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人口經濟學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1 初創時期的人口經濟學 

20世紀80年代，人口經濟學剛剛在國內興起。由于處于初創時期，學界多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以對人口經濟的理論研究為主，注重從宏觀上把握人口經濟學的性質、研究對象和結構體系等。吳忠觀（1981）在對人口過程和經濟過程進行闡述的基礎上，論述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與人口變動過程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王向明（1982）更是直接對馬克思的“兩種生產”理論做出了解釋，認為在中國應要高度重視兩種生產之間協調性的調整。張國平（1984）從人口的自然變動、機械變動和社會變動的角度，談論了人口與社會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張文賢（1985）從人口投資與物質投資關系的角度，論述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并將人口投資區分為積極的人口投資和消極的人口投資。彭松建（1987）對當代西方人口經濟理論和人口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進行了系統論述，并對當代西方人口經濟學研究的主要課題做出了總結。 

2 90年代的人口經濟學 

進入90年代，人口經濟學的視角逐漸聚焦于微觀層面，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都與80年代大為不同。李建軍（1992）用實證分析的方法研究人力投資與人口素質的關系，論證了建國后不同時期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得出人口素質影響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人口素質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的結論。李涌平（1995）通過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討論了市場經濟背景下，人口數量與需求之間的關系，認為消費人群會通過市場供應彈性影響需求，因此必須有一個合理的生活消費品計劃；并分析了供應彈性在人口與消費關系中的作用。宋楚珠，張友干（1996）利用對陜西農村的調查數據，結合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論，對被調查地區孩子的歷史成本變化做了分析，并得出孩子的效益觀會影響人們的生育決策的結論。郭志儀，盧平（1997）運用人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論證了西北地區人口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并提出了一系列提高人口素質、縮小地區經濟差距的對策和建議。 

3 進入21世紀后的人口經濟學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人口老齡化、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等問題成為社會熱點問題，人口經濟學研究內容和涉及領域也得以擴展。姜向群（2001）根據我國1990年簡略生命表的人口結構，估計出我國人口的生產與消費模式，并通過建立模擬量表的形式，觀察不同年齡段人口的經濟價值，揭示了老年人的價值特征，認為推遲退休年齡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人口老齡化提出的必然要求等一系列觀點。陳楠，林宗堅（2006）通過建立人口與經濟系統的方程組模型，并引入人口空間分布的因素，探討了人口數量、人口空間分布與經濟產出之間的關系。張新平（2008）對傳統的效用函數進行改進，建立了一個循環經濟效用分析模型，通過分析環境資源狀況和物質產品與人們獲得的效用之間的關系，得出了技術進步是循環經濟發展的動力、人口增長會給發展循環經濟帶來壓力等結論。李通屏，郭熙保（2011）從人口與內需關系的角度，對人口因素變化的內需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利用中國1978-2009年的數據和國際銀行2008年的數據對消費率的基本模型進行實證研究，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人口適度增長有利于擴大內需，人口結構的變化對低消費率和高投資率有較大影響。蔣偉（2015）利用1991-2011年的跨國面板數據，對人口老齡化與通貨膨脹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能夠對通貨膨脹率作出解釋；老齡化嚴重、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國家，通貨膨脹會受到抑制。 

四、結論 

（一）主要成就。通過對不同時期的文獻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國人口經濟學的發展軌跡，學科研究呈現出由淺入深的變化特點。首先，研究內容更加豐富。初創時期我國的人口經濟研究多集中于對理論的探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有了對人口規模與經濟發展、人力投資和人口結構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人口與資源環境等方面的研究。其次，研究方法更為多樣。隨著技術的進步，在人口與經濟問題的研究上采取了實證研究方法、調查研究方法、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等，工具更為先進，研究更加具體。再次，研究與實際結合更為緊密。許多人口經濟方面的研究是結合實際問題開展的，應用性更強。 

（二）主要問題。雖然我國人口經濟學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忽視了理論研究。人口經濟學是建立在理論研究基礎之上的，而近些年研究過于注重實證和模型，忽視了對理論的探討，研究成果缺乏理論支撐而顯得蒼白，這也是學術界普遍存在的問題。其次，對人口經濟學科建設和發展方向關注度不高。雖然國內已有一些相關的著作和成果，但從整體的研究情況看，大多數還局限于對現象和問題的探討，沒有上升到理論的高度。 

因此，未來我國對于人口經濟學的研究，還應加強理論和學科建設的系統論證，彌補發展過程中暴漏出的問題，使之成為一門嚴謹的學科。 

參考文獻 

[1]吳忠觀.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人口經濟學[J].西北人口，1981，（3）：41-47. 

[2]王向明.兩種生產的理論是人口理論的基本內容兩種生產的比例是最基本的比例、更高層次的比例[J].人口研究，1982，（2）：27-28. 

[3]張國平.人口發展的社會經濟效益問題[J].學習與探索，1984，（4）：101-104. 

[4]張文賢.人口投資·物質投資·智力投資[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3）：6-10. 

[5]彭松建.當代西方人口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J].人口與經濟，1987，（5）：55-61. 

[6]李建軍.我國人力投資與人口素質關系的實證分析[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1992，（5）：6-9. 

[7]李涌平.論市場經濟下人口規模對市場需求的影響[J].中國人口科學，1995，（5）：35-39. 

[8]宋楚珠，張友干.中國咸陽部分農村孩子成本與效益研究[J].人口與經濟，1996，（5）：13-22. 

[9]郭志儀，盧平.人口因素對西北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J].經濟管理研究，1997，（2）：32-34. 

[10]姜向群.對老年期價值變化的人口經濟學研究[J].市場與人口分析，2001，7（4）：1-8. 

[11]陳楠，林宗堅.人口總量及其空間分布特征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動力學研究[J].測繪科學，2006，31（4）：14-16. 

[12]張新平.循環經濟發展與人口發展的理性認識[J].宏觀經濟研究，2008，（9）：27-31. 

篇(2)

一、問題導入

讀人口再生產類型轉變示意圖（如圖1），回答以下問題。

（1）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地區，大致有哪些人口發展模式？

① ② ③ ④

（2）a、b兩曲線，哪條是人口出生率？哪條是人口死亡率？并說出理由。

（3）據圖分析，從原始人口增長模式到傳統人口增長模式的轉變，是什么發生了轉變？為什么？

（4）在圖中畫出人口自然增長率最大和人口總數最多的兩個時間點。

（5）從傳統型模式到高―低―高模式的轉變，又是什么發生了轉變？為什么？

二、問題分析

這是運用湘教版教材地區某教師導學案上的一道題。此題將人口增長模式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原始型、傳統型、過渡型和現代型。習題中②是傳統型，它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初期的人口增長模式，具有高死亡率的特點，但在圖中可以看到，在這種人口增長模式后期，人口死亡率已很低，大致是1.5%，具有低死亡率的特點，顯然②不是傳統型的人口增長模式。為什么此圖人口增長的四個階段與湘教版教材中的四個階段不相適應？它又是什么樣的人口增長模式？命題者為何將湘教版教材中的四個模式與此圖相對應？

三、問題辨析

人口增長模式的轉變學說，是在20世紀初期經濟發展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是西歐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產物。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經濟學家，由于研究視角不同，人口增長模式理論也不同。不同版本的地理教材，選擇了不同的理論。下列三圖為三種不同版本地理教材的人口增長模式圖（如圖2、圖3、圖4），是來自不同人口經濟學家的人口增長轉變理論。

1.諾特斯坦人口增長模式理論

美國人口經濟學家弗蘭克?華萊士?諾特斯坦（Frank Wallace Notestein）于1945年發表了“人口――長遠觀點”一文，將人口增長模式劃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高增長潛力、轉變增長和早期下降。并將空間上的三種模式拼接為時間上依次發生的轉變階段。認為第一階段，死亡率是影響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第二階段，出生率的下降滯后于死亡率，人口增長相對較快。第三階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且出生率的減退趨勢相比死亡率較穩定。

人教版教材將世界人口增長模式劃分為原始型、傳統型和現代型三種。教材沒有直接闡述三種人口增長模式的轉變。只是認為“歷史發展表明，人口增長模式是由原始型向傳統型，繼而向現代型逐步過渡”。因此從其圖像表現的特征來看，人教版的人口增長模式采用了諾特斯坦在1945年提出的人口增長理論。

諾特斯坦在1953年發表的《人口變動的經濟問題》一書中，更強調經濟發展與人口變動的關系，死亡率下降是經濟現代化促進醫學進步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結果。把人口轉變過程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工業化前，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但死亡率上下波動，人口自然增長率低；第二階段為工業化早期，死亡率開始下降，出生率基本不變，人口自然增長率上升；第三階段為進一步工業化時期，死亡率繼續下降，出生率開始下降，但下降速度慢于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長率仍然很高；第四階段為完全工業化時期，即現代社會（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死亡率和出生率都降到很低水平，人口自然增長率很低，甚至為零或負數。

中圖版以“閱讀”形式，介紹20世紀50年代美國著名人口學家諾特斯特提出的“人口過渡”理論，對人口發展變化作了很好的概括。圖“1-1-3”將人口發展模式分成四個階段：原始低增長階段、高增長階段、增長下降階段、低增長階段，并用芬蘭的人口變動過程詮釋了四個人口發展模式。中圖版教材明確指出采用20世紀50年代諾特斯特提出的四個階段的人口增長模式。但中圖版的增長下降階段，出生率顯著下降，死亡率下降的速度比出生率慢，因此屬于增長下降階段。但諾特斯坦認為第三階段是“出生率開始下降，但下降速度慢于死亡率”，中圖版教材的觀點又與諾特斯坦的理論相悖。

湘教版教材將人口增長模式分為“高―高―低”“高―低―高”和“低―低―低”模式，其中將“高―高―低”模式又分成原始人口增長模式和傳統人口增長模式。文中介紹了三種人口增長模式形成的原因和特點，其特點的描述類似于諾特斯坦提出的人口增長理論，與人教版教材選擇的人口增長模式理論一致。由于湘教版教材中沒有圖形文本，筆者推測，湘教版教材中的“傳統型”和人教版教材中的“傳統型”意義不同。人教版教材中的“傳統型”包括了湘教版教材中的“傳統型”和“過渡型”。

2.金德伯克人口增長模式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C.P.金德伯克（C.P.Kindelberger）和B.赫里克（Brace Herrick）在其《經濟發展》一書中，也將同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人口轉變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死亡率隨著農業經濟發展變動很大，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死亡率波動極大。第二階段，由于經濟的發展、衛生支出的增加以及醫學技術的進步，死亡率開始下降，但出生率保持在原有水平，二者差距擴大，人口自然增長率逐漸增高。第三階段，死亡率繼續下降，但由于衛生支出的收益遞減，死亡率速度放緩，出生率同樣下降，人口自然增長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第四階段，隨著經濟的發展，出生率和死亡率達到均衡，進一步降低死亡率越來越難，出生率也很低，人口自然增長率接近零。

臺灣地區高中地理教材中將人口增長模式分成四個階段：高穩定階段、早期擴張階段、晚期擴張階段和低穩定階段。認為高穩定階段產生的原因是生產力不高，醫藥衛生水平低，環境負載力小，死亡率常因傳染病或天災而有波動。早期擴張階段，因為科技的進步死亡率下降，同時出生率仍高，導致人口快速增長。晚期擴張階段，因為工業化和都市化的發展，節育觀念普及，出生率下降，增加幅度漸趨緩和。低穩定階段，現代社會生育觀念轉變，育齡人口不愿生育。

四、結論呈現

20世紀初，隨著英、法、德等歐洲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迅速發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發展也發生了相應變化。人口轉變理論除上述觀點外，還有法國人口經濟學家阿德爾費?蘭德里（Adolphe Landry）、美國社會學家、人口學家沃恩?湯普森（Vaughn Thompson）、英國人口經濟學家查利斯.布萊克（Charles Blacker）等學說。不管何種理論，都是在歐洲工業化背景下誕生的，因此，生a力水平被認為是影響人口轉變理論的動力因素。人口轉變的關鍵是經濟發展先導致死亡率下降，再是出生率下降。從時間上看，都認為原始社會是高出生、高死亡的人口增長模式；農業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死亡率先出現下降；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實現人口轉變的重要動力，是導致出生率下降的關鍵。

人口增長理論把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歐洲人口的迅速增長歸因于出生率下降之前死亡率的下降，但也有例外，如19世紀的法國，卻不存在滯后現象，而是出生率先下降。人口轉變論的社會文化論者卻不同意經濟論觀點。列思泰在《論人類再生產的社會制度》和《西歐一個世紀的人口與文化變遷》中強調文化的影響。1987年芬德利夫婦在“第三世界的人口與發展”一文中，認為人口轉變理論難以適用于第三世界。盡管如此，人口轉變率的基本觀點對研究世界各國人口發展變化還是有一定的借鑒性和現實意義。

五、教學建議

篇(3)

摘 要：當前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突破口在定居。而收入水平偏低、保障房定位不準確以及戶籍和土地制度問題是我國農民工定居面臨的主要障礙。農民工定居的政策突破在于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和創業培訓，進一步推動戶籍等制度和城鄉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創新保障性住房產權制度。

關鍵詞：農民工；定居；房屋產權；土地產權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12）08/09-0163-04

一、研究背景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數據，我國2010年外出和在本地從事非農工作時間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達2.42億。然而由于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一系列制度壁壘的制約，多數進城農民仍然無法實現城市定居；在子女教育、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方面未能享有與市民同等的權利，社會融入遠未實現。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代農村勞動力目前已經開始陸續退出勞動力市場，以新生代農村勞動力（指1980年之后出生）為供給主體的勞動力市場正在逐步形成。據2009年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農民工監測的調查數據顯示，在所有外出農民工中，當年新生代農民工比例已占到58.4%,規模已經達到8487萬人。相對第一代農民工的外出務工行為特征，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具有在城市定居的強烈意愿。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新生代農民工研究報告》，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有55.9％的人準備將來“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遠遠高于17.6％的農業流動人口整體水平?！白∮兴印笔恰笆叽蟆眻蟾鎮鬟f出的對新生代農民工的關注與期待，擁有穩定的住房是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落地生根、消除漂泊感的重要條件。當前，圍繞就業、定居和社會融入的農民工市民化問題已成為我國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重要議題。我國政府也從推行義務教育、建立勞動預備制度和開展職業技能培訓等方面入手，致力于提高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積累，提升其勞動力市場競爭力，保證其獲取較高的工資報酬；通過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建設，為其提供公平的就業平臺。在廣大農民工已經取得較為長期的城鎮就業崗位的基礎上，定居以及社會融入問題就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突出問題。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居住現狀調查分析

成都市是我國西部地區的特大城市，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全市常住人口為1404.76萬人（戶籍人口1142.6萬人），其中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流動人口300萬人以上。成都市是四川省內人口的凈流入地區。流入的省內外農民工主要是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工作。據統計，2009年成都市“80后”、“90后”的新生代勞動力已經占全市勞動力總數的30%左右，成為新增市場勞動力的主體。

據對成都市部分區縣的新生代農民工在目前的居住條件現狀調查發現，與城市人口居住來源多樣靈活的特點不同，新生代農民工由于工作性質與收入的限制，其居住來源較為單一，且呈現出與所從事的行業較大的相關性。在對新生代農民工居住來源的調查中，從事加工制造業的新生代農民工的住房來源主要為員工集體宿舍，這是因為這些新型的開發園區多處于市郊或區縣，為了吸引居無定所的青年外出務工人員與節約時間成本，多采用提供集體宿舍的方式。從事餐飲業的新生代農民工的住房來源多為工作地點附近的一般出租屋，從事建筑業的住房來源多為臨時工棚，適應其工作地點的流動性。

在調查中，我們將住房來源分為員工集體宿舍、廉租房、借住親友家、臨時工棚、一般出租屋、自購商品房六種居住來源類型。其中，一般出租屋是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主要居住來源，占38.7%，其次是集體宿舍，占12.9%。此外，成都市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城市打工的渠道多為公開招聘與親友、熟人介紹等方式，人際網絡支持仍然是其進城打工的主要保障。借住親友家（8.2%）就是這種方式的主要表現。

調查表明，成都市新生代農民工居住環境普遍較差。為了節約開支，其大多選擇居住在城鄉結合處，功能布局紊亂；建筑物錯落密集、建設質量粗糙低劣、居住條件簡陋不堪、建筑景觀雜亂無章的問題和現象也比較突出。由于缺乏服務和管理，往往成為滋生犯罪的場所，同時與城市居民幾乎陷入隔離，對其融入城市生活造成一定的障礙。如成都市外來農民工聚集地一般都在三環路以外的城鄉結合部，或郊區、縣的一些鎮、村。

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對居住設施有較高需求。居住設施是反映居住條件的另一個重要指標，作為最基本的居住設施標準，“三通”實現率較高，其中通水為85.6%，通電為94.8%，通氣為753%。但僅僅實現“三通”已經難以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居住配套設施需要，對于獨立衛生間、廚房的需求也反映出新生代農民工相比老一代農民工有了更高的居住條件追求。

被調查的農民工的居住條件整體不高，其對居住滿意度為20%左右。被訪新生代農民工中有41.8%對現住房表現出不滿情緒，新生代農民工更追求居住的質量，對住房的要求更高，這反映出我國現階段對農民工住房的解決依然乏力。同時，也有36.1%的新生代農民工對于現住房滿意度表示一般，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無力改變現狀，只能無奈接受。

篇(4)

【關鍵詞】土地產權明晰 農村人口流動 均衡狀態

一、土地與社會發展簡述

（一）農民和城市居民對土地依賴程度不一

農業經濟體中的農民更依靠土地進行生產和生活，即對農民來說土地既是生產資料又是生活資料，而城市居民對土地則沒有農民那么依賴于土地，因為土地對城市居民的影響就局限于住所和娛樂，對他們的生產則沒有太多的直接關系，其收入來源可以不經過土地這一生產要素的價值創造就可以得到。

（二）土地產權明晰、農村經濟發展與人口流動

土地產權的不明晰會對農民收入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影響收入，從而導致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根據發展經濟學人口流動模型所闡述的，當這種收入差距拉大之后，會導致大量的農村剩余人口盲目地向城市轉移。而城市在一定時間內由于本身內部還存在經濟波動、要素短缺、經濟體制等等制約因素所導致的城市居民失業，現在加上大量農村人口的涌入，這樣城市總失業人口增加，久而久之“城市病”由此而生。

如果土地產權明晰之后，農村經濟將會形成規模生產，之后又為農業的其他產業鏈提供了大量的物質基礎，農村同時會出現以農業為基礎的工業和與城市相似的服務業。農村人口不僅收入隨著經濟發展而得到提高，而且由于土地產權明晰之后，農民知道土地是自己永久擁有的資源，如果不把這種資源效用最大化將是一種損失，屆時土地則緊緊地將農民束縛在農村。而此時農村的剩余人口因農村其他產業的發展而在農村經濟體內部得到解決，農村人口就不會盲目地流向城市。

二、農村人口流動的影響因素

我國的國情是人口數量多，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素質與能力差異，國家經濟發展還不夠完全吸納全社會的勞動力等事實。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只將農民“捆綁”在土地之上，可以緩解短期內的社會經濟壓力，但對于長期來說，隨著城鄉差距的不斷拉大，對未來社會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將會更大。

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促使人口流動的基本力量，城市工資或與農民生存收入工資、預期工資、農業平均固定收入的比較，簡言之，都是將“農民收入”與城市收入的比較。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很多，比如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產品價格提升，國家對農業的補貼等等，文章從影響農民收入的關鍵要素土地產權明晰的角度來探討農村人口流動。

三、我國的土地產權明晰

現階段，我國土地制度是指在土地所有權歸國家和集體所有的基礎上實行的家庭承包制。我國的土地所有權不能私有化，因為一旦私有化在城鎮化中便會造成城市人口集聚膨脹，超過城市的交通、公用設施住房和環境的容納能力，導致多種多樣的“城市病”迸發。

針對我國現實的土地產權制度，文章中指的土地產權僅僅是指土地他物權。他物權是指在他人所有的物上設定或享有的權利。而我們在本文中談到能夠影響農村人口流動的土地產權只限于土地承包經營權，但文章認為關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明晰現在還存在兩方面的模糊：

第一，土地承包經營權使用年限以及農民是否可以續承包權?！段餀喾ā芬幎ǔ邪趯脻M，可由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繼續承包，但有兩點并未明確：一是“國家有關規定”是指現有的還是指期滿后當時的規定，法律并未說明；二是續包的土地是否是現在承包的土地，也未說明。

如果農民永久擁有土地承包權，那么他自然首選利用土地，并可以長期激勵農民改善土地質量并提升農業經濟，達到自己和社會的最大效益，從而避免了農民“肆無忌憚”的涌向城市。

第二，土地承包權的范圍?！掇r村土地承包法》中規定只有是村集體的成員，才可以取得土地的承包權。這將會帶來土地承包權的流轉障礙，假設我們設置這樣一種權利，即土地承包權的所有權。明晰土地承包權之后，農民就擁有承包權的所有權，此種所有權不能夠出售，僅能將其租借出去，這種產權的明晰既保障了農民獲得土地承包的收益又防止這種產權的流失，農民收入得到保證，減少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

四、土地產權明晰對農村人口流動的影響

在上述產權的制度安排下，大量土地將集中到農業生產主體手中，農業生產商將進行集中管理，采用先進的技術和擴大規模生產，充分利用規模效應降低成本，達到利潤最大化。這樣農村經濟不斷得到發展，農產品價格降低并且對工業部門發展又會源源不斷地供給生活資料所需，從而降低工業部門生產成本，刺激工業部門擴大生產，工業部門經濟不斷發展之后，由于生產率的提高工業部門產品價格也會下降。

農民此時的租金收入也會不斷提高，加之物價的降低，農民的實際收入水平得到提高，最后使得農民收入與城市工資收入的差距不斷縮小，緩解了因農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動而給城市帶來的壓力。土地產權的明晰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經濟自身的發展完善了農民自身發展所需要的諸多社會服務措施，雖然在這個過程中以工業經濟為代表的城市會“反哺”農村，但農村還是主要依靠土地這種生產要素得到發展，加上農民也是被“捆綁”在土地上，也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這樣使得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城鄉之間隔而不絕，城鄉之間的要素可以自由流通，在這過程中，限制了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但同時農村的人力資本又是提高了的。

參考文獻

[1] 徐增陽，陳玉華，吳小艷.戶籍制度改革與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革[J].調研實踐，2007（7）.

[2] 張培剛，張建華.發展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3] 段成榮.關于當前人口流動和人口流動研究的幾個問題[J].人口研究，1999（2）.

[4] 黃祖輝，等.我國土地制度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

篇(5)

Abstract: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control by many factors, the occurrence of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did not affect the basic factors such as, but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of the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work is still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In this paper, micro-economics and cultural qualities of the population's point of view, the contex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work and changes that may occur are discussed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關鍵詞：金融危機 計劃生育 生育成本 文化素質 對策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 family planning; reproductive costs; and cultural quality; countermeasures.

作者簡介：王浩，1962年生，安徽省阜陽市委黨校講師。

【中圖分類號】C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7069（2009）-05-0115-02

去年開始的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讓中國大多數勞動密集型企業遭受到了嚴重“創傷”，接踵而來的企業倒閉、裁員或放假，導致大量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失業或提前回家。在這次經濟危機中，全國五大農民工輸出地之一的安徽省阜陽市，有32.7萬的農民工由于經濟不景氣失去工作或還沒有找到工作，占外出務工總人數的14.5%。這一數據與全國1.3億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其中有2000萬失業返鄉的統計數據頗為相似。

農民工的大量失業，除了對中國經濟增長轉型構成障礙，給城鄉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加劇農村固有的人地矛盾，嚴重影響農民收入增長外，也會給目前的計劃生育工作帶來一些新的變化，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對這個問題分析之前，先來看兩個統計表。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出，經濟發展水平較好，農民人均純收入較高的地區，人口增長速度較低。

從表2可以看出，潁上縣從1989年至2003年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都在逐步地下降。

表1、表2的統計結果說明，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社會生產率普遍提高，工資率上升，工作可以帶來更多收入，于是時間價值或時間的機會成本上升。時間價值上升時，父母感覺到若多要孩子，家庭收入損失太大，隨之而來的是自身生活水平難以提高。一是父母（特別是母親）寧愿在市場上獲取更多的收入，而不愿花費更多的時間照顧孩子。從西方微觀經濟學的觀點來看，父母在家庭中的生育決策，主要通過對孩子生產的成本――效用（收益）的分析、計算、比較，選擇的結果。

據測算2008年安徽省勞務輸出凈收入總額約為700億元，務工收入已占農民工工資性收入的60%以上。由于金融危機的發生使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失去工作，家庭的經濟收入也會受到很大地影響。在加上受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使得年輕的夫妻（特別是女性）認為，通過前幾年地打拼積累了一些資金，現在生孩子撫養費用不用愁，家庭收入也不會受大的影響。象全國五大農民工輸出地之一阜陽市，2008年全市外出務工人員有225萬人，全年勞務總收入超過200億元，人均收入近萬元。如果一些農民工由于經濟不景氣失去工作或還沒有找到工作，生育率出現反彈的可能是非常大的。

據統計在全國1.32億外出務工人員中，初中文化程度的約占70%以上。中外人口發展的歷史表明，父母（特別是母親）的教育程度對生育率水平的影響作用是比較明顯的。父母受教育的程度愈高，生育率愈低；反之，父母教育程度愈低，生育率愈高。如果就父母受教育程度分別來觀察，父親的教育程度影響要小于母親的教育程度。如表3、表4所列。

從上表可以看出，每同一年齡組的婦女（20-24或25-29）生育的子女數，隨教育年限的延長而明顯地下降，說明婦女的教育程度對婦女的生育率的影響既直接又顯著。

表4 1981年我國不同文化程度的婦女生育情況

內容說明：一般生育率是指每千名育齡婦女（15-49）在一年中生育的活嬰數。平均孩次是按活嬰的出生順序為變量，以不同出生順序的活嬰為權數的加權算術平均數。

上表說明一般生育率和出生嬰兒的平均孩次兩個指標，都表明教育程度高的婦女都明顯低于教育程度低的婦女。

是什么原因使得教育程度對生育率有如此大影響呢？對于農民工來說，主要原因是受過較高教育的婦女，通過常年在外打工開闊了眼界，深切感受到文化素質高，技能掌握快，就業機會多，工資收入高。他們更關心下一代能否接受良好地教育，有一個更好地發展。所以他們愿意生得少些，養得好些，教育好些。其次，婦女所受教育愈多，她們掙錢的能力愈強，她們所支配的時間價值就愈大。除去撫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之外，因婦女時間價值增大，母親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將會有較大的增加，從而導致家庭對孩子的需求減少。最后，受過較高教育的婦女，受傳統的生育觀念影響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科學的避孕方法而做到節育。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由于我國的農民工文化素質普遍較低，生育的傳統觀念比較強，如果再加上失去工作，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就隨之降低，出現偷生、逃生現象的可能性大大增強，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

面對以上新形勢下出現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新情況，全社會都要給與關注，采取相應的對策，穩定來之不易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良好局面。

一、地方政府要準確地收集本地農民工就業的信息，到農民工務工比較集中的地區，了解金融危機對本地外出務工人員就業的影響。同時在一些農民工出去比較多的地方，設置觀察點，時刻在關注著本地農民工的就業問題。

二、政府要在政策、金融、稅收等方面，有針對性地出臺一些措施，鼓勵幫助農民工回鄉自己創業。

三、給他們提供更多的職業技能培訓機會。培訓前要對返鄉農民工進行摸底，準確掌握各村待就業返鄉農民工情況。這種培訓既要進行適應工業企業的技術技能地培訓，也要進行種植、養殖、農副產品加工等發展現代農業方面的培訓。還要進行法律法規、衛生安全、社會經驗等方面的培訓。

四、凡政府投資的公共設施建設，都要盡可能地多吸納農民工去就業，對于已經返鄉的農民工，政府要采取以工代賑的辦法，鼓勵他們參加農村的基礎設施的建設。

五、舉辦農民工就業招聘會，為返鄉農民工就業搭建平臺。對吸納農民工就業的企業，要給于一定的優惠政策和經濟扶持。

六、對返鄉農民工進行一定的心理輔導，疏導不良情緒，使他們對未來充滿信心，積極應對目前的困難和挑戰。

參考文獻：

[1] 劉錚主編，人口理論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3

[2] 曾毅、李玲、顧寶昌、林毅夫主編，21世紀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8

[3] 李竟能編著，現代西方人口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9

[4] 劉家強主編，人口經濟學新論，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1

篇(6)

【關鍵詞】人口因素 實證分析 方差分析

一、人口規模

2000年，江蘇長三角地區總人口為4130.39萬人，其中男性和女性分別為2070.79萬人、2239.6萬人，性別比為92.5。截止到 2010年末，江蘇長三角地區總人口已達到4890.72萬人，占全省的62.2%，其中男性人口2466.87萬人、女性人口2423.85萬人，性別比為101.8。與2000年相比，10年之間，江蘇長三角地區總人口增長了739.39萬人，年均增長率為1.7％，比全省高出0.9個百分點。

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江蘇長三角地區8個市人口數量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數據分析人口數量對經濟水平的影響。在以下分析中，將人口數量分為三個水平，即5000000以下、5000000~7500000、7500000以上，部分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查表得 (2,5)=5.79

表1 人口規模因素方差分析和假設檢驗結果

結果顯示，人口規模這一因素在0.1的顯著水平下F值為0.61遠小于臨界值5.79，表明人口規模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是很顯著。

二、人口素質

從經濟的發展過程來看，人口素質在生產要素中的位置越來越重要。本文選取江蘇長三角地區8個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這一指標，將其分為三個水平，依次為8-9年、9-10年、10以上，部分分析結果如表所示

表2 人口素質因素方差分析和假設檢驗結果

結果顯示，人口素質這一因素在0.1的顯著水平下F值為5.88大于臨界值，表明人口素質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顯著。

三、人口老齡化

表3 人口老齡化因素方差分析和假設檢驗結果

老年人口增加勢必會導致個人儲蓄的降低，并且企業在社會保障方面的負擔加重，進而影響企業投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中，2010年本地區15-64歲人口為3840.02萬人，占地區總人口比重為78.51%，比2000年微升0.37個百分點。江蘇人口年齡結構在新世紀初已成為老年型。同樣，2010年江蘇長三角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為541.92萬人，占地區總人口比重為11.08%，高于全省老年人口比重0.19個百分點。

結果顯示，人口老齡化這一因素在0.1的顯著水平下F值為6.22大于臨界值，表明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顯著。

四、人口城鎮化

人口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也十分明顯。從城鄉分布來看，江蘇長三角地區城鎮集中了全省的65.5％人口，而居住在農村的人口僅占全區人口的34.5％。顯然，長三角以城鎮人口為主體，在居住地域方面顯現出的城鎮化率（即城鎮化水平，通常用市人口和鎮人口占全部人口（人口數據均用常住人口而非戶籍人口）的百分比來表示，用于反映人口向城市聚集的過程和聚集程度）先達到了現代化水平。

表4人口城鎮化因素方差分析和假設檢驗結果

結果顯示，人口城鎮化這一因素在0.1的顯著水平下F值為9.43大于臨界值，表明人口城鎮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顯著。

五、政策建議

（一）重視人口老齡化問題。

在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過程中，要充分考慮老年人的實際需要，建立醫療救助制度。同時，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加強基層老年組織建設，豐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高度重視留守老人、空巢老人和五保老人供養問題。

（二）繼續發展教育事業，提高人口文化素質，尤其是蘇中及鄉村地區。

人口的二重性揭示：高質量的人口是社會資源，是社會的寶貴財富，人才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和動力；而低素質的人口則可能成為純消費者、社會的負擔，或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社會動蕩的根源。教育作為獲得知識的最重要手段，是人才培育的基礎，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先導性、全局性作用。

（三）加速城鎮化進程，形成規模經濟。

提高城鎮化水平，可以改變地區的人口就業結構，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有利于提高人口的綜合素質，同時可以帶動消費的增長，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同時，由蘇中地區不存在人口超載，加速發展城市化不需過多考慮土地問題。因此，對于長三角8個地區，尤其是蘇中地區，繼續提高城鎮化進程仍是日后的工作重點。

參考文獻：

[1]戴敬.人口因素與經濟發展關系分析[J].環渤海經濟瞭望,2011,2.

[2]由黎,丁淑芬.我國非計劃生育政策因素對生育變動的影響[J].制度建設,2010,12.

[3]陳宇學.影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人口因素研究[J].理論學刊,2012,5.

篇(7)

[關鍵詞]計劃生育 人力資本 經濟增長

一、關于人口研究的背景及本文的研究簡介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對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獨生子女政策)進行評估。我們證明了中國的人口政策可以讓家庭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增加而不是養育更多的子女,這一政策使得中國的經濟由低水平均衡轉向了高水平的均衡。

人口經濟學起源于湯姆斯.馬爾薩斯,他發展了一個動態的增長模型用于解釋每個國家最后都收斂于一個穩定的平均資本收入。而中國的歷史可以很好的解釋這一點:在過去的幾千年中,中國社會財富存在一個繁榮和衰退的交替,這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學因素就是這種類似于商業周期的興衰過程也體現在人口的數量上面(曹康,中國歷史中的人口和土地:經濟分析)。根據馬爾薩斯的理論,當收入超過均衡水平時,通常伴隨著死亡率降低和生育率提高,當收入低于均衡水平時,通常伴隨著死亡率提高和生育率降低。雖然馬爾薩斯的理論可以解釋農業社會中的人口變化,但是不能很好的解釋在轉型社會中人口的變化。在過去的150年間,西歐和美國的許多國家都經濟了生育率降低而收入增加的這個過程。

同時,從馬爾薩斯的理論中分離出來的新古典模型得出了一個新的結論:在經濟增長和人口之間沒有直接的關系。這是通過調整投資在勞動力資本上面的資源而導致了經濟收斂到均衡的狀態。當人均資本收入超過均衡的狀態時,在勞動力資本上面的投資將會減少,反之亦然。通過這種方法,新古典經濟學很好的解釋了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現象。但是,對于處于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關于動態的人口變化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研究非常的重要,因此對于中國這樣實行了人口政策的國家而言,這方面的研究對以后中國的人口政策和經濟政策都有十分重要的參考作用。

在考慮了以上的因素以后,本文將會把馬爾薩斯與新古典經濟學的模型綜合起來,同時從生育率與人力資本方面來考慮經濟增長,假設內生的生育率和隨著數量增加而投入減少的勞動力資本。本文主要的假設在于當人力資本的數量很少時,人力資本的收益率低于嬰兒的出生率,而當人力資本豐富時,人力資本的收益率高于嬰兒的出生率。這將會導致兩個均衡的結果。

在第二部分,我們將會創建一個模型,這個模型將會解釋在生育約束存在的情況下,最優的人力資本將會跳到一個相反的方向。而這個動態的過程將會導致經濟發展從一個低水平的均衡轉向收斂于一個高水平的均衡。

二、模型及基本定理

為了保證文章的完整性,筆者重組了貝克的論文中所提到模型(參見Gary S. Becker, Kevin M.Murphy and Robert Tamura)。在這個部分中主要說明了關于人力資本和個人效用函數的一些假設,從此可以得出兩個穩定狀態的一些定理。在第一個狀態人力資本幾乎為零而生育率非常高,而在另一個狀態人力資本非常高而生育率很低。

本文的第一個假設是關于效用函數,我們假設每個人存活兩期,幼年時期和成年時期。我們同樣假設家長對自己的孩子非常寵愛,家長的效用函數依賴于他們自己的消費及每一個孩子的效用情況。

一個在第i期的成年人的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

(1)

在這里ci是他自己的消費情況而v(ci)是由這個消費所帶來的效用,ni是孩子的數量,a(ni)衡量家長對每個孩子的寵愛程度,Ui+1是每個孩子的效用函數。同樣我們強調a(ni)滿足以下的形式:

(2)

從這個等式我們可以看出,當一個家庭中子女的數量增加時,對每個孩子的寵愛程度將會減少。采用歸納替代以后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動態的效用函數:

我們同樣假設:

(4) 我們假設當用更多的資源用于人力資本的投資而不是消費時,人力資本的產出將會增加。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模型中,當勞動力資本數量增加的時候投資在勞動力資本上的收益率會降低。但是對于人力資本而言相同的結論卻不成立。一方面是因為人力資本和勞動力資本的不同在于它是作用于具體的個人。當目前的人力資本的積累非常巨大時,投資在人力資本說帶來的邊際收益率會傾向于提高而不是降低;另一方面,人力資本也屬于一種知識,因此它可以被復制,所以投資于人力資本的話會帶來正的外部性?；谝陨系睦碛?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人力資本的收益率會隨著人力資本數量的增加而增加。在我們的模型中,我們假設人力資本的收益率會隨著人力資本數量的增加而增加。當人力資本數量很少的時候,人力資本的收益率低下,而隨著積累的增加人力資本的收益率將會增加直到無法吸收更多的知識的時候,人力資本的收益率才會降低。

在圖1當中,在t時刻(t(Ht))平均每個工人的人力資本會隨著橫軸變化,在t+1時刻的人力資本會隨著縱軸變化,而勞動力資本忽略不計。投資在人力資本上的收益率R(H)提高了H。當H是在原點的時候,所有值都非常的低。而用于未來消費折舊的a(n)-1在原點卻非常的高,這是因為它與生育數量n存在負的相關性,所以當H很低的時候,a(n)-1會非常的高,這是因為在這個時候花費在生育子女和教育上面的開銷非常低。因此當H=0的時候,用于未來消費的折舊率將會超過投資的收益率。

(5)

這個不等式是當H=0的時候能夠達到均衡狀態的一個充要條件,因為當投資收益率比消費折舊率低的時候,理性的個人會更傾向于消費而不是投資。更重要的是,這個均衡狀態是一個局部穩定,當H等于一個非常小的正數是,這個不等式也是成立的,而只要不等式(5)成立的話,根據圖1,這個經濟體就會收斂于U點。

但是當投資于人力資本的資源達到一定的數量時,投資于人力資本的收益率也會提高,同時生育人數n會降低,這是因為生育的成本將會增加,Rh增加,H增加,而a(n*)-1會減少。因此當H非常大時,為了達到均衡狀態以下的等式必須成立

(6)

在這里n*表示均衡狀態時的生育率。

接下來我們將會用模型來說明均衡的類型和以上討論內容的動態過程。為了能夠和生育率,人力資本很好的聯系在一起,我們會忽略勞動力資本并且假設在消費,人力資本和生育率部分的產出單一。

我們同樣假設每個人都存活兩期,即是幼年期和成年期,成年人工作T小時并且在他幼年的時候會花費所有的時間用于人力資本的投資。一個成年人將會在成年期的開始選擇生育n個孩子,而養育孩子將會帶來時間和資源的消費,v表示成年人養育每個孩子所花費的時間,f表示投資在每個孩子上面的資源。每一個后代都會有Ho的人力資本的稟賦。而人力資本的產出由他們父輩的人力資本所決定,當他們的父輩具有先進的知識的時候,這樣的優勢將會被子女所繼承。其次,人力資本的產出率還取決于花在教育上面的時間,當父母愿意花更多的時間教育子女的時候,子女將會從父母那里繼承更多的知識,從而子女所擁有的人力資本會更多。假設這是一個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然后把Ho和Ht代進去,我們可以得到:

系數A用于衡量投資的產出率,表示了H0到Ht之間的轉換率。

而消費函數也同樣是一個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8)

這里c表示平均每資本成人的消費量,D表示消費部門的產出率,lt表示花費在消費品產出上的時間,d表示Ho和Ht在消費部門的轉換率。由于生產函數是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形式,所以時間和人力資本是與生產消費商品聯系在一起的,同時這個函數還滿足規模報酬不變。

最后,時間約束為:

(9)

父母在(7)(8)(9)的約束下實現動態的效用最大化:

(10)

我們采用貝爾曼方程進行求解,用v(Ht)表示方程的值,最優結果可以表示為:

(11)

在t和t+1時期平均每資本消費的套利約束是:

(12)

在這里rht是投資在人力資本上的收益率,當投資是正數的時候成立。 這個收益率可以表示為:

(13)

在貝爾曼方程中通過對Vt進行nt的求導我們可以得到使得效用最大化的一階約束條件為:

(14)

當H=0時,方程(12)變成嚴格不等式:

(15)

在這里nu表示低水平均衡時的生育率。當父母選擇高的生育率的時候這個不等式成立。當H=h=0時,我們可以簡化等式(14)為:

(16)

等式的左邊是在均衡時刻從子女那里所得到的經濟上的收益率,分子上面(T-vnu)Ho是從養育子女所得到的潛在收益,減去養育子女的花費,除以父母用于生育子女上面所損失的消費,所以這個比例表明了從生育子女那里所獲得的收益。當用于生育子女的時間(r)和資源(f)相對比較小的時候,從生育子女那里獲得的收益就會比較高。因此,當生育子女的花費比較低的時候,父母會更愿意多生孩子。而一個比較高的生育率將會導致父母投資在子女上面的人力資本就會比較低。當H=0的時候,將會達到均衡的狀態。

定理一:當H等于某些正數的時候這個均衡也成立。這種均衡成立的條件是Ht+1

證明:人力資本數量上面的提高將會提高平均沒資本的收入,這是因為它會對生育率產生一個正的收入效應和一個負的替代效應。從等式2.16可以推出,當人力資本提高H,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一個等式:

(17)

且滿足

在這里收入效應表現為而收入效應表現在分母上面,增加的人力資本將會提高生育子女的費用。在一個人力資本非常少的經濟體中,如果f將主要用于養育子女的話收入效應將會更加的顯著。

但是當經濟體已經存在非常豐富的人力資本時,在人力資本和生育之間這種正的相關性并不成立。因為投入在生育孩子上面的收益率將會提高到與未來消費折舊同樣的高的程度,這會導致父母會在子女上投入更多的人力資本。而這個數量的投入并不能維持人力資本的數量,所以經濟體會向低水平的均衡收斂。

當人力資本的投入增加從而達到一定的數值時,這時候已經投資的數量會超過最初的數值H,用于生育子女的花費f將會與時間成本(v+h)H沒有多少相關性,經濟體將會收斂于一個具有一定的生育率(n*),穩定的教育時間(h*)和穩定的關于H和c(g*)的增長率的增長的均衡路徑(Tamura[1989]證明了這條路徑的穩定性)。

穩態時n*和h*的值可以從一階條件得出:

當等式(21)右邊的數值大于1時,均衡狀態時的增長速度是存在的。等式(21)和(23)說明了投資(A)的增加提高了均衡時刻的增長率和生育率。同時通過比較等式(16)和(13)中nu的數值,我們還可以發現每資本的收入水平和生育率是有很大相關性。

三、生育約束時最優的增長率

假設1:我們假設nu > θ ≥ n*,在這里nu、n*表示在低水平均衡和高水平均衡時的最優生育率。

假設2:我們假設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之前,經濟體處于一個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資本的低水平的均衡狀態。

假設3:

這個假設隱含的內容是說明在眼里的生育政策下,投資于人力資本的收益率A(T - vθ)比未來消費的折現率α_1θε要高,人們更愿意選擇投資于人力資本的生產。

在這些假設條件下,假設從時間t開始,政府部門執行一個嚴格的生育政策,把生育率規定為θ,這是對每個人效用最大化的方程變為:

(24)

且

定理2:在假設1和假設2的條件下,當生育政策執行以后,最優的人力資本水平將會從0跳到一個正值,。

證明:很顯然,從之前的假設中我們可以得出在生育約束的情況下,應該大于0。

定理3:存在生育約束時,最優的生育與無關。

根據定理2,我們可以得出:

(25)

這里有兩種可能性存在。第一種情況是,是在沒有生育約束的情況下一個關鍵的點或者是一個不穩定的狀態。而生育政策的實施將會給人力資本的累積帶來一個正的外部沖擊,但是,這個外部沖擊并不一定能夠離開低水平的均衡路徑。從(7)可以知道,當人力資本很低的時候,A的產出同樣很低,投資在人力資本上的資源并不能夠使人力資本保持在當時的水平,因此經濟體將會向低水平收斂直到H=0。如果政府希望能夠擺脫低水平的均衡路徑,一個寬松的計劃生育政策并不有效,盡管人力資本能夠暫時的達到比較高的水平,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又會回到原先的水平(見圖3)。根據定理3我們可以知道,只有一個嚴厲的生育政策才能夠提高最優的在人力資本上的投資。這樣的政策可以使得經濟經過關鍵點從低水平路徑跳到高水平路徑從而收斂于一個高水平的均衡。

這個模型隱含的結論就是,當存在兩個生育約束政策時,一個短期的嚴厲的政策要比一個長期的寬松的政策更為有效。因為一個嚴厲的政策可以使得人力資本跳到一個較高的水平,尤其在現代的壞境中,知識的傳播更快捷,同時對于人力資本需求的成本也在降低。盡管寬松的生育政策持續的時間很長,它并不能使人力資本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從而無法跳出低水平均衡的路徑。

四、總結

在本文的模型中,我們發現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經濟的發展實現了從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跳躍的過程。而這個結論和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也十分的吻合。在這個模型中,我們還比較了一個寬松的人口政策和一個嚴格的人口政策的區別,結果發現一個短期的嚴厲的人口政策對于經濟的發展更為有效。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的對象,從這個模型中我們發現人們在有生育政策的約束下如何選擇自己的生育率,特別是在一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時期。

參考文獻:

[1] 李競能 吳國存:當代西方人口經濟 [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