏重對作品進行科學性分析。

應該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馬約爾在1998年世界教育報告的前言里強調：“我們留下一個什么樣的世界給子孫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給世界留下了什么樣的子孫后代。”由此可見，中外優秀的、經典的兒童文學作品總是以適合兒童的接受能力和獨特的審美特質為兒童所喜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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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啟蒙運動直接促成啟蒙文學的產生

    啟蒙運動的核心內涵是理性主義,理性的基本內涵是通過人們的推理和邏輯思維進行對事物的認知。理性主義認為應當通過人們的推理和邏輯思維進行對事物的認識。理性主義產生的歷史根源是歐洲在從中世紀向現代工業社會過渡的過程當中,從事工商業的資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壯大。商品經濟在歐洲中世紀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始終處于受壓制的地位;商業活動受到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的嚴重限制的現實狀況,使得資產階級迫切需要改變自身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被壓制的地位;資產階級反抗封建王權的需要形成了啟蒙運動產生的階級、社會基礎。啟蒙運動的主導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識分子。他們成為啟蒙運動主導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歐洲逐步異化并偏離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紀天主教神學。中世紀的天主教會由于受到世俗貴族勢力的滲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啟蒙運動的產生和發展過程直接促成了啟蒙文學的產生和發展。

    (二)啟蒙運動的時代背景使得啟蒙文學帶有思想政治傾向

    啟蒙運動的時代背景是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進行激烈的斗爭的年代。因此啟蒙文學從產生開始就帶有十分明顯的思想傾向性并同政治理論主張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眾多啟蒙思想家通過文學形式宣傳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張,這給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學藝術帶來了鮮明的政論性特征。為資本主義制度鳴鑼開道,向封建制度本身進行猛烈攻擊是啟蒙運動時期文學藝術的重要時代使命和歷史特征。

    二、啟蒙運動的精神主張對文學的影響

    (一)啟蒙運動的精神主張促成以思想主張為主流的啟蒙文學

    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學藝術最明顯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頓等人的推動下,對世界的認識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對上帝進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這些大膽的思想主張為啟蒙運動和啟蒙文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一時間,倡導懷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為了文學創作的主流。在文學作品當中,將普通的個人作為直接的描寫對象并號召人們進行個性化的發展和生活,成為當時的啟蒙作家普遍反映出來的思想主張。

    (二)啟蒙運動的精神主張使得文學成為政治理論載體

    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學形式在當時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貴族的斗爭中,通過作家本身的思想觀點和文字描寫顯現出鮮明的政論性特征。這一時間內,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擔起了啟蒙作家的功能。盧梭、洛克、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等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將理性主義哲學思想應用于社會政治領域形成了現代西方政治學理論,這些政治理論主要通過當時的文學形式表達出來。

    1.形成以民主思想為主的文學

    盧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盧梭通過文學形式折射了他的這些主張。《懺悔錄》《新愛洛綺絲》是他的兩篇著名的文學作品。《懺悔錄》與以往的啟蒙主義文學作品不同的是,該書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質、感情和性格特點。盧梭在《懺悔錄》中以誠懇直率的態度完整地記述了他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感情、內心動態的各個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會契約論》,將這些文學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張集中總結和反映了出來。在政治主張中,他主要的觀點可以概括為:國家和社會的形成是個體為滿足自身利益而進行的理性選擇所形成的總體。國家中每一個個體的目的是通過集體的存在保證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這樣的分析,國家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應當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沒有任何一個公民在國家當中應當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夠奴役其他人的權利。當國家不能保證自身利益時,個體可以選擇離開國家。國家政治權利的形成是公民為實現個人利益將公共權力提交給一些具有決策能力的管理者的過程的結果。由于公民推舉政府的初衷是實現個人利益,因此公共權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職責和義務。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學體現

    啟蒙運動中的重要思想主張是自由平等思想。這一思想在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學作品當中,得到了廣泛的體現。在政治思想理論當中英國政治學家洛克旗幟鮮明地主張自由的觀點。洛克以基督教神學作為依據,提出“天賦人權”的主張。天賦人權中主要包括的權利有追求個人幸福權、生命權和財產權。洛克認為,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當中,人類一切行為的最終目的應當是向上帝贖罪,上帝賦予人們自由意志。人應當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們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傷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關于國家應當保障個人利益的觀點也包括個人追求合法權利的觀點,因此也蘊涵一定的行為的自由主張。在基督教神學的視野下,人類具有原罪,人的生命過程都是向上帝贖罪的過程,因此人的本質是相同的,人的地位應當是平等的,這一神學觀點也為平等觀念奠定了基礎。在理性主義得以廣泛傳播的背景下,這一觀念也逐漸被人們發掘出來。

    3.法治思想和分權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學

    啟蒙文學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樣身兼文學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鳩。孟德斯鳩是法制和分權制衡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著名的文學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當中,他通過小說的形式將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漸描述開來。在《論法的精神》當中,孟德斯鳩提出了社會政治的基礎應當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鳩的主要觀點當中,社會同自然界一樣具有相應的規律,上帝在創造世界與規律之后就讓世界按照規律進行運轉,而人類社會應當具有的規律就是社會的法律,社會應當嚴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運轉。在基督教神學當中,由于人類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們在面臨一定的特殊環境時就會產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組成人員同樣也有可能違背公共利益而以權謀私,因此應當進行分權制衡以對政府進行約束和監督來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啟蒙運動對歐美當今社會文化的影響

    (一)促進西方現代文化的獨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強調人們按照自己的思考對事物進行推理以進行對現實事物的認識。進行理性思考的過程當中,人們應當具有充分懷疑的精神,敢于突破舊有傳統進行創新,鼓勵人們大膽懷疑。這種思想主張促成了西方現代文化中的獨立思考精神的產生。西方現代文化中強調的獨立見解的思想觀念來源于理性精神,并在西方當代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良好的體現。在西方的教育模式下,人們被鼓勵進行大膽的創新和開拓,勇于懷疑權威,挑戰權威,使歐美思想文化層面充滿了進行自由交流、大膽創新的氛圍。

    (二)西方文學中人本主義的產生

    人本主義是在啟蒙思想當中占有重要成分的觀念。理性精神本身要求人們按照自己的思考推理和認知事物。在人們的認識過程當中,人的主觀能動性應當被充分調動和運用。人作為思考主體的價值和尊嚴應當被廣泛認可尊重。在現代歐美文化中,這種產生于人本主義和理性精神的觀念已經廣泛推廣。現代歐美社會強調的人道主義、人權等觀念就是在啟蒙運動的人本主義傾向的影響下發展而來的。目前,在歐美各國,人道精神已經被廣泛認可并對社會各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死刑的廢除、國際人道主義組織的廣泛建立和發揮作用都是人本主義的重要表現。

    (三)西方文學中個人價值的體現

    由于理性精神和人本主義精神建立的重要基礎是人個體能動性的發揮,因此個人的價值和作用在現代歐美文化中被廣泛肯定,獨立人格也因此在現代西方文化思想中被廣泛肯定。個體的獨立性是人們進行理性精神指導下的獨立思考的重要條件。獨立思考的意義和價值需要個體的獨立作為實現條件。在社會生活當中,民主的政治環境也為個體實現價值和尊嚴提供良好的現實保證。

    (四)選舉文化的產生

    在歐美社會當中,強調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思想氛圍是思想文化重要的特征。經過大革命和歐洲的廣泛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歐洲現代社會已經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代議制民主所產生的選舉文化,已經成為歐美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歐洲現代社會當中,人民實現政治訴求的方式已經逐漸多元化并得到充分的拓寬。人們通過具有法律保證的參政渠道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和見解,也更加促進了歐美文化中的其他諸如重視法制和契約等特征。

    另外,經過啟蒙運動建立起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也為歐美文化生活帶來了重大影響。市場經濟模式中強調的公平交易和誠信精神廣泛存在于歐美文化生活當中。誠實守信的社會公共道德標準在西方社會當中正占據著越來越主要的位置。但歐美各國由于受到啟蒙思想的影響程度不同,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異性。現代歐美文化可以被概括為西歐文化、南歐文化和東歐文化等基本形態。由于啟蒙運動長期以英國和法國為核心,因此法國和英國等國具有的理性精神更加明顯。南歐文化具有更多的傳統文化傾向,更加重視家庭的作用,法治精神弱于西歐國家。東歐國家相對其他國家比較缺乏民主精神。

    四、結語

    歐美社會生活的形態深刻地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啟蒙運動的思想主張在歐洲現代社會當中已經基本變成現實,啟蒙精神的思想內核已經成為西方各國的重要精神特質和內涵,對西方社會發展前景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孟廣林,從中世紀向近代過渡時期的思想啟蒙[J].學海,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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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重慶“抗戰”時期的中心地位的確立

“五四”時期，川籍作家有的出國留學，有的在國內到處奔波，對四川的文學期刊關注不夠，四川文學期刊影響不廣。北京、上海作為文化的中心地位，把“五四”的啟蒙思想輻射到其它中小城市，四川的報業作出了回應，而四川期刊文學反映當時現實生活的深廣度卻大為遜色。

抗戰時期四川為什么會出現文學期刊繁榮乃至一時成了全國文藝的中心？梳理起來，就會發現一個鮮活的事實，因戰爭原因，大城市北平、上海紛紛成為日本軍攻擊的重要城市，大批文藝工作者逼迫離開，來到四川重慶，期刊也被迫遷往重慶。于是，重慶的文藝雜志如雨后春筍般地迅速增長起來。如：《文藝月報》、《文藝先鋒》、《文藝陣地》、《文藝青年》、《文學》、《文學月報》等。四川重慶成為臨時的文化中心。隨著作家遷徙，文藝組織、刊物、高校也同時從上海、北京兩地向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遷移。標志重慶在40年代開始成為中國現代文化和現代文學的中心。

二、現代四川期刊在抗戰文學與時代潮流中漫游

抗戰以后的重慶，文學期刊的啟蒙被救亡的主題壓倒。無論是詩歌、小說還是戲劇、報告文學皆進行抗日的宣傳。還對抗戰文藝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和探討。整個抗戰文藝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面。

1.自由寬松的獨特審美。時期，形成了獨特的“渝派文學”特質。“‘渝派文學’正由于其生存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而顯示出與前兩個十年所不同的審美取向和風格特征。作家自身經歷著凄慘苦難的生活，往往對筆下人物的不幸遭遇注入無限的悲憫。‘悲’到讓人透心涼，作品也盡顯‘悲涼’的美學風格。對人的現實生存的關注，作品所體現出的悲憫人道情懷和悲涼美學風格，正是渝派文學獨特的審美取向和創作風格”。集中展示了中國20世紀文學的實績和成就。作家們滿懷深沉真摯的愛，以文人的自由，去表現認定的獨特的審美選擇。在作品中捕捉并傳達那些最感人心靈的悲憤情緒，構成底蘊深厚的抗戰文藝，成為當時文化的載體和民族心理探析的杰作。

2.“救亡”與“啟蒙”是時代主題。“五四”時期，文學啟蒙的目的“重在國民性的改造，從而最后改變中國的政局和社會面貌，這恰好說明它仍未脫離‘以天下為己任’的憤世憂國的文化傳統；相反，倒是在更深刻的悖論中顯現了文學啟蒙中現代化主題的內在復雜性和現代性”。“五四”文學革命乃至抗戰爆發前的各種文學思潮，著重強調的是文學與社會改造的密切聯系，文學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思想啟蒙作用。尤其關注個人生存的“危機”，文學啟蒙的對象集中于下層社會，把喚起大多數下層人民的覺醒作為文學的基本任務。依然保持著改造國民靈魂的內涵。而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作為國統區的重慶，因期刊紛紛遷至此，再加之大批作家流亡到此，故四川期刊文學發生了重要變革，肩負起民族救亡和民眾啟蒙的雙重使命。當時的一些文學期刊形式多樣，呈現出特定歷史時期文學想驚醒沉睡的國人的巨大沖擊力。文章的標題，常直奔主題，作者想通過血和淚的書寫，參軍抗戰的精神謳歌，傳達出一種不屈的中國魂。這些文字以通俗化的語言對抗戰進行了宣傳，起到了啟蒙和民族救亡的雙重使命。抗戰文化與現代啟蒙文化構成了四川期刊文學的空間，這是中國“救亡”與“啟蒙”大時代主題的映現。重慶抗戰文學的重要成就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把救亡與啟蒙結合在一起，繼承“五四”傳統，發揚光大。

3.抗戰情結的抒寫。現代四川期刊因表現抗戰文學而獨樹一幟，呈現出鮮明的時代色彩，作家們努力開掘的抗戰人物和故事所蘊藏的思想內涵，向讀者傳達一種感奮的力量，其愛國的情結引發共鳴，反映出那個特定時代社會的根本精神和文化風貌，從而獲得獨立的美學品格。有關、有關民族精神的題材就構成了現代四川期刊抗戰文學的主要部分。

現代四川期刊與抗戰文學情結，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最輝煌的一頁，譜寫了時代的最強音，實現了特定歷史時期四川期刊文學審美創造價值，高揚了愛國精神和民族情懷。

[本論文是四川省教育廳重點項目“啟蒙、救亡與民族關系――現代四川文學與期刊研究”成果之一（項目編號為：07Sd1103)。]

參考文獻：

[1]司馬長：《中國新文學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3。

[2]李 怡：《中國現代文學的巴蜀視野》，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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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文化啟蒙運動的推動下，各國先后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文學啟蒙運動階段，出現了一批憂國憂民的文學家和具有啟蒙思想的作家。

3、西方殖民主義者帶來了西方文明，為尋求民主和民族獨立的亞非進步作家打開了眼界。他們積極吸取有益的營養，努力做到與本民族的傳統文學融合。

4、隨著作品思想內容的需要，近代亞非文學突破了陳舊，僵死的文學形式，創造出新的文學形式并，此外，還積極地吸收了詩和西方近代文學的形式和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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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小學語文；兒童文學；教學應用

兒童文學作為文學類讀物，本身在文學價值上就是對小學語文教育的補充和擴展，作為培養兒童內心文學興趣，開啟兒童對于文學世界探索的鑰匙，兒童文學的出現對于整個文化傳播和發揚有著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小學語文作為兒童教育初始階段的主要學科，在整個文學的學習和啟蒙階段也具有關鍵性作用，兩者作為文學的基礎教學類文獻，在實質上同出一脈，相輔相成，所以加強兒童文學和小學語文的互補和聯合對于整個語文教學有著創新性意義。下面通過對小學語文和兒童文學分別進行分析和討論，從而淺析兒童文學在小學語文教學中的重要應用。

一、兒童文學定義

兒童文學是在中華文化背景下，經過反復的節選和改變，專門針對于青少年和兒童設計的啟蒙性文學讀物，其目的就是激發廣大兒童和青少年對于中華文化的興趣和愛好，從而對整個中華文化進行學習和積淀。隨著時代不斷發展，兒童文學的定義和內涵也不嗟謀桓新和發展，但是不管經過如何的改變和創新，兒童文學本身大致包含下面幾個方面含義：第一，兒童文學是中華文化的產物，是結合兒童特性而編寫的文學類讀物，是對兒童和青少年思維有著引導、啟蒙等作用的啟蒙性書刊，是在文學基礎上的應運而生。第二，兒童文學的應用對象是廣大兒童和青少年，兒童文學的設計目的就是為了適應兒童和青少年的思維特點和心理特點，設身處地的在兒童和青少年的思維立場上去引導兒童和青少年走進文學的世界，用一顆純潔、積極、善良、美好的心去了解中國文化，進而培養兒童的學習興趣和內心性格；第三，兒童文學是優秀文化的剪影，具有廣泛的價值和作用，特別是兒童文學都是經過精心的編寫和排版，不論文字還是圖畫都是對兒童內心世界的映像和美化，結合了中國文化的多種優秀文化特點，目的就是啟蒙兒童和青少年的內心世界。

二、兒童文學在小學語文中的表現形式

（一）小學語文中的英雄主義

我國擁有五千多年的優秀文化底蘊，同時我國的文化教育歷史同樣擁有悠久的歷史背景，不論是古代教育中的私塾教育，還是現代教育中的大眾教育，在語文教學中最重要的頌揚文化就是英雄主義，從古代教育中的《山海經》中炎黃五帝，再到現代教育中的“感動中國”，這些文學書刊都是對我國歷史優秀任務品質的傳揚和贊頌，比如：古代教育沒有文學讀物，是通過石碑記錄英雄傳記，目的在于培養兒童見義勇為，勇敢正義的性格特點；兒童文學雖然并不是語文教育中的指定課本，但是卻在樹立學生人生觀和價值觀上起到重要的正面作用，特別是對于英雄主義的贊頌，所以文學讀物是促進語文教學的重要輔工具。

（二）兒童文學和小學課本的互補意義

小學語文教材作為課程教育性書籍，要結合學生年齡特點和性格特點對課文內在進行適當的改變和修訂，適當的修訂和改變在一定程度上雖然對整個素質教育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卻造成一些文化史實的殘缺和誤解，雖然在一定階段有效的對兒童的內心世界進行培養，但是在長遠的階段會影響整個文學文化的學習和認知；兒童文學雖然不屬于素質教育的指定用書，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卻擁有較為完整的文學內容和思想意義，所以適當的通過兒童文學的課外閱讀補充小學語文課本刪減的內容，對于以后長遠的學習有著重要的意義和作用，由此可見，兒童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分補充小學課本，通過二者有機的集合促進兒童內心世界的完善和文學文化的培養。

三、兒童文學在小學教學中的特點

（一）材料內容的冗雜性

小學語文教育要求是課文內容簡介、中心突出、中心思想集中，兒童文學作為文學材料而言，是對整個材料的完整敘述，強調整個故事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所以在一定程度是不能夠容易被兒童理解和接受，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兒童文學不屬于文學教育的優秀材料，我們要正確對待小學課本和兒童文學兩者之間的關系和聯系，積極學習尊重小學課本的前提下也要注重兒童文學的重要意義，根據兩者不同的特點吸取積極因素，促進學生內心世界和價值觀念的培養。

（二）多元化思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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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出版史；出版文化；思想史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推出了美國學者理查德B.謝爾（Richard B. Sher）的專著《啟蒙與出版：蘇格蘭作家和18世紀英國、愛爾蘭、美國的出版商》。該書以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書籍出版史為中心，生動地展示了出版與啟蒙之間的互動關系。

謝爾采用實證的方法考察了115位蘇格蘭作家在1746年到1800年間出版的360本著作，包括作者的身份、第一版的出版商、版式、卷數、價格、暢銷程度、再版情況、作者得到報酬的數目和方式等。通過查閱大量珍稀版本的圖書和未經出版的手稿，謝爾詳盡地勾勒了蘇格蘭啟蒙運動書籍出版與傳播的文化迷宮，并通過詳實的數據和有趣的私人信件展示了倫敦─愛丁堡出版軸心和都柏林費城的重印如何推動蘇格蘭啟蒙運動成為一種國際現象，并對歐洲和美洲都產生深遠影響。

閱讀這部獨特的出版史，為我們更好地思考出版人的文化角色、探討出版史和文化史的關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鑒。該書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聚焦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獨特性

“在歐洲啟蒙運動這場氣勢恢宏的交響演奏中，蘇格蘭以其獨特的音色受到世人矚目”。①由于其特殊的歷史境遇和地域特征，蘇格蘭啟蒙學者在分享科學、寬容、民主、進步等普遍價值觀念的同時，表現出鮮明的民族性格，其科學和文學書籍的生產也充滿了民族文化的意義。

長期以來，蘇格蘭一直是一個地理上位于歐洲邊緣、經濟落后的弱小國家。《1707聯合法案》打開了蘇格蘭的經濟困局，卻使之喪失了獨立國家的政治地位。對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來說，聯盟一直是個揮之不去的問題。他們在堅持自己蘇格蘭身份的同時，對英格蘭人的輕慢格外敏感。“面對民族的一系列損失和劣勢，還有與英格蘭的政治、社會、文化聯盟的可能性，休謨圈子中的蘇格蘭文人進行了一種有自我意識的嘗試，通過在智力上取得成就，來給他們自己和蘇格蘭民族帶來名聲和聲譽。”②而書籍正是實現這個夢想的翅膀。

首先，蘇格蘭文人集團利用出版物強化個人合作和社會凝聚性。亞歷山大?布羅迪和謝爾都注意到，雖然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分散在各個領域，不同學派之間存在巨大分歧，但其整體性和高度的社會性是不可忽視的特征。高水平的學術社團和密切的出版聯系是重要的凝聚因素。生活在格拉斯哥、愛丁堡和阿伯丁的啟蒙知識分子生活在一個緊密的學術圈子里，“由于蘇格蘭文人之間的密切關系，他們常常為彼此的出版計劃提供幫助，有時是進行直接的合作。”③作者們投入了大量精力去編輯、修訂和重印彼此的作品。約瑟夫?布萊克將亞當?斯密的論文編輯成《哲學論文集》，休?布萊爾出版約翰?洛根的遺作《傳道書》，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其次，文人們經常利用出版媒介互相贊揚，并盡可能大聲地宣傳蘇格蘭作為文學和學術中心的新地位。例如托馬斯?里德在《人類理智能力研究》獻詞中為18世紀的蘇格蘭描繪了這樣一幅理想化的圖景， “在那里文人群體成員以平靜而愉快的態度討論問題，使用互諒互讓的哲學話語來澄清和改進他們的原理并且互相尊重。”④共同的理想和事業遮蓋了他們之間的差異，競爭和分歧進一步刺激而非抑制啟蒙出版文化的發展。他們彼此團結和相互支持，為愛丁堡贏得“大不列顛雅典”的美譽。

第三，將作者身份塑造為民族現象。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指出：作者是話語實踐復雜運作的產物，作者形象及其含義在不同歷史時期會因文化傳統和話語形構的改變而改變。現代版權制度和現代文學批評以一種復雜的運作方式構建了作者形象。那么，蘇格蘭啟蒙運動成熟時期的出版文化是如何塑造作者身份和形象的呢？

謝爾考察了蘇格蘭啟蒙作家的署名情況。他發現，這一時期的書籍扉頁上經常用學位、頭銜和職位來標識作者，通過這種身份證明來提高作者的權威并強化其蘇格蘭民族身份。如亞當?斯密在世時出版了多個版本的《道德情操論》，第一版（1759）和第二版（1761）中，斯密名字的后綴是“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國富論》的第四版（1784）扉頁上補充了“愛丁堡皇家學會會員”“國王陛下的一位蘇格蘭海關專員”這兩個身份。

“這種署名方式讓作者與自己祖國的機構發生聯系，說明了蘇格蘭啟蒙運動的作者認識到自己來自蘇格蘭的重要性，以及轉而反映了他們的蘇格蘭身份會被讀者認識的程度。讀者對作品的評價不僅影響了他們對作者的認識，而且影響了對該作者所屬的機構和國家的看法。”⑤通過把作者身份塑造為民族現象，蘇格蘭啟蒙書籍把蘇格蘭文人看作一個集體的存在，從而賦予其民族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上的意義。政治上失去獨立地位的蘇格蘭，要在文化上與英格蘭一爭高下，出版正是文化較量的武器。

二、重新定義出版人的文化角色

出版人是唯利是圖的生意人，還是文化事業的推動者？文化追求與市場意識可否融于一身？美國文化史學者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在《啟蒙運動的生意》一書中考察了《百科全書》的出版、印刷及傳播的生意鏈后寫道：“啟蒙運動……首先存在于哲學家的沉思中，其次則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機中。”⑥他生動地描繪了以夏爾?約瑟夫?龐庫克為代表的出版商如何在利潤的驅動下將啟蒙思想帶出哲人的書房而深入到社會的縫隙并最終推動了一場運動。雖然他們隨意刪改原作的內容，賄賂欺詐，卻在無意間成為推動啟蒙運動的活躍分子。

謝爾稱贊達恩頓對《百科全書》書籍史的論述開辟了書籍史研究的先河，成為探討啟蒙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順著相似的思路，謝爾考察了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的出版發展歷程及其與啟蒙運動的互動關系。他們的研究提醒我們，啟蒙運動絕不僅僅是思想家書齋之中的獨白。在思想物化成書籍并進一步推動社會變革的過程中，出版和圖書貿易滲入到歷史的肌理之中，成為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力量。

與達恩頓筆下的龐庫克不同的是，謝爾發現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出版商有著獨特的文化追求和文化自覺。在愛國熱情和民族志向的推動下，蘇格蘭啟蒙出版事業不再是單純的商業行為，而是具有了內在的文化屬性。蘇格蘭啟蒙時期的出版人文化角色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出版人構成嚴肅寫作背后的力量。讀過英國文學史的讀者應該不會忘記塞繆爾?約翰遜博士那篇柔中有剛的《致切斯特菲爾德伯爵書》。在約翰遜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伯爵從未提供過“任何幫助的行動、任何鼓勵的言語或者表示贊同的姿態。”當《英語詞典》編撰完成即將成為經典時，他搶先發表文章暗示自己是贊助人，被約翰遜一口回絕。

約翰遜的傳記作者詹姆斯?包斯維爾（James Boswell）發現，蘇格蘭出版商安德魯?米勒和威廉?斯特拉恩是與約翰遜簽訂“文學勞動合同”的最主要的人。約翰遜認為“書商是文學的贊助人，他們確實通過那部字典最終獲得了相當多的利潤，但是這項耗費巨大的工程能夠冒險開始并且終于堅持完成，這要歸功于書商，他們也不能確定出版這部字典一定不會虧本”。⑦約翰遜的例子說明貴族模式開始轉變為資產階級或現代的商業模式。出版者構成了嚴肅寫作背后的推動力量，他們敢于承擔風險，發起大規模的出版計劃。大衛?休謨的《英格蘭史》就是漢密爾頓出版公司在1754年冒險嘗試的一個宏大的蘇格蘭民族出版項目。漢密爾頓自己都稱之為一個非常大膽的，甚至是魯莽的計劃。為了保證在倫敦的銷路，漢密爾頓特意在倫敦開設一家臨時店鋪。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市場前景同樣不被看好。然而，這兩部著作都成為了無法超越的經典。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出版人作為文學贊助人還承擔著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梁角色，他們判斷和甄別優秀的作品，對讀者起到引導作用；而對市場和公眾反響的判斷上，他們又先于作者，給作者經濟上的支持。

第二，出版人為作者和文人提供個人服務和社交支持。以18世紀后半葉愛丁堡最著名書商威廉?克里奇為例，他的書店是著名的文人聚會場所，蘇格蘭文人定期在那里聚會和互相結交。克里奇擅長吸引蘇格蘭文人群體的成員，培養他們成長為作者。過去由貴族贊助人向作者提供社會支撐體系，現在由富裕的出版商承擔。畢業于愛丁堡大學的克里奇視科學為啟蒙的推動力量，積極地出版他覺得有價值的科學作品，如布豐的《自然史》和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范本《蘇格蘭統計報告》。出于對啟蒙理念的認同和促進蘇格蘭民族進步的理想，克里奇甘愿冒財政風險出版促進啟蒙運動的作品。

謝爾認為，雖然出版人提供的慷慨版稅提升了文學和學術作品的價格，但并未取代貴族的贊助和支持。“那個時代的特征是贊助和市場相結合的體制”。⑧被稱為“蘇格蘭啟蒙之父”的阿蓋爾公爵三世本身就是一位業余科學家、改良家和植物學家，他利用手中的權力給他認可的知識分子提供學校的職位或政府的公職和退休金，使其擁有穩定的寫作環境，不完全靠出版行業的資助。經濟上的獨立使作者不必完全屈從市場要求，出版時不以盈利為唯一目的。這個特點使得“穩定性”和“學術性”成為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基調，也使蘇格蘭啟蒙作品常帶有專業和教導的色彩。

三、以出版史介入思想史

一般來講，思想史學者主要關注思想的承襲和流變。提到蘇格蘭啟蒙運動，學者們首先關注的是哈奇森的《論美與德性觀念的根源》、里德的《按常識原理探究人類心靈》、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大衛?休謨的《人性論》等深刻影響今天經濟和倫理生活的經典著作。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不少學者探討過1760年至1840年蘇格蘭哲學在德國和法國的接受，并與大陸啟蒙運動思想相互融合的過程。⑨學術界也涌現大批文獻探討美國建國先賢的蘇格蘭思想淵源。然而，哲人的沉思是如何走出書齋推動歷史的呢？

謝爾以出版史介入思想史，通過蘇格蘭啟蒙書籍的出版模式和重印情況來探討作者與書商的活動如何使啟蒙思想廣為傳播，并使蘇格蘭文人共和國名揚天下。“出版史不僅僅是文獻學和版本學，當我們從更廣闊的視野來考察書籍的歷史，就能理解印刷品中的文字作為歷史中的一種能量所具有的效能。”⑩透過謝爾對倫敦―愛丁堡出版軸心的形成和瓦解過程的考察，讀者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什么18世紀后半期在蘇格蘭這個小地方產生了大智慧，又為何在19世紀走向衰落；都柏林和費城的重印又是怎樣為蘇格蘭啟蒙思想插上翅膀，推動了歐洲的啟蒙運動并對美國制憲產生深遠影響。

“如果沒有出版業的變革，我們所知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就是難以想象的，反之亦然。”k謝爾認為，蘇格蘭啟蒙運動在18世紀中期經歷了一個“騰飛”，與打造倫敦─愛丁堡出版軸心的五位出版商密不可分。他們分別是早年移居倫敦的蘇格蘭書商安德魯?米勒和威廉?斯特拉恩；還有對蘇格蘭民族感情強烈認同的愛丁堡出版商漢密爾頓、巴爾福和金凱德。他們全部出生在蘇格蘭，青少年時期就相互認識，米勒、金凱德、斯特拉恩都曾是蘇格蘭著名書商麥克尤恩的學徒。他們在那個時期建立的友誼減弱了個體和區域競爭，并為后來的合作鋪平了道路。

謝爾稱米勒和斯特拉恩為愛國出版商，他們在倫敦獲得財富和名望后，積極培養和支持蘇格蘭作者，為其優秀作品支付慷慨的稿酬并打開倫敦市場。“我們永遠無法知道，有多少蘇格蘭人受到他的鼓舞而成為作者，也不知道有多少原稿由于他的參與而成為流行和盈利的巨著，如果沒有米勒，它們可能默默無聞或者作為地方出版物被埋沒。”l18世紀中期開始，米勒在出版蘇格蘭作者重要作品時，開始與蘇格蘭的出版同行合作并逐漸演變成一種重要的出版模式，如亞當?斯密的經典作品《道德情操論》就是由金凱德在愛丁堡、米勒在倫敦出版的。出版同盟有利于分散成本、拓寬銷路、提升文學和學術作品的價格，培養和支持蘇格蘭作者。他們合作的基礎是共通的理念、共有的利益和私人之間的情誼。然而，他們的晚輩合伙人之間卻沒有建立起這樣的友誼和信任，在書籍出版樣式、時機、利潤分配等方面，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爭執和沖突，彼此的信任和合作紐帶逐步瓦解，蘇格蘭啟蒙書籍出版的黃金時代一去不返。

謝爾進一步分析了都柏林和費城的重印對蘇格蘭啟蒙思想傳播的推動作用。當時的愛爾蘭沒有版權法律，那里的書商能夠不受限制地重印英國作品。每當倫敦和愛丁堡推出暢銷新書，都柏林迅速以更小的尺寸、更低的價格進行大量的重印，再銷往英格蘭、歐洲大陸和美國。謝爾認為，他們雖是文化的盜用者，卻在傳播啟蒙作品方面成為連接大西洋兩岸的紐帶。18世紀末，許多蘇格蘭和愛爾蘭書商移民到美國，開始在費城、波士頓和紐約復制愛爾蘭的重印業，蘇格蘭啟蒙作品依然位于中心地位，對美國制憲和高等教育產生了深刻而復雜的影響。如果沒有都柏林和費城的重印，蘇格蘭啟蒙思想很可能曇花一現，難以產生持久的影響和新的生命力。

究竟是印刷業影響了歷史，還是歷史影響了印刷業？這個問題沒有一個簡單明了的答案。出版業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整個歐洲啟蒙運動的共有特征。啟蒙運動對理性的肯定激發了人們求知的欲望，閱讀市場的形成使出版和圖書貿易成為有利可圖的產業。然而，不同的歷史境遇賦予各個民族不同的啟蒙主題，其圖書出版和貿易也帶上鮮明的民族烙印。在德法等歐陸國家，啟蒙是以理性之光驅散宗教和專制的陰霾，發生在“光榮革命”之后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則是要建立一個文明的秩序社會，實現自由和富裕。而在晚清時代的中國，對西學著作引進與傳播的主題是救亡圖存。m

在蘇格蘭啟蒙運動個案中，啟蒙與出版繁榮是互利共生的關系。雄心勃勃的出版商在愛國熱情與創業精神的驅動下促進啟蒙書籍的出版和傳播。蘇格蘭著名出版商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積極認同啟蒙理念，深信科學知識和文化藝術對開啟民智、建立自由富強社會的作用，因此他們的出版動機常常超出利潤的范疇，使得經典的科學和哲學作品得以出版。同時，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在傳播知識、啟迪民智，促進民族進步的使命感下源源不斷地向出版商輸送高質量的智力成果，為出版業提供豐厚的利潤和持久的動力。這一點在與愛爾蘭圖書貿易進行對比后顯得更加突出。愛爾蘭由于沒有著名的本地作家，其出版業只能以重印英格蘭和蘇格蘭作者的作品為主。當英國的版權法律在1801年擴展到愛爾蘭后，愛爾蘭重印業無以為繼。

總之，謝爾用詳實的數據令人信服地分析了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出版文化與思想運動的關系，生動地呈現了常常為人們所忽視的從思想到書籍的過程，為我們認識出版人的文化角色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借鑒。

（炎萍，河南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本文系2013年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后現代語境下西方文學倫理學研究”（項目編號：2013-ZD-086）的成果。

注釋：

ai亞歷山大?布羅迪編. 蘇格蘭啟蒙運動[C]. 賈寧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0：149，298.

bcdeghkl理查德B. 謝爾. 啟蒙與出版：蘇格蘭作家和18世紀英國、愛爾蘭、美國的出版商[M]. 啟蒙編譯所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47，138，147，164，210，218，662，307.

f 羅伯特?達恩頓. 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M]. 北京：三聯書店， 2006：3.

篇(7)

一、關于“中國兒童文學”的具體發生時間的辨析

關于“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具體發生時期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國兒童文學是否古已有之”這一爭論了。在中國古代是否存在“兒童文學”?存在著什么樣的“兒童文學”?針對這些問題，不同的學者持有不同的觀點。其中，以蔣風、王泉根、方衛平、張之偉、譚元亨為代表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就已經存在兒童文學了。蔣風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的緒論當中這樣寫道:“歷代兒童常常把豐富多彩的人民口頭創作和古代文人文學中的優秀篇章攫為自己的寶貴精神財富，以滿足精神上的渴求和需要。這就使我國兒童文學的發展與我國古代優秀的文學保持著傳統的血緣關系。”［1］1蔣風先生所指的優秀文學中，除了《西游記》《水滸傳》等文人文學外，他還特別提到民間文學對我國兒童文學的巨大影響:“我國古代的民間童話和民間故事，從來就主要生活在孩子們中間，滋養并豐富了過去時代的兒童精神生活，也是我國兒童文學的一宗極其豐富的遺產。”［1］2王泉根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主潮》《中國兒童文學概論》等論著中也大抵持相似的觀點:“由此觀察中國兒童文學，中國古代有童謠、童話的存在，自然有兒童文學的存在。”［2］13“如是我們說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資源源遠流長，這顯然是指千百年來民間流傳的口頭兒童文學。”［2］14張之偉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稿》中將“五四”以前的兒童文學稱為“客觀存在的兒童文學”［3］。這種提法與方衛平在《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中對古代兒童文學的提法不謀而合。但是，方衛平也指出，中國古代兒童文學具有非自覺性。“除了符合傳統教育需要的作品之外，它們基本上都不是專門為兒童所創作的自覺的兒童文學作品。”［4］縱觀這幾位學者的觀點，不難做出如下的概述:他們認為古代文學中的民間文學、中某些適合兒童閱讀的作品以及兒童之間傳唱的童謠等可以看作是兒童文學，但是古代并沒有出現專門為兒童創作的文學，也就是自覺的兒童文學，真正自覺的兒童文學要到“五四”時期才出現。吳其南在《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化闡釋》一書中使用類似的稱法，即將“五四”以前的“兒童文學”稱為“非自覺的兒童文學”。他指出:“中國古代文獻中關于冠禮的記載值得關注。而真正將兒童作為一個共同體來想象其特點的是一批美學家，如老子、李贄等。因此，現代社會以前是有童年觀念的，古人也意識到了兒童與成人的不同，只不過他們的注意點多在生物學層次上，而現代的學者關注的則是文化層面。而兒童文學的產生與近代以來的新式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學校的建立推動了兒童文學讀者群的生成。學校創造一個兒童的文化群體，為兒童提供了一個特殊、介于家庭和社會之間的空間，創造了一種兒童自己的、又有別于成人的生活方式，在深層為兒童文學的特殊存在提供了依據。更為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基本暢通了兒童自身的接受能力這個制約兒童文學建立和走向自覺的瓶頸。”［5］

在“兒童文學是古已有之”這一陣營中，譚元亨的觀點顯得與眾不同。他在《中國兒童文學———天賦身份的背離》一書中將孫悟空、哪吒等神話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歸為“兒童形象”。并且認為，“《西游記》在很大成分上，是給兒童們寫的，而且，可以被視作中國兒童文學的一個雛形”［6］。以朱自強為代表的另一方則認為中國兒童文學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現代社會的產物，甚至連“中國兒童文學”這個名詞都不存在。這一觀點最先在他的《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一書中提出:“從有人類的那天起便有兒童，但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兒童卻并不能作為‘兒童’而存在。兒童作為兒童被發現，是西方進入現代社會以后才完成的劃時代創舉。沒有現代社會對‘人’的發現，就不會有‘兒童’的發現，而沒有‘兒童’的發現作為前提，為兒童的兒童文學是不可能產生的。”［7］3而關于民間文學與兒童文學之間的關系，朱自強則表示:“民間文學要成為兒童文學，一定要經過現代轉化。”［7］4在《“兒童文學”的知識考古———論中國兒童文學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朱自強運用福柯的知識考古方法和布爾迪厄的“文學場”的概念，對“兒童文學”這一觀念進行知識考古。［8］因此，他認為不能采取對細部進行孤證的做法，認為古代那些零星的作品不足以促成“兒童文學”這一重大的事件的發生。“建構的本質論”是朱自強針對兒童文學界出現的“本質主義”和“建構主義”兩種傾向所提出的。在朱自強看來，杜傳坤是建構主義的代表。杜傳坤在《現代性中的“兒童話語”———從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起源談起》一文中表示:“現代兒童文學起源的‘元研究’的意義并不在于具體是哪一個時期，而是為什么是這個時期。兒童文學的真實起源來自于成人對兒童的想象。現代兒童文學的發生和發展就是兒童被‘他者化’的過程。”［9］在這里，杜傳坤顯然受到了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認為兒童是通過“顛倒”而被發現的風景。不可否認，兒童文學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是成人為隱含的兒童讀者所構建的一個“烏托邦世界”(尤其在狹義的兒童文學中)，是成人想象出來供他們閱讀或欣賞或受益的東西。但我們應該同時注意到，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對文本所提供的理想化世界并非是被動的接受。相反，他們正在積極抵抗這些理想化的過程。路易絲·喬伊在2019年出版的專著Literature'sChildren:TheCriticalChildandtheArtofIdealization(筆者譯:《文學的兒童:批判的讀者與理想化藝術》)中，分析了“兒童讀者從事的實際的批評活動的本質，強調兒童對文本起何種作用”［10］。通過細讀一系列“黃金時代”為兒童創作的兒童小說，證明了兒童批評是如何在這些文本中抵抗理想化的過程。也許，這本書提供的全新視角，可以在某些程度上糾正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偏頗，從而使我們更加理性地看待“兒童文學的發生”這一問題。

而關于“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起源，大多數的學者都持“五四說”的觀點。但也有少數學者持“晚清說”的觀點。張建青論文《晚清兒童文學翻譯與中國兒童文學之誕生》運用譯介學的方法，從晚清的兒童文學翻譯入手，對不同譯文以及茅盾、葉圣陶、孫毓修的童話作比較分析，從而得出“中國的兒童文學逐漸誕生于晚清，標志性的作品是1908年出現的《無貓國》，它標志著中國兒童文學的誕生”［11］。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孫建江，他在《清末民初: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起源》一文中對清末民初兒童文學活動史料的梳理和整理，發現“清末民初時兒童文學活動的創作思想日趨成熟、兒童文學創作實踐豐富多彩、兒童文學活動的積極影響不斷顯現，因此清末民初的兒童文學活動，是具有民族性、現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國現代兒童文學的真正起源，清末民初也正是我國兒童文學真正呱呱墜地的誕生期”［12］。

二、對這一時期具體文學實績進行研究

對于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生期史料的整理從未停止過。1982年胡從經編纂的《晚清兒童鉤沉》是中國大陸較早關于晚清時期兒童文學史實的著作。隨后，蔣風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王泉根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主潮》、張之偉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稿》等一系列現代兒童文學史著眼于“五四”到前的兒童文學史實的梳理。對于這一時期兒童文學也以正面評價為主，肯定了“五四”時期兒童文學的對傳統文化的反撥，把“五四”時期作為兒童文學史上的重要節點。但這些著作對史料的平面梳理，大多是從兒童文學觀、域外翻譯的兒童文學和原創文學三個角度來論述，缺少對史料更深入探究。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者逐漸從各個角度審視晚清至“五四”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試圖探究這一時期兒童文學與歷史、社會和民族國家等之間復雜的關系。談鳳霞教授在論文《論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生期的審美困境》中，從“審美”的角度，對1903－1927年間的兒童文字進行評價。在肯定這一時期兒童文學的成就的基礎上，同時指出了這一時期兒童文學的審美困境:偏重教化、偏重“玄美”和矯枉過正。作者選取的切口很小，但是輻射的面卻非常廣。通過研究發生時期兒童文學的審美性，我們可以關照到整個現代甚至當代兒童文學的審美面貌。［13］張梅的《從晚清到五四兒童期刊上的圖像敘事》另辟溪徑，從“圖像”這個在兒童文學中習以為常但卻又最容易為人忽視的文體入手，考察圖像由敘事的點綴到直接參與敘事的演變，從而折射出兒童文學發生期的復雜性。圖像在晚清時期給兒童帶來視覺上的沖擊，在民國初年成為啟蒙的利器，并出現了完全以圖像為主導的《兒童教育畫》，到了“五四”時期，“圖畫故事”作為一種新文體正式出現。圖像對葉圣陶等最早一批的兒童文學作家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是現代兒童文學誕生重要的推動力量。［14］

兒童文學與國家民族之間的復雜關系一直伴隨著中國兒童文學的各個階段，尤其在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階段。吳翔宇的論文《想象中國:五四兒童文學的局限與張力》從“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創作入手，發現了“五四”兒童文學無法回避成人———兒童的張力關系。在“五四”時期的許多兒童文學作品中，都無法回避地出現成人的聲音。在成人和兒童的身上同樣都存在著自然性和社會性兩種屬性。“在兒童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上，無論是過分強調政治之于兒童文學的訓諭和教化功能，還是將兒童文學超脫于政治之外，都是對兩者之間深度關聯的片面理解。”［15］

從兒童文學內部探討兒童與民族國家的命題是另外一個趨勢。在“五四”時期，周作人和魯迅在兒童文學方面的貢獻不可小覷。對周作人的研究，學者大多集中在他的“兒童本位”理論以及他將民俗學、人類學與兒童文學交叉在一起的跨學科方法上。而對魯迅的研究，則更多集中在他對愛羅先珂童話的翻譯上面。談鳳霞教授的論文《魯迅與愛羅先珂的童話》一文中闡述了魯迅選擇譯介愛羅先珂童話的標準在于“有益有味”，“有益”指的是有益于兒童健康成長，并從長遠來看能有利于改良社會人生;“有味”指的是活潑、積極的生活情趣和雋永的藝術魅力，能吸引小讀者。論文的著眼點仍在啟蒙與斗爭的主題之中。［16］美國學者安德魯·瓊斯的《發展的童話:魯迅、愛羅先珂和現代中國兒童文學》一文則揭示了魯迅對于啟蒙這一命題十分曖昧的看法。魯迅和愛羅先珂一樣持續關注著進化論及其帶來的發展渴求，但也時刻懷疑這種發展的希望只是幻想。安德魯認為《狹的籠》是一個后殖民的寓言:本土知識分子的發展主體為啟蒙價值的“普世性”所篡代。［17］106－132謝曉虹的論文《五四的童話觀念和讀者對象———以魯迅的童話譯介為例》以魯迅的童話譯介為例從讀者對象的角度介入來重審“五四”時期的童話。她提出了很有趣的問題:童話在“五四”時期是否真的如通常所說的是“專為兒童用的文學”?作者的答案是:“五四”時期當童話被視為“專為兒童所用的文學”時，一個嶄新的讀者群———擁有“赤子之心”或“童心”的成人也被構建出來。具體到魯迅1926—1927年所翻譯的《小約翰》，進一步闡述了魯迅所看重的童話作品中的“社會批判力”不是源自童心的“無邪”，而是必須擁有“成人”與“兒童”的雙重視點。因此，魯迅所翻譯的童話，是獻給他們的———那些徘徊在“成人”與“兒童”世界之間，擁有雙重視點的痛苦的覺醒者。［17］133－153加拿大學者佩里·諾德曼在《隱藏的成人:定義的兒童文學》中曾說:“我推定敘述者(指兒童文學文本的敘述者)是一個成年人，這些文本往往提供兩種不同的視角，一種是兒童式的，一種是成人式的。”［18］其實在魯迅翻譯的童話也存在著這種雙重視點，因此才會邀請同樣具有“雙重視點”的讀者進入文本。在余話中，謝曉虹希望借此豐富現時對“五四兒童”、國族想象等課題之探討。李瑋的論文《在東西之間發明兒童———論民族政治與魯迅的兒童觀》一文打破了前者啟蒙語境下的研究范式，在殖民的語境下探討了魯迅的兒童觀。她提出也許并非是魯迅“發現”了作為“人”的存在的兒童，而是魯迅通過“發明”兒童來實現他特定的文化目的。“兒童”是魯迅實現民族解放的一個工具。在謝曉紅“雙重論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其翻譯的作品并不存在于成人與兒童之間，而是存在于殖民語境下魯迅所建構的東/西、新/舊的中國秩序之間。在東西結構中，在新舊轉換之間，“兒童”被賦予分裂傳統文化秩序的特質———“童心”或“童話”。“童心”或“童話”溝通另一個“成人世界”。［19］

還有相當一部分學者研究的重點是某一份刊物、某一個作家或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生期產生的影響。宋莉華的論文《從晚清到“五四”:傳教士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萌蘗》指出傳教士在晚清時期的兒童文學活動。在翻譯福音小說方面，傳教士將其改編為兒童讀物，前期的目的在于傳播宗教教義，后期則被賦予了更多的啟蒙色彩;在寓言方面，傳教士將寓言進行改編，使其更加適合兒童閱讀，寓言正式成為了兒童文學的一種文體;在童話方面，傳教士用白話文譯介了大量經典的作品，代表了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未來的發生方向。［20］美國學者洪長泰《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一書專門為兒童文學單列一章，重點論述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民間文學的采集，作者尤其肯定這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把純兒歌從傳統的、道德教化的成人正統文學中分離出來，把它歸入一個專門的民間文學體裁，并肯定它在民間文學教育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開拓性的作用。［21］陳恩黎的論文《顛覆還是綿延———再論〈小孩月報〉與中國兒童文化的現代啟蒙之路》，通過對《小孩月報》的再考察，發現了《小孩月報》所開啟的“啟蒙之路”并沒有完成一種對傳統中國文化形成挑戰、顛覆和互補的橫向文化移植，而是變異為在現代化名義下繼續綿延的縱向繁殖，進一步加大了傳統中國對童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規范、塑造與利用的文化慣性。［22］李艷利的論文《〈蒙學報〉與晚清兒童文學的覺醒》以《蒙學報》為中心考察了其下設欄目在中國兒童文學自覺的路上所起到的作用。［23］胡麗娜的論文《〈婦女雜志〉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與之結構類似。通過對《婦女雜志》下設欄目《兒童領地》和《玩具俱樂部》發表文章的整理，作者發現《婦女雜志》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尤其是其階段的重大貢獻。它在“兒童的發現”、兒童文學的創作、譯介和本土兒童文學理論的構建方面都發揮了巨大作用。［24］

近年來，研究者逐漸關注到了兒童報刊圖像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張梅的《從晚清到五四兒童期刊上的圖像敘事》一文，陳平原在“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中的‘兒童的發現’”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名為《轉型期中國的“兒童相”———以〈啟蒙畫報〉為中心》，以1902—1904年間存在北京《啟蒙畫報》為中心，探討轉型時期的“兒童相”。“以圖像為中心，兼及相關文字，對比‘婦女相’和‘兒童相’，解讀《小英雄歌》等歌謠的精神意蘊，探究教科書中的插圖，進而關注‘游戲’怎樣成為兒童教育的重要內涵、‘知識’可否變得有趣、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對于《啟蒙畫報》的利弊得失。”［17］73－90梅家玲的論文《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傳譯、知識結構與表述方式———以〈蒙學報〉與〈啟蒙畫報〉為中心》，從蒙學報刊與新式小學教育的引進講起，進而講到兩份報刊中的知識結構，包括文學、歷史、算術和地理等多門學科，最后談到了新知識的表述方式并探究晚清報刊童蒙教育的開拓與局限。［17］35－72可以看出，這兩篇論文中真正涉及文學史方面的并不多，更多是在美術史、報刊史、教育史以及思想史的背景下思考晚清時期“何謂兒童，如何啟蒙”。

在晚清至“五四”時期有許多人物都對中國兒童文學的誕生做出了貢獻。王蕾的《安徒生童話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按照專題研究的方式說明了安徒生童話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觀念生成、兒童文學理論的構建、兒童文學的創作實踐等方面對中國的影響。［25］

三、結語

綜上所述，新時期以來關于中國兒童文學發生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話語資源，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語境下梳理兒童文學發生期的文學實績，考察這一時期兒童文學與現實社會、文化、歷史的復雜關系。

中國兒童文學到底起源于何時?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兒童文學?這些問題至今仍是學界的熱門話題。針對以上這些議題，筆者認為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一步完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兒童?什么是兒童文學?兒童存在于自然和社會兩個維度上。存在于自然維度上的兒童，從古至今都是存在的，他指的是人類在成長過程中的一個時期;而在社會維度上的兒童，不同的歷史時期則會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即使在同一個時代，不同階級和社會背景的人看待兒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古代，官方的正統思想是壓抑兒童天性的，那些所謂的蒙學讀物是不能夠算作兒童文學的，但是在民間，有許多故事和歌謠仍然是受到兒童喜愛的。所以，關于“兒童文學是否古已有之”的爭論點在于雙方對于“兒童文學”的定義有所不同。持“古代說”觀點的學者是從兒童接受的角度來定義兒童文學的。他們認為，古代文學中的某些作品為兒童所喜愛，那么就可以算作是兒童文學。而朱自強認為，“兒童文學”應當是一種觀念，只有得到成人認可，尤其是官方認可的兒童文學才是真正的兒童文學。但“兒童文學”究竟應當如何定義，學界至今也沒有準確的定論。在看待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更應該關注作品誕生的條件，包括社會、歷史、文化等多種因素。作為研究者，更應該考察兒童文學作品在每一個具體歷史環境中如何為讀者所接受或排斥，怎樣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讀者，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又是怎樣反過來塑造文本的。

其次，在兒童文學發生期的史料研究方面，呈現出從平面化的史料整理轉變為多角度挖掘史料背后隱含的復雜內涵，從而糾正了人們之前的許多誤解，但在史料的深度挖掘方面仍需要進一步探究。更為重要的是，研究者對待史料要有著自己的價值立場，才能發現歷史框架中的“血肉”。如果只是將史料的研究變成單純的考據，那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