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新聞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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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民生新聞是本土化特色濃厚的新聞,目前，各地風生云起的電視民生新聞立足本土，體現人本，就是地方電視新聞本土化趨勢的表現。民生新聞與社會新聞具有顯著的區別。民生新聞的形式要突出地域特色化，電視本土化的實質，是要十分重視本地的實際情況和文化特色，并且要把這一基本觀點作為辦好各類節目的出發點。

隨著新聞的發展,在全國各媒體涌現出了越來越多以平民視角出發,關注平民百姓日常生活,關注百姓的生存狀態的電視新聞,這就是民生新聞。民生新聞是本土化特色濃厚的新聞,它以地方受眾為本位,在區域內具有強大的告知、傳遞、溝通、控制功能。民生新聞與社會新聞的顯著區別之一，就體現在它的民生的視野、民生的態度、民生的情懷。民生新聞與其他新聞類型不同的是,它可以最直接和廣泛的實現媒體下情上傳的功能,以及媒體的輿論監督在樹立社會公共道德和保障社會公共利益方面的積極作用。電視民生新聞是帶有本土化、人本色彩，為平民百姓所關注，并與之日常生活、生計相關信息的電視新聞報道。內容上鎖定群眾的生存狀況、生存空間、生存環境，關注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對群眾有影響的事件及訊息；形式上充分利用現代化傳播手段，提高新聞報道的時效性和互動性，以拉近電視與觀眾的距離。民生新聞的最大意義在于，開始了中國電視節目本土化的成功實踐。民生新聞立足國情，順應主流，與現行的新聞政策實行成功對接；其本地化追求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為構建城市認同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而準確把握民間的文化精神狀態，回歸民間，銳意創新，使它得到了民眾的普遍認同。

1民生新聞的選材要貼近百姓生活。

民生新聞的內容涉及百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停水、缺水、漏水,失火、被盜、被騙,走失、糾紛、投訴、求助等諸多方面。它可以最直接和廣泛的實現媒體下情上傳的功能,以及媒體的輿論監督在樹立社會公共道德和保障社會公共利益方面的積極作用。同時，要做具有主流新聞意識的民生新聞。民生新聞不能走進誤區,比如在選題把握上,不能走極端,即把視角全部放在百姓日常生活上,新聞停留于瑣碎和表面,民生新聞也應考慮新聞事件的重要性和時效性,在從本地需求出發,做本地的內容的同時,學會找到時政、經濟等社會發展的主流問題與百姓生活的切入點,把時政和經濟新聞轉變成民生新聞,形成有主流新聞意識的本土民生新聞。內容為王似乎永不過時，電視新聞也不例外。從地方電視新聞的采訪內容看，節目都充分表現出發掘和弘揚本土文化習俗、文化習慣，內容上鎖定群眾的生存狀況，關注老百姓的喜怒哀樂，同時采用平民化的表述方式，突出了地域接近性的特點。地方電視新聞作為各地的大眾主流媒體，采訪對象基本上是本地區的，收看觀眾也是本地區的，因此，為了滿足觀眾了解身邊事的欲望，更大程度地吸引觀眾的眼球，地方電視新聞大篇幅地播發生在他們身邊的新聞，講他們喜聞樂見的新聞，還有與他們利益相關的新聞。這也最真實地回歸了新聞的本質。

2電視民生新聞的形式要突出地域特色化

湖北衛視的《現在直播》曾有個固定欄目，請武漢的一位曲藝名人以雜談的形式用方言來說新聞，當時一經推出，反響很強烈。民生新聞的表現形式就是要本土化、地域化。地方名人本身就有良好的品牌效應，再加上其幽默風趣的說新聞方式，觀眾會很感興趣。電視本土化就是以本土的社會經濟、歷史文化為出發點,發掘自身的地域特色,發揮地方電視的區域傳播優勢。電視文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一個地區的電視文化，一定具有自己的特色。地區文化特色是每個地區存在的必然區別于其他地區的客觀現象。換句話說，不同地級市的電視新聞具有各自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地級市電視臺的新聞應著力去表現這個地區的人文景觀，力求與當地群眾產生水融的關系。而越是有地區文化特色的電視新聞，就越為這個地區的觀眾喜聞樂見，以至在社會上產生良好的傳播效果。電視本土化的實質，是要十分重視本地的實際情況和文化特色，并且要把這一基本觀點作為辦好各類節目的出發點，做到入鄉隨俗，生根開花，融為一體。獨特的地理和人文環境孕育了地域鮮明的民俗民情，也培養了當地人們獨特的審美情趣，電視是視覺文化，對如此豐富的傳統的視覺文化，更加應當致力于傳承和弘揚。不僅是節目內容本土化,更重要的是文化和審美上的本土化，因此，在利用本土化這張牌來推動民生新聞發展時,應注意做傳承與發揚地方文化的民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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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畢業論文是本科生畢業的一個必備條件，但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新聞系擬從2010年起在教學計劃中刪除畢業論文，而以在報上發表新聞作品、評論等有具體篇目及質量要求的畢業設計來代替。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新聞系主任張小元介紹說，隨著大學教育作用的轉變，本科論文已成雞肋。“按說，論文要求在某一領域有獨到的見解。可是你想想，要一個本科生在新聞學研究或新聞學史論上有什么突破或是真知灼見，可能么？學生為了完成任務，只好大量復制、粘貼，而導師們沒有時間，也不可能對論文寫作進行一一指導。因此，畢業論文不僅學生寫起來痛苦，指導老師棘手，社會又指責論文太水，可以說是‘人神共怒’。”

張小元表示，取消畢業論文后，將以與業界接觸的畢業設計代替。“比如在課程上往這方面傾斜，加大新聞采寫、評論的課時量；加大和業界的對接，每門課程盡量往實踐上偏。比如《外國新聞史》，就可以講《今日美國》是如何成功的——不單純地把它當成死記硬背的知識。”據《成都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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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新疆地區大眾傳播活動的范圍來看，對民族習俗的應用應該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1）新聞活動中。2）廣告活動中。少數民族地區的新聞活動要突出的一個重點就是民族團結。新聞活動的傳播者為漢族，受眾卻是包含漢族在內的所有民族。所以說傳播方式必須要結合少數民族的習俗。有些習俗性的傳播方式可以直接被新聞媒體加以采用。例如服飾和色彩使用習俗。比如說電視臺在對少數民族的節慶活動進行的采訪中，記者可以穿戴少數民族的服飾。哈薩克族女子的服飾多姿多彩，她們喜用白、紅、綠、淡藍色的綢緞、花布、毛紡織品等為原料制作連衣裙，女記者穿著這種哈薩克姑娘特有的服飾會給哈薩克族以親切感，自然就在心理上易于接受，傳播效果勢必要好的多。

電臺節目由于更突出語言，所以在進行傳播活動時應注意結合當地的語言習俗。針對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全體受眾的電臺節目一般采取以漢語播出，少數民族參與的方式進行。例如2010年在古爾邦節期間，新疆伊犁廣播電臺新聞綜合頻率《905天天說事》制作播出了一期特別節目——《快樂的節日》。節目以電話連線、直播間訪談的形式為穆斯林群眾營造了喜慶的節目氛圍。這是一檔以漢語主播的節目，但是由于伊犁是哈薩克自治州，主要住民是哈薩克族，因此新聞傳播活動在宣傳黨的政策、指導人民生活的同時也需要也結合了當地的實際情況。因為是一檔輕松快樂的節目，所以主持人在使用語言時適當使用了口語化的語言，也就是內地人常說的新疆話。比如新疆人喜歡把“你在干什么”說成“你干撒的呢”，把“我沒理他”說成“我沒爾視他”。諸如此類的新疆方言更有助于加強維吾爾族群眾對節目的親切感，切實感受到這是為他們而辦的節目。因此這一期特別節目很好的將漢族和少數民族統和在了一起，對各族同胞來說都是一次美的聽覺盛宴。對語言習俗的應用使得這檔節目更加受當地人民的喜愛，比起單純的用標準漢語主持節目來說，此次節目收到了很好的傳播效果。

新疆地區有許多的特產，新疆地區的商品營銷包括對內和對外。對內指對新疆本地人進行營銷，對外指對新疆以外的地區進行營銷。對內和對外營銷都需要注意語言習俗的應用。這樣對內營銷時，受眾有利于產生親切感、歸屬感和成就感，就會傾向于購買此類產品。這體現了語言習俗之為特定人群所喜聞樂見的特性則又使其對于特定的社會成員具有了強大的親和力、吸引力。而對外營銷時會增加新疆特色，讓外地人能夠更多的了解新疆。同時廣告傳播中也必須注意與特定的作為廣告對象的社會群體所具有的傳播習俗相契合。例如一個哈密瓜的廣告“：什么亞克西，什么亞克西，我們的哈密瓜亞克西！”（亞克西是“好”的意思）。新疆伊犁一家薰衣草店的廣告：“阿爾曼薰衣草，丫頭子喜歡，巴郎子也喜歡！”（巴郎子在哈語中是小伙子的意思）。這兩種產品廣告的受眾即包括漢族又包括少數民族，應用了語言習俗的這兩則廣告語不僅贏得了漢族的認同和喜歡，也贏得了少數民族的認同和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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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面對什么樣的人，我們要做什么樣的事？關于這樣的思考還有所欠缺。因此，新聞產品設計重提用戶思維是有必要的。我們處于這樣一個時期：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爬升時段對應的主要人群，時間網格化，地點網格化，行為網格化。他們必須在特定的時間完成特定的工作，甚至在進行多任務處理。時間的稀缺和地點的稀缺導致閱讀越來越奢侈，越來越功利。你的所有供給都可能面臨這樣的反問：關我什么事？這無可厚非，人是“注意力經濟的動物”。所謂聰明就其原本的意義來說就是耳聰目明，能夠感知常人所無法或沒有注意到的事物。在聰明之上是智慧，人類最高的智慧是控制注意力，包括對自身注意力的控制和對他人注意力的控制。從某種意義上說，動物世界的競爭乃至人類當代社會的競爭都是注意力的競爭。人類生命的本質和意義在于任何一個個體既能夠付出自己的注意力獲得一段體驗，又能夠獲取他人的注意力尋找人生的社會價值。研究證實，成人高度集中注意力完成一件簡單枯燥的任務只能維持20分鐘不出錯。但是需要說明的是，留給新聞產品的時間并不是20分鐘。研究人員還發現，人們的注意力在27.5分鐘內切換了120次，平均每分鐘多于4次，每換一次擋都意味著要重新去熟悉并理解一套新的視聽覺刺激。當15秒次成為底線的時候，淺閱讀、輕閱讀就會成為受眾的心理選擇。140字的微博，睡前小故事，數十字心靈雞湯，形態的優勢在傳播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信息的有效送達，始終是新聞產品設計者第一步要考慮的。

二、思維空間

留白是傳統中國寫意畫的特點之一，它源于老莊的虛無觀“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有之為以有利，無之以為用”，實質上是擴大時空的觀念。傳統的傳播觀點認為，讓受眾關注的有三個身份：他是理想中的我；他是現實中的我；幸好不是我。但留白就是為受眾留下參與的空間——我就是萬人矚目的我。受互聯網洗禮的新受眾，已經深諳主動，即自由的原則，參與感不完全是被動。他們在工作中可能是很不起眼的，甚至表現得很呆板，但這無損他們身上蘊含的創造力和創作欲望。他們只是缺少一個合適的機會去展現。我們稍微回憶一下以前所有的流行語：xxx你媽喊你回家吃飯。xxx感覺自己萌萌噠。能流行的并非句子，而是句式；能流行的并非用處，而是用法。新聞設計的操作策略可以作同樣的參照，用時下流行的互聯網思維就是宣傳觸點——致力于二次傳播。二次傳播在操作中需要嚴肅思考的不是如何讓受眾打一個熱線電話，基于對說教的反感阻礙了受眾對新聞產品的親近感。我們或許可以變換一下思路：與其提供給讀者恍然大悟的感嘆，不如提供給讀者思維游戲通關的成就感。能否完成一次智力吸力和思維的按摩，感覺暢快淋漓？我們能否基于對人性的深刻洞見，滿足他們的貪嗔癡？新聞產品可以好看，新聞產品可以好懂，新聞產品可不可以好玩？之前的新聞產品很大程度著力點放在了好看、好懂上面。在時間和空間上進行拼殺，我們談鮮度，談角度，對新聞產品進行高密度、高頻度的操作和包裝。我們可不可以嘗試一下，只有留白，才有玩的空間。

三、傳播空間

有人這樣定義傳播：個體使用象征符號，確定和解釋環境意義的社會過程。它涉及復數的人以不同的目的、動機和能力進行交流。就我們社會形態的主要人群，常態下主要涉及兩種方式：人際傳播和小群體傳播。在現實中表現為寒暄和討論，它們和所有傳播方式一樣，是一種交流，也是一種合作，在互動模式下，人們建立了共享的意義。寒暄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交談，它的構成形式是一些無意義的表達，如“吃飯了嗎”，甚至是“一個月能賺多少”、“結婚了嗎”等隱私問題。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人們的精神生活貧乏，多通過討論“張家長，李家短”來交流。盡管中國以由宗親紐帶的“熟人社會”轉型為“陌生人社會”，但熟人經濟的慣性和社交的需求讓寒暄這一方式稱為人和人之間連接的常見紐帶。對于新聞產品設計者來說，寒暄的主體不是人，而是話題。一個合適的話題，兩分鐘的內容。作為產品經理，你是否能提供“話題解決方案”。討論是指許多與會人員圍繞某個話題發表自己意見以及彼此間互動溝通、交流的活動。人都是群居動物，都有其社會屬性，有相對固定的社交范圍。在西方有人叫“沙龍”，很多東方人稱為“圈子”。圈子的最基本特征是封閉性，產生的經濟基礎是自然經濟，圈子的內部結構是一種差序格局，實質是利益關系網和知識結構網的交織。這樣的網狀結構中，交流和傳播是網狀的。按照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好的討論不但是歸屬感的需要，也是自我實現的需求。不僅僅是抱團取暖，而是脫穎而出。一次討論，要求其參與方都有起碼的知識背景或相同的知識范式，還要有接收不同觀點的能力和意愿，平等無歧視，論據充分，邏輯通順。作為新聞產品的設計者，你是否能為它提供思路和觀點的拓展空間。

四、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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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聞職業道德的關注最早始于80年代初，基本是和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同步的。從那時到現在，相關研究成果十分豐富，不僅產生數量龐大的論文和各類文章，而且已出版相關教材和專著10余部。

就專著與教材來看，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周鴻書《新聞倫理學論綱》、中華全國新聞工作協會編《新聞職業道德》、陳桂蘭主編《新聞職業道德教程》、王軍《新聞工作者與法律》、黃瑚《新聞倫理學》、王天定《新聞道德與規范》、黃瑚編《新聞法規與職業道德教程》、陳汝東《傳播倫理學》等。這些撰著已經涉及新聞職業道德的歷史、基本理論、原則規范、內涵等各方面內容，較系統地介紹了新聞職業道德的方方面面。

就研究論文來看，僅以CNKI收錄文章為考察對象，就可獲得專門研究“新聞職業道德”的論文617篇和涉及新聞職業道德問題的文章近千篇，這還不包括CNKI未收錄期刊上的文章及國內出版的論文集中的文章等。可以看出，研究論文數量巨大。

就研究開始的具體時間來看，1979年12月，復旦大學新聞系編印的《外國新聞事業資料》（1979年第4期）上發表的《新聞道德的準則》首次將新聞職業道德引入我國新聞學研究中。但當時新聞職業道德研究并未引起更多人關注，直到1982年，由于黨的“十二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在各行各業加強職業責任、職業紀律的教育”，從而大大促進了新聞領域對新聞職業道德的研究，新聞職業道德概念隨之開始在新聞界流行和普及，并為各界所認同。

總括1979年至今的新聞職業道德研究，可以看出這樣幾個階段：

1、1979年—1991年：這一時期，新聞界經過撥亂反正，在理論上弄清了新聞事業的性質、社會定位等帶有根本性意義的大問題，意識到了新聞事業既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還是現代社會中一門具有獨特的社會職能的職業。既然是職業，就必然有其職業道德要求。同時，這個時期新聞失實這種新聞實踐領域的老問題依舊存在，而追求不正當物質利益的行業不正之風這類新問題又接踵而來。所有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這個時期新聞職業道德研究的逐漸興起。當然，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相關研究內容還較為單一，主要集中在反對新聞失實、虛假新聞，提倡新聞工作者追求新聞真實性等方面；也出現了少量研究美國新聞職業道德、反對有償新聞、新聞倫理學等的論文，但數量很少。

2、1992年-1997年：這個時期，對新聞職業道德問題的研究無論從論文數量還是從研究強度來看都明顯加強，論文數量每年都在增加，到1997年達到第一個研究高峰。之所以出現這樣一個研究，一方面與這個時期新聞職業道德準則的出臺與不斷修訂有關系——1991年1月《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出臺，1994年4月、1997年1月兩次修訂，《準則》的出臺明顯推動對新聞職業道德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與這個時期新聞界在市場化中片面追逐利潤、淡化新聞報道的社會責任有關，另外，這個時期“有償新聞”的泛濫也促使了人們對新聞職業道德研究的熱潮。與此相應，這個時期，新聞職業道德研究內容明顯豐富了；而且，與有償新聞有關的研究明顯成為一個重點。

3、1998年-2004年：這一階段，有償新聞研究在繼續，但與前一階段相比，對有償新聞的研究大都與突發事件結合起來論述。突發事件成為促進這個階段新聞職業道德研究不斷延續的重要因素。《東周刊》事件、2003年山西繁峙礦難事件引出的受賄事件等，都促使了新聞學術界對職業道德研究的重視，新聞職業道德研究走入又一個高峰，僅2004年一年的研究論文就達百余篇。同時，從新聞專業主義角度審視新聞職業道德成為新的研究熱點。其次，新聞倫理學研究也在繼續：除了對國內新聞倫理問題進行研究外，對韓國、日本、美國等國家的新聞倫理研究的介紹和論述增多。另外，對新聞職業道德觀的相關研究也受到了重視。除此以外，研究者開始從新聞娛樂化、炒新聞、新聞策劃等角度研究新聞職業道德。還有，網絡道德的相關研究也開始出現。

4、2005年至今：這個時期，從有償新聞、虛假新聞、炒新聞、新聞專業主義等切入對新聞職業道德的研究在繼續。同時，新聞職業道德與我國的相關政策相聯系（如新聞職業道德與和諧社會的構建，三個代表與新聞職業道德等）的研究，也占不小比重。隨著2006年網絡傳播研究成為熱點，對網絡環境下的新聞職業道德的關注度明顯增大。另外，研究者對新聞自律的研究越來越重視了。

二、研究的主要視角和內容

總括20多年來有關新聞職業道德的研究，可以發現以下研究視點和內容：

1.新聞失實與新聞職業道德關系研究

新聞失實是新聞職業道德研究的一個最常見的切入點，也是從80年代初新聞學界一開始研究新聞職業道德問題至今一直持續關注的一個點。當然，隨著不同時期新聞失實形式的不斷變化，研究的認識和結論也在不斷地更新。就內容來看，對新聞失實的研究主要圍繞失實的表現、失實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失實等層面來展開；從目前來看，不同層面的研究論文數量都很龐大，所獲得的認識和具體內容也較為系統、深入。從研究成果的形態和類型來看，也相當豐富和多樣，有新聞理論著作中較全面、系統的梳理和闡述，有研究論文中就某一認識視點所做的深度分析與論述，也有大量來自業界的對某些失實個案的解剖和反思。

2.“有償新聞”與新聞職業道德關系研究

“有償新聞”在新聞職業道德研究中也占有很大比重。與“有償新聞”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償新聞”的成因、后果及如何防治等方面。

關于“有償新聞”的成因，研究者的觀點較為統一，普遍認為，“有償新聞”的成因主要分為主觀與客觀兩方面的因素。從主觀看，新聞工作者社會良知的喪失，對個人和小團體利益的追逐是重要原因。①從客觀因素看，市場化背景下形成的新聞產品市場交易的不規范，為“有償新聞”的出現提供了機制和土壤；企業或其他組織在市場競爭中的宣傳需求，則為“有償新聞”提供了買方市場。

關于如何防治“有償新聞”，研究者主要圍繞“自律”、“領導”、“監督”、“改革”等幾個方面提出了各自的對策。從近年的研究來看，加強媒體和新聞工作者自律，似乎受到更多人的強調。如有學者認為，無論是監督、評議還是懲罰，起到的無非是一種修枝剪葉的功效，只有新聞職業道德教育，才是從根做起，才能夯實新聞職業道德理念的根基。②當然，也有學者提出通過提高新聞工作者的待遇的方法來杜絕“有償新聞”。③

3.新聞炒作、新聞媚俗與新聞職業道德關系研究

90年代以來，新聞炒作與媚俗之風盛行。一些媒體迎合人們的低級趣味，一味媚俗，大肆炒作，引起許多社會公眾的反感。新聞實踐中存在的這些問題，引發了學界和業界對新聞炒作與新聞媚俗問題的關注。

新聞炒作與媚俗和新聞職業道德的聯系在于：首先，新聞職業道德的缺失是新聞炒作與新聞媚俗的原因之一；其次，加強新聞職業道德建設是減少和避免新聞炒作與新聞媚俗的重要條件。一些對新聞炒作與媚俗問題的研究者正是由此出發對新聞新聞炒作與媚俗問題進行強調和關注的。

4.典型案例與新聞職業道德研究

新聞職業道德研究常以新聞界發生的某些違反職業道德的典型案例作為研究的切入點和突破口，通過某些案例，呈現新聞職業道德的現狀與問題，并進一步提出對策。這類研究的路徑一般是：案例介紹引出新聞道德缺失話題，然后就新聞道德問題的相關內容、對策進行論述。

如，著名的山西繁峙礦難中11名記者受賄事件，就曾成為新聞職業道德研究的一個典型案例，引發了許多研究文章。另外，“茶水發炎”事件、“楊麗娟事件”等也都曾引起眾多學者由此出發對新聞職業道德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有學者指出，作為一個有社會責任和職業良知的記者，必須做到：絕不有意編造虛假新聞，這是新聞工作者的一條最基本的道德底線。④

5.新聞專業主義與新聞職業道德關系研究

從新聞專業主義切入來研究新聞職業道德問題，是近年新聞職業道德研究出現的一個重要特點。圍繞二者間的關聯，有學者指出：新聞專業主義從本質上說，至少包含三方面的理念：新聞媒介的社會功能、新聞從業者的使命和社會責任、新聞從業者的行業準則。⑤還有學者認為，新聞專業主義中的媒體社會功能、新聞從業者使命和社會責任應該對應著新聞職業道德中的職業職責和職業權利；同樣，新聞專業主義中的行為準則和新聞職業道德中的職業利益也密切相關，新聞從業者只有在滿足一定的行業準則前提下，才能夠獲得其應有的職業利益，獲得別人的賞識和尊重。因此，新聞職業道德是新聞專業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使新聞成為一項專業的必要條件。同時，新聞職業道德也對新聞專業主義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⑥另外一些學者把新聞專業主義視為解決新聞職業道德缺失問題的治本之策。如陳力丹認為，通過長期的新聞專業主義教育，內化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角色，是解決新聞職業道德問題的長遠之計。⑦

6.新聞職業道德與新聞法制關系研究

新聞職業道德與新聞法規，一個涉及新聞自律，一個涉及新聞他律，兩者密不可分，故研究新聞職業道德必然要涉及新聞法制問題。在這方面，一個基本的認識是，新聞職業道德與新聞法制之間是相互作用的：新聞職業道德為新聞法規提供存在的價值基礎，對新聞法規具有多方面補充；反過來，新聞法規又可以保障新聞道德規則的實施。⑧從現有研究看，學界往往是將自律和他律同時作為新聞職業道德建設的途徑來看待的。如有研究者就強調：新聞傳媒職業道德建設一要靠他律，二要靠自律。⑨

7.新聞職業道德建設措施研究

研究新聞職業道德建設措施者也不少，取得的認識也較為多樣。如有研究者強調，加強新聞職業道德建設應從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自律監督機制；二是建立健全重視職業道德修養的機制；三是完善和加強有關職業道德修養的學習制度等。⑩另有研究者則提出，加強新聞職業道德建設應當促使新聞職業道德內化；促使宏觀管理和調控體制良性整合；優化新聞職業道德的外部監督體系；提升社會公共道德水準和道德判斷力，鏟除違背職業道德的社會土壤等。11

8.外國新聞職業道德狀況研究

對外國新聞職業道德的介紹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相關研究視角和內容主要分為這樣幾類：

（1）美國新聞職業道德狀況研究。這方面研究相當多，有些研究也較深入。如關巖德的《美國新聞道德建設簡況》一文，對美國新聞道德建設的情況作了較全面、深入的介紹，具體涉及到美國新聞職業道德建設的理論基礎與發展，美國新聞法規與新聞職業道德規范，美國新聞行業的內部監督機制（如新聞評議會、媒介內部專職督察員或道德顧問的設置、新聞評價活動）等；另外還介紹了美國新聞院校加強職業道德教育的情況。12

（2）各國新聞職業道德準則比較研究。這方面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陳中原的《形象與信譽的基石——81個國家(地區)、7個國際組織的新聞職業道德準則的初步比較分析》。該文從新聞職業道德準則的出現時間、價值標準、新聞生命、采寫原則、版面安排等五個方面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新聞職業道德準則進行全面比較，分析了各國新聞職業道德準則的共性和個性。13

（3）中外新聞職業道德狀況比較研究。此類研究的路徑一般是先介紹西方新聞自律情況，再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做說明。以肖志峰《西方新聞自律的歷史演進對我國新聞道德建設的鏡鑒》一文為例，文章首先介紹了西方新聞職業道德發展的歷程，然后轉向西方新聞自律發展對我國新聞道德建設的啟示的探討。14

9.網絡媒體職業道德研究

網絡媒體職業道德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網絡給新聞職業道德帶來的影響和網絡環境中的職業道德要求等方面。就第一方面的研究來看，很多人的認識已經比較明確，如認識到網絡媒體在真實性、抄襲、把關人缺失、新聞保密、隱私權等方面都更有可能出現諸多問題。15就對網絡新聞職業道德要求的研究看，研究者多從強化職業責任和自我約束能力、依靠自律原則規范從業者的行為、加強相關法律法規的約束等方面進行強調。16可以看出，目前這方面研究的層次還比較淺，主要停留在傳統職業道德理論與網絡傳播特點的機械對照與分析層面。

三、小結

綜觀近年來有關新聞職業道德問題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和認識：

1、新聞職業道德問題涉及新聞傳媒的公信力和新聞工作者的社會形象，因此對其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

2、從現有研究成果看，研究成績總體來看是不錯的。對一些問題的研究已經比較深入，也獲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研究視野比較開闊，涉及面比較廣，研究內容也比較深入。在新的研究視角的開拓方面，研究者也較為注意。如近年來，新聞倫理學、網絡環境下的新聞職業道德、新聞自律等新的研究視角被不斷開掘出來。

3、從現有研究來看，問題也是明顯的。主要表現為有關新聞職業道德問題出現原因和對策的研究中前后邏輯與可行性分析的缺失。具體來說：在成因分析方面，大多著重于原因的說明，而缺乏原因與結果之間的必然聯系的論證和分析；在涉及新聞職業道德缺失的后果時，偏重于情緒性的宣泄和簡單層次的描述，且理論視野較為狹窄；在對策研究方面，學界提出的種種對策往往沒有足夠的理論支持，也缺乏可操作性，多為自說自話和拍腦袋的產物。當然，這些問題已經獲得了一些學者的重視。

注釋

鄧名瑛：《“有償新聞”的倫理批判》《倫理學研究》，2005年第6期。

胡忠青：《西方新聞自律的理論與實踐對我國新聞道德建設的啟示》，《今傳媒》，2006年第6期。

曾凡斌：《新聞職業道德的缺失與重構》，《視聽界》，2005年第3期。

鄭保衛：《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年第8期。

陸曄，潘中黨：《成名的想象：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新聞學研究》（臺），2002年第4期。

景剛：《新聞職業道德與新聞專業主義》，《當代傳播》，2004年第4期。

陳力丹：《新聞理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新聞界》，2004年第3期。

黃瑚：《新聞法規與職業道德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9月版。

馬秋楓，張晉升，王天權：《論廣東新聞傳媒職業道德的他律與自律》，《暨南學報》，2005年第5期。

周宗杰：《簡論加強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修養的途徑和方法》，《職業時空》2007年第2期。

陳敏：《加強新聞職業道德建設關鍵性因素分析》，《新聞界》2006年第1期。

關巖德：《美國新聞道德建設簡況》，《國際新聞界》，1998年第1期。

陳中原：《形象與信譽的基石——81個國家(地區)、7個國際組織的新聞職業道德準則的初步比較分析》，《新聞記者》2001年第11期。

肖志峰：《西方新聞自律的歷史演進對我國新聞道德建設的鏡鑒》，《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鄭瑜：《互聯網對新聞職業道德的影響》，《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

方玲玲：《試論網絡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修養》，《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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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新聞作為一種社會性語言，其本身是客觀的。然而由于使用語言的主體的介入，并服務于特定階層，新聞報道必會通過其運用的語言傳達個人或集團對被報道事實所持有的主觀傾向或態度。讀者可通過對其語言不同層面的分析，透視其主觀性，掌握作者意圖。

作為大眾傳媒中一種重要的媒介傳播形式，新聞報道在為人們提供信息的同時又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行為和習俗。而報道事實是新聞的本源，這使得新聞本身必須具有強烈的客觀性。著名學者李希光指出：“新聞報道的致命錯誤就是讓編輯、記者主觀的價值判斷或偏見不加掩飾地展示在受眾面前，因為一旦讀者與你的價值判斷相左，他們就會對你的報道產生反感和厭惡情緒。”因此，高明的新聞制作者們會利用語言本身的特性或語篇結構的安排，隱諱地表達出自己的立場和態度，便成為了新聞語言中隱含的主觀性因素。

主觀性(subjectivity)是指語言這樣一種特性，即說話人的語言表達含有說話人“自我”的表現成分。即說話人在說話時表明自己的立場、態度和感情，從而在話語中留下自我的印記。新聞話語中的主觀性以一種隱性的態勢在被閱讀的過程中影響著讀者的思維和判斷。有效地對新聞話語中的主觀性進行分析和辨別，能夠幫助讀者培養對語言的敏感性，增強他們對新聞話語的反控制能力。以往在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學領域，對非文學領域的主觀性研究還有所欠缺。而對新聞話語的主觀性分析，主要通過以下幾個層面：

一、詞匯(lexis)

按照功能主義的方法leech(1981)把意義分為七種：概念意義(conceptualmeaning)、內涵意義(connotativemeaning)、社會意義(socialmeaning)、情感意義(affectivemeaning)、反射(折射)意義(reflectivemeaning)、搭配意義(collocativemeaning)、主體意義(thematicmeanlng)。其中，情感意義是指說話者或作者情感和態度的傳達。所以，詞義是多功能、多維度的復合體二即使一個詞的指稱意義(概念意義)相同，也可能會引起讀者不同的情感反映。因此，詞匯的選擇，為作者表達主觀性提供了最常用也是最簡潔的途徑。新聞標題中的形容詞和副詞常常最能體現作者的主觀性傾向，讀者往往能夠通過一兩字的點睛之筆，很快地抓住一條新聞的主要態度和立場。

例如：1.火箭的習慣性崩潰。(《北京晚報》2007年11月6日)2.演習繼“漢光”后又出烏龍：魚雷試射再敗(中國新聞網，2005年10月26日)

定語、狀語位置上的形容詞、副詞使得被它修飾的中心詞詞語意義更加具體生動，它們承擔著表達作者主觀態度的重要語用意義。例1的“習慣性”一詞不僅表達了火箭隊的“再一次，又一次”失利，同時體現了作者的戲謔和諷刺。例2中的副詞“又”和“再”與例一中的作用大抵相同，表明新聞中作者對演習的態度，“只有意料中的失敗”。

二、句子(Clause)

在句子層面，作者的主觀性主要體現在句式的選擇和運用方面。首先看一些特殊句式的運用：1.首都機場可“空中報關”貨物未到港手續已辦完。(《中國新聞網》，2005年9月12日)2.“納西里耶戰斗英雄”被打死在美國自家后院。(《中國新聞網》，2005年10月10日)3.中國防長：若發生，大陸將采取斷然措施。(《聯合早報》，2007年11月6日)

例1中的“未……已……”，未然與已然兩種時態成正比，突出了首都機場的高效率，表達了作者對其贊揚的正面立場。例2的被動句式，重點強調了受害者的悲慘遭遇，表達了新聞編輯者的同情。而例3的讓步條件狀語從句，則凸現了中國大陸在對待上的堅定立場，使人讀起來鏗鏘有力，勇氣倍增。

三、修辭(figureofspeech)

新聞報道雖然不同于文學作品，更傾向于依靠客觀事實，但若新聞只是死板的堆積字符連接和數字堆積，不但難以引起讀者的閱讀的欲望，更加無法使讀者獲得有效信息。因此，新聞話語也會運用適當的修辭技巧，在報道客觀事件的同時，傳達作者潛藏的主觀判斷。

對比：新聞中的對比通常通過數量來實現。例如：一個25歲中國姑娘和她的4場閃電異國情愛。(中國新聞網，2006年5月)

此例中，雖然前面的25和后面的4場對比數量要大，但是對于年齡范疇中的25和婚姻經歷中的4，前者顯然是個小量，兩者相比體現了作者意圖突出此事件的不尋常性。

比喻：比喻是最常見修辭，在新聞語言中，比喻的出現使某些行為更形象：例如：七名選手掉進了“尿罐子”。(《大連晚報》，2002年2月10日)

此例是個事件比喻，運動員因藥檢呈陽性而被取消參賽資格，“尿檢”換作“尿罐子”不僅幽默戲謔，而且輕松表達了作者的不認同。

設問和反問：比如：招聘女文員以身高定工資是何目的?(《重慶晚報》2007年11月6日)又如：惟有扣分才能育德?(《中國教育報》，2004年7月14日)

只問不答，讀者不用去正文內找答案也可體會出作者的態度，將觀點隱含于強烈的語氣中，既吸引讀者注意，又贏得了共鳴。

新聞源于事實，但決不等同于事實。新聞報道是新聞制作者對客觀事實的選擇、記錄、加工的結果，他們總是積極地運用語言技巧來認識和“再現”這個世界。而讀者則同樣可借助這些語言學的方法，深入剖析新聞語言制作過程中遣詞造句，謀篇立論的每一個細節，發掘出深藏于語篇之中的作者的主觀意圖。

參考文獻：

[1]郭熙：《試論新聞語言的基本特征》，《南京大學學報》，1991.4。

篇(7)

［關鍵詞］省際新聞流通；省委機關報；整合分析；社會變革

地區間的新聞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報道和被報道的情形。它是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甚為關注的問題。誠如政治學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間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變化，反映了它們之間聯系的力度，以及趨向分離或整合的走勢”（1981，P113）。新聞又是一種表征話語（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過連續不斷地報道社會變動而與現實建立一種特殊的關系，并且將人們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對靜止的個人經驗與社會的、流動的、制度的、整體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聯系起來，因而有一種“自動”獲取的“合法”權力。新聞報道及其信息流通的這種特性使其扮演一種社會性的整合離聚功能，也因此，它彰顯了所在社會的權力結構和統治合法性之間的互動關系。

中國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地方與地方的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相對于時代而言，這些變化的特征較為集中體現在地方自和區域之間的聯系加強。在這一過程中，地方各級傳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區間的新聞信息流通呈現出何種面貌？從一個長時段的視點來看（1949年建國以來），以省為單位的區域間新聞交互是如何演變的？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政經發展又是如何從一個側面體現在省際新聞流通中？顯然，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不久前，筆者和香港城市大學祝建華教授合作，嘗試對這些問題進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對該項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綜述整理，并在此基礎上有所擴展深化。

關于中國大陸“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當時全國還沒有全部解放，由于國土遼闊，情況復雜，百廢待興，中央政府為了便于加強對各地區黨、政、軍的領導，曾于50年代在有關省之上設置“行政大區”，分為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區。至1955年大局穩定，中央政府決定撤銷大區。自此，“省”一級行政單位（包括中央直轄市和自治區）便成為大陸在中央政府直接領導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單位。在“省”以下雖還有“地區”和“縣”，也各自發揮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視為實質性的行政單位。

近年來，學界對中國大陸“省”的研究明顯增多，論文數量迅速增長。歸納起來，這些研究主要采用3種取向。第一種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這是研究傳統的主流思路。第二種是“區域比較”。這種方法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它主要關注區域發展中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同時分析區域間的不平衡現象和研究其發展的模式。第三種是“省的個案研究”，通常以一個省，或幾個省份為對象，進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種研究取向，主要是為實現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設計，方法雖異，但無所謂優劣，然而在分析闡述上則各有利弊。“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關注“省與中央（北京）”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因排除了省與省之間日益頻繁的交往互動，以致難以深刻理解中央與“省”之間的變化。“區域比較”方法將諸多省份劃為大區（例如沿海地區、內陸地區、中部地區、西北地區等），而不是針對省際關系和它們的互動情況探討其性質，這樣在解釋區域發展或其他問題時，忽視了省際互動和其間差異這一重要因素。此外，這種研究方法較多關注經濟發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個案研究”取向雖然提供了某個省份的詳細資料，但這種方法難以令人了解全貌。不過它可以為下一步的省際研究奠定基礎。

通過以上簡要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現有的對“省”的研究，還未涉及省際互動領域，作為上述3種取向的補充，我們認為需要發展出第4種研究取向，即：系統的省際關系互動研究。這種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將被研究對象視為某種同質單位（例如，“省”被視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轄單位），研究的問題需涵蓋或適用于所有這類單位，并對它們之間的交互關系或這種聯系的某個方面進行系統分析。這種研究取向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困難在于收集資料難度很大，不僅數量龐大，而且頭緒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模式也使研究不易進行。就本文而言，我們嘗試采用這種研究取向，探討中國大陸省際間的新聞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對外開放，另一方面也要對內開放，只要目前市場經濟及區域開放持續下去，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之后，各省將進一步加強它們之間的互利交往。據此，省際間的新聞流通總量及分布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了解省際水平互動關系和社會結構變遷的一個重要指標，對探究省際交互聯系更具意義。當然，本文研究的范圍只是新聞信息，雖然這只是省際互動關系的一個方面，但其重要的潛在價值則不容忽視。

省際新聞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運用某種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模式對采用第4種取向的研究至關緊要。我們在設計研究方案時，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國際間新聞信息流通方法論的啟示。當時，一大批學者的實證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的大辯論，最后導致美國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簡言之，研究國際新聞信息流通的學者揉合了發展傳播學和批判學派的特點，視跨國新聞信息流通為世界體系運作的一個方面和構成要素。同時，它也是世界體系的產物。許多學者通過持續不斷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國際新聞傳播譜系，也揭示了世界體系內在的結構矛盾和沖突關系。世界體系是當代左翼思想家華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問題的理論體系，其要旨是將世界劃為“中心”（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邊緣”（不發達國家）和“半邊緣”（介于兩者之間）三大塊，以全球視野，分析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集團與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沖突。90年代，冷戰結束，但華氏理論不僅未過時，反而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加快而倍受重視并被其他學者發展出許多新的分析和論述。

傳播學者幾十年來通過研究國際傳播中不同國家媒體對外國的報道，總結了幾種帶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發現在于“中心”地帶和“邊緣”地帶信息流通失衡現象及單向主導的傳播資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兩位著名國際傳播學者統籌下，一批學者同時對38個國家如何報道全球214國家和地區進行了規模最大的國際新聞信息交互流通的調查，采用系統整體的研究框架和統一的內容分析方法，獲得大量的第一手數據，從2000年開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顧幾十年來積累的文獻，可以說國際新聞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備充分的理論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們認為，通過對有關因素進行必要的補充和修整，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鑒作為一國內新聞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礎框架。

省委機關報與省際新聞流通

在國內傳媒體制中，每一家省委機關報就是該省的“人民日報”，它代表省的領導層向全省說話，履行傳遞政令，上情下達的職責；同時，它在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系中扮演著中介角色，又在與外省的信息交流過程中，成為把門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國內傳媒傳統上是一種垂直單向性的宣傳型模式，省委機關報歷來以宣傳上面政策，報道下面省情為主；面對其他省份的報道，除了一些常規的新聞（如“祖國各地”，“塞外風情”等花絮新聞）可按編輯專業喜好處理外，還需要考慮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還要顧及地方的經濟利益、貿易往來、人口流動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換言之，省委機關報在國內1500份地方報紙中占據關鍵位置，它們“守土有責”，通過某些機制，對其他省份的信息進行篩選，決定是否讓它流入本地區。也因此，這種傳遞既涉及政經因素，也涉及編輯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編運作習慣使然，也同省委領導層的理性偏好有關聯。以此類推，這種情況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級傳媒中。這說明，中國地方傳媒機關報和外部信息交互的運作機制，是一塊有待深入開拓的研究領地。

省委機關報這種“精英導航”特性，使得它在眾多的各類地方媒介生態圈內始終執政治傳播之牛耳，其權威地位無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報一般在1949年建國以后就開始不間斷地連續出版，而其他種類的媒體則無此條件（如“晚報”和城市電視臺，直到80年代才開始興盛起來，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為服務對象），我們順理成章選擇了全國各省的機關報作為代表媒體，并以每一省的黨報對外省的新聞報道作為研究的對象，采用長時段系統抽樣內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試圖從歷史延續性的角度，探究建國以來省際

新聞流通是怎樣體現在省委機關報上的。

研究關注點和主要發現

在本文中，我們將研究的問題和關注點定位于以下兩個方面：

1.1949年建國以來省際新聞流通的模式與形態變化；

2.“”前（1949—1966），“”期間以及后時代（1977—至今）3個階段省際新聞流通的比較。

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考察各地社會經濟發展反映在省際新聞流通中的變化，為進一步探索它與50年來社會變革的關系提供研究的基礎資料。(3)

因此，我們選擇以系統縱向設計的方法搜集資料，然后進行內容分析。在具體操作上，分別選定3個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時段中，又分別選取兩個連續的年份點，每個年份抽取4個星期的省報進行全體抽樣調查。為了降低特定年份殊事件的影響，每個時段都分別包括這兩個年份。最近的年份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為1955—1956年（前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這3個年代分別是代表各自的10年時段。總之，這樣選擇在相當程度上可反映過往40多年間中國大陸社會變革的歷史軌跡，也在我們駕馭的范圍內。(4)表一、表二為本研究的主要發現。

表一：省際新聞流通量統計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兩年內消息總數290715097269

每天平均數51.926.9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數2.01.05.0

單省消息比例％87.284.9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

簡訊％7.3225.8

相片％26.515.3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

頭版消息％49.840.54.8

新聞主題

政治軍事％14.136.510.6

經濟發展％63.835.835.7

科學技術％8.310.116.4

文化娛樂％7.54.515.2

罪案％1.90.79.4

天災人禍％1.48.44.2

趣味％2.936.3

其他％0.212.1

表二：省際新聞的空間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被報道：％

最多的九個省606761

中間的九個省272526

最少的九個省13813

報道者：％

最多的九個省424155

中間的九個省323232

最少的九個省262713

被報道：％

最多的五個省435245

最少的五個省635

報道者％

最多的五個省262437

最少的九個省13147

歸納表一、表二的數據，省委機關報反映出來的省際新聞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機關報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報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趨勢。1955—1956年間，平均每份省報每天只有兩條外省新聞；1975—1976年間，每天只有1條；目前則為5條。其中，增長最快的省份為上海、天津、廣東、江蘇等地。

二、質的方面，65%以上的省際新聞報道屬普通消息類報道，新聞圖片類型的報道不斷減少。而90年代簡明新聞類則明顯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聞處理成簡訊欄放在頭版，而當下的作法是將非本地的新聞（包括國際、國家和外省）放在內頁固定的版位上。這說明近年省際消息在省報的特點是數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報道主題方面，經濟消息占據主要地位，政治新聞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時，除了科技新聞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災禍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種類的報道則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變化則是新聞類型呈多元化趨勢，趣味性的軟新聞和罪案新聞的比例增加較明顯。

五、空間分布上，在所有3個年段中，省際新聞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數幾個省份。信息豐富省份和信息貧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擴大趨勢。1995—1996年間，9個信息豐富省份占了55%的報道量，而9個信息貧乏省份僅占13%，比率為4.21。

結論

這項研究調查了建國以后3個年代省委機關報進行省際新聞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寶貴數據，對認識大陸前、中以及貼近當今的90年代省際間的新聞信息相互之間的交流狀況頗有裨益，也為后續研究提供了一些參考和啟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創新意義。但是，這畢竟是一個開端，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實證，還缺乏多元有效的參數變量進行更復雜的量化統計，從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釋。

傳統上，大陸的報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級黨報為核心的垂直管理體系。政治學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這種垂直統領性的媒體結構和全方位網絡式宣傳導向保證了中央對地方的絕對領導權和宣傳上的話語服從（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級的報紙（包括綜合性和行業對象性報紙）除了負責傳遞中央的信息外，也側重各地新聞動態的報道。在時代，傳遞和推廣各地符合中央意圖的先進典型和地方經驗往往是中央一級報紙要唱好的重頭戲。而省及市一級的報紙主要任務則放在上情下達和報道本地區新聞上，對其他省或市的橫向報道往往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尤其是80年代以來的社會轉型更使這種變化賦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內涵。但是，這種變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復雜因素的影響，既有體制結構、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經貿的、地緣文化的、人口的、歷史習俗等因素的影響。同時，省際新聞的流通量研究還需和中央傳媒對各地報道的新聞流通量的變化聯系起來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內在的關系。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各省的省委機關報對外省報道總量一直偏低，期間，每天只有1條，反映了當時高度一元化的宣傳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這種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變，但省際新聞的流通量仍然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報每天也不過只有5條外省消息。換句話說，每6個省里面，只有1個省的消息出現在它省的機關報上。這種狀況，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區間水平聯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國大陸新聞媒介在宣傳報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導航”機關報上，仍然較為偏重信息的垂直單向流通。而建國以來省際新聞流通呈現出來3種模式的異同，恰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社會半個世紀以來的變與不變的矛盾，新的社會改革因素和舊的體制之間的矛盾，以及地區間愈來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傳媒體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有的單一黨報/媒介體制在官方權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場經濟的資源調配下正不斷向雙軌制結構演變，即：新興的市民—市場導向的商業媒介體制同傳統的黨報媒介體制在經濟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補缺”，甚至實行“小報（代表市民的商業媒介）養大報（代表正統的黨報媒介）”，這情形有些類似80年代以來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國營企業和非國營企業（如合資、民營、集體等）的雙軌制現象(6)。當然，由于傳媒的政治敏感性，商業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響要比非國營企業小得多。但是，這類媒介（主要指市民報/晚報，消遣雜志，有線電視臺/各省的衛星臺和新近崛起的民營網站等）對促進地方信息交流意義重大。根據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報(7)如《北京青年報》、《華西都市報》、《南方都市報》等近年來不僅重視本土新聞的報道，也較為重視外地新聞尤其是社會的財金新聞的報道，這需要今后專門的研究予以實證了解。

注釋：

(1)見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筆者與祝建華的一部份研究發表在《新聞學研究》期刊，2000年7月號上，題為“中國大陸省際新聞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頁。本研究從方案設計到大量的數據處理分析，祝建華教授都貢獻良多，筆者感到受益匪淺。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計劃的第一個項目。

(4)關于操作與抽樣過程的幾項說明：

1）1955—1956年間的3份省報不適用于全部3個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闕如，《日報》于1956年后期才創刊；《寧夏日報》于1959年創刊；《海南日報》則在80年代后期才出現。因此，在3個年段中互動省報樣本數不一致，1955—1956年間是27份，1975—1976年間是29份，1995—1996年間是30份。為了保持連貫性，我們只使用27份省報樣本在3個年段內進行比較，29份樣本在70年代與90年代進行比較，90年代的對比則使用30個樣本。

2）我們初步檢測發現，大部分省報很少報道其他省的新聞，因此要進行內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選取一或兩星期）必須選取數量相當大的樣本。我們在所選擇的6個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個

星期28天內的省報，進行全部抽樣調查，或者說我們選取的樣本，包括了4816期報紙。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際新聞報道，其他表述意見的文章，例如社論、評述、讀者來信以及副刊、廣告、天氣預報等非新聞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關于“省際”新聞的定義，我們參考有關國際傳播研究傳統界定的關于“國際新聞”定義的闡釋來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際新聞報道”的定義。

5）北京是個例外，因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級城市，我們將它代表國家和城市的雙重身份作了特殊的處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關中央政府與國家大事的報道。

6）假如一則新聞報道涉及一個以上的外省，我們采取多個省的條目處理。

7）國內一流大學的3位資深新聞資料室管理員協助擔任資料收集工作，他們運用上述標準對選自30個省份出版的省報新聞報道進行分類，然后根據下列要求逐項進行編碼：事發地點（即外省名稱），新聞數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報道類型（普通新聞、簡明新聞、圖片新聞）和刊登位置（頭版或內頁）。由于編碼人員經過反復培訓，素質較高。加上編碼要求明確，最后編碼分類的一致度符合標準，達到滿意的要求。

(5)見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6)有關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中的雙軌制怎樣在社會轉型中取得“帕雷圖改進”的積效，可參看L.Lau，Y.Qian，G.Roland的新近合作研究成果：“ReformwithoutLosers:AnInterpretationofChina’sDual?TrackApproachtoTransi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vol.108,no.1,pp.12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